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陳小魯口述（上）

〔本文選自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第二冊（香港中國書局，２０１１年３月出版）

陳小魯，陳毅元帥之子，１９４６年７月生於山東，文革前為北京第八中學１９６６屆高中畢業生。文革初，他曾任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因不同意血統論的對聯，沒有參加紅衛兵。後為維護社會秩序，他倡議並組建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西糾”），成為文革中第一個跨校際的紅衛兵組織。文革中有關他的謠言四起，難辨真偽，甚至影響到了他的父親，於是１９６８年４月被周恩來送到部隊監護鍛煉。一年半後，因表現優異被準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解放軍第３９軍２４４團政治處主任。１９７６年調入總參二部，後任駐英武官助理、副武官。１９８５年任北京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學會副秘書長。１９８６年參加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翌年１０月任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１９９２年以上校軍銜轉業，以後，任（海南）亞龍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現為博時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長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　我真不知道父親是做什麽的 　　我１９４６年出生在山東，最早類似“潛意識”的印象，是坐在船上去大連。那是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的時候，部隊就把我們一批家屬海路轉移到了當時蘇聯紅軍控製下的大連。在華東野戰軍打下濟南後，我們才回到山東。

我四歲的時候，家搬到了上海，我被送進宋慶齡辦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幼兒園。那時我的脾氣很倔，不願去幼兒園。不管大人用什麽辦法，我就是不吃飯，又哭又鬧，居然在幼兒園絕食了三天！最後，幼兒園把我退回去了。她們說，你們家這孩子，我們實在管不了，太倔了。

那時候，我家住在上海興國路的一座小樓，現在好像是家賓館。我印象中，父親很忙不太管我。我早上經常不起床，有時到中午吃飯都不起床。有一天，他不知道因為什麽發脾氣，吃中飯時又聽說我還沒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衝上樓，說：“養這孩子有什麽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樓下扔。當時不僅把秘書們都嚇壞了，也真就把我睡懶覺的毛病治好了。後來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現在都保持著這個習慣。

我６歲進了上海南洋模範小學，那是所一流的學校，但不是幹部子弟學校，當時上海就那麽幾個共產黨幹部，所以也沒有什麽幹部子弟學校。我那個班的同學大多是１９４５年出生的，我比人家都小一歲，個子兒也小，所以在學校裏，我屬於那種“跟屁蟲”。在外麵和同學玩，我隻能跟著別人後麵亂跑。一、二年級時，因為在家裏學了點兒東西，我功課還好。三、四年級以後，愛打乒乓球，愛下圍棋，整天就想這些，學習就差些了。

我家是１９５５年搬到北京的，先住在東交民巷新八號。在那裏和羅榮桓、賀龍、張鼎丞住鄰居。我起初上的是北京育英學校，大家都住校。我感到和同學們一起玩，特別痛快，特別是星期天。從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生活老師管。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同學大概十幾個人，星期天阿姨放假，他們就撒歡兒了。我小時候雖然不願意上幼兒園，但這時我卻特別喜歡住校，星期六也不願回家，周末整個校園就成了我們這些不回家學生的天下了。有一次，我有一個月都沒回家。母親不高興了，說：這孩子怎麽老不回家呀？這不行。在育英上了一年之後，母親就把我轉到北京第一實驗小學走讀。

在育英學校時，人家問：“你爸是幹什麽的？”我隻知道我爸叫陳毅，真不知道他幹什麽的。到了實驗一小，同學們有的說，我爸爸是司令，他爸爸是部長。在家裏，父母從不跟我們講什麽職務、級別這些事兒。我就覺得他也是個“幹部”吧，在政府工作。後來我是從報紙上看到父親是外交部長、副總理，是個大幹部。我記得很清楚，在第一實驗小學畢業時填表，班主任才知道我是陳毅的兒子。他說：“哎呀，我根本沒想到，你是陳老總的兒子呀！” 　　實驗一小裏有一些幹部子弟，但我不大和他們在一起。我經常到小胡同裏串悠，和一幫平民子弟們一起玩，也到人家家裏吃飯。但是我從來沒有邀請過同學到我們家去玩過，因為我知道這會很麻煩。

