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後幾天，修青和秀堂商量了一下，準備去一趟棗園看望在桂林辦事處的首長李克農。他們帶上紅棗、花生、白瓜子，還帶上一小籃子紅雞蛋，在棗園見到了社會部任副部長的李克農。雖然他的工作很忙，還是非常熱情的招待這對新婚夫婦。他還好奇問道：“小葉隨我在桂林開車，秀堂也是在桂林認識了我。小葉，你的新娘不簡單呀，她從國民黨羅卓英的部隊裏把服務團的 20 多個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都安全帶出來了。你們兩人我都熟悉，可是你們是怎麽走到一起的呢？”秀堂在老首長麵前有點靦腆，修青就簡單把他們的戀愛過程向首長報告。聽完後，李克農開心的笑了，說：“看來我還沾了月下老人牽紅線的一半功勞，秀堂當初如果沒有坐上小葉開的車到重慶辦事處，那這段姻緣可能要重寫了，看來是有天意呀！”李克農這一番話說得秀堂臉都紅了，修青也樂得笑嗬嗬。他們沒敢耽誤首長太多的時間，就與克農同誌握手告別了。他們順便在棗園裏逛逛，
欣賞著筆直的白樺樹。 棗園院內樹木蔥鬱，綠草如茵，幸福渠橫穿園林而過，園林中央坐落著中央書記處禮堂，依山分布著 5 座獨立的院落。 修青不時會來棗園看望首長身邊的警衛員，他們都是在桂林一起工作的好友。修青挺熟悉這裏的環境，邊走邊說：“你看那棟房子就是社會部部長康生的辦公室，這個部門是專門管共產黨的地下特工人員。聽說年初根據情報，發現有國民黨和日偽特務潛入了延安內部進行破壞活動。邊區保安處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集會上，根據投誠特務的指認，秘密逮捕了混入延安各機關的特務 100 餘人。幸虧抓到這些特務漢奸，他們就潛伏在毛澤東和中央首長的身邊，真是太危險了。”秀堂聽了不覺一驚，原來延安也混進了這麽多特務。但她自己就是地下共產黨員潛伏在國民黨的軍隊裏，由她僅有的一個共產黨員發展到了有 16 名黨員的地下黨支部。很有地下工作經驗的秀堂，對國民黨派出特務們隨著大批進步青年的到來混入了延安也就不足為奇了。
新婚的蜜月隻過了一個星期，秀堂就在窯洞裏吻別了心愛的丈夫，開始參加西北黨校新學期的黨風學習。當時有 7 個支部，每個支部有 50 多個學員。西北黨校的學員以陝甘寧邊各縣、區、鄉級幹部為主；有少量從長征過來的老同誌和團級幹部；有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青年知識分子；有從華北、華東抗日根據地來的部隊營、連級幹部。他們的特點是：一。基層工作經驗豐富，但缺乏縣以上領導經驗；二。文化程度偏低，知識領域較窄；三。理論水平不高，對思想上和路線上的是非分辨能力較差。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西北黨校分開了高級班培養縣，團級幹部。秀堂和胡瑞英分在普通班的三支部，主要是培養區、營級幹部，具備區級幹部的文化知識，了解和運用黨的政策，學習基層工作的方式與方法，奠定初步理論基礎。支部書記由敵占區來的農村婦女幹部擔任，秀堂和胡瑞英隻是黨支部的成員。三支部的學員有來自河南、河北、山西、山東、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學生和幹部，女同學占一小半。年齡平均 20 多歲，最大的也不超過 30 歲。
延安整風運動的過程：以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理論結合，聯係實際提高幹部的理論水平，改造幹部思想。整風的目的：統一全黨思想，務求做到毛澤東說的：“隊伍要整齊，步調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整風的任務：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教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樹立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事實求事思想路線，最終肅清以王明為首的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 
