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幫助中國抗日

猛一看這張照片，人們會叫：“德國鬼子！”可定睛一看，就會發現這些全部德式裝備的軍隊不是德國人，而是中國人。這是三十年代德國人幫助老蔣訓練的八萬德式裝備的精兵，是老蔣當時最心愛的精銳部隊，三十年代國民黨要員數次要調這支部隊上剿共前線，老蔣都舍不得，甚至當1936年雙十二事變發生時，他都不舍得調動這支軍隊。這支軍隊是淞滬大戰的主力。

這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曆史事實。

1934至1937年，中德政府通過德國工業貿易公司，用以物易物的貿易方式，向中國進口德國的武器裝備，武裝由德國人訓練的國民黨的精銳部隊。1936年德國對中國的軍援達兩千三百七十四萬八千馬克，1937年達到八千二百七十八萬八千六百零四馬克。1935年到1937年，中國從德國進口的武器中有：德國克虜伯的75毫米的榴彈炮，德國88毫米的防空火炮，亨克爾轟炸機，裝甲車，M.A.N.坦克，還有大量的子彈、步槍和鋼盔。此外，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前，中國海軍還訂購了12艘德國潛艇和數艘戰艦。1937年7月，京師南京的防禦由德國的88毫米的防空火炮、德國的防空襲警報係統組成，南京街上處處可見德國的坦克車和75毫米的克虜伯大炮。

除此之外，德國派出軍事顧問團，幫助中國訓練軍隊，截止到1937年7 月，有8個師得到德國人的整訓：第三、第六、第九、第十四、第三十六、第八十七和第八十八以及一個教導隊，共八萬人，他們是全服德式裝備。1937年7月開始，德國軍事專家訓練了另外11個中式裝備的師，這些師的番號是：第二、第四、第十、第十一、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五十七、第六十七、第八十、第八十三和第八十九師。

1938年，中國軍隊在德國軍事顧問法肯豪森將軍的指揮下，在山東重創日軍，這一戰績驚動了日本朝野，日本駐柏林大使立刻緊急求見希特勒，強烈要求德國召回法肯豪森將軍。

難怪1939年英國駐日本大使要說：“事實上，德國給予中國大量的武器裝備，組織了中國的抗日。”

德國政府正式給予中國政府的軍事援助始於1933年。1933年，希特勒當選為德國首腦之後，出於自身發展對稀有原料鎢和銻的需求，德國政府開始認真考慮同中國的關係，吸引大量德國工業和軍工業向中國投資。

稀有金屬銻在軍火生產上起著重要的作用，銻在合金中的主要作用是增加硬度，常被稱為金屬或合金的硬化劑。在金屬中加入比例不等的銻後，金屬的硬度就會加大，是製造軍火必不可少的元素。1934年，中國銻的出產量占世界銻產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主要集中在湖南省中部和北部。

鎢可以說是一夜之間成名，成為最重要的戰略物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克虜伯公司率先將鎢用於切割工具上，大大地提高了軍火的產量。為此，20年代德國克虜伯獲得此項的鑽石專利權。鎢的物理特征非常強，尤其是它的熔點非常高，是所有非合金金屬中最高的。鎢開始用於鋼鐵的切割工序上，後進一步用於軍火產品上。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鎢礦的蘊藏量，集中在南嶺一線，跨越四個省，其中，百分之七十九集中在湖南省東南部的武陵山區，中國迅速成為世界鎢礦的主要生產地，1933年，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鎢.產量來自中國。

1938年以前，德國外交部、財政部和德國軍方都力主和支持德國政府對中國保持友好關係，以武器和機械工業產品換取稀有戰略原料。

1933年5月8日，德國國防軍之父漢斯 馮 塞克特應國民黨政府的邀請，到達上海，對中國進行訪問，朱家華以國民黨政府的名義，給予他上賓禮儀。從5月28日到5月31 日，在江西老蔣的行宮廬山，通過朱家華做翻譯，他與蔣介石進行了為期三天的會談，塞克特給蔣介石留下深刻印象，5 月31日，蔣介石邀請塞克特作為他的高級顧問，為他的軍政和經濟方麵出謀劃策，可塞克特婉言謝絕了這一邀請，但答應為蔣介石提供旨在軍隊現代化問題上的備忘錄。

