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1939年，我在南洋參加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是第一批回國抗日的成員之一。至今已有48年了。在這漫長的歲月中，經過曲折的經曆和殘酷的鬥爭，我不斷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由一個愛國主義者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我享受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勝利的喜悅，也經受過痛苦和磨難。“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把人變成鬼。多少懷著拳拳赤子心的歸國華僑被當成特務，受盡懷疑和打擊。雖然他們的大好青春年華白白在黑暗中流逝，但他們期盼祖國強盛的心永不會泯滅。不管個人經受多少痛苦，祖國仍然是他的祖國。他們相信祖國雖然一時陰霾彌漫，但最終會迎來燦爛的陽光。“四人幫”被粉碎後，國家得救了，人民得救了。
我慶幸獲得第二次“解放”，人的尊嚴被恢複了，迸發出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我全身心投入到建設中，要把損失的時間奪回來，醫治祖國的創傷。1972年，我被委任擔任建設廣州石油化工總廠的指揮。我看到成千上萬工人的衝天幹勁，經過4年的努力，在災難深重的祖國大地上，我親眼看到了一座規模宏大的現代化企業崛起，我恍惚聽到了祖國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強大腳步聲，是多麽令人鼓舞呀！難以形容的喜悅也撫平了我曆史的創傷，使我滿懷信心的去迎接未來。
在我安度晚年的時候，我是多麽懷念一起回國參加抗戰的僑工，更多是擔憂他們的處境。他們懷著報效國家的一片丹心，離開自己的親人和溫暖的家庭回國參加抗戰。生活在待遇低微的環境中，工作在條件惡劣的環境中，日夜奔馳在崎嶇險峻的滇緬公路上，不畏艱險，為抗日前方戰士運送軍需，為民族的存亡流血流汗，甚至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為祖國立下了豐功偉績。但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把他們拋棄了，他們有家難回，散落在各地，過著艱難的生活。由於外界對西南運輸人員訓練所的性質不了解，使他們多少人反複受審查，背上了沉重的政治曆史包袱。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受到嚴酷的打擊和磨難。在抗戰50周年之際，欣聞雲南省人民政府為回國死難僑工樹立紀念碑，紀念他們這些抗戰中的無名英雄，表彰華僑拳拳赤子之心。這不但可告慰九泉下的死難者，更可告慰死者海外的父老兄弟，對僑工冤假錯案的平反將起積極作用。
我們除了感謝雲南省政府這一正確做法之外，更希望能深入細致地落實每個僑工的政策。首先要摒除對僑工的一切誤解，對當時的曆史背景要有正確的了解，對西南運輸人員訓練所的性質問題應得到澄清，對華僑回國的動機應得到充分的肯定。為此，促使我寫下自己一個僑工的成長，以及對南洋僑工回國抗戰這一片段的曆史回顧。
第 一 章 離 鄉 背 井
我於1920年1月出生，屬猴。生於廣東省東莞市黃江鎮長龍下圍村。我的父親是個下中農，在家務農，什麽活都會幹。母親善良漂亮，很年輕就生了四男一女，我排行老三。這個山村座落在青翠的群山懷抱中。當時，村裏聚居著十來戶的客家人，祖祖輩輩以農為生。山下是一片片的水稻田，村前有一條小溪潺潺流過，水是那樣的清澈、晶瑩、可愛。在小溪的拐彎處，經過長年累月的衝刷，已形成一個小水潭，寬約20多平方米，最深處有丈把深。它是我們童年小夥伴夏天的好去處。在水潭邊的山坡上長了一棵大樹，有一枝大樹丫伸向水潭麵，它成了我們的天然跳水台。外出耕作歸來的鄉親路過這裏，也會痛痛快快地洗個澡，洗去一身的汙泥，洗去一天的疲勞。然後，心滿意足地騎上牛背，唱著山歌踏上歸途。