毛澤東在延安作整風運動動員
西北黨校學員著重學習毛澤東的著作，主要是在簡易禮堂或露天廣場聽中央領導等同誌作黨的曆史報告，係統講授黨內思想和路線的爭論，批判主觀主義對革命事業造成的危害。秀堂的筆記本是自己用馬蓮紙訂起來的，坐在小板凳上把筆記本放在大腿上作筆記。她先用鉛筆紀錄，回宿舍後再用蘸水筆抄下來，這樣可以加深記憶和理解。每次聽報告後，各支部由教員輔導學習，學員寫心得體會，討論會上爭著發言，對問題展開爭論。學員中存在以經驗主義表現出的主觀主義，他們所積累的實際工作經驗，不能及時歸納總結，形成按老經驗辦事的習慣，有時會造成工作上的錯誤。學校引導學員緊密聯係實際，自我解剖，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各支部采取談心活動、典型引路、民主爭論等大會小會結合，克服保守狹隘的農民意識，以及個人主義、分散主義、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等傾向。學員利用解決思想入黨的好機會，還解決了宗派主義存在的兩方麵問題：一是工農出身幹部與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之間的矛盾；二是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之間的矛盾。通過學習理論，堅定革命的立場和信念，增強黨性，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學習形式活潑，內容豐富，促進了學員間的思想交流。開始，秀堂覺得自己的文化低，擔心難以提高自己的水平。黨校領導在整風過程中，正確認識和估計每個學員的現狀，為了便於學習，不按職位高低，按文化程度的高低編班，這個方法很成功。
延安軍政幹部進行整風學習
秀堂他們起初對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等詞句完全不理解，教員就給學員舉了個例子。延安有一個人叫王實味，河南潢川人， 1925 年考入北京大學院預科學習。 1926 年 1 月加入共產黨， 1927 年後與黨組織失去聯係。他以進行小說創作和翻譯外國文學作品謀生。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在河南開封重新加入共產黨，同年 10 月奔赴延安。在馬列學院從事翻譯工作，後任職中國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院。在整風運動廣泛開展後，王實味先後寫了《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硬骨頭與軟骨頭》等雜文，他就是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出發，用誇大事實、尖酸的語言對延安存在的缺點以及他感到不滿的現象進行了冷嘲熱諷。國民黨把他的言論編成小冊子四處散發，以此攻擊共產黨和邊區政府。此事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為了糾正王實味的影響，中央研究院在 1942 年 5 月 27 日舉行了全院座談會，對他的問題進行了批評。 7 月期間，社會部的康生負責追查出中央研究院的五人反黨集團。 10 月 23 日中央研究院黨委作出開除王實味黨籍的決定。教員還說，黨校的夥食小灶是高級幹部的標準；中灶每人每月 5 斤肉、食油 3 斤；大灶每人每月 3 斤肉、食油 1.5 斤。每人每天 1 斤蔬菜，每人每月 37 斤糧食。當時的黨校學員和工作人員約 6000 餘人，物資供應壓力很大。全校的經費是由上級給一部分，另一部分則由自己動手籌措。有的同誌要求轉往其他部，他認為這個部每月少兩斤肉不公平，很明顯他的平均主義就是為了兩斤肉。學校也想把幾個部的夥食搞成一樣，但是目前辦不到。有些同誌對軍閥發國難財，討小老婆十幾個的現象不反對。看到延安的衣服分幾種顏色，他就大叫這是等級製度不公平。這是與黨兩條心，站在敵人的立場來瓦解共產黨。有些人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認為平均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即使到了共產主義階段，也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不是平均主義。秀堂是通過教員許多生動的舉例說明，才搞懂了那些理論名詞的。