我從小就喜歡中國傳統文化，這可能受到了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我特別喜歡古典文學、圍棋這些。八歲開始學圍棋，但不是父親教的，是我自己看別人下棋學會的。讀古文方麵，父親有時管一管，把我抓過來，看看書法，要我背誦古詩詞什麽的。

◇　中南海的日子 　　１９５８年我家搬到了“海裏”（指中南海）。我們家是在懷仁堂西側的一個夾道內，這裏據說原來是宦官還是宮女住的，叫慶雲堂。這個夾道內有四家。第一家是李富春，他家門的朝向和懷仁堂平行，那個院是標準的四合院，差不多有十來間房子，大約八百平方米吧。正房有七間，比較寬，側房也有個五間吧。他家側麵是個夾道，我們都走這個夾道。這個夾道第二家是側麵開門，是譚震林家。第三家就是鄧小平家，第四家是我們家。我們這四家住得比較近。懷仁堂後邊原來是林伯渠住，懷仁堂的東側是董必武、陳伯達家。

中南海裏麵分三個區，我們住的這片叫乙區，然後走西門。甲區是毛主席、楊尚昆他們住，中央辦公廳在甲區，劉少奇原來也在甲區住。林伯渠去世後劉少奇搬到他那去了。甲區和乙區之間是有崗哨的，好像是甲區可以到乙區，乙區可以到丙區。乙區到甲區要經過登記手續。我當時很規矩，就在乙區和丙區活動。中南海有兩個遊泳池，據說是毛主席用《毛澤東選集》的稿費修的。一個室內的和一個室外的。丙區是國務院機關，周總理的西花廳在丙區，還有普通幹部住在裏麵，文化革命中就全給清出去了。

那時候中南海很熱鬧。夏天的環境很好，可以劃船，可以遊泳。，一般人中午１２點以後可以去遊泳，遊到一點半就離開，因為兩點鍾要上班。毛主席在北京時，一點半後肯定來遊泳。他有一個專用的更衣棚子。換了衣服，就下水遊泳。一些小一點的孩子們一點半上來以後，換衣服的時候就故意磨蹭，這樣就可以見到毛主席了。毛主席看到這些小孩子們，有時就會招呼：“你們都來遊啊！”毛主席說了，誰還敢管？小孩們喊著，“毛爺爺好”！就紛紛跳下水。那時我年紀稍大一點了，比較自覺，不會這樣做。冬天，中海結冰了，會鋪溜冰場，還有人管理，就在離北海大橋不遠的地方，我們就在上麵滑冰。

丙區有個紫光閣，邊上是國務院小禮堂，經常放電影。原來放電影，一是甲區有個電影廳，給主席看，有時候我們也去看。後來我們主要是在國務院小禮堂看電影，比如像“冰山上來客”等我都是在那裏看的。當時童小鵬也住中南海，他不但愛攝影，自己還有個小的８毫米電影放映機。他有些二戰的片子，二戰那個大海戰等，他有時也放電影。國務院小禮堂看電影要買票，一般都是外邊公演的。偶爾放一些內部電影，但不讓我們小孩看。門口會掛個小黑板，隻準成年人看，小孩不得入內，那就屬於內部電影了。我們看到那個牌子就自覺不去了。有次，童小鵬的兒子不滿意了，他就自己寫個牌子：今日電影大人不準入內。好多幹部都在看，怎麽回事啊？就是他在那放他的小電影，不準大人入內，很搞笑。

