享受自由，感恩生命
心中明月在，靜照彩雲歸
正文
垃圾民族遍布蠢人蠢事
1，中國社科院專家：央行一定是瘋了人民幣應大幅升值
Notes：外資代言人、買辦、賣國精英現在在嚴重汙染的中華大地遍地開花，直達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和國務院。尤其可笑的是，溫家寶為剝削中國的總設計師基辛格打傘。十幾年前，個把兩個少將出賣軍事機密被處決；現在，成千百倍地賣國，卻被捧為專家、精英。美國逼迫、力促中國幹的，在中國，都有大批“著名”專家、學者來論證其正確性和必要性。
2，中國在利比亞大型項目千餘億 損失由納稅人承擔
Notes：感謝Internet，否則，就會像以前伊拉克所欠巨額軍火債務一樣，悄悄被美國摧毀了薩達姆政權而蒸發了，卻不會為人所知。
中國社科院專家：央行一定是瘋了人民幣應大幅升值
5月18日，央行年內第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至此，大型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升至21%的曆史高位。
存款準備金率為何屢屢上調？如何看待當前的貨幣緊縮和宏觀調控？地方融資平台是否受到較大衝擊？就上述熱點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鬆奇。
兩個金融怪圈導致“提準”
《中國經營報》：貨幣政策有多種手段，一直以來，為什麽屢屢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回收流動性呢？
王鬆奇：在強製結售匯製度下，國際收支失衡才是金融體係流動性過剩的真正原因。國際收支雙順差生成了一個金融怪圈，即美元大量流入，央行被迫購入投放基礎貨幣，導致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最後促使央行用央票和提升存款準備金率回收流動性。
這個金融怪圈之外，還有一個經濟怪圈，即中國政府和企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份額過大，地方政府和企業有足夠的投資衝動和能力，這加大產能過剩、導致結構失衡加劇，隨著經濟高速成長，政府和企業拿走得更多，這兩個怪圈之間既存在差異又存在某種聯係。在通脹壓力不斷加大的背景下，政府目前所依賴的宏觀調節手段隻是升息、提升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規模控製，但由於形成兩個怪圈的背後因素沒有消除，因此，中央銀行在動用政策工具時總有所顧忌。例如，CPI不斷走高時，國際公認的調節手段是升息，但提升利率又會加劇國際資本流入，因此，央行可自由裁量頻繁使用的手段隻剩下提升存款準備金率。
《中國經營報》：你如何評價目前的宏觀調控？
王鬆奇：中國自1985年“巴山輪會議”引入宏觀調控理念以來，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運用方麵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從正反兩個方麵總結，可以概括為一句話，那就是：逆對經濟風向、相機抉擇、突出預見性，同時在調節力度上力圖溫和平滑，以避免挫傷實體經濟。
現在回過頭來看，為應對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中央當時出台4萬億元投資計劃雖然十分必要，但從2010年以來中央對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的清理力度及2011年貨幣政策的動向看，2009年我們的危機應對似乎有“反應過度”的嫌疑。現在中央銀行頻頻出招以“穩健”之名行“緊縮”之實的貨幣政策，正是印證了2009年拉動內需政策的“反應過度”。
中國的經濟本質上仍舊是命令經濟
《中國經營報》：為什麽說當前的宏觀調控有“反應過度”之嫌？
王鬆奇：從2010年第四季度以來，中國一直麵臨物價上漲威脅。但無論是與新興市場國家相比，還是與自身曆史相比，當前中國5%左右的通脹還是比較溫和的物價上漲。從外部助推因素看，糧食漲價、大宗產品漲價是全球化的結果；從內部生成原因看，2010年的旱災以及城市化對城市菜籃子的影響以及農業生產因素的成本推動是導致中國CPI走高的長期結構性原因。因此，中國的通脹成因無論從外部和內部因素似乎都很難用所謂“央行貨幣超發”來做簡單解釋。
那麽，2011年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上以收縮銀行體係流動性為目的頻繁動作，特別是把存款準備金提升至嚇人高度的調節措施，就有些讓人難以理解。現在存款準備金已升至21%，坊間有傳言說還可能升至23%甚至25%，若果真如此，那我們的中央銀行一定是瘋了！我前一段時間在南方幾個省通過調研了解到，現在大多數銀行已經沒錢可貸，甚至一個支行行長在跟我同車時電話響個不停，他當時說“不接了，都是中小企業要貸款的，沒錢”。