當時，西北黨校的學員們一邊學習，一邊勞動。學校裏規定了勞動生產任務，個人的勞動收入除了上交部分外，全都用於個人的吃穿費用。秀堂開始參加了副業生產的紡棉線，學員都有一部紡織車學紡線，大家開始互相學習，互相競賽。秀堂經過一段時間就掌握了紡線竅門，她紡的線線均勻，質量也好，在西北黨校還被評為紡織能手。她還要做的一種副業就是縫製棉衣，從被服廠把棉衣裏子和麵子的布料領來，自己裝棉花縫好，做成棉衣後就交給被服廠。她用破碎布條編成“草鞋”，除了編給自己和修青穿用外，還向支部上交一部分。秀堂心靈手巧，做得又快又好，比別人做的棉衣和鞋子數量多，領取的手工費也就相當不錯。各支部的學員都在種瓜、種豆、種菜、養豬、磨豆腐等。飯堂的夥食比以前好多了，開飯時，灶房外邊放著幾隻大木桶，裝滿了小米飯。菜有南瓜、洋芋、白菜、蘿卜等大燴菜，盛放在瓷盤裏。一星期吃一次白饃饃和燴肉菜。當時，同學們的心情很愉快，走路唱歌，飯後唱歌，會前會後唱歌，課外活動時，隨處都聽到嘹亮的歌聲。學校各支部經常舉行抗日歌曲的歌詠比賽，秀堂所在的三支部經常拿到前幾名。
西北黨校的 大砭溝文化俱樂部 照常在 每個周末和節假日晚上舉行跳舞會，簡易的禮堂有 現場音樂伴奏 ， 樂器有口琴、風琴、手風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大多樂器 是 手工製作的 ， 最能渲染舞場氣氛的定音鼓是用 空的 美孚油筒改成。 音樂隻要一奏響，大家就輕鬆活潑地跳起舞來， 有些 女同誌將上衣腰身收緊，紮上皮帶，就顯露出優美的身材。有 些女同誌 把節約出來 的 津貼買布 ， 做成 白色或藍色的 短袖襯衫，衣襟上還繡上一朵小花。女同誌多半自己用不同顏色的布條做涼鞋， 那些五顏六色的 涼鞋 就成 了舞場上的時髦。露天舞場是平整的黃土地 ， 跳 起 舞 來 難免塵土飛揚 。 修青常來陪伴新婚的妻子跳舞，小兩口配合默契，把其他的單身同學看了直眼饞。修青開始不會跳舞，後來變成了舞迷。延安的周末也是夫妻的團聚日，他們沒有單獨的窯洞住，就隻能自己想辦法，有時花很少的錢住進窯洞招待所，或由其他同誌騰出窯洞，夫妻就借住一、二晚。
中秋節放假，修青夫婦住在體育招待所，他們約了一幫好朋友在延安大學的桃林下聚會，女同誌們湊在一起就象個小集市，吱吱喳喳地說個不停。修青和梁國棟一幫子華僑聚在一起時，就充分顯露出廣東人的本性，他們最有興趣的話題就是什麽樣的東西好吃，還各自描述廣東菜和客家菜的不同做法，做菜的肉類從雞鴨鵝說到天上的鴿雀鳥，再從豬牛羊說到海裏的魚蝦蟹。有時說得繪聲繪色，津津有味，引得旁聽人的口水直往肚子裏咽，大家都在那裏過幹癮！有時說到吃蛇、田鼠、猴子 ….. 等等怪異的吃法時，讓旁邊的女同誌聽得雞皮疙瘩直豎起，覺得這樣的吃法實在太恐怖，她們小聲嘀咕著說這些廣東人怎麽什麽都敢往嘴裏塞，他們就沒有不敢吃的東西！這幫廣東人聽女同誌說 , 延安人不吃豬下水，經常看到延河裏漂浮著陝北賣豬漢扔掉的豬下水，惡心極了。聽到這裏，他們的眼睛頓時一亮 . 這些華僑們先摸清大約的情況和時辰，準備好了長樹枝、水桶、臉盤等用具，就興奮地跑到河邊撈豬下水去了。果不其然，在河邊的草叢裏還真找到了擱淺的幾副新鮮豬大腸。他們在河水裏將豬下水洗得幹幹淨淨，心滿意足的凱旋歸來。幾個人七手八腳的在山坡邊搭了個臨時爐灶，用一個洗臉盤做鍋，一個洗臉盤做蓋，在女同誌的幫助下，從食堂取來鹹鹽和大蒜，做成了一大鍋的紅燒豬下水。在延安缺少油水的日子裏，能吃上這麽一頓油乎乎，香噴噴的肉食，真是令人感到無比的滿足。
11 月底的一天，秀堂在飯堂吃了午飯後，突然感到一陣強烈的惡心，她控製不住的跑到一顆樹下嘔吐起來，把剛吃的飯菜全都吐了出來。胡瑞英了一跳，趕緊用拳頭給她捶捶背，旁邊幾個女同學都關切地圍過來，馬上送她到學校的醫務所看病。經過中醫的診脈詢問後，女醫生笑眯眯的恭喜她懷孕了。秀堂聽到這個好消息，心裏暗自高興，她開始每天數著日子，盼望修青周末早些從安塞回來，給他一個特大的驚喜。當修青聽到妻子親口告訴自己，她已經有喜了，整天樂嗬嗬的對著秀堂傻笑，巴不得馬上就當爸爸。從那天開始，他好像成熟了不少，經常提醒秀堂一定要照顧好自己和肚子裏的寶寶。每次從安塞縣回延安時，修青總是擰著大包小包的花生、紅棗、果仁、雞蛋等給秀堂補養解饞。偶而還會帶回一隻煮熟的野雞，讓秀堂感到驚喜。