在備忘錄中，塞克特強調：軍隊是國家統治者的基石，軍隊的戰鬥力由軍隊優勢質量決定，軍隊的質量由軍官的素質而定，兵不在多在於精，軍隊的質量高於數量。
1933年11月，蔣介石授予塞克特總顧問之職。

同時，塞克特力告德國政府：在亞洲采取和平政策，確保在中國的勢力。這成為德國1938年之前的亞洲政策之基石。

1934年4月，塞克特再度訪華，為中國組織了61人之多的德國軍事顧問團，該團以亞利山大 馮 法肯豪森將軍為首，由三個部門組成，負責新軍團組建、武器軍火和人員招募以及翻譯工作，亞利山大 馮 法肯豪森將軍負責顧問團的日常工作，開始訓練軍隊和計劃修建長江防禦，塞克特則從7月開始，一心一意撲在軍事經濟問題上。1935年，塞克特回國，所有的事宜交由法肯豪森將軍接任。但在柏林他繼續以蔣介石總顧問的身份，為中德軍事和經濟合作努力，直到1936年去世。

1934年8月23日，在塞克特的努力下，中德兩國簽署了貿易協定：“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產品互換條約”，由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德國工業產品貿易公司簽署。這是一個以物易物的條約，從此，中國開始用鎢砂和錳砂與德國交換軍火和工業產品及技術，特別是軍火。這是一項平等互惠的條約，促進了中國的工業化與軍事的現代化，同時也為德國解決了部分的原料問題與外匯問題，是中德經濟合作的正式開始。

德國奔馳汽車製造廠已經生產軍用卡車裝備德國軍隊。在以物易物的條約下，1935年，德國奔馳汽車廠幫助中國建立起第一個汽車裝配廠，1936年，中國第一個國有汽車製造廠誕生，投資6百萬中國貨幣。根據條約，每年中國從德國進口一千二百個卡車底盤，其他部件中國國內製造，如：車胎、玻璃和皮革等由上海製造，汽車裝配廠設在鐵路交通便利的湖南株洲，德國奔馳廠派技術人員到中國對中國工人進行培訓，汽車製造廠生產德國奔馳軍用卡車。1937年秋季第一批卡車在株洲誕生，全麵抗戰的開始加速了汽車的生產，截止到1939年，生產軍用卡車7千輛。1938年漢口失守之後，汽車製造廠遷往江西桂林，汽車底盤通過香港進口，後經過印度支那，1940年印度支那淪陷後，汽車底盤轉送海豐，然後用汽車送到江西的萍鄉，最後在桂林組裝。在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通過蘇聯陸路，德國繼續向中國運送所訂購的半數以上的汽車底盤。

在以物易物的條約下，德國開始幫助中國修建鐵路。1934年4月，德國與中國簽訂協議，中國銀行出資8百萬中國貨幣，德國向中國提供所有的鐵路器材，包括鐵軌、橋梁等等，以及技術幫助，修建玉山至南昌鐵路。這個條約與以前的中國和外國簽署的修建鐵路的條約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德國不參與鐵路的管理權，隻有一個財務指導。1934年7月開始動工，1937年1月竣工。相似的合約，隨後又三個月修建了南昌－萍鄉線，這樣以來，加上原有的萍鄉－株洲線，鐵路就把湖南、浙江和江西三省連接了起來。再加上株洲與原有的武廣線相交，南部數省就連成了一片。

1936年4月，德國克虜伯和出口公司與中國簽訂了第三個修建鐵路的協議，幫助中國修建623英裏的株洲－貴陽鐵路線，同時負責維修京漢鐵路以及在黃河上架橋。以同樣的方式，德國還修建了杭州－貴陽鐵路，這是一條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鐵路，給了蔣介石在德國軍事援助下建立 長江防禦工事的決心，這條鐵路成為重要的軍事運輸線，即使上海和南京失守之後，它仍然是國民黨軍事運輸的重要支柱。同時，這條鐵路也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條主幹線，它將中國在這一地區的許多重要的工廠、礦山連接起來。