村後是一座密密的黑洞樹林，有各種的鳥兒和野獸棲息於此。晚上，有一種鳥啼鳴聲是那樣的淒慘，真令人害怕，我聽到它的啼聲就會怕得鑽進被窩裏蓋住頭。兒時，我的太婆常給我們小孩兒講黑母熊的故事說：“樹林中熊婆婆的兩隻手伸出來有棟梁那麽長，聽到小孩兒哭叫時，它就會伸進手來把小孩兒吃掉”。每當我們哭鬧的時候，她就給我們講這個故事，使我們嚇得不敢哭了。
每天黃昏落日後，家家戶戶炊煙四起，襯托著歸巢小鳥在荔枝樹上吱吱喳喳地叫個不停，伴隨著歸欄鵝群在地上邁步昂首地哦哦叫聲，小狗互相追逐的吠聲和鄉民驅趕牲畜歸家的吆喝聲，組成了一幅山村生動的晚景，美麗極了。家鄉的山，家鄉的水，家鄉的風情和純樸善良的鄉民們，永遠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
我想起童年時的許多往事，我自小讀書就不是個笨人，對求知的欲望非常強烈。每年考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從來沒有考過第三。因為家裏破產，小學5年級就失學了，我心裏非常悲痛。為了兒子的生計前途，父親專門找算命先生給我們看相。那先生說我兄弟三人少年困苦，隻要給他們學一門手藝，到中晚年必能自食其力，衣食無憂。當看到我的時候就特別用心，一會兒看手， 一會兒摸臉，還鄭重的對父母囑咐，說什麽小池養不了飛龍，大利遠方，官運亨通，孝順父母，將來必會光宗耀祖，你們二老晚年可依靠這個兒子。父親悶著頭足足好幾天，他想：今年是1931年，日本在九·一八侵略了中國東北三省，時局不會好。反正沒田又沒錢，還不如出南洋謀生，讓兒子學本事去。嗨！想通了，不管那個算命的是真是假，父親鐵了心做了決定，要帶我去南洋，我是不願意離開家鄉的。父親知道我有強烈的求學心理，答應我到南洋之後給我讀書，我才勉強願意隨父親到南洋去。
秋天，我和父親要離家出洋了。母親撕心裂肺地舍不得讓我走，還用客家人特有的哭唱腔表達著自己的淒涼，她邊哭邊唱的一直把我們送出了村外。父親拋下了我的母親和一家大小，隻拖著年幼的我離開了故鄉。每當想起這個離別的情景，母親的音容就會浮現在我的眼前。
第 二 章 在 太 平 洋 上
父親領著我隨著客家幫途經香港出海。到達香港第四天，傍晚時分，水客帶領我們上了木船準備去南洋。我和父親在船艙內選了一處比較幹淨的地方鋪上草席，把行李安頓好後，我跑到甲板上去眺望香港的夜景。島上華燈加上山上別墅的萬家燈火，還有五顏六色的霓虹燈廣告交相輝映，使得整個島嶼像千萬顆明珠在閃閃發光，非常瑰麗壯觀！我這個鄉下仔簡直被這神話般的夜景迷住了。我在欣賞，我在沉思，像這樣一塊美麗的國土，對外通商的公港，竟淪為英國殖民地，這是多麽令人痛心呀！
我想到前兩天，親眼看見那個子高大，長著滿臉胡須的“摩羅差”，腰間掛著手銬，手裏拿著警棍，腳穿著皮鞋，神氣活現地在大街上大搖大擺地走著。忽然，他高聲吆喝，手拿著警棍追逐鞭打著中國人的小販，嚇得他們連擺在地攤上的東西也來不及收拾就逃命。作為中國人在這裏還遠不如進口奴“摩羅差”，我感到恥辱和氣憤。我生長在中國大革命高潮的時代，老師們給學生講鴉片戰爭的曆史，教我們唱“打到列強，除軍閥”的革命歌曲。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就增長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仇恨。我想什麽時候？中國人才能在香港這塊神聖的國土上揚眉吐氣，挺起胸膛做人呀！
船越開越遠了，夜色茫茫，香港的夜景已經拋在了身後。船上的大多數人開始暈船，有的人嘔吐了，船艙中彌漫著難聞的氣味。在海上還遇到了小台風，真是驚濤駭浪，鬧得肚子像翻江倒海似的，我們把苦膽水都吐出來了。船上擠滿了男女老少，衛生條件又不好，有人病死了就被放到水裏海葬。幸虧母親心細備了些藥物給我們，行裝裏什麽也不缺。父子兩人命大，總算脫離了恐怖的海洋和這條有病魔的木船。偷渡點分布在馬六甲一帶，我們在水客的帶領下，偷偷的進入了馬來西亞境內。