當時延安的舞場裏，中央大禮堂 和 王家坪是最高 級的 舞場， 禮堂內 的是青磚地麵 ， 經常有軍政首長光顧。藍家坪的作家俱樂部舞場條件最好， 還有 窯洞 小賣部 供應飲料。魯藝的舞場是那座中世紀城堡的大禮堂， 還有全延安 唯一的一架鋼琴 ， 每到新年都舉辦 非常 熱鬧 的 化裝舞會。 1943 年元旦，天氣雖然寒冷，延安的各個舞場都熙熙攘攘，熱氣騰騰的。當時 延安大學 禮堂 和 操場 是最擁擠 的舞場 。 陳凱約了修青夫婦、胡瑞英、尹峰等好朋友到延安大學禮堂的舞會。舞場上的同誌們都穿著 灰色的 棉 製服， 從大城市來的女青年 將製服 的 手袖 口和 領口鑲嵌上一道白色或藍色的布邊， 就成了 舞場 中最特別 的時裝。 這些從全國各地來的進步 青年學生，不僅為革命隊伍增添了大量 的 新鮮血液， 還 使延安這座 黃土 色 的 古城，煥發出 了青春 的光彩， 變成一片 歌的 天空 ， 一片 舞的 海洋 。 修青在舞場遇到了葉選平，他們是在重慶辦事處時相識，當時修青 21 歲，選平 16 歲。在異地他鄉遇見客家老鄉，兩人相見恨晚，成為了要好的朋友，還是同蓋一個被窩的兄弟。葉選平到延安後，在延安自然科學院係學習機械。修青介紹了秀堂給他認識，秀堂聽說他就是葉劍英之子，不禁激動萬分。她急切地詢問他的父親在哪裏，選平用手一指，秀堂就看見葉劍英正在舞池跳著舞。她按捺住激動的心情，等首長走出舞池後，就拉著修青跑到葉劍英的麵前，氣喘噓噓地向他敬了個禮，說：“首長，新年好！我是任秀堂，見到你太好了！”葉劍英注視著她，然後驚訝地說：“你不就是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的任秀堂嗎？你來了延安真是太好了！我一直為你們擔心呢！”說完，他熱烈地握住了秀堂的雙手，臉上浮現出寬慰的笑容。 1941 年皖南事變後，葉劍英由重慶返回延安，任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他很關心地了解了一下服務團撤退的情況，還詢問了服務團團長胡蘭畦的去向。秀堂著急地向他打聽那批參加新四軍的同誌們，擔心她們可能已經在皖南事變中遇難了。修青和選平在一旁看到他們在延安重逢，親切交談，也感到大家之間的關係更加親密了。
延安電影團在 1942 年春奉命前往南泥灣拍攝大生產運動，用了約一年時間將紀錄片拍攝完成。 1943 年 2 月 4 日晚，王家坪軍委禮堂舉行了放映紀錄片《南泥灣（三五九旅）屯田》的首映式，中央首長們出席觀看。影片放映後，朱德總司令熱情讚揚了這部紀錄片的取得巨大成功。春節期間，延安電影團在邊區各地巡回放映《南泥灣》。秀堂和修青一起觀看了這部紀錄片，放映時的掌聲、笑聲、歡呼聲不斷，大家深深被感動了。三五九旅把荒無人煙的南泥灣建設成了米糧倉，堪稱為全黨、全軍、全邊區的典範，毛澤東稱他們是發展經濟的先鋒。三五九旅在於 1941 年 3 月奉命開進了密林遮天的爛泥灣。指戰員們在充滿虎嘯狼嚎的地方隻能圍著篝火席地而睡。在荒山野嶺揮舞鐵鎬，挖建窯洞；在雜草叢生的荒地上，甩起了钁頭，開荒屯田。南泥灣到處充滿了人歡馬叫，熱氣騰騰的勞動競賽場麵。原定的開荒計劃是每人 6 畝，經統計下來，全體指戰員每月人均開荒 30 畝，有一個叫郝樹才的開荒能手每月開了 40 畝地。後來，三五九旅 94 個開荒能手在南泥灣的競賽中，郝樹才一連 3 天保持開荒 4 畝以上的記錄。有個農民馬長福不相信他的記錄，要用自己的耕牛與他競賽開荒。那天，不服輸的郝樹才應約前往。他光著膀子，穿著短褲，脖子圍著毛巾，揮舞著钁頭，用不到 3 個小時，就征服了 1.5 畝荒地。耕牛累得臥在地上，郝樹才也坐下休息，吸了一鍋旱煙。馬長福的牛怎麽吆也不起，過了幾分鍾，牛撲通一聲倒地，當場口吐白沫累死了。毛澤東看完了上報這個事跡的材料後，隨手寫上了“氣死牛”三個字。從此，郝樹才的大號“氣死牛”就傳遍了陝甘寧邊區。當時，南泥灣幾十裏路的山坡上挖出了整整齊齊的窯洞；山溝裏的道路兩邊栽上了樹木；路旁建滿了工廠平房；平川裏麥浪滾滾，山坡上穀子搖弋；滿山二窪牛群羊群，木欄圈內滿是肥豬；菜地裏結滿了南瓜、洋芋、茄子、西紅柿。戰士個個紅光滿麵，曬得像個黑鐵塔。戰士們還從羊身上剪羊毛，紡成毛線交到毛織廠，統一製作成軍服。在朱德總司令到南泥灣視察時，全體指戰員身穿嶄新的黃呢軍禮服，顯得格外精神威武，並接受朱總司令的檢閱。