按照一般邏輯，2009年的中國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可稱為之需求管理政策，在周期性的調控轉變中，需求管理政策過後應當是供給管理政策，即用增長實體經濟的供給能力來應對前一周期階段的過多需求，但我們的貨幣政策當局並沒有這樣做，而是用需求管理政策的另一方麵來間接壓縮實體經濟的供給能力，這著實令人費解。中央銀行既要為實體經濟服務也要為商業銀行體係服務，如果央行大量抽走商業銀行的可貸資金，那就是間接損害了實體經濟的供給能力增長，最終會從另一個方麵加重供求矛盾。
《中國經營報》：今年以來，由於銀根緊縮，目前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也較缺錢，你如何評價這種狀況？
王鬆奇：金融危機之後，4萬億元刺激計劃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在外需萎縮和外需相關產業、企業已不能提供足夠需求的情況下，刺激性貨幣資金的支持重點自然而然地要轉向地方政府的幾千個融資平台公司。這些公司主要為地方基礎設施建設服務，而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基礎設施投資欠賬又使貨幣投向這公司既符合短期政策邏輯，又符合長期發展邏輯。
但問題在於這幾千家融資平台公司良莠不齊，個別還明顯存在假項目、項目資金挪用及有些項目投資已遠超出地方政府承載能力的情況。因此，在危機過後的2010年中央定下的清理方針無疑是正確的。但在執行中，卻出現了明顯的一刀切現象，即這些公司無論其現狀如何、現金流是否健康都一概停貸，這種硬著陸式調控實際上是將盆子裏的孩子和髒水一起潑了出去。
這些公司的貸款大都為長期貸款，所支持的項目也隻有在保證資金不斷裂情況下才能取得預期收益，如果突然出現資金鏈條中斷，使原本一些好項目成為半拉子工程，既影響地方經濟發展，也會使商業銀行自身形成新的不良資產。
從2009年的強力刺激到2010年的強製刹車，這反映了中國的經濟本質上仍舊是命令經濟，而命令經濟的致命弊端就是常常違背經濟規律，這已在改革開放及以後近30年的發展實踐中得到證明。
人民幣應該大幅升值
《中國經營報》：能不能在中國現階段找到一種兼顧中國短中長期問題解決的有效調節辦法呢？
王鬆奇：我認為，目前中國的宏觀管理者們可以解放思想，大膽啟用匯率工具。我從2004年以來一直呼籲，人民幣要與美元脫鉤、要重視匯率工具的運用，讓匯率成為調結構的有力工具。
現今世界上不僅美、歐、日認為人民幣幣值低估，就是新興市場國家也大都持此看法，所以將經濟問題政治化完全沒有必要。沒有誰想通過壓迫人民幣升值來搞垮中國，世界上也沒有哪個國家有此能耐。相反，人民幣一旦大幅升值，從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說，對中國肯定會利大於弊。
首先，國際收支失衡狀況會迅速得到矯正，一旦升值幅度足夠且宣布幾年之內幣值不動，國際熱錢的流入就會自動停止。雙順差終結的最大好處之一是中央銀行再不用這麽累地去建這個“池子”那個“池子”了。
其次，我國的進口成本會大幅下降，中國的對外貿易條件會明顯改善，一個單位的出口商品會在國際市場換來更多的東西。再次，能在控製通脹預期上發揮積極作用，大量商品包括生活用品相對變得更便宜會提高中國工資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水平。
同時，大幅提升人民幣匯率可以消除中國金融怪圈和經濟怪圈。可以認為，隻要人民幣匯率提升到一定程度，國際收支雙順差局麵會立即改觀，金融怪圈會消解於無形。同時，也能夠促進消解由地方政府和企業投資形成的產能過剩怪圈。原因在於對那些在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有瑕疵的投資項目，由於人民幣大幅升值導致同類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更便宜，因而很難再被地方政府接納。最後，人民幣大幅升值對出口企業會產生震撼衝擊，那些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的企業會自動進行升級性結構調整，轉向生產出口高附加值產品。這樣的行為普遍化後，中國的轉變發展方式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了。
所以，中國目前無論從短中長期哪個角度都應考慮對現在的宏觀調控方式進行改善，改善的重點是將匯率當成控製通脹和結構調整的政策工具。
中國在利比亞大型項目千餘億 損失由納稅人承擔
利比亞的戰爭成為2011年度持續關注的熱點，思考在戰爭背景下中國海外投資保護麵臨的問題，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損失剛剛浮出水麵
商務部發言人日前表示，目前中國在利比亞承包的大型項目一共有50個，涉及到合同的金額是188億美元，按照當前匯率換算，計人民幣1233.28億元。這已經是天量的損失，但是這還僅僅是全部損失的一個方麵，更多的損失還有待統計。
