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歐洲常備軍二、三事

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馬基維爾，曾在其名著《王子論》中指出：“古往今來，所有國家的主要基石，不外兩者：一是法律，二是軍隊。” 他又進一步指出：“沒有軍隊就不可能有法律。” 由此可見，軍隊是國家的柱石，是國家安全的保障。軍隊與國家幾乎是同時誕生。但作為現代常備軍的出現，在西歐，根據德國著名的軍事家克勞維茨所言，則是在中世紀末，而到十八世紀時，常備軍才趨於完善。

古代的韃靼人雖有擴張版圖，但他們沒有常備軍，而是全民皆兵，整個部落參戰，征服或趕走敵人；古希臘亞曆山大的精銳軍團曾一往無前，所向無敵，甚至一度亞洲深處的印度都曾目睹他們的雄姿，但他們並不是常備軍；強悍的古羅馬軍團，屬於古代的常備軍，可雖蹺勇善戰，所向披靡，但那時的常備軍人數少，而且是由富人掌控；中世紀，雖戰事常起，也常合軍聚眾，可時間短，軍事目的隻是懲罰性的，並非征服，因此，隻要燒毀了敵方的堡壘，趕走了敵方的牲畜，戰事就完結了，聚集起來的軍隊也就一轟而散，各回各家，居家過日子了。那時，作為大家遵守的遊戲規則，戰事一般在秋收前結束。

隻是到了十五世紀，也就是中世紀末，在英、法“百年之戰”(1337-1453)的後期，當法國國王查理七世在位時(1422-1461)，法國首先在戰場上展示了常備軍。這是自古代西羅馬帝國以來歐洲首次出現的常備軍。之後，十六世紀，1521年，西班牙帝國的查理五世率領帝國的常備軍，與法國的常備軍為爭奪意大利展開了為時八年的戰爭，戰爭以西班牙帝國的勝利而告終。

常備軍的出現，是王權政治加強的重要標誌，因為從此之後，常備軍不僅擔負起保衛君王抵禦外寇的責任，而且還負有保衛君主免遭內亂的職責，換言之，軍隊不僅負有保家衛國之重任，而且還行使維持社會治安的警察之 職。難怪馬基維爾要說“ 沒有軍隊，就不可能有法律。”

然而，隻是到了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歐洲的常備軍才完善起來，由政府直接控製，軍費由國庫撥款，兵源由征兵製解決。又由於警察的出現，常備軍才得以逐漸從維持社會治安的重任中“解放”出來，一心一意保家衛國，實現政府的對外意圖。

十八世紀歐洲的常備軍有它自己的特色，同我們今天現行的常備軍有很大的區別。

首先，君主掌控常備軍。那時，常備軍直屬君王管轄，凡戰，君王一定要禦駕親征。 馬基維爾在其《王子論》中指出：“不懂軍事藝術的王子，即得不到士兵的尊重，也得不到士兵的支持。” 所以，他強調每一個君主都要成為軍隊的首領，要禦駕親征。今天，總統在戰時也是三軍的總司令，但，恕我直言，這種總司令隻是名義上的。而十八世紀的君主-總司令，卻是名符其實的軍隊總司令，是真正的軍人。他們既是總司令，又是參謀長，他們不僅親自製定作戰計劃，還要親自偵察敵情，不僅要親臨前線指揮作戰，很多時候，還要親自率軍衝鋒陷陣。如：1741年4月10日，在Mollwitz戰役中，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策馬率軍迎擊敵軍；又如，七年戰爭中，僅在1760年11月3日的Targau戰役中，就有三匹戰馬在腓特烈大帝的胯下倒下。有的君主甚至戰死在疆場，如：十八世紀初，三十七歲的瑞典國王查爾斯十二世血灑疆場，為國捐軀。

禦駕親征，似乎是歐洲統治者的傳統。縱觀西歐的曆史，從古希臘的亞曆山大和古羅馬的凱撒大帝，到十五世紀的法國國王查理七世，從十七世紀的路易十四，到十八世紀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戰爭期間，這些君王無一不是與自己的軍隊在一起，馳騁疆場，榮辱與共，生死與共。這種傳統甚至延至十九世紀，拿破侖一世、拿破侖三世、奧匈帝國的約瑟夫皇帝，以及普魯士的國王，都親臨前線指揮作戰。

其二，雇傭軍充斥常備軍。十八世紀前，雇傭軍在歐洲的軍事史上已存在已久。 起初，雇傭軍的合同以短期的形式存在，當常備軍出現後，合同就成為永久性的了。當時雇傭軍以善戰的瑞士人與日爾曼人為主。例如，十六世紀法國與西班牙帝國的戰爭中，法國常備軍用瑞士雇傭軍，而西班牙帝國則雇用日爾曼人為常備軍。雖然，馬基維爾在其《王子論》中已尖銳地指出雇傭兵的種種弊端：不統一，野心勃勃，紀律渙散，缺乏忠誠，隻會在朋友麵前耀武揚威，而在敵人麵前怯懦不前，唯一讓他們衝鋒陷陣的動力是錢，但十八世紀，歐洲各國的軍隊裏雇傭兵仍占相當大的比例。如：雖然，腓特烈大帝在其軍事著作中指出：“由本國士兵組成的軍隊才是最忠勇、最有戰鬥力的軍隊”，可他的普魯士軍隊中有一半是雇傭軍，又如：法國皇家軍隊中有三分之一是由雇傭軍組成，其中，十二個瑞士軍團，數個日爾曼軍團，一個愛爾蘭軍團。