去年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和黨中央對文藝界的情況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為了推動文藝界的整風運動，係統製訂了文藝工作的方針政策。黨中央決定從 1942 年 5 月 2 日至 23 日召開文藝座談會，有幾十位黨內外作家發言，毛澤東自始自終參加了座談會的三次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談到在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有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文藝要成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還提出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工作對象、工作和學習等問題。第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聽取了大家對文藝問題發表的各種意見。一二Ｏ師戰鬥劇社社長歐陽山根據幾年間在前線和農村的體會，呼籲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到前方去。民眾劇團的柯仲平報告在農村演出《小放牛》，老百姓很喜歡並送來慰問的雞蛋、花生、水果、紅棗，他們吃都吃不完，裝滿了衣袋、行囊和馬褡。他的發言引起大家的歡笑，毛澤東笑著說：“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後就沒有雞蛋吃了。”最後一次會議，毛澤東以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問題歸結為：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及如何服務的問題。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在座談會後，有的奔赴前線，有的下鄉深入基層，走上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道路。
1943 年２月，在延安新秧歌運動的推動下，為了歌頌英雄的三五九旅指戰員，魯藝秧歌隊創作了歌舞《挑花籃》，並隨邊區政府林伯渠主席前往南泥灣去勞軍。首次由 4 個姑娘扭著輕盈的舞步，每人挑著一對花籃，唱起悠揚悅耳的《南泥灣》插曲，還當場把鮮花送給英雄的三五九旅的指戰員。從此，《南泥灣》成為大生產運動的經典歌曲，也成為秀堂曲不離口的一首新歌，修青經常聽到秀堂唱道：
花籃的花兒香啊，聽我來唱一唱呀。
來到了南泥灣，南泥灣好地方。
好地方來好風光，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啊。
過去的南泥灣呀，到處是荒山，沒呀人煙。
如今的南泥灣呀，與往年不一般，再不是舊模樣，是陝北的好江南啊。
陝北的好江南，鮮花開滿山，是塞北的好江南。
又學習來又生產，三五九旅是模範，咱們走向前，鮮花送模範啊！
在三五九旅的激勵下，全邊區掀起了生產高潮，毛澤東利用空閑時間，親自耕種自己的任務田。朱德經常提著笊籬在路上拾糞。春節過後的春耕時分，每天清早，邊區的軍民，各黨校的學員就爬滿了山坡開荒種地。西北黨校的學員上山後，每人劃分一塊地，從山坡底往山峁上開挖，看誰挖的好又快，看誰挖的質量好。每天收工後，支部還在黑板上標出進度，表揚開荒能手。播種的農作物有糜子、穀子、南瓜、洋芋、白菜、蘿卜。由於秀堂已經懷孕３個月，肚子雖然不是大得很明顯，可是妊娠的反應卻很強烈。三支部的同誌們特別照顧她，不讓她在紡車上紡線了，隻讓她做些力所能及的勞動，如縫縫補補、編織毛衣等輕便的工作。經過統計下來，去年全邊區開墾荒地近百萬畝，整個耕種麵積達到 1300 多萬畝，糧食總產量 184 萬石，總消耗量為 162 萬石，邊區政府第一次有了多餘的糧食作儲備。棉花產量達到了 173 萬斤，自給率達到 73 ％。蔬菜、油料、肉類的生產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延安在同期進行了精兵簡政，削減了不必要的財政開支，減輕了群眾的負擔，鞏固了抗日革命根據地。