根據筆者粗略估算，其他損失可能還包括如下幾個方麵：（1）商務部並未嚴明所謂“合同金額”確切指何含義，但是一般而言，大型工程的展開需要融資，絕不僅僅包括為項目運作而設立的項目公司的注冊資本，銀行係統對項目公司提供的間接融資數量可能是直接融資量的數倍；（2）因為武裝衝突的爆發，導致工程進度無限期擱淺，由此損失掉的從項目投入運營中獲得的預期收益；（3）因為戰亂而導致的工程設備以及公司其他固定資產的損毀；（4）撤離利比亞的中資機構雇員的薪金。因此，實際上真正的損失遠非合同金額可以涵蓋。
事實上，眾多民營企業在利比亞的損失還沒有浮出水麵。即便隻考慮國有企業的損失，我們也沒有理由保持樂觀。以中國鐵建為例，該公司公報聲稱，其在利比亞承攬項目的損失已經部分得到保險賠付，因此中國鐵建承擔的損失似乎是可控的。
但問題是，對中國鐵建提供保險的是中國出口信保公司，雖然實際損失金額可能經過保險運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抑製，但當保險公司同為我國國有企業的情況下，填補虧損的銀子不過是從另外一個口袋裏麵掏出來而已。更何況，13家央企的投資中，保險覆蓋的合同金額實際上隻有可憐的5.68%。理論上在理賠後保險公司已經取得了代位權（即保險公司獲得向不履行合同的利方當事人主張索賠的權利），但這一權利僅僅是紙麵上的。
這些合同麵臨的最大風險並不是利比亞現任政府認不認賬的問題，而是現任利比亞政府在這場戰爭結束後還存不存在的問題。如果履行合同的主體都不複存在了，保險公司取得的代位追償權利還有何用處？
對於那些沒有投保的企業來說，戰爭風險意味著絕對的損失和被動的地位。法、英主導下的西方希望通過戰爭迫使卡紮菲領導的利比亞政府倒台，不論卡紮菲實際控製的政府是否倒台，中國企業的損失都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其一，以現任利比亞政府為合同當事方的這些工程合同，屬於主權債務，如果卡紮菲短期內迅速倒台，新上台的政府可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而利比亞的其他當事方可能以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為理由拒絕履行合同。
其二，如果卡紮菲不倒台，利比亞如同當年的伊拉克一樣陷入一場長期戰亂的困局，那麽即便現任利比亞政府承認上述債務，但利政府的資產已經因為此前安理會1970、1973號決議的執行被他國凍結，利比亞政府的償債能力將在長期的軍事鬥爭中被迅速消耗掉，這些合同的履行成為未知數。
中國公司滯留當地固定資產以及尚未竣工的工程，還麵臨特殊的風險。某些工程因為其性質、用途可能被識別為戰爭法意義上的軍事目標。即便這些實物不是軍事目標，但如果附近部署了軍隊，仍然可能遭受附帶傷害。
武裝衝突帶來的第三重危險是，中國公司的資產遭到戰亂地帶居民的搶劫。
商務部以及各家央企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公布13家央企簽訂的合同是以什麽貨幣結算。不管卡紮菲政府是否下台，這些合同即便以美元、歐元等硬通貨結算，外匯管製措施都將使得中國公司麵臨匯兌風險。如果合同以利比亞的本幣第納爾結算，將是更加糟糕的結果，因為戰爭環境下本幣必然進入急劇貶值的通道，到時候拿到的隻不過是一噸一噸的廢紙。如果以人民幣結算，中國公司又麵臨兩重風險：其一，利比亞手中是否有足夠的人民幣儲備；第二，利當局的人民幣儲備不夠支付時，因為安理會1970和1973號決議對利比亞實施經濟製裁的原因，利當局不可能從其他國家兌換人民幣。
中國的損失無法對衝
中國法人在利比亞境內的投資已經遭受了巨額的直接和間接損失，但更可怕的問題是，利比亞的戰亂導致了國際原油價格的大幅攀升，考慮到我國作為原油進口第二大國的背景，原油價格的上漲將導致整個中國經濟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由此可見，歐美主導下的針對利比亞的空襲行動中，實際上使得中國經濟蒙受了天量的損失。
與中國政府主張相近的俄羅斯可能也麵臨投資、貿易和安全利益的損失，但作為全球最大產油國之一，因為原油價格的飆升，俄羅斯經濟麵臨的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對衝；而中國經濟在缺乏對衝手段的情況下，不得不去接受硬性的衝擊。
即便原油出口收入增加可以對衝戰爭損失，俄羅斯政府總理普京還是表示，俄羅斯未能在安理會表決1973號決議時候投反對票，是一個絕對的錯誤。引起戰爭的原因是多層麵的，因此一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於是否動用武力的態度通常是綜合考慮政治、經濟、安全、軍事等各方麵因素的結果；但僅從戰爭給本國經濟利益造成的損害，俄羅斯政府的教訓又何嚐不是中國政府的教訓？
法律救濟途徑匱乏
利比亞戰事升級，對於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來說，隻有中國政府麵臨百分之百的損失。英法兩國急於推翻卡紮菲政府尋求利比亞政治局勢的洗盤，製造戰亂正是他們希望的。推翻卡紮菲並不是美國政府必然尋求的目標，但長期對利比亞實施單方麵經濟製裁使得美國經濟與利比亞的聯係並不密切，更加談不上能源依賴，加之自洛克比空難以來對卡紮菲政府形成的敵對情緒，更使得美國國民對利比亞戰事持無所謂的態度。俄羅斯可能因為利比亞危機而損失經濟和戰略利益，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原油價格上漲可以部分對衝掉俄羅斯的損失。隻有中國政府和企業麵臨硬性的經濟損失，而這些經濟損失將由納稅人來承擔。