第 三 章 南 洋 的 日 子
在廣東地區，幾乎家家都與南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我家也不例外。父子倆投靠了親戚家，父親找了份苦力活。到了南洋後，雖然熱帶風景非常美麗，椰樹亭亭玉立，各種水果和榴蓮的味道四處飄香。可是身在異鄉並不是我所想像那麽好，父親當苦力僅能維持父子兩人的生活，哪還有錢讀書呢？父親年紀大了，每天幹活回來總是叫腰痛，我怎麽忍心為了自己上學而加重他的負擔呢？我決心去找工作，期望在工作中能攢些錢，通過半工半讀來滿足我強烈求知的欲望。但在人剝削人的醜惡社會裏，生存的艱難讓我美麗的幻想破滅了。我曾為此痛苦過，流過淚。也嫉妒過有錢人子弟能讀書。我認為這樣的社會不公平，該讀書的都應該有書讀。
後來，我有幸找到了汽車修理廠打工的機會，我們才有錢匯給母親養家糊口。老板看上了我什麽東西一學就會，為人又老實，就將修車的技術全部傳授給我。不久，我就學會了全部的修車技術和駕駛技術，很多客人都指明要我修車。修車廠的生意越來越紅火，老板一家對我就更加信任了，還向我父親表示等我18歲時，就把獨生女兒許配給我做老婆，讓我可以繼承修車廠的家業。從此，父親每天笑口常開，眼看著大好前途正等待著兒子。他還常對我說：“人有了技術傍身，走遍天下都不怕！”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盧溝橋”事件後，日本發動的全麵侵略戰爭致使北平、天津相繼失守。隨後日本又發動“八·一三”侵略上海，淞滬戰爭曆時3個月，國民黨軍隊迅速潰敗。11月12日，日軍又攻占了上海、南京等地，日軍在南京實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震驚世界，更震驚海外僑胞，激起了南洋僑胞的極大憤怒。華僑領袖陳嘉庚發動了大規模的抗日救國集會，組織僑民為祖國抗戰捐款捐物，發出了有錢出錢和有力出力的號召，支援祖國的抗日戰爭。南洋各地到處舉行集會，聲討日軍的侵略暴行和抵製日貨。青年人更是熱血沸騰，表示願戰死沙場，不願當亡國奴。我也是個熱血青年，決不能容忍日本鬼子在我的祖國橫行霸道，殺我的兄弟姐妹。從那天起，我暗自下了決心，我不能跟老板的女兒結婚，我要找機會回中國抗日。我剛過了18歲生日，老板和父親就要為我籌辦婚事，我一再想辦法拖延下來，他們也拿我沒有辦法。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日軍的暴行激起了海外華僑的愛國民族心，我作為一個中國人責無旁貸地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當時，我通過看有關抗日雜誌和畫報，知道日軍在華奸淫燒殺無惡不作，令人發指，麵對中國半壁河山被硝煙吞沒，家鄉淪陷，國破家亡，億萬同胞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作為一個炎黃子孫豈能苟安過著舒適和平生活！我利用星期天假日開汽車載著青年們到外埠去進行募捐活動。
1938年10月後，日軍又攻占武漢和廣州，切斷了粵 線，完成了對中國的海上封鎖，企圖使我國處於孤立無援之地，妄想迅速實現其滅亡中國的野心。當時，國民黨政府為了打破封鎖的局麵，一方麵搶修昆明至緬甸的公路，另一麵立即著手訓練司機，同時宋子良向新加坡僑領陳嘉庚求援。
1939年2月7日，僑領陳嘉庚向南洋800萬僑胞發出號召，動員招募汽車司機和修理工（簡稱：南僑機工）回國服務，這就是南洋機工回國抗戰的曆史背景。在南洋的現實生活也使我認識到，做亡國奴毋寧死。我終於等來了機會，興奮極了，立即去了報名。當時，華僑青年男女懷著赤子丹心報國的民族責任心，個個踴躍報名。國家的興亡，祖國的呼喚，把我們卷進了抗日的洪流。我參加了“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服務團”，是第一批回國機工，共有80餘人。我堅持瞞著父親，直至出發前，才讓他知道。這對我父親如同晴天霹靂，他氣得手直發抖，還罵我太不孝，太愚蠢，太衝動，太不知好歹的家夥。放下那麽優厚的條件不要，還要搭上性命回戰亂的中國，簡直是不可理喻！老板一家也苦口婆心來勸留我。雖然感到對不起父親他老人家，我還是決心走了。第一批南僑機工在新加坡集中，由廖國雄任團長，從新加坡乘船經越南西貢、河內海防，經過約3個月輾轉到達了中國雲南省昆明市。