在中德以物易物的條約下，1934年9月29日，中德簽署了德國幫助中國建立第一個飛機製造廠的初步協議，由南京政府、中國銀行和德國公司各投資三分之一、共四百萬馬克，該條約有效期為十年，德國Junkers飛機製造廠提供所以的飛機零部件，包括飛機引擎和工廠人員培訓。第一年的生產指標是：單引擎轟炸飛機54架，多引擎飛機24架，以後產量將逐漸增加。德國每年對中國運送8百萬馬克的飛機零部件，預計第一個三年將生產250至300架飛機。飛機製造廠的廠址原定於南昌，後改為萍鄉，最後確定杭州。但由於種種原因，正式協議於1936年10月1日簽署，建廠開始，1937年，中國向德國訂購了價值七百萬的飛機零部件，同年12月31日，德國向中國交付了價值兩百五十七萬的飛機零部件。

除此之外，德國西門子與克虜伯公司等許多企業也向中國投資，幫助中國建立化工和軍工工廠，1934年後，德國公司幫助中國擴建或更新了包括穆克頓、濟南、太原、昆明、重慶和南寧等好幾座兵工廠，此外，還幫助修建了廣東兵工廠。在德國人的幫助下，漢陽兵工廠得以重建，1935年開始，該廠已經開始生產根據德國毛瑟98K步槍改裝的中正式步槍；1935至1936年，南京兵工廠也進行了重建，開始生產中國式的機關槍，廣東兵工廠也得到擴建，生產出德國人設計的82毫米口徑的榴彈炮，與此同時，全新德國設備的兵工廠在新經濟區湖南株洲落成，計劃生產口徑20毫米、37、75和100毫米的大炮以及相關的軍火，該廠1938年5月投入生產，同年秋天遷至重慶。此外，1937年，德國人還援建了南京郊區的一座新兵工廠，1938年3月遷往昆明。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從10月到次年的1月，德國駐中國大使試圖調解中日爭端，但由於12月南京的失守後，日本提出苛刻的條件為中國政府所無法接受，德國的居中斡旋宣告失敗。1938年，迫於日本的壓力，德國政府不得不請蔣介石的兒子蔣緯國等離開德國回國，與此同時，召回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同時，雖然繼續履行已簽署的貿易協議，但終止以後的訂單。但截止到1941年，中德關係一直是藕斷絲連。

從中方來講，1938年，國民黨政府逐漸意識到德國對中國政策的改變，但中國政府一直在試圖挽救中德關係，如：1939年3月，中國財政部長溫文浩開始致函德國財政部長，請求德國斡旋中日戰爭，是年10月，中國駐德國大使正式向德國提出斡旋的要求，指出：“蔣介石依然是親德的，德國政府的斡旋將使德國在未來的中國市場上得到最大的經濟利益。”與此同時，孔祥熙向德國提出延長軍火換鎢礦的以物易物協議至五十年不變；再:如：1940年，以朱家華為首的親德勢力，試圖做最後一次努力，爭取德國支持與日本談判，以期恢複中德傳統友誼。1940年7月7日，朱家華寫信給德國總參謀長凱特爾元帥，祝賀德國在歐洲的勝利，讚揚德國的勝利為中國人民的鬥爭樹立了光輝的典範，同時， 朱家華敦促德國利用在歐洲居主導地位的有力態勢，建立和平，同時將目光移向遠東，朱家華指出：日本決不可能征服中國，也不會幫助德國，他暗示德國政府，現在是德國代表中國從外交上幹預中國事務、從而保障德國在中國利益的最佳時機，這樣，可以使孫中山先生的中國國際發展之美好夢想，在戰後以德國為主導得以實現，而中國的繁榮將在各個方麵給予德國不可估量的利益。兩周之後，蔣介石決定派遣一個高級代表團赴柏林開始談判。又如，1941年12月1日，重慶電台放出空氣說：如果盟國的軍援繼續姍姍不到的話，中國將不得不與日本媾和。

從德方來講，德國似乎也沒有完全關上與中國的大門。如：1938年，由於無法交付中國預定的飛機，德國財政部長仍然通過德亞銀行，批準Junkers公司將中方預付款項如數歸還給中方；又如：1938年10月，德國工業貿易公司與孔祥熙簽署了新的貿易協議，每月以7.5百萬馬克的貿易額，繼續以物易物的條約，這樣，通過香港，德國的軍火和工業機械繼續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腹地。又如：1939年4月，雖然，德國外長要求終止對中國的貿易，但德國財政部長卻以德國稀有金屬利益為名，要求繼續中德貿易，迫使德國外長作出讓步，規定：以後德國軍火以零部件的形式運往中國，組裝在中國進行。1939年春夏開始，德日關係由於貿易問題趨於冷淡，德國在昆明建立了領事館。再如，1939年，德國仍然是中國第三大進口國；而且，1940年，德國依然從中國得到420噸的鎢礦。