然而，麵對如此巨額的損失，中國企業缺乏挽回損失和救濟權利工具。一般而言，規範國家間投資關係是通過國家簽訂雙邊投資保護條約的方法來實現的。通過雙邊條約的方式，條約當事國相互承諾保證擁有對方國籍的公司得到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等一係列權益。在此框架下考慮我國公司的保護問題，我們絕望地發現，中國尚未與利比亞政府簽訂任何雙邊投資保護條約。由此，在中國政府與利比亞現任政府以及將來可能上台的新政府的關係上，存在著天然的法律救濟手段的缺位。
另一種思考保護策略的途徑是在國際貿易範疇內考慮問題。國際貿易不論是貨物交易還是服務輸出，均以合同為前提。但各國合同法中普遍存在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的例外規則。不可抗力即法律界定的無法預料的、無法抗拒的、無法避免的外部力量；而情勢變更意味著履行合同的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以至於完全超越了合同訂立時當事人假設的作為合同履行基礎的客觀條件。
不論是不可抗力還是情勢變更，中國公司在此例外規則下最多隻能不再繼續履行合同，而不是主張對方當事人賠償損失。投保或許能緩解戰爭風險，但在保險公司同為中國國有企業的情況下，問題得不到根本性的解決。
風險何時才能可控？
中國經濟因為利比亞戰爭遭受巨額損失，充分暴露了本國企業缺乏風險管理意識弊病。
我國當下正在從資本輸入大國演進為資本輸出大國。但資本輸出過程中麵臨歐美先進國家的苛刻壁壘，中國公司不得不轉向安全環境差、市場環境差且極易發生戰亂的發展中國家。如果這一先天局限還不能促使我們思考確保投資安全的途徑，如果近年來中國公司在西亞、北非不斷麵臨投資安全的威脅，還不足以促使我們製定風險管理的策略，那麽今後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遭受比在利比亞更嚴重的損失，也不足為奇。
撤退僑民的果斷行動帶來的讚譽並不能掩蓋中國企業一敗塗地虧損的窘境。保險覆蓋率低在媒體口中是國企缺乏風險管理意識的明證，但這也僅僅是表麵現象。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一方麵國有企業的管理層是否真正具備風險管理的意思，對其在不同危險程度國家（地區）製定差異化的進入策略和保護策略；另一方麵是，本國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麵是否為本國的海外投資預留了足夠的保護空間。
央企在利比亞投資情況
利比亞是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的重要市場之一。13家中國央企的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屋建設、配套市政、鐵路建設、石油和電信領域。目前，央企在利項目實施情況已上報的有：
中國鐵道建築工程總公司，在利比亞有3個工程總承包項目，分別是沿海鐵路及延長線(的黎波裏-蘇爾特)、南北鐵路(黑謝-塞卜哈)和西線鐵路(的黎波裏-加迪爾角)，合同總額42.37億美元，未完成合同額35.51億美元。
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目前在建工程均為政府國民住宅項目，工程規模為2萬套，累計合同額約合176億元人民幣，項目已完成工程量近半。
中國葛洲壩集團公司，有7300套房建工程施工項目，合同金額約合55.4億美元。截至2月18日，累計完成合同工程量16.8%。
中國十五冶建設有限公司，承建了FWAM水泥廠和NALOUT水泥廠兩個工程項目。
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建材國際裝備有限公司，2009年10月28日簽署了日產4600噸熟料水泥廠土建和安裝合同，合同總金額逾1.5億美元。
中國冶金科工集團下屬子公司中國一冶集團有限公司，有2個工程承包項目，分別為EAST MELITA地區5000套單元住宅和配套服務設施EPC工程總承包項目、米蘇拉塔水泥廠生產線一期土建工程項目。兩個項目未完成合同金額約為人民幣51.31億元。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下屬的中石油宣布，暫停在利比亞的開采活動，近400名員工全部撤離，設備封存。中石油在利比亞的設施曾遭襲擊，目前還沒有公布遭破壞的具體情況。
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在建項目6個，合同總額17.88億美元。
1，中國社科院專家：央行一定是瘋了人民幣應大幅升值