更有甚者，腓特烈大帝的父王，還專門派人到國外招募、甚至綁架身材高大的男子組成“巨人衛兵團”，據記載，有一次甚至一位高大的外國使節都差點被“抓了壯丁”。“巨人衛兵團” 都是由身高兩米以上的青年男子組成，有的甚至近三米高。而每年僅支付“巨人衛兵團” 的費用就高達三十萬。

說到這裏，筆者想起一件有關的笑話，不妨寫出來，讓讀者一笑。據曆史記載，十八世紀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經常下訪他的士兵，每次都會依次問三個問題：“你多大年紀了？”“你在我軍服役幾年了？”“你對軍餉和待遇還滿意嗎？”
據說，一次，一名外籍士兵由於不會說德語，因此，別的士兵告訴他如何用簡單的德語回答。可這一次，不知為什麽，腓特烈大帝將提問的順序改了，可這名外籍士兵仍按告訴他的順序回答，這下可熱鬧了！

問：“你在我軍服役幾年了？”
答：“二十一。”
問：“那你多大年紀了？”
答：“一。”
問：“不是你就是我瘋了！”
答：“是的，我想二者，陛下。”

其三，外籍將領統領常備軍。十八世紀時，歐洲各國軍隊的各級軍官大都來自貴族，但許多高級將領卻是從國外招募而來的。例如：七年戰爭中，普魯士軍隊的名將科特.克裏斯多夫.斯維林出生於當時屬於瑞典的Pomerania，1720年接受普魯士國王的招聘前，他曾是荷蘭和瑞典的將領。又如：當時出生於瑞典的奧地利的將軍勞頓原是俄國的士官生。這種製度甚至影響到十九世紀，以至於1812年，當拿破侖的六十萬大軍深入俄國腹地時，俄軍高級將領中除了庫圖佐夫外，幾乎全是外籍人。

其四，少數的娃娃兵點綴常備軍。

“娃娃兵”， 對於我們中國大陸來的人來講，腦海中大概會浮現出遙遠的“兒童團”的故事，浮現出電影中那位用木頭疙瘩頂在假扮漢奸的羅金寶的腰上、煞有介事地大 喊：“不許動！舉起手來！打死你這狗漢奸！” 的小兵張嘎。但那隻是遊擊隊，所謂的“土八路”，可還從未見過正規軍裏有“ 娃娃兵”呢。 就連現在，如果你想參軍，還得耐心等到十八歲，征兵製明文規定：征召十八歲以上的青年，言下之意，十八歲以下的，就請哪兒好玩哪兒去。可在十八世紀的歐洲，不論是陸軍還是海軍，都不乏看到這種“娃娃兵” 的身影。他們的年紀十一、二歲，或許還沒有槍高。“十一歲的 孩子當兵？你不會是在開玩笑吧！？”人們或許會不相信。這的確難以置信，但確又千真萬確。這些‘娃娃兵’來自軍人世家，他們並非普通士兵，而是未來的軍官，這就是所謂的軍校生，英文叫“officer cadet”，這是當時軍官階層的特權。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德國著名的軍事學家克勞維茨，和1805年打敗法國與西班牙聯合艦隊的英國海軍名將尼爾遜。

1792年，在抗擊拿破侖侵略的戰爭中，一支普魯士軍隊在穿越一座村莊，村莊裏的居民驚異的目光落在隊伍中一名身著戎裝、肩扛著軍旗的小男孩身上。這個被旗杆的重量壓彎了腰的小男孩，就是克勞維茨，那是他生平第一次上前線，接受炮火的洗禮。那年，他年僅十二歲。

1771年三月的一天，一個小男孩隻身一人奉命來到英格蘭東南的Chatham軍港，可居然沒有一個人來接待他。港內艦船林立，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奉命要上的船，可卻找不到一名船員劃船，送他上軍艦。一位海軍軍官注意到這位孤零零的小男孩，深深同情他的處境，安排了小船送他上了他的軍艦。但不巧，他的任艦長的舅舅不在艦上，其他的人對這位小兵的來到毫不知情。可憐的小男孩隻好在甲板上徘徊，直到夜幕降臨。一直到第二天，才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開始同他交談。這個小男孩就是後來成為英國海軍赫赫有名的尼爾遜，那年他也才隻有十二歲。

