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的過去、現在和TTC 罷工--

多倫多的周期性精神緊張—TTC罷工，終於在各方的努力下，再一次與多倫多擦肩而過。在驚魂初定之餘，大家也開始反思：我們的工會製度是否真的出了什麽問題？ 一、改變世界的早期工會運動 加拿大的工會可謂源遠流長，早在1872年，JOHA A.MACDONALD領導加拿大政府通過了“TRADE UNION ACT”，在其中明文規定，工人組織起來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是合法行為。在這之前，在加拿大的很多省份，比如NOVA SCATIA就曾規定如果工人們組織起來進行鬥爭就要被送進監獄。這樣，在加拿大建國的第五年，加拿大的工人們開始正式有權力組織工會。當時的工會，主要集中在發生工業革命領域的私人企業，像運輸、礦業等部門。這些工會一成立就立刻開展了全國範圍的“9小時工作”運動來抗議當時長達12小時的工作時間。同年，為了同GLOBLE的創立者GEORGE BROWN鬥爭，1500名漢密爾頓和多倫多的工人走上接頭舉行了罷工。 1889年，政府更肯定了工會的社會價值。1894年，加拿大議會宣布將每年9月的第一個星期一確定為全國法定假日以表彰工會對於社會的貢獻。這就是LABOUR DAY的由來，也是工會每年要在LABOUR DAY舉行遊行的原因。 在工會運動的早期，特別是二戰以前，工會對於改善工人工作條件，推動社會進步起到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很多年以後，當曆史學家回顧這段曆史時，曾由衷地感慨：工人們組織起來，世界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正是由於工會的鬥爭，為工人爭取了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才把馬克思描繪的共產主義幽靈阻擋在了歐洲和美洲的大門之外。 二、戰後工會運動的商業化 1946年，最高法院法官IVAN RAND對於發生在溫莎的福特公司17，000人罷工事件做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裁斷。在裁斷中，RAND要求每個工人必須繳納會費，無論他是否真正地屬於一個工會，而每個工會必須有自己的財務計劃。同時，對於工會采取不合法行動時，可以對起進行經濟製裁。RAND的裁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在使工會行為合法化和規範化的同時，也使工會走上了一條商業化和政治化的道路。 戰後，工會運動另一個趨勢是在公共服務領域裏的蓬勃發展，這其中的劃時代事件是1965年7月的加拿大郵政工人的罷工。在此之前，法律禁止加拿大公共服務領域的人員舉行罷工。這次罷工一共延續兩個星期，直到當時的總理LESTER REARSON同意公共服務領域的工會擁有同等罷工的權利。1967年，加拿大議會通過了“THE PUBLIC SERVICE STAFF RELATIONS ACT”。正式給予加拿大公共服務領域工人罷工的權利（皇家騎警和軍隊除外）。從此，聯邦公務員加入PUBLIC SERVICE ALLAINCE OF CANADA（PSCA）。PSCA的成員最多時曾一度達到18萬。各省的公務員和公共服務人員加入了NATIONAL UNION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 EMPLOYEES 和 CANADIAN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CUPE）。CUPE從八十年代中期起一直是加拿大最大的工會，其成員最多時曾達到33萬人。潘多拉的盒子就這樣被打開了。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已經經曆了醫院、學校、政府、公車甚至參議院的罷工。 三、綁架整個社會的公共服務行業工會 整個七十年代，公共服務行業的工會，開始通過罷工等一係列手段，迅速提高了公共服務人員的待遇，使之成為全社會羨慕的行業，打不破的金飯碗。公共服務領域效率低下，機構臃腫，已經使廣大納稅人對於公共服務感到不堪重負，對於此起彼伏的罷工感到憤怒。從此，工會在人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蕩然無存，而變成了瘋狂、貪婪、霸道的代名詞。在公共服務領域工會迅速發展的同時，加拿大政府在公共建設領域的投資能力卻從六十年代起迅速下降，到2002年政府在大型公共服務項目上投資占政府總支出比重已經比1967年下降了39%。加拿大政府的財政一步步走向吃飯財政、養人財政。同時，相對於三千萬的總人口和一千多萬的勞動力，目前加起來上百萬人的公共服務領域也顯得過分龐大，用“十羊九牧”來形容也不過分。 與此同時，工會在保護勞工的同時，也抑製了勞工的創造力。工會內部的平均主義盛行和每年遞增的工資合同，極大地壓製了工人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力。同時，在工會的保護下，工人隻要不犯大錯，就不會被開除，在客觀上造成了少幹少錯、多幹多錯的惡習，最終使得工作效率日益低下。如果說在私營企業中大家還有企業倒閉和外遷的憂慮而不得不加把勁工作的話，對於公共服務領域，由於有全體納稅人買單，工會等於有了一個取之不竭的聚寶盆，毫無生存危機。加之公共服務的經營者是三級政府，從而先天地具有獨占性的壟斷地位，並且由於起服務對象是全體國民，更使得每次罷工的影響都不可小視。