Notes：外資代言人、買辦、賣國精英現在在嚴重汙染的中華大地遍地開花，直達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和國務院。尤其可笑的是，溫家寶為剝削中國的總設計師基辛格打傘。十幾年前，個把兩個少將出賣軍事機密被處決；現在，成千百倍地賣國，卻被捧為專家、精英。美國逼迫、力促中國幹的，在中國，都有大批“著名”專家、學者來論證其正確性和必要性。
2，中國在利比亞大型項目千餘億 損失由納稅人承擔
Notes：感謝Internet，否則，就會像以前伊拉克所欠巨額軍火債務一樣，悄悄被美國摧毀了薩達姆政權而蒸發了，卻不會為人所知。
中國社科院專家：央行一定是瘋了人民幣應大幅升值
5月18日，央行年內第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至此，大型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升至21%的曆史高位。
存款準備金率為何屢屢上調？如何看待當前的貨幣緊縮和宏觀調控？地方融資平台是否受到較大衝擊？就上述熱點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鬆奇。
兩個金融怪圈導致“提準”
《中國經營報》：貨幣政策有多種手段，一直以來，為什麽屢屢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回收流動性呢？
王鬆奇：在強製結售匯製度下，國際收支失衡才是金融體係流動性過剩的真正原因。國際收支雙順差生成了一個金融怪圈，即美元大量流入，央行被迫購入投放基礎貨幣，導致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最後促使央行用央票和提升存款準備金率回收流動性。
這個金融怪圈之外，還有一個經濟怪圈，即中國政府和企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份額過大，地方政府和企業有足夠的投資衝動和能力，這加大產能過剩、導致結構失衡加劇，隨著經濟高速成長，政府和企業拿走得更多，這兩個怪圈之間既存在差異又存在某種聯係。在通脹壓力不斷加大的背景下，政府目前所依賴的宏觀調節手段隻是升息、提升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規模控製，但由於形成兩個怪圈的背後因素沒有消除，因此，中央銀行在動用政策工具時總有所顧忌。例如，CPI不斷走高時，國際公認的調節手段是升息，但提升利率又會加劇國際資本流入，因此，央行可自由裁量頻繁使用的手段隻剩下提升存款準備金率。
《中國經營報》：你如何評價目前的宏觀調控？
王鬆奇：中國自1985年“巴山輪會議”引入宏觀調控理念以來，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運用方麵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從正反兩個方麵總結，可以概括為一句話，那就是：逆對經濟風向、相機抉擇、突出預見性，同時在調節力度上力圖溫和平滑，以避免挫傷實體經濟。
現在回過頭來看，為應對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中央當時出台4萬億元投資計劃雖然十分必要，但從2010年以來中央對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的清理力度及2011年貨幣政策的動向看，2009年我們的危機應對似乎有“反應過度”的嫌疑。現在中央銀行頻頻出招以“穩健”之名行“緊縮”之實的貨幣政策，正是印證了2009年拉動內需政策的“反應過度”。
中國的經濟本質上仍舊是命令經濟
《中國經營報》：為什麽說當前的宏觀調控有“反應過度”之嫌？
王鬆奇：從2010年第四季度以來，中國一直麵臨物價上漲威脅。但無論是與新興市場國家相比，還是與自身曆史相比，當前中國5%左右的通脹還是比較溫和的物價上漲。從外部助推因素看，糧食漲價、大宗產品漲價是全球化的結果；從內部生成原因看，2010年的旱災以及城市化對城市菜籃子的影響以及農業生產因素的成本推動是導致中國CPI走高的長期結構性原因。因此，中國的通脹成因無論從外部和內部因素似乎都很難用所謂“央行貨幣超發”來做簡單解釋。
那麽，2011年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上以收縮銀行體係流動性為目的頻繁動作，特別是把存款準備金提升至嚇人高度的調節措施，就有些讓人難以理解。現在存款準備金已升至21%，坊間有傳言說還可能升至23%甚至25%，若果真如此，那我們的中央銀行一定是瘋了！我前一段時間在南方幾個省通過調研了解到，現在大多數銀行已經沒錢可貸，甚至一個支行行長在跟我同車時電話響個不停，他當時說“不接了，都是中小企業要貸款的，沒錢”。