新加坡民眾歡送“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服務團”
南洋華僑機工登船回國抗日
西南運輸人員訓練所接待了我們，所長由宋子良兼任，副所長有龔學遂、吳琢之，劉吉生等人。第一批南僑機工脫下了西服，剪短了頭發，穿上國民黨的軍衣，在昆明訓練所進行軍事訓練。兩個月後，大多數僑工被編入了4個運輸大隊，剩下的僑工組建了華僑先鋒運輸隊。運輸隊奉命奔赴第一線滇緬公路，這是一條經從昆明、楚雄、下關、保山、芒市、畹町、瑞金、緬甸臘戌等地全長1146公裏的軍運大動脈，全程行車6天，是運送國外軍援物資的唯一通道。動用了15萬民工，公路僅用了9個月就搶修出來。
崎嶇的滇緬公路-抗日物資運送大動脈
1939年1月初通車，滇緬公路是在邊塌方、邊搶修、邊行車的情況下運行的。路麵狹窄，彎急坡陡，重重濕霧，一不留意就會掉進萬丈深淵。有一個僑工開車時被雷擊倒的大樹壓死；山洪造成的滑坡竟奪去了多個僑工的生命。在滇緬公路第一線的華僑司機明確回國的目的和任務：打敗日本侵略者，為祖國作貢獻。他們日以繼夜的搶運，克服重重困難，每月保證將5000噸軍火運到抗日前線。在滇緬公路行車，人人都必須闖過四關：一是瘴瘧關-“打擺子”的惡性瘧疾；二是雨水泥濘關。雨季導致山石滑落，極易發生車毀人亡；三是險路險情關。公路不少地段有危懸欲墜的巨石，塌方危險極大；四是日軍轟炸關。白天遇敵機空襲，就夜裏駕車前進。僑工司機在四個“關口”中出生入死地戰鬥在滇緬運輸線上，勇敢堅強的行動很令人敬佩。
南僑機工共3200人分了9批陸續回國，頭幾批大多數是汽車技術工人，後幾批多數是學生或其他行業的青年工人。該所還從國內流亡學生中招收2000餘人入學，凡不懂駕駛汽車的都留所編隊接受訓練。教務長是張炎元並兼總隊長，薛文尉副總隊長。總隊下設大隊、中隊、分隊三級管理，分隊長都由老司機擔任。學生除接受駕駛汽車技術訓練外，同時還要接受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紀律相當嚴格。
在國民政府軍中為抗日前線搶運軍需物資的南僑機工們
我和70多人被挑選到昆明訓練所教務科實習工場，主要任務是協助教官教學生駕駛汽車，並負責搶修教練車，保證訓練計劃的完成。實習工場屬於工人編製，紀律沒有那麽嚴格，生活也比較散漫。每周規定參加一次的紀念周，機工也經常遲到，甚至很少人參加。總隊副薛文尉在一次紀念周上大罵機工不遵守紀律，還罵他們回國抗日是“掛羊頭賣狗肉”，這引起了機工的極大憤慨。
機工回國之後，他們對國民黨官僚的腐敗作風，等級分明，繁禮縟節早有不滿，雖然機工平時散漫，但工作認真，實習工場有約60輛殘舊的萬國牌汽車，他們不分晝夜，不計報酬地搶修，保證了訓練出車。辛苦的付出不但沒有表揚，反被罵了一頓，就像火上澆油，矛盾處在一觸即發之勢。由於語言不通，教官與僑工之間常有誤會和磨擦。有些教官根本不懂技術，卻狐假虎威每每歧視機工，甚至毆打機工。
一天下雨，有一個學生回場的汽車在場內拋錨，他丟下不管，影響了其他車輛進場。當時，幾個機工正在冒雨幫忙搶修。一教官竟破口大罵機工妨礙他們進場，不分青紅皂白就動手打機工，還煽動學生圍打機工。由於機工寡不敵眾，立即敲鍾呼救，其他機工聞聲趕往相救，雙方大打出手，觸發了一場反歧視的鬥爭。當時，我正在屋簷下接水洗澡，也聞聲拿起鐵棍前往現場，見到教官就打，追到哪裏就打到哪裏。鬥爭的規模越來越大，整個訓練所都亂了套。後來，當局出動憲兵進行鎮壓，把機工趕回宿舍，還在宿舍門口架起機槍，不準出入。又逮捕了廖國雄、鍾運熙兩人。西南運輸處聯大華僑學生緊急幫忙營救，一方麵上書西南運輸處要求放人，並說明這次事件完全是由教官歧視毆打機工所引發的。另方麵寫信給新加坡僑領陳嘉庚，揭露國民黨歧視壓迫華僑機工的事實。陳嘉庚出麵交涉後當局才被迫無奈放人。當局不敢做的太過分而得罪華僑。一方麵是機工得到新加坡華僑的聲援，另方麵也攝於華僑司機基本上掌握著滇緬公路的運輸命脈。但是國民黨對華僑的歧視根本沒有改變，特別是雲南省綏靖公署的憲兵和警察，他們接到上麵的指示對華僑采取監視戒備。