我們那時還組織了一個籃球隊，叫“chua”〔１〕隊，這個字在字典上找半天還找不到，最後我們就用“刷”字代替。我們那個球隊都是中南海的孩子，當時經常的對手是中南海８３４１部隊的各個中隊。中隊相當於連，一中隊、二中隊都打不過我們，而且很惱火，因為他們寫個二中隊，我們寫個“刷”隊。他們一看就惱火，就想“刷”我們，但是各中隊絕對沒有一個能贏我們的。不過，８３４１部隊有個東風隊，有點半專業，他們參加大軍區的比賽。我們跟他們也打過一場，輸得很慘。我們還跟八一女籃打過一場，在八一體工隊。上半場我們打得很凶，她們才贏了兩分。後來她們的教練急了，親自上馬，老將出馬真是不一樣。投籃準得不得了，現在的三米線左右，出手就有。你根本看不住，隻要拿到球很快就出手，你撲都來不及。這樣贏了我們十來分。那些運動員很不滿意，下來跟我們說，早知道跟你們打，上午我們就不訓練了，都已經很累了。另外說，跟你們打球，好像進了花果山了，意思是我們動作五花八門。

住到“海裏”以後，有時就能見到毛主席了，但大多是離得遠遠的。因為中南海裏有規矩，孩子們不能幹擾領導人的工作。當時就是遇到劉少奇、周恩來這些領導人，這種場合我一般也都不問不說，規矩挺大的。中南海的生活環境一開始還比較寬鬆，有些院裏的孩子，可以帶同學進海裏來玩，登記一下就行。但是我們家的孩子都沒有，因為父母交待了，覺得是中央重地嘛，所以我從來沒有帶任何同學進去。當然住中南海裏麵各家的孩子經常是串來串去的，這個人家也不管。孩子們相處得都還可以，一般不怎麽打架，比較和諧。那裏的生活就是大人管大人，小孩自己管自己。原來呢，領導人之間也還互相往來，後來共產黨內部情況也是有點緊張，就不太往來了。一般來講，他們之間也不是經常串門，工作忙嘛，另外估計也是串門怕串出問題、惹麻煩。像我父親在的時候，一般隻帶我們到總理那兒串串門，散散步，他們工作關係比較多。

◇　政治啟蒙 　　住到中南海那年，我上初中，進的是北京四中。也就是那一年，我有點開竅了，關心政治了。 　　那時小孩子們講的“政治”，一個是國際大事，另一個就是黨史。當時整個中國在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大煉鋼鐵等。學校給學生們開設了政治課，還經常組織學生上街遊行。政治課講“一大二公”、講共產主義，還以“解放台灣”為題開展過課堂辯論。我當時發不了言，隻有聽的份兒。四中是幹部子弟紮堆兒的學校。對這些政治問題感興趣的、參加辯論的多數是幹部子弟，不少幹部子弟那時候就比較有政治意識了。比如林立果〔２〕，隻比我大一歲，可好像什麽都知道，林彪似乎有意讓他看中央文件。他也願意對我們說，就是這幫子幹部子弟，在政治上啟蒙了我。 　　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姓王的同學，也隻比我大一歲，卻可稱作是我的政治啟蒙老師了。他給我講了很多事，現在我還記得兩件事。一件事是，當年紅四方麵軍的張國燾，下麵有個手槍隊，誰要不聽他的話，他就讓手槍隊槍斃誰。我聽了後，覺得不可思議：不都是共產黨，不都是紅軍嗎？怎麽可能有這種事情呢？另一件事是，赫魯曉夫不好，如何如何……當時我也不太懂，聽了後，又對另外一些同學說了。結果立刻被一個同學抓住：“好，你反蘇！我去告老師。”當時中蘇的分歧還沒有公開化，社會上還在講中蘇友好。“反蘇”就等於反黨、反社會主義呀，是嚴重的政治罪名。這把我嚇得夠嗆，有好幾天，都不敢抬頭看老師的眼睛啊，以為自己 “犯大錯誤”了。那時起，我就明白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雖然都是朋友，但是和這幫朋友說的話，那幫朋友可能理解不了；那群朋友說的話，這群朋友可能不愛聽。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隻是說說而已。 　　初二那年，我得了肝炎，後來又得了腎炎，休了兩年學。因為老治不好，父親挺著急，就把我送到上海的華東醫院去治。華東醫院是高幹醫院，住院的都是軍長、市委書記這類人。他們也知道我是陳毅的兒子，聊天時也不避諱我。經常聽他們聊天，也算是另一種政治“啟蒙”吧。我記得有人講到批判彭德懷，那人講：彭德懷是軍閥作風，然後指著我說，他老爸是馬列主義作風。我當時聽聽也就過去了。彭德懷是誰？不大知道。後來知道了有彭德懷“反黨集團”這麽回事兒，但是他怎麽反黨，還是弄不清楚。不過我也不問父親。一是他從小就告訴我們：“我的事，你們不要管，不要多問。”所以我們養成了這個習慣，自覺地不去問。第二個呢，是怕講錯了，可能父親挨訓。 　　記得有一次他問我們幾個孩子：最近中央決定，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了，讓劉少奇當，你們學校傳達了嗎？你們有什麽想法啊？我大哥接茬說，感覺“比較突然”。父親有點不高興，說：“怎麽突然啊？少奇同誌很早參加革命，也是黨的領袖嘛！” 　　所以對父親，我從來不提問題，也不主動說。他要問我什麽，我能搪塞就搪塞過去，這樣就給他留下一個遲鈍的印象。他說，昊蘇〔３〕文采比較好，老三（我排行老三）比較遲鈍，但是比較忠厚。這是他對我的評價。父親對我們子女有規定，他寫的詩詞，我們可以看。但文件，我們不能碰。偶爾聽到父母之間談工作，不能插嘴問。父親經常說，父母在家裏說的話，你們即使聽到了，也不能到外麵去亂說。我父親從來不把黨內的事情跟我們講，講黨史都很少，有時候他跟我媽媽有一些交流，就說你們出去吧。