按照一般邏輯，2009年的中國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可稱為之需求管理政策，在周期性的調控轉變中，需求管理政策過後應當是供給管理政策，即用增長實體經濟的供給能力來應對前一周期階段的過多需求，但我們的貨幣政策當局並沒有這樣做，而是用需求管理政策的另一方麵來間接壓縮實體經濟的供給能力，這著實令人費解。中央銀行既要為實體經濟服務也要為商業銀行體係服務，如果央行大量抽走商業銀行的可貸資金，那就是間接損害了實體經濟的供給能力增長，最終會從另一個方麵加重供求矛盾。
《中國經營報》：今年以來，由於銀根緊縮，目前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也較缺錢，你如何評價這種狀況？
王鬆奇：金融危機之後，4萬億元刺激計劃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在外需萎縮和外需相關產業、企業已不能提供足夠需求的情況下，刺激性貨幣資金的支持重點自然而然地要轉向地方政府的幾千個融資平台公司。這些公司主要為地方基礎設施建設服務，而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基礎設施投資欠賬又使貨幣投向這公司既符合短期政策邏輯，又符合長期發展邏輯。
但問題在於這幾千家融資平台公司良莠不齊，個別還明顯存在假項目、項目資金挪用及有些項目投資已遠超出地方政府承載能力的情況。因此，在危機過後的2010年中央定下的清理方針無疑是正確的。但在執行中，卻出現了明顯的一刀切現象，即這些公司無論其現狀如何、現金流是否健康都一概停貸，這種硬著陸式調控實際上是將盆子裏的孩子和髒水一起潑了出去。
這些公司的貸款大都為長期貸款，所支持的項目也隻有在保證資金不斷裂情況下才能取得預期收益，如果突然出現資金鏈條中斷，使原本一些好項目成為半拉子工程，既影響地方經濟發展，也會使商業銀行自身形成新的不良資產。
從2009年的強力刺激到2010年的強製刹車，這反映了中國的經濟本質上仍舊是命令經濟，而命令經濟的致命弊端就是常常違背經濟規律，這已在改革開放及以後近30年的發展實踐中得到證明。
人民幣應該大幅升值
《中國經營報》：能不能在中國現階段找到一種兼顧中國短中長期問題解決的有效調節辦法呢？
王鬆奇：我認為，目前中國的宏觀管理者們可以解放思想，大膽啟用匯率工具。我從2004年以來一直呼籲，人民幣要與美元脫鉤、要重視匯率工具的運用，讓匯率成為調結構的有力工具。
現今世界上不僅美、歐、日認為人民幣幣值低估，就是新興市場國家也大都持此看法，所以將經濟問題政治化完全沒有必要。沒有誰想通過壓迫人民幣升值來搞垮中國，世界上也沒有哪個國家有此能耐。相反，人民幣一旦大幅升值，從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說，對中國肯定會利大於弊。
首先，國際收支失衡狀況會迅速得到矯正，一旦升值幅度足夠且宣布幾年之內幣值不動，國際熱錢的流入就會自動停止。雙順差終結的最大好處之一是中央銀行再不用這麽累地去建這個“池子”那個“池子”了。
其次，我國的進口成本會大幅下降，中國的對外貿易條件會明顯改善，一個單位的出口商品會在國際市場換來更多的東西。再次，能在控製通脹預期上發揮積極作用，大量商品包括生活用品相對變得更便宜會提高中國工資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水平。
同時，大幅提升人民幣匯率可以消除中國金融怪圈和經濟怪圈。可以認為，隻要人民幣匯率提升到一定程度，國際收支雙順差局麵會立即改觀，金融怪圈會消解於無形。同時，也能夠促進消解由地方政府和企業投資形成的產能過剩怪圈。原因在於對那些在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有瑕疵的投資項目，由於人民幣大幅升值導致同類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更便宜，因而很難再被地方政府接納。最後，人民幣大幅升值對出口企業會產生震撼衝擊，那些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的企業會自動進行升級性結構調整，轉向生產出口高附加值產品。這樣的行為普遍化後，中國的轉變發展方式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了。
所以，中國目前無論從短中長期哪個角度都應考慮對現在的宏觀調控方式進行改善，改善的重點是將匯率當成控製通脹和結構調整的政策工具。
中國在利比亞大型項目千餘億 損失由納稅人承擔
利比亞的戰爭成為2011年度持續關注的熱點，思考在戰爭背景下中國海外投資保護麵臨的問題，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損失剛剛浮出水麵
商務部發言人日前表示，目前中國在利比亞承包的大型項目一共有50個，涉及到合同的金額是188億美元，按照當前匯率換算，計人民幣1233.28億元。這已經是天量的損失，但是這還僅僅是全部損失的一個方麵，更多的損失還有待統計。
根據筆者粗略估算，其他損失可能還包括如下幾個方麵：（1）商務部並未嚴明所謂“合同金額”確切指何含義，但是一般而言，大型工程的展開需要融資，絕不僅僅包括為項目運作而設立的項目公司的注冊資本，銀行係統對項目公司提供的間接融資數量可能是直接融資量的數倍；（2）因為武裝衝突的爆發，導致工程進度無限期擱淺，由此損失掉的從項目投入運營中獲得的預期收益；（3）因為戰亂而導致的工程設備以及公司其他固定資產的損毀；（4）撤離利比亞的中資機構雇員的薪金。因此，實際上真正的損失遠非合同金額可以涵蓋。