華僑機工因語言不通，也與當地居民多次發生糾紛。由於受歧視而產生的積怨日深，終於爆發有名的大鬧“雲津市場”的事件。事件是由國民黨陸軍分校學生毆打華僑引起的。當時，機工們完全出於維護自身的尊嚴而被迫自衛，雙方打得非常激烈，昆明市有一條街的商店都關了門。當局派出憲兵警察進行武裝鎮壓，機工奪過機槍掃射，釀成了一場流血衝突。由於力量懸殊，這場鬥爭最終被鎮壓下去了。通過這次教訓後，機工為了加強自衛能力，秘密的從緬甸購買手槍，這種反歧視的流血鬥爭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為了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當局采取調休星期天的辦法，盡量避免雙方接觸生事。
由於這兩起事件的發生，引起了國民黨的特別注意，他們懷疑訓練所有共產黨活動。根據“防止異黨活動”的條例，他們突然舉行全所集體加入國民黨的入黨儀式，特別加強國民黨黨部對華僑的監視。機工們認識到在國民黨統治下毫無民主與自由可言，我們要去追求光明和新的理想。據我們所知訓練所實習工場內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溫其芳是我們當中年紀較大的一位，文化水平比較高，在馬來西亞時曾與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有過接觸，思想較為進步。在一個晚上，通過西南聯大學生的介紹，溫帶著我們幾個要好的朋友去會見了一位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他給我們講述了八路軍抗戰的情況和延安的生活情況，聽後令人十分神往，使我們看到了祖國的一線希望。
訓練所當局一直把實習工場的機工視為危險分子，在第一期學生畢業後，他們就解散了實習工場。當時，教務科的馮君銳科長也受到了一定的牽連，他和我們一起被調往貴陽汽車修理廠，他任廠長。馮君銳為人正直，開明講理，平易近人，關心僑工，博得了機工的信任。機工的生活待遇較差，住的是大敞鋪，像沙丁魚似地一個挨一個的睡。晚上燈光很暗，無法看書，更沒有文化生活，生活十分枯燥。有些機工不自愛，以賭博做消遣。馮知道之後，半夜來抓賭，沒收的錢用作聚餐，還畫漫畫教育賭博的人，收到很好的效果。
1939年冬，實習工場的機工隨馮君銳到達貴陽汽車修理廠。當時，該廠的設備破舊不堪，工具非常短缺。修理場地也沒有鋪水泥，雨雪天一片泥濘。廠內積壓了大量待修的車輛。貴陽氣候惡劣，“天無三日晴”，機工不顧天氣寒冷，鑽進泥濘的車底進行搶修。機工從倉庫中清理出一台幾十瓦的柴油發電機組，還把進口的新式發動機也都安裝起來。這些發動機加快了修理速度和修理質量，很快就把積壓的待修車輛清場出廠。雖然，我們在工作中胼手胝足苦不堪言，大家感到能為祖國抗戰貢獻一份力量，也就樂在其中。
貴陽的生活比較自由，機工經常到市內看蘇聯電影。溫其芳和我們幾個知心朋友組織了讀書小組，訂閱新華日報，閱讀一些進步書籍，如斯諾著的《西行漫記》等。還秘密傳閱共產黨揭露國民黨頑固派製造國共磨擦以及對日投降妥協的陰謀，使我們逐步加深對共產黨的認識：要挽救中國於危亡，隻有依靠中國共產黨。我們主動到八路軍駐貴陽辦事處找華僑司機聯絡，了解八路軍的情況，後來發現有特務跟蹤盯梢，才不便前去聯係。
1940年4月，貴陽又發生一起迫害機工的事件。有一天，貴陽汽車站一輛車的汽油丟失了，當天，機工劉仲芬因開救急車外出搶修車輛，回場的時間較晚，即被懷疑遭逮捕。但在案情尚未弄清之前，當局就匆匆忙忙要把劉押解出境，實際上是有人要把機工當替死鬼以了結此案。當工場機工得知消息後，連夜開會決定罷工，包圍運輸站搶救劉仲芬。第二天一早，每個機工手拿鐵器，首先包圍了押送劉的車輛和押車憲兵，不許他們開車。其次包圍了貴陽汽車站，派代表與他們談判。要求當局必須把案情查得水落石出，如是機工真的犯罪，我們絕不會包庇。在未查清前不能押送劉出境，否則一切後果由運輸站負責。貴陽汽車站被機工這種聲勢嚇得要命，答應了機工的條件，暫時把事件平息下來，後來，經查證實是錯案後就把劉釋放了。機工對劉仲芬事件反應強烈，使得西南運輸處很震驚，事後對機工的鎮壓逐步加緊。因為馮君銳廠長對此事件采取同情的態度，有人借故向上級告了馮一狀，西南運輸處奉蔣介石命令查究，後將馮調離貴陽修理廠。