春耕忙完後，西北黨校進行整風學習的總結後，開始進入到對幹部的曆史全麵審查的階段，要求每個學員都要寫個人的經曆自傳。期間，秀堂寫了有關自己在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時，集體參加了“三青團”和“國民黨”的情況和經過：“在國共合作抗日期間， 1939 年 4 月至 7 月，我帶領服務團的 10 個團員到南嶽遊擊隊訓練班， 這個幹訓班主任是蔣介石，教育長是湯恩伯，副教育長是葉劍英同誌。 由八路軍教官葉劍英等教授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的課程。期間，國民黨突然要求全體學員參加三青團並發表格給大家填寫，我們服務團地下共產黨支部的黨員進行了討論，還就此事找了葉劍英同誌匯報，他指示在這樣的特殊情況下，為了不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應該參加。於是服務團的團員都參加了集體宣誓並加入了三青團。 7 月返回羅卓英軍部時，國民黨又發了表格，要求服務團全體團員參加國民黨，當時上級黨組織八路軍駐南昌辦事處的主任黃道被敵人暗殺， 服務團黨支部與上級黨組織的聯係中斷。 在環境所迫下，服務團地下黨支部討論後，決定根據葉劍英的指示精神，服務團全體參加了國民黨，當時隻發了臨時黨團員證，並未擔任職務和工作。過去，這些情況在每次填表或寫自傳時都從未隱瞞過。”秀堂來延安前，重慶辦事處的同誌曾讓她寫自傳，秀堂不知道怎麽寫，還請上海女青會地下黨支部書記陳維清代執筆，向組織上報告了有關在服務團加入了反動黨團問題的材料。
延安進行審查幹部時，在白區、敵占區、國統區從事過地下工作的同誌成為了審幹的重點。以黨小組為單位，每個學員都要報告個人經曆，對自己的曆史作詳細陳述，大家對不明白和有矛盾的地方提出質詢，允許本人說明和解釋。一天，輪到秀堂在小組報告自己的經曆，她要從祖父母、父母親的家庭生活情況說起，講一段一段的工作經曆，一直說到來延安前的服務團在國民黨羅卓英軍隊工作的三年經過。小組的同誌仔細聽，不斷插嘴詢問幾句。再由小組全體學員背著報告人，對報告進行分析研究和尋找疑點。幾天後的小組會上，同誌們向報告人提出麵對麵的質疑。他們主要提出對秀堂參加三青團及國民黨的懷疑，大致是參加反動黨團有些什麽任務，做過些什麽工作。開始時，大家還是和風細雨，實事求是地討論，如此反複多次開會，然後結合組織掌握的情況作出結論，在支部大會上通過，由支書講結論性意見。小組開始是這樣做的，大家很樂意接受，並不覺得有什麽壓力，有些曆史上有問題的同誌也都能主動向黨小組作出交代。 有些曆史上有問題的同誌也都能主動向黨小組作出交代。但是秀堂萬萬沒有想到，此後她為這段曆史經受了巨大的考驗
黨中央和社會部認為國民黨從 1927 年以來就是反共反人民的。國民黨在抗戰期間，一方麵利用共產黨抗日，一方麵又積極反共，他們建立了龐大的特務係統，欺騙和強迫廣大青年加入其組織，並將其中一部分變為職業特務，從事反共破壞活動。當時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國人作特務，其數量也是很多的，特務間諜是一個 世界 性的問題。在整風期間，中央要求對全黨幹部進行一次認真的組織審查。當時掌握社會部最高權力的部長康生，早年在上海從事地下黨工作。國民黨軍統局長戴笠將他的名字列入死亡名單，造成他過著經常轉移的生活，還要冒著被人出賣的危險，最後迫使他在 1933 年離開上海到了蘇聯。康生親眼目睹了斯大林對蘇聯共產黨內部及外國共產黨高級官員的大清洗手段，在他追隨王明活躍在蘇聯期間，他們曾向斯大林告發他們認為有嚴重政治問題的中國共產黨員，造成不少中國黨員在蘇聯遭監禁和被殺。