不過偶爾聽到父親在家裏講過的一些話，卻對我後來影響很大。當時中國開始批判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排除異己”的時候，父親有一次說，毛主席講：蘇聯黨內矛盾比較大，我們黨比較團結，沒有蘇聯的那種情況。當時我印象很深，到了文化革命中，這實際成為我懷疑運動的依據了。

父親對我們的要求，一個是“我是我、你是你”，別有什麽優越感。他常對我說，你生活、學習的條件這麽好，都不是你自己創造的，你不能有優越感。另一個就是告誡我：“一將功成萬骨枯”，意思是講：他的功勞來自於人民、來自於黨，不是他一個人的，是多少人的犧牲換來的。今天做大官，不能忘掉老百姓，不能忘掉犧牲的戰友，子女更不能以父母的地位去自居。還有一層意思：他確實不讚成子女長大從政，從不在政治上刻意培養我們。他要我們學科學技術，要有一技之長。我哥哥昊蘇當時想考文科他就沒同意，所以昊蘇考的是理科。 　　父親反複強調不能有優越感，就是因為幹部子弟容易有優越感，因為他知道的比別人多，他父親的官比別人大，他生活條件比別人好，他可能有自然紅的思想。我父親反對這個。這是他的一個重要思想，經過多年熏陶，對我的人生觀形成有很大的影響。總的說，我在少年時代，頭腦裏人人平等、工作沒有什麽高低貴賤的概念非常強。長大後，和我接觸過的大多數人，都覺得我沒有什麽“幹部子弟”的優越感。老師同學都說，不知道你家庭背景的人，根本就不覺得你是幹部子弟。記得休學期間，我在家看古文，看到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它一下子就進入我的腦瓜了。我覺得這話太有道理了，和父親平時教導我的這一套相一致。從那時起，我就逐漸把這句話作為做人的信條了。