南僑機工們日夜駕車行駛在危機四伏的滇緬公路上，
用汗水、鮮血甚至生命保持軍需大動脈的暢通。
國民政府西南運輸處的官員們大多數貪汙腐敗，忽視華僑司機工作和生活的困難。在行車線沿途救濟措施不足。常有華僑司機遇到貨車損壞在山地無人處，饑寒交迫達兩日之久。由於氣候炎熱，毒蚊肆虐，睡覺沒有蚊帳，有上百個機工患了惡性瘧疾，最終因缺藥治療失去生命。機工忍無可忍就向僑領陳嘉庚發泄不滿，造成極大的社會輿論和政治壓力。南僑總會派人實地調查報告指出：“所經各站設備極其簡陋，所遇各華僑司機等多麵無血色，帶病多淚，目不忍睹。”陳嘉庚和南僑總會給機工贈送的蚊帳、被褥、衣物，生活用品，奎寧等藥物，又被國民黨的貪官侵吞了過半。機工極其痛恨那些大小官員貪汙發國難財，彼此之間的對立情緒非常嚴重。
1940年3月，66歲的僑領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的身份，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訪問重慶等地後。5月31日，前往訪問延安 ，期間，他與中共黨政領導人多次會見交談中，看到了一些小事，引起了他的驚奇和沉思。他在毛澤東的窯洞談話時，因雙方交談不易聽懂，便請來延安的華僑學生作翻譯。這些學生進來不敬禮，隨便就坐，說話無拘無束，使得陳嘉庚很吃驚。他在重慶見蔣介石時，陪同的大官要肅立，畢恭畢敬，連大氣也不敢出。毛澤東請陳一行吃飯，僅以白菜、雜飯相待，外配一味雞湯，為此，毛澤東抱歉地說：“我薪俸有限，沒有錢買雞，這雞是鄰家老大娘知我有遠客，送給我的。陳嘉庚沉思：抗戰後，他組織海外華僑為國民黨政府捐款高達3億元，在重慶一地，蔣介石為了取得他的歡心，光招待費就8萬元，如此奢侈浪費，讓他深感失望。延安與重慶形成鮮明對比。一天，陳嘉庚看到抗大學生請朱德參加籃球比賽，他挽起袖子跟小夥子們飛奔搶球。當陳看到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與學生如此上下平等，內心感慨萬分。他說：“我未來延安時，對中國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生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45歲了，而且已做了好多大事。此人現在延安，就是毛澤東。”他還兩次到滇緬看望了南洋機工，呼籲國民黨政府要善待回國抗日的機工。
馮君銳調離後告訴溫其芳，新任廠長餘樂醒是國民黨軍統特務，是當局今後進一步鎮壓機工的先聲，要他及早離開。1940年“五一節”前夕，溫其芳約了王祿昌、肖士元、彭士卿和我等七、八人到貴陽旅店碰頭。他分析了馮君銳被免職，今後的形勢相當嚴峻，決定第二天離開工廠到重慶找八路軍。這個消息太突然，大家都沉默了好一會兒，各自在考慮自己的前途問題。開始大家都要和溫一起走，後來，一方麵考慮到人多目標大，行動不易。另方麵又不知道八路軍會不會收留我們，因為我們不是通過地下黨的關係去的，隻是由彭士卿介紹我們到重慶辦事處找林群秀。雖然，我們在馬來西亞也認識他，但他隻是一位司機也難作主，萬一不能收留我們，將會造成生活上的困難。因為我要走的決心最堅決，大家決定由溫其芳和我先走，等到了重慶後再與他們聯係，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後來據悉，新廠長餘樂醒上任後氣焰囂張，馬上向機工下毒手，向上級電告貴陽汽車修理廠的機工：“桀傲不訓，分子複雜，請準全數解往昆明自新社-------。”幸虧這一電報為馮君銳所悉，他主持正義，向上級力陳機工的工作能力與成績，要求重用這一股難得的技術力量，並請準將這批技術力量組成了滇緬公路搶修隊。機工才幸免早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毒手。