直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德關係才徹底破裂，中國才完全投入到盟國陣營，按照美國的一位曆史學家的話來說，如同1917年中國向德國宣戰一樣，1941年中國對德國宣戰，並非出於對德國的仇視，而是寄於能夠從同盟國獲得更多援助的希望。

蔣介石與德國人的合作最早是從1927年與中國共產黨分庭抗禮之後開始的。在朱家華、戴季陶等親德派的幫助和引薦下，1927年12月27日，德國原總參謀部成員馬克斯 鮑爾到達上海，與蔣介石會晤，成為蔣介石的第一任德國軍事顧問。之後，鮑爾開始按德國軍隊的模式訓練一支國民黨的新軍，由於他的指導和建議，1929年3月，蔣介石成立陸海空總司令部。從長遠計，鮑爾認為軍事的強大來自於經濟的實力，他精辟地指出：“國家沒有工業就無從談及國防。”在向蔣介石遞交的經濟意向書上，一方麵，他大力提倡鐵路、通訊、礦山的建設，提倡衛生和城市的發展，而另一方麵，作為蔣介石的顧問，他致力於經濟發展通過軍事工業現代化來實現。正由於此，他提出立即擴建現有的兵工廠，並在上海郊區建立現代的火藥廠；1929年2月，他向俞大維建議建造一座既生產鐵軌又生產軍火用鋼的鋼鐵廠。直到1929年過世前，鮑爾一直力促中德經濟合作，但由於魏瑪時期對凡爾賽條約的顧忌，德國政府不敢發展與中國的合作。

1929年，鮑爾不幸染上天花，在上海辭世，蔣介石為他的去世以國葬相待。

之後，又有兩任德國軍事專家出任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國民黨政府要員以及孫中山先生的兒子也多次出訪德國，希望中德兩國能夠成為經濟夥伴，但由於曆屆魏瑪政府的軟弱，都沒有成功。

蔣介石非常欣賞德國，他對養子蔣緯國說：“中國應該向有傳統文化和實力的國家學習，從日本那裏是學不到什麽的，美國人太浮燥，英國人又太慢，隻有從德國那裏我們才能學到一些東西。”為此，蔣介石派遣蔣緯國留學德國，在德國總參謀部學習軍事。而且，國民黨的許多要員都是留德的。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一度將自己的私人衛隊交由德國軍事專家負責。

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對蔣介石的印象並不佳，他認為蔣介石太腐敗，又是夫人專政，他預言：蔣介石政權缺乏人民的支持，最終會將中國推向共產黨一方。

值得指出的是，1927年後的國民黨政府尋求中德合作是繼承國父孫中山的方略和遺願。其實，最早尋求中德經濟合作的是孫中山先生。

相信很少有人知道，目前中國改革開放的引進外資的方針並不是鄧小平的創舉，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提出吸引外資來建設中國的，是孫中山先生，是1922年 他在其著名的著作《國際援助下的中國經濟發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提出來的。相信人人都知道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可很少有人聽說這本書。孫中山先生在此書的第一章裏，就指出：

“中國工業的發展必須有兩條線來實行：一是私人企業，二是國家企業。凡是私人企業可以勝任的工業，應該留給私人企業，這種企業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凡是私人企業所無法勝任的、凡是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企業，應該由國家來掌控。……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需要大量引進外國資本和外國技術人員，……需要聘請外國專家來華，在企業中管理和指導。作為合作的義務之一，這些外籍專家要擔任培訓中國技術人員的責任，以期將來代替他們的職位。”

一句話，孫中山先生設計吸引外資來中國投資，幫助中國發展鐵路、公路、環保、基礎工業、新的港口、現代化的城市。

要將這一宏偉的計劃付諸實施，孫中山知道，當時隻有兩個國家他可以依靠：一個是俄國，一個是德國。但俄國的可能性較小，原因有二，一是二十年代接近俄國並非易事，二是俄國自己當時自顧無暇，因此，隻有德國可以依靠。