“科班”出身的軍官，在十八世紀比比皆是，甚至皇室的王子，都是從小學習軍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據曆史記載，他五歲時就穿上戎裝，並開始學習軍事，那一年他就學會了五十四個軍事操練動作。同年，其父王特意為他組織了一支上百人的“童子軍”，讓他操演。他十一歲時，為他的外公--當時英國國王喬治一世--操演三百名“童子軍”，得到喬治一世的高度讚賞。

除此之外，各皇室所開辦的軍事學校也招收兒童班。例如：1778年的12月，一名來自科西加島的九歲小男孩走進了法國Brienne-le-Chateau皇家軍事學校的大門，他就是後來改變世界曆史進程的波納巴特.拿破侖。

其五，重聲譽，遵守遊戲規則。十八世紀歐洲各國的軍隊十分注重自己的名譽和名聲，如果發生燒殺搶掠之事，或違反當時公認的作戰君子協議，那是非常不名譽之事，會遭到各國的鄙視和譴責，參與此種行為的軍人，也會因此而名譽掃地。例如，三次對奧戰爭中，普魯士的國王腓特烈大帝一再嚴令他的軍隊禁止劫掠。而在1760年末，當腓特烈大帝命令他的一名將軍率一隊人馬劫掠撒克遜國王的一處莊園、以此作為對撒克遜軍隊早先對柏林夏洛特皇宮洗劫的報複時，他的那位將軍以名譽為由，斷然拒不執行命令。

當時的遊戲規則之一是：作戰必須是正麵對壘，不可以躲在背後放黑槍。所以，當時各國對那種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躲在遠處放冷槍、一個人影也看不見的遊擊戰術，采取鄙視的態度，認為那是土匪、江洋大盜的小人之舉。例如，七年戰爭中，一次，腓特烈大帝發現自己的一名士兵躲在暗處，準備實施自己的報複計劃。他立即將這位士兵從隱蔽處叫了出來，氣憤地訓斥他道：“你應該為你自己感到可恥！難道你要做偷偷躲在溝裏打劫的強盜？勇敢地站出來，做一名堂堂正正、真正的軍人！”

1648年，響徹歐洲上空長達三十年之久的槍炮聲，終於停止了，各國簽署的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成為歐洲各國君主和軍隊格守的國際準則。條約不僅重建了和平，不僅重新劃分了法國與日爾曼神聖羅馬帝國的勢力範圍，而且規定了各國君主主權的神聖不可侵犯。所以，在十八世紀，各國君主雖然利益不同，雖然戰事不斷，但基本上各君主之間還是禮尚往來、“相敬如賓”。那時，戰爭隻是有限戰爭，戰爭是為和談，為了在談判桌上增添有利的籌碼，而戰爭的勝敗似乎也是兵家之常事，不象今天，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那時，各君主發動戰爭並非要徹底戰勝對手，而隻是為了保持一個勢均力敵的態勢；那時交戰的雙方都不會將自己打扮成正義的化身，而將對手描繪成魔鬼的象征；那時沒有一位君主是要將對手置之死地而後快；那時沒有一位君主會提出要消滅別國的君主，所謂：“活要見人，死要見屍”；那時，如果哪個君主對其對手稍有微辭，哪國軍隊在戰場上對敵方君主稍有造次之舉，該國的君主和政府就會發現自己陷於一種下不來台的尷尬境地。

1741年，在第一次Silesian戰爭期間，在得知了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視察Glatz邊界的消息後，一隊奧地利的驃騎兵在腓特烈大帝車隊的必經之路上，設下埋伏，企圖綁架普魯士國王。由於判斷失誤，奧地利的驃騎兵誤將襲了普魯士的一隊龍騎兵，以為是普魯士皇室車隊。當時，正在附近村莊進午膳的腓特烈大帝聽到槍聲後，立刻率領他的五十名軍人組成的衛隊，策馬趕到現場，趕走了敵人。之後，普魯士的外交部立即向各國使節及報界披露了此項前所未聞的綁架未遂事件，抗議奧地利政府的這一卑劣行徑。歐洲各宮廷立刻嘩然，英國一家報紙甚至添油加醋，暗示奧地利皇室有謀殺腓特烈大帝之企圖。這使奧地利皇室好不尷尬，有口難辨。為了維護自己的聲譽，奧地利的女皇瑪麗婭.特麗莎不得不出麵，澄清自己和政府與此事無關。

或許，與二十一世紀的觀念不同，綁架和謀殺一國之君在十八世紀，似乎是強盜、土匪的小人之舉，任何國家的君主和軍隊都不願意背上這種惡名。

這種規則和觀念似乎延用至十九世紀頭二十年。據記載，1815年，在滑鐵盧之戰時，指揮軍隊的拿破侖曾一度在英軍炮火的射程之內。可想而知，假如此時，英軍一炮轟去，拿破侖立時就會一命嗚呼。當時，英軍將領威靈頓將軍的一名部下確實請示過威靈頓：是否可以炮擊拿破侖，但威靈頓斷然拒絕。

十分明顯，威靈頓可以接受拿破侖英勇戰死在疆場的事實，卻不能容忍自己背上謀殺拿破侖的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