我們離開貴陽廠前，在記工統計員羅德明協助下假造了回家探病的電報，以此為由向貴陽分處領取了通行證和乘車證明。我們搭上西南運輸的貨車，司機也是在訓練所畢業的機工。途中換了兩次車，總算到達了重慶。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同誌仔細聽取我們要求參加八路軍的原由後，立即向領導作了匯報，很快答應我們留下來。不久，將我分到辦事處汽車隊當司機，得到了黨的信任和重用。周恩來同誌在百忙中還關心我，使我有回到家的感覺，心裏很溫暖。此時，新四軍軍長葉挺在南方局匯報工作後要前往峨眉山，我有幸為 他開車服務。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沒有官架子，和藹可親，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們與國民黨官員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風竟有天淵之別。
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舊址
我親自向新華日報記者反映了僑工的真實遭遇。抗日期間，中共中央南方局《新華日報》登載了《一群投入祖國懷抱的孩子》、《滇緬路上的華僑司機群》、《救濟回國華僑機工》等10餘篇報導，讚揚南僑機工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在滇緬運輸線上的英雄事跡。還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國內同胞呼籲國民黨政府應善待僑工們，對他們的疾苦和困難不能敷衍了事。
僑工僅搶運軍火就達幾十萬噸。除了運送軍用物資，還搶修數千輛汽車。中國的出口物資通過滇緬公路轉銷到美國及其他國家，為國民政府的進出口貿易換取外匯購買抗戰物資。使滇緬公路成為一條炸不爛、摧不垮的鋼鐵運輸線，僑工被祖國人民譽為滇緬公路上的“神行太保”。僑工們還十分關注著在抗日前線的八路軍，不懼怕國民黨頑固派實行鎮壓的危險，他們出自民族大義。4月間，毅然派出張達等30名僑工前去慰問負傷的八路軍將士，並將省吃儉用積攢的錢贈送給八路軍作為醫藥費。這批僑工毅然離別父母家人和優裕的生活工作環境，遠涉重洋，投身於神聖的抗日救國服務工作。然而1941年底，西南運輸處奉命結束，移交中緬運輸總局。華僑機工備受排擠，數百人貧病交加流落在昆明街頭，掙紮在死亡線上。 後來統計：南僑機工3200人回國參加抗戰，其中有1100餘人因戰火、車禍和病患而為國捐軀。他們用自己的汗水、鮮血和生命，在華僑愛國史上譜寫出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在中國抗日戰爭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舊址
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陳列的實物與資料有：躲過日機轟炸，穿過國民黨軍隊重重關卡的辦事處汽車隊搶運軍需物資的仿真場景。第一期華僑回國服務團團員，後留在辦事處當司機，曾為來桂的周恩來開過車的葉修青。