實際上，長期以來，孫中山先生對德國的印象甚佳。1885年，俾斯麥使國會通過對中國艦船的無償貸款，德國幫助中國組建袁世凱的新軍，在德租借辦教育、衛生和商業，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後，德國政府向孫中山的新政府提供了6百萬馬克的資助，1913年，德國政府將山東鐵路的修建權歸還給中國政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政府向中國提出歸還膠州半島，1921年5月， 德國政府宣布放棄一切在華的特權和利益，包括放棄對義和拳賠款的索賠，而且還賠給中國一大筆款項，這一係列舉措在中國引起強烈反響。大戰期間，中國同情德國，抱怨日本乘機占領膠州灣，1916年，日本開始對北洋政府施加壓力，企圖迫使其對德國宣戰，孫中山先生當時堅決反對中國參戰。

孫中山先生在戰前曾多次訪問德國，對德國懷有好感，他非常崇拜德國，稱之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他認為俾斯麥政府是歐洲最強有力的政府，是萬能的政府，他讚賞俾斯麥通過武力統一德國的舉措，以及通過政府支持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來鞏固帝國的國策，他認為德國是第一個實行社會和經濟改革的資本主義國家，第一個追求行業健康保險的社會進步政策、以及第一個預見到國家掌控鐵路和電報的優越性的國度，孫中山先生敬佩俾斯麥克服資本主義弊端的魄力，在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裏，俾斯麥是第一個用國家力量來緩解工人所承受生活壓力的政治家，他縮短了工人工作時間，並為工人建立退休金製度和健康保險製度。孫中山先生甚至將俾斯麥所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福利製度稱之為“國家社會主義”，與他自己的民生主義相提並論。
孫中山先生對德國的信心不止隻是戰前，而且戰後對德國也仍然充滿信心，他認為德國的崛起將有利於中國的發展，德國將在中國的發展中崛起。他明白無誤地對德國官員說：“你們德國被解除了武裝，現在你們必須武裝中國，這將是你們唯一的救主。”1923年11於6日，孫中山先生給德國官方的信中說：“擺脫凡爾賽條約束縛的唯一途徑是：在中國支持和建立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的軍隊，讓中國為你們說話……, 你們應該在遠東建立一支無敵的有生力量，必要時，這隻強大的力量會給予你們以有力的支持。”

孫中山先生起草了中德經濟合作計劃，包括德國在廣西開發煤礦，聘請德國農業專家到廣西，利用德國專家在廣東建立國有的對外貿易，吸引德國資金按照德國的模式，建立中國的現代化工業。但這些計劃沒有能得到實施，其中原因之一，是因為當時孫中山先生的實力還不足以令德國政府相信他已經控製了中國，當時，孫中山先生連廣東都還未完全控製。1924年，孫中山先生做了最後一次努力，這次，為了避免受到凡爾賽條約的製約，也為了避免中國行政問題上的糾纏，他避開了德國外交部，直接聘請了德國古斯塔夫工程師作為他的顧問和全權代表，古斯塔夫是西門子公司在廣東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受孫中山先生的委托，古斯塔夫回到德國，利用他在德國的關係和威望，直接與德國軍方和企業接洽，成功地聘請了威爾特上校、三名德國空軍軍官和十名陸軍軍官來華，出任軍事顧問。他們於1924年秋季到達廣東，直接受聘在黃埔軍校任職。此外，古斯塔夫與德國礦山企業和通訊企業的談判也大有進展。但可惜，這些努力由於1925年3月12 日孫中山先生的不幸逝世而停滯了。

從1921年至1925年初，孫中山先生一直矢誌不移、不懈地為促進中德經濟合作而努力，盡管他接受蘇聯的幫助改組了國民黨，但他仍然將德國作為幫助中國實現經濟騰飛的夥伴，直至在他離開廣東的最後一天，他還一再地對他周圍的人說，他堅信德國是世界上可以幫助中國經濟繁榮的國家，是一個對中國沒有帝國主義野心的國家。

孫中山先生雖然離開了，但他的利用外資建設中國的宏偉計劃和思想留給了後人，他為中德經濟合作所撒下的種子、所建立的關係也留給了後人，這些種子和關係為國民黨三十年代的中德經濟軍事的全麵合作奠定了基礎。

事實上，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德國留給中國的遺跡和影響：1903年德國人創立的青島啤酒廠，1907年德國人建立的上海同濟大學，1985年根據德國的國內法而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