◇　文革前的學潮 　　１９６３年，我高中上了八中。八中學生中大約三分之一是幹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識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當時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農子弟少。幹部子弟，家庭裏的學習條件優越；知識分子家的孩子家教好；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弟處於社會底層，受到歧視，沒有別的出路，隻好刻苦學習。所以要考入八中的分數都很高。我從四中來的，但考八中時，分數還是稍差了一點，是“照顧”進去的。那時可能隻有像我這樣的才能得到這種“照顧”吧，父親太有名了，我的分數就差一點點，學校說，那就讓他進來吧。 　　到了高中，我開始真正關心政治了。１９６５年，社會上正搞“四清”運動。社會上各種渠道都在向我們灌輸“階級鬥爭”、“反修防修”這些東西。當時在 “四、六、八中”〔４〕，還因此鬧過一次學潮。

那年，毛主席和王海容、毛遠新的談話中，批評了當時的教育製度，其中還把學校領導和老師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談話也許是被有意地記錄下來，並流傳到社會上了。當時，我們十六七歲，正處於心理逆反期，肯定和學校、和老師有些矛盾。來自最高權威的說法，正好迎合了我們的逆反心理。

當時的中學生已經不是小綿羊了，像我們班鬧得都出名了，常做一些出格的事。那時，冬天教室都靠生火爐子取暖。我們教室在二樓，有的同學蔫壞，把一個挖煤用的鐵勺子，放在爐子上燒燙了，再用繩子把鐵勺子從樓上沿窗口吊下去，一會兒提起來、一會兒吊下去。樓下是老師的辦公室，靠窗戶邊的年輕老師，看見窗外勺子一會兒下來，一會兒上去的，他也好奇，就伸手去抓，結果燙得他“哇”地叫起來。老師氣得不得了，但一點辦法都沒有。他知道如果上來責問，那同學們會說：“沒人讓你去抓煤勺子呀。” 　　還有一次，學校的團總支書記給我們班講團課。大家都在認真聽講，有位同學就不睬，埋頭做作業。老師不高興了：“我在講課，你不要亂寫了！”這個同學說，“你講你的團課，我寫我的作業，我又不是團員。”把老師頂得夠嗆。老師怎甘示弱：“你不願意聽，可以出去嘛！”同學回答得更絕：“這是我的教室，我為什麽要出去？”噎得老師一下沒話可說。

那年中學“四清”在四中試點。當時，四中學生在知道了毛主席談話內容後，就鬧起來了。無非是認為校領導貫徹“階級路線”不徹底，幹部子弟覺得受壓製。八中有同學了解後，也在私下串聯開會。那時八中高三⑷班團支部組織批判一個家庭出身不太好，平常有點特立獨行的學生。那個學生認為推動個人進步有“兩台發動機”，一台是個人成名成家，另一台是為革命而學，兩台發動機都要，可以跑得更快。於是，大家就批判他是“白專道路”、“反動學生”。學校黨支部當然不同意批判學生，這樣雙方就產生矛盾。於是高三⑷班團支部就向各班幹部子弟求援。大家都表示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開始在學校裏貼大字報，批評校領導。我還專門去找中宣部副部長張際春，他的孩子是我原來的同學，也住在中南海裏。張際春對我說：“四清”你們可以搞嘛，但要有部署地搞。你們年輕人，學校有問題，要幫助解決。對此我感到鼓舞。

當時我覺得，學校對我們這些幹部子弟是有些壓製，對高三⑷班團支部也表示支持。我們班的幹部子弟們，還提出了“為什麽陳小魯不能入團”的問題。大家認為我在同學中威信很高，各方麵都比較優秀，可為什麽就是不發展我入團。這時，團支部就發展了我，而且馬上就讓我當了團支部書記。

我主持團支部後，曾經正式做過一個決議。“決議”認為，我們班出身不好的同學，表現都很好，沒有高三⑷班那種出身不好、表現“反動”的學生。在我的主張下，我們團支部還很快發展了一個表現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入團。對我來講，實際就有了雙重標準：在學校層麵，我很“左”，支持高三⑷班團支部，認為那個學生是“反動學生”；在我們本班，並不認為出身不好有什麽問題。