挾著這些先天的巨大優勢，在公共服務領域，工會可以呼風喚雨，橫行無忌，廣大升鬥小民隻能徒喚負負而已。 以TTC為例，這些薪金加上福利已經達到35元/小時的工會成員們每三年就要給全體通勤族一個“驚喜”：我們又要罷工了！與此同時，TTC的費用也在增加。今年的車費已經加價到兩元五角，但這還隻是我們付出的一部分。政府給TTC的補助，如果攤到每個乘車人次上的話是5毛錢。也就是說我們的實際車票價格現在已經達到3元了！但這還沒完，還沒有包括十年五十七億的基建投資，這攤下來已經是1.2元/人次了。對於一個通勤族每天來回實際花費是8.4元，其中3.4元是由全體納稅人買單！當我們承認TTC對於城市的重要性的時候，我們也已經被工會綁架成為TTC工會同政府討價還價的人質了。 四、工會介入政治 工會從成立一開始，就在為工人爭取利益的同時，開始和政客打交道。在加拿大，工會對政治介入分成兩種形式，一種是通過工會成員及其家屬為特定的政客進行拉票，另一種形式就是直接在各級議會中安插代理人。眾所周知，加拿大第三大政黨新民主黨的中堅力量就是各級工會。早在１９５６年，加拿大的幾個大工會就是新民主黨成立的推手和發起人。 新民主黨在各個省份上台之後也對有關工會大搞利益輸送而罔顧廣大省民的需求。在安省李博給後任政府留下了一個瀕臨破產的爛攤子；在BC長期持政的新民主黨把資源豐富的BC省從一個富省搞成了一個全國經濟狀況倒數第二窮省。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HAMILTON南區曆來是新民主黨的重鎮，依靠STELCO鋼鐵工人工會的支持，新民主黨一直是鐵打的江山。可是當這些高昂的人工成本和國際市場的競爭最終拖垮STELCO之後，從2004年1月起，這些成員終於開始要為生計和養老發愁，整個社區一步步地走向消沉和沒落。 回顧TORONTO，在上次市選之時，除警察工會外的幾乎所有工會都支持屬於新民主黨的DAVID MILLER，並且最終通過選票讓他登上市長寶座。而這位市長上任前後的所作所為，也是上期《北美時報》堅持對於TTC罷工僅發布“談判順利，不會罷工”新聞報道的原因。因為在一位曾經組織了2002年垃圾工人罷工的市長的幹預下，我們相信談判中隻能是納稅人的荷包失血，工會將得到想要的一切，所以最終肯定不會有罷工。即使在上周五傳出了有關罷工的消息，我們依然堅信周末談判會繼續進行，一切都隻不過是討價還價的煙幕而已。 果不其然，在安省和MILLER市長的幹預下，雙方又回到了談判桌。在他們私底下從飯店走廊上發出的大吼聲中，TTC的資方全線讓步了。最後，MILLER市長赤膊上陣，在送出另一個六百萬元的大禮包後，工會終於心滿意足地得勝班師了。 五、工會的困境 正是所謂物極必反，工會從六十年代開始，在公眾中的形象日益負麵，已經從廣大勞苦工人的代表蛻變成某些既得利益者的保護傘。當工會一步步離其生存的土壤的時候，工會日益沒落也就突顯出來。 首先是工會成員的減少。目前工會成員占總勞動人口的比例已經比高峰時下降了十幾個百分點。一年一度的LABORD DAY遊行雖然依舊年年搞，但是參加人數日益減少，還要靠安省遊樂宮的門票才能勉強成軍，圍觀者更是寥寥無幾，與當年的盛況相比，實在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了。 其次，就業市場永久職位的減少。雖然，最近一期加拿大的失業率統計數據非常樂觀，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就業市場中合同工的數量大大增加。為避免工會的予取予求，資方的一個應對措施就是大量招聘合同工和臨時工。而這也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２００４年３月，加拿大鐵路（ＣＮ）就用臨時工頂住了工會三個月的罷工。但是，這也從另一個方麵說明了現時工會的反動――一個號稱是保護勞工的組織在保護了一部分人之餘，卻把更多的勞工推向了毫無保障的合同工市場。 第三，正在逐步興起的公共投資領域的3P（ PRIVATE-PUBLIC-PARTNERSHIP）模式，給了工會新的一擊。在最新動工的BRAMPTON醫院項目，資方在合同中就明確寫明了有關服務的雇員是NON-UNION的。這也就是CUPE專門做了一個網站來攻擊3P模式的原因。（有關3P模式的更多詳情，樂魚將在今後的文章中加以討論，敬請關注。） 最後，也是最讓工會感到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企業外包（OUTSOURCING），隨著外包的發生，意味著企業的重組。企業因此可以合理合法地減少工會成員的職位和削弱工會的力量。這也是上周五談判突然破裂的重要原因。TTC工會突然提出工作外包問題，讓資方無所適從，隻能一再重複沒有外包計劃。我們責備資方的顢頇無用之外，也可以看到工作外包對於工會的壓力有多大。 回顧過去的一百五十年時間裏，加拿大的工會走過了成立、發展、興旺和現在走向衰落的過程，可以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作為一個特定利益群體的維護者，當其行為超出普通大眾的容忍限度的時候，其衰亡也就指日可待了。如果公共服務領域工會不改弦更張，繼續一意孤行的話，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也許就在不遠的將來出現。到時候，來自沉默的大多數的壓力將會迫使渥太華的政客們通過新法案，讓他們回到1965年以前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