1937 年 11 月 29 日，康生、陳雲與王明夫婦一起回到延安，王明是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的姿態回國的。康生敏銳地覺察到毛澤東正在逐步掌握最高權力時，他轉變立場支持毛澤東，拋棄了與王明和親蘇派的關係。當毛澤東與江青發展感情的時候，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對及對江青在上海私生活和曆史疑點的作出指控。為了取得毛澤東的信任，康生決定性的行動是保護毛澤東，為江青的背景作證擔保，促成了毛澤東和江青的婚姻。幾個月後，康生在 1939 年 2 月成立的社會部擔任了最高領導，將社會部發展為秘密特工係統的機構，進行反間諜和反顛覆的行動，搜集黨內外敵人的情報。社會部在 1940 年 9 月執行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鋤奸政策，抓獲了滲入延安的國民黨、日本人和偽政府的間諜。利用社會上對國民黨政府腐敗和貪婪的徹底失望，社會部在國民黨內部和各政府機構安插了共產黨的特工。期間，康生與毛澤東發展了親密的友情，他們對古典文化、詩歌、繪畫和書法有共同的興趣，康生經常為毛澤東的詩詞和文章的這裏或那裏修改一個字，毛澤東稱康生為他的“一字師”，他很快進入了毛澤東的領導人核心圈。 1941 年 7 月，康生被任命為幹部調查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是高崗、陳雲、彭真等，負責審查幹部是否符合共產黨所需要的政治標準。 1942 年 7 月成立了延安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監督黨內的整風運動，毛澤東擔任主席，但權力卻一天天落在了“副主席”康生的手裏，他成為最有實際權利的人物，康生直接參與了延安的整風運動。
1943 年 3 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康生、凱豐、博古、鄧發、張聞天、楊尚昆、彭真、高崗、葉劍英共 13 人。推選了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確認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會議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根據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 調整和精簡了中央機關，加強了中央的集中領導，是黨的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提出：“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我黨實行特務政策，在社會調查部和黨校都發現許多特務。現在我們要學會識別特務與賢才。”去年 11 月，社會部收到魯迅藝術學院一個學員的揭發材料，檢舉人指稱在社會部所屬的西北公學學習的張克勤是國民黨派出的特務。這封信引起了康生的高度注意，下令逮捕了年僅 19 歲的張克勤，張是在 1937 年加入甘肅地下黨的。康生以張的父親在蘭州被捕自首和叛黨投敵為由，對張進行了連續六天六夜的刑訊逼供，讓他飽受了精神和肉體折磨以及假槍斃的恐嚇。在審訊人員的暗示坦白了可以保留黨籍的誘逼後。他交待說在蘭州加入了國民黨，是受特務組織派遣到延安，專門收集八路軍和共產黨的 軍事 、政治情報的。當問到他既然參加了特務組織，他的黨組織 關係 是怎麽開出來時，他受到誘供說，甘肅地下黨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紅旗黨”，是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實際上是國民黨特務組織，同時編造了一份十多人特務組織的成員名單，包括那個與他同來延安並檢舉他是特務的人。張交待的第二日，西北公學召開了全校師生大會，延安各機關、團體、學校也派了代表參加。張克勤在講台上，泣不成聲地說：“我是一個罪人！”他痛哭流涕地說自己如何加入甘肅假共產黨，怎樣受國民黨派遣到延安搞特務活動，還控訴國民黨特務使自己受騙上當，感謝共產黨組織對自己的挽救，決心重新做人。 康生對抓到這個典型如獲至寶 , 讓張克勤佩上紅花，騎著高頭大馬，到各機關學校作講演，介紹他的 “ 特務 ” 經曆和反悔過程。