後來，北京市委把我們這些學生頭兒都召了去，市委副書記萬裏講了話。他說，要“內外有別”，不要寫大字報，學生還是要讀書的。講完話，學校方麵很高興。之後，學校召開發展新黨員的支部大會，就把我們學生中的團支部書記也都叫去參加。會上嚴厲批評了幾個積極要求入黨的學生，他們因參與了寫大字報和鬧事，都做了檢討，“歸順”了。實際上我明白，黨課就是講給我們聽的。因為那幾個學生已經是“順民”了，而我們這幫人，還不大順溜，學校其實是對著我們來的。我們不是黨員，又沒有發言權，隻能坐那兒老老實實地被訓，當“陪綁”的。我聽了當然不舒服，也有口氣。 　　幹部子弟那時有點先知先覺，因為他們掌握的信息量比較大，比如說主席對毛遠新講話，與王海蓉的講話，對教育製度的批判，首先是在幹部子弟裏傳起來的，普通同學就得不到這個信息了。這就激發幹部子弟去思考，或者是對現實進行批判。因為這個講話矛頭很明顯是對現實教育製度的批判，什麽“要考三分”啊，這跟我們常規的教育是不一樣的。另外呢，幹部子弟講培養革命接班人，認為我們自然就是接班人，誰接班也沒我們接班好，有這種優越的思想。還有，他們覺得學校當時的階級政策是“重在表現”，並沒有完全實行階級路線首先強調的“有成份論”。事實上，應該說政策還是有傾斜的，文革前中學入黨的黨員，多數是幹部子弟，團員幹部多數也是幹部子弟，但是總覺得不夠。幹部子弟還有個特點，互相之間串得比較厲害。父母是戰友，子女往來就多些，大家一串知道的情況就更多了。這樣，文化革命一開始他們當然就是急先鋒了。 　　轉眼就到了１９６６年，我也上了高三。社會上階級鬥爭的火藥味卻越來越濃。先是批判什麽“三家村”〔５〕，很快又批判“四家店”〔６〕，越來越緊張了。到６月份，聶元梓大字報發表了，學校停課，國家宣布取消高考。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學都高興得不得了，把書都扔了。

◇　文革是場窩裏鬥 　　聶元梓的大字報之後，全國就亂了。一次在家吃飯的時候，父親和我們談過一次。他說，“文化革命來勢洶洶啊！你們學校怎麽樣了？”我說，學校停課了。他說，這個鬥爭很複雜，你們要把握住自己。他還說：“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問，不要介入進去。你學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說”。這樣，我們就算“劃清界線”了。當時我覺得這樣挺好。所以，後來我所有的行為，跟父親都沒有關係。我從來沒向他報告過，他也從來沒有問過我這些事情。 　　文化革命開始，我就搬到學校去住了，有時連周末也不回家。後來，我母親去工作組了，我父親在外交部也“著火”了，大家都在“運動”中，交流很少。對外交部的運動，我從來不問，有意識地不問，“避嫌”，免得被人抓到，將來出什麽事。那時候，對黨內鬥爭問題，我是比較謹慎的。他們也是這樣。 　　我們八中的運動是從前任校長的事情開始的。他原來是解放軍少校，大約在１９６０年轉業到八中，擔任黨支部書記。他把部隊那套“三八作風”帶進了八中，要學生們像士兵一樣操練。當時是經濟困難時期，學生普遍營養不足，要減輕負擔。學校的其他領導因此批評了他，後來他調到六中去當校長了，但他始終對這個事情不滿意。八中也有一些老師支持他，對八中後來的領導不太滿意。 　　文革一開始，就有人把這件事翻出來了，認為老校長代表解放軍的作風，受到“修正主義黑線”的壓製。另外一件事，就是前麵說的“高三⑷事件”。北京市委成黑線了，萬裏他們的講話，肯定就是“黑