1940年7月，我被派到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為李克農主任開車，還為來桂林的周恩來同誌開車。在黨組織的信任和培養下，我正式成為了中共黨員，這是最難忘和喜悅的一刻。抗戰時期，許多華僑紛紛回國支援祖國抗戰。經桂林辦事處護送並登記在冊的就有1000多人，其他未經統計的個人和小團體，由桂林辦事處護送到延安，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抗日前線，直接參加抗戰的愛國僑胞則更多了。 8月份，陳嘉庚先生來到桂林，我親自向他反映了僑工的真實遭遇，他對我選擇加入到共產黨的組織感到由衷的欣慰。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桂林的政治形勢急劇惡化。我奉命開軍用卡車護送李克農的女兒李冰和辦事處的部分同誌先行赴重慶，卡車經貴陽一帶，山路崎嶇難行，來往車輛很多。一次轉彎時，我開的車與國民黨的運鹽車發生了相撞，對方整輛鹽車翻墜下萬丈深穀。我方的車猛烈地晃動了幾下，差一點兒也翻掉了。當時，地上灑滿了白花花的鹽巴，我驚魂未定不知如何是好，領隊的同誌冷靜地命令我：“不要停車，加速行駛，否則會被後麵的國民黨軍車抓住。”我鼓足勇氣將汽車開足馬力，向前行駛，一夜未停，總算安全抵達了重慶。
1941年1月，組織上安排我給周恩來副主席開車。我原來是個汽車修理工，對重慶的道路不熟悉，心裏沒有把握。周副主席見了我，好象早就知道我的心事似的，握著我的手親切地問：“叫你開車，怎麽樣?”我說：“很高興，隻是路不熟。”周副主席笑著鼓勵我說：“一回生二回熟嘛!重慶的路不好走，勤加觀察，記清道路，注意尾巴，很快就會熟悉的。”我聽著周副主席意味深長的談話，看著他親切、堅定的臉容，頓時增添了無窮的勇氣。
我給周副主席開車這段日子裏，和周副主席一起住在曾家岩的“周公館”。那時，“周公館”日夜處在敵人的包圍中，我們的安全每時每刻都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威脅。周副主席蔑視敵人，泰然自若，還每時每刻都關心著同誌們的安全。有些同誌和愛國進步人士要到“周公館”來看望周副主席，他盡量勸別人少上這個危險的地方來，來了，則采取各種嚴密的措施，保護他們安全離開。周副主席幾次交給我這樣的任務：用汽車把來訪的客人送到安全地點，甩掉敵人的盯梢。每當我送走客人回來，他總要派人來問：“送到了嗎? 有沒有出問題?”直到知道已經把客人安全送走了，才放下心。
重慶辦事處有很多革命書籍和介紹延安的報道，這引起了我強烈的學習願望，我利用為周副主席開車後的空檔時間，如饑似渴地看書，了解延安的學習和生活情況。周副主席和鄧穎超大姐看到我那麽喜歡看書學習，很是喜歡。他們總是親切地叫我“小葉”，經常關心我的學習近況。1941年夏天，重慶辦事處經周副主席的批準，同意讓我隨李克農去延安，安排我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聽到這個消息，我興奮得跳了起來，流出了感激的眼淚。鄧大姐鼓勵我一定要好好學習，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對我殷切的期望！
1940年9月，周恩來和鄧穎超在被日本飛機炸毀的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前留影
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完成了曆史使命，被迫於同年1月20日撤銷。2月24日清晨，李克農率最後一批人馬撤回了重慶。1941年夏季，李克農、夫人趙瑛、他們的兒女趙冰姐弟、秘書龍潛和辦事處部分同誌向延安撤退，一行人分乘3輛卡車，打著“奉命撤回”的旗子駛離重慶。沿途都是國民黨的哨崗，當車隊進入陝西潼關時，突然，被國民黨軍隊的幾挺機槍擋住了我們的卡車前頭。幾個武裝士兵登上了卡車，繳了車上八路軍官兵的槍支，扣留了李克農和隨行人員，還扣留了車上的物資。形勢變得十分緊張，李克農鎮定的對大家說：“我們有可能被扣押，大家要有進敵人集中營的思想準備。”當周恩來得知此事後，非常關注，經過緊急交涉，我們被扣押了一天兩夜後，國民黨才把我們全體人員“押解出境”。
我們開著三輛卡車加速急駛向延安，當大家遠遠看見八路軍的崗哨和穿著老羊皮襖的持槍戰士。同誌們個個欣喜若狂，連蹦帶跳，幾乎把車廂底跺穿。我們3個司機總算如釋重負，終於將李克農和同誌們安全送到了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