事實上，眾多民營企業在利比亞的損失還沒有浮出水麵。即便隻考慮國有企業的損失，我們也沒有理由保持樂觀。以中國鐵建為例，該公司公報聲稱，其在利比亞承攬項目的損失已經部分得到保險賠付，因此中國鐵建承擔的損失似乎是可控的。
但問題是，對中國鐵建提供保險的是中國出口信保公司，雖然實際損失金額可能經過保險運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抑製，但當保險公司同為我國國有企業的情況下，填補虧損的銀子不過是從另外一個口袋裏麵掏出來而已。更何況，13家央企的投資中，保險覆蓋的合同金額實際上隻有可憐的5.68%。理論上在理賠後保險公司已經取得了代位權（即保險公司獲得向不履行合同的利方當事人主張索賠的權利），但這一權利僅僅是紙麵上的。
這些合同麵臨的最大風險並不是利比亞現任政府認不認賬的問題，而是現任利比亞政府在這場戰爭結束後還存不存在的問題。如果履行合同的主體都不複存在了，保險公司取得的代位追償權利還有何用處？
對於那些沒有投保的企業來說，戰爭風險意味著絕對的損失和被動的地位。法、英主導下的西方希望通過戰爭迫使卡紮菲領導的利比亞政府倒台，不論卡紮菲實際控製的政府是否倒台，中國企業的損失都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其一，以現任利比亞政府為合同當事方的這些工程合同，屬於主權債務，如果卡紮菲短期內迅速倒台，新上台的政府可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而利比亞的其他當事方可能以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為理由拒絕履行合同。
其二，如果卡紮菲不倒台，利比亞如同當年的伊拉克一樣陷入一場長期戰亂的困局，那麽即便現任利比亞政府承認上述債務，但利政府的資產已經因為此前安理會1970、1973號決議的執行被他國凍結，利比亞政府的償債能力將在長期的軍事鬥爭中被迅速消耗掉，這些合同的履行成為未知數。
中國公司滯留當地固定資產以及尚未竣工的工程，還麵臨特殊的風險。某些工程因為其性質、用途可能被識別為戰爭法意義上的軍事目標。即便這些實物不是軍事目標，但如果附近部署了軍隊，仍然可能遭受附帶傷害。
武裝衝突帶來的第三重危險是，中國公司的資產遭到戰亂地帶居民的搶劫。
商務部以及各家央企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公布13家央企簽訂的合同是以什麽貨幣結算。不管卡紮菲政府是否下台，這些合同即便以美元、歐元等硬通貨結算，外匯管製措施都將使得中國公司麵臨匯兌風險。如果合同以利比亞的本幣第納爾結算，將是更加糟糕的結果，因為戰爭環境下本幣必然進入急劇貶值的通道，到時候拿到的隻不過是一噸一噸的廢紙。如果以人民幣結算，中國公司又麵臨兩重風險：其一，利比亞手中是否有足夠的人民幣儲備；第二，利當局的人民幣儲備不夠支付時，因為安理會1970和1973號決議對利比亞實施經濟製裁的原因，利當局不可能從其他國家兌換人民幣。
中國的損失無法對衝
中國法人在利比亞境內的投資已經遭受了巨額的直接和間接損失，但更可怕的問題是，利比亞的戰亂導致了國際原油價格的大幅攀升，考慮到我國作為原油進口第二大國的背景，原油價格的上漲將導致整個中國經濟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由此可見，歐美主導下的針對利比亞的空襲行動中，實際上使得中國經濟蒙受了天量的損失。
與中國政府主張相近的俄羅斯可能也麵臨投資、貿易和安全利益的損失，但作為全球最大產油國之一，因為原油價格的飆升，俄羅斯經濟麵臨的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對衝；而中國經濟在缺乏對衝手段的情況下，不得不去接受硬性的衝擊。
即便原油出口收入增加可以對衝戰爭損失，俄羅斯政府總理普京還是表示，俄羅斯未能在安理會表決1973號決議時候投反對票，是一個絕對的錯誤。引起戰爭的原因是多層麵的，因此一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於是否動用武力的態度通常是綜合考慮政治、經濟、安全、軍事等各方麵因素的結果；但僅從戰爭給本國經濟利益造成的損害，俄羅斯政府的教訓又何嚐不是中國政府的教訓？
法律救濟途徑匱乏
利比亞戰事升級，對於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來說，隻有中國政府麵臨百分之百的損失。英法兩國急於推翻卡紮菲政府尋求利比亞政治局勢的洗盤，製造戰亂正是他們希望的。推翻卡紮菲並不是美國政府必然尋求的目標，但長期對利比亞實施單方麵經濟製裁使得美國經濟與利比亞的聯係並不密切，更加談不上能源依賴，加之自洛克比空難以來對卡紮菲政府形成的敵對情緒，更使得美國國民對利比亞戰事持無所謂的態度。俄羅斯可能因為利比亞危機而損失經濟和戰略利益，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原油價格上漲可以部分對衝掉俄羅斯的損失。隻有中國政府和企業麵臨硬性的經濟損失，而這些經濟損失將由納稅人來承擔。