當時據說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在漢中辦了一個特務訓練班，派了幾十個特務到邊區，有的已經混進了邊區政府。有一次毛澤東和朱德去中央大禮堂看戲，當他們和一些領導同誌剛步入禮堂，就有人從禮堂外的小山坡向後門投了幾顆手榴彈，投彈人被警衛員當場抓獲。 1943 年 4 月 1 日晚，邊區保衛部根據社會部部長康生的指令， 把來自甘肅、河南、湖北等地的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中他認為可疑的人， 在沒有實質證據的情況下，在延安秘密逮捕了 200 多名“特務、叛徒、反革命”等嫌疑分子。其中正式逮捕了“五人反黨集團”的王實味。當時，對是否有這麽多的秘密特務進入延安，有的同誌提出質疑，康生答道：“先逮捕他們再討論這個問題，等他們關起來後，我們就可以審問他們了。” 他 並提出 “ 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 。” 4 月 3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 根據社會部康生對敵情掌握的誇大匯報，黨中央對國民黨特務分子的滲入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認為： “ 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與我黨大量發展黨員以來，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地施行其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大批內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數量至足驚人。 ” 指出： “ 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封建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4 月 9 日至 12 日，在延安召開了中央直屬單位工作人員大會，動員反特鬥爭。參加會議人數達到兩萬人之多。秀堂也參加了這次大會，當她看到悔過自新的 “ 特務 ” 張克勤在會上作了坦白交待的典型報告，聽到他講得那麽聲淚俱下，痛不欲生的樣子。台下的的學員們都情緒激昂，秀堂和大家一樣也信以為真了。 當 《決定》發布和反特鬥爭大會的召開後，原來在延安少數機關學校開展的審查幹部工作，已轉變成各個機關、學校、部隊的群眾性反特鬥爭。 審查幹部由內部轉向公開化，開展了群眾性的“坦白”運動。 在各機關、學校、單位掀起抓特務、抓叛徒的高潮 。
修青在安塞縣期間，經常要協助縣長邵清華的工作。邵清華是在 1941 年 10 月以 67 票當選為安塞縣縣長，成為邊區第一位也是惟一的 25 歲的女縣長。她曆任三邊分區婦聯副主任。同年 11 月當選為第二屆參議會參議員，邵清華擔任縣長後，與縣委書記密切合作，工作潑辣大膽、果斷幹練，秉公執法，創辦了女子小學，顯示出了較高的領導才能。安塞縣政府在女縣長的主持下，一切井井緊緊有條，成績斐然，深受縣民眾的歡迎。修青協助她組織群眾生產、運鹽、征收公糧、保證部隊供給，在實際工作向縣長邵清華學習了不少的工作方法，也得到了很大的鍛煉。 5 月 22 日，邊區政府係統在參議會禮堂召開“坦白”大會，以個人反省和集體幫助的形式進行，一些幹部紛紛上台，“坦白”自己的所謂特務罪行。修青隨縣長邵清華 參加了這次大會，當他看到這麽多的同誌突然變成了特務，心裏實在難以接受。自己有許多的疑團無法解開，也不能隨便向他人傾訴，悶在肚子裏很不好受 。這樣的大會每隔幾天就要舉行一次，審幹形勢擴大化開始出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