然而，麵對如此巨額的損失，中國企業缺乏挽回損失和救濟權利工具。一般而言，規範國家間投資關係是通過國家簽訂雙邊投資保護條約的方法來實現的。通過雙邊條約的方式，條約當事國相互承諾保證擁有對方國籍的公司得到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等一係列權益。在此框架下考慮我國公司的保護問題，我們絕望地發現，中國尚未與利比亞政府簽訂任何雙邊投資保護條約。由此，在中國政府與利比亞現任政府以及將來可能上台的新政府的關係上，存在著天然的法律救濟手段的缺位。
另一種思考保護策略的途徑是在國際貿易範疇內考慮問題。國際貿易不論是貨物交易還是服務輸出，均以合同為前提。但各國合同法中普遍存在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的例外規則。不可抗力即法律界定的無法預料的、無法抗拒的、無法避免的外部力量；而情勢變更意味著履行合同的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以至於完全超越了合同訂立時當事人假設的作為合同履行基礎的客觀條件。
不論是不可抗力還是情勢變更，中國公司在此例外規則下最多隻能不再繼續履行合同，而不是主張對方當事人賠償損失。投保或許能緩解戰爭風險，但在保險公司同為中國國有企業的情況下，問題得不到根本性的解決。
風險何時才能可控？
中國經濟因為利比亞戰爭遭受巨額損失，充分暴露了本國企業缺乏風險管理意識弊病。
我國當下正在從資本輸入大國演進為資本輸出大國。但資本輸出過程中麵臨歐美先進國家的苛刻壁壘，中國公司不得不轉向安全環境差、市場環境差且極易發生戰亂的發展中國家。如果這一先天局限還不能促使我們思考確保投資安全的途徑，如果近年來中國公司在西亞、北非不斷麵臨投資安全的威脅，還不足以促使我們製定風險管理的策略，那麽今後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遭受比在利比亞更嚴重的損失，也不足為奇。
撤退僑民的果斷行動帶來的讚譽並不能掩蓋中國企業一敗塗地虧損的窘境。保險覆蓋率低在媒體口中是國企缺乏風險管理意識的明證，但這也僅僅是表麵現象。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一方麵國有企業的管理層是否真正具備風險管理的意思，對其在不同危險程度國家（地區）製定差異化的進入策略和保護策略；另一方麵是，本國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麵是否為本國的海外投資預留了足夠的保護空間。
央企在利比亞投資情況
利比亞是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的重要市場之一。13家中國央企的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屋建設、配套市政、鐵路建設、石油和電信領域。目前，央企在利項目實施情況已上報的有：
中國鐵道建築工程總公司，在利比亞有3個工程總承包項目，分別是沿海鐵路及延長線(的黎波裏-蘇爾特)、南北鐵路(黑謝-塞卜哈)和西線鐵路(的黎波裏-加迪爾角)，合同總額42.37億美元，未完成合同額35.51億美元。
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目前在建工程均為政府國民住宅項目，工程規模為2萬套，累計合同額約合176億元人民幣，項目已完成工程量近半。
中國葛洲壩集團公司，有7300套房建工程施工項目，合同金額約合55.4億美元。截至2月18日，累計完成合同工程量16.8%。
中國十五冶建設有限公司，承建了FWAM水泥廠和NALOUT水泥廠兩個工程項目。
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建材國際裝備有限公司，2009年10月28日簽署了日產4600噸熟料水泥廠土建和安裝合同，合同總金額逾1.5億美元。
中國冶金科工集團下屬子公司中國一冶集團有限公司，有2個工程承包項目，分別為EAST MELITA地區5000套單元住宅和配套服務設施EPC工程總承包項目、米蘇拉塔水泥廠生產線一期土建工程項目。兩個項目未完成合同金額約為人民幣51.31億元。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下屬的中石油宣布，暫停在利比亞的開采活動，近400名員工全部撤離，設備封存。中石油在利比亞的設施曾遭襲擊，目前還沒有公布遭破壞的具體情況。
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在建項目6個，合同總額17.88億美元。
個人認為，不管多黑暗，不可輕言放棄。最終，please be positive!及便在這極度黑暗的日子裏......
何況，你還想“享受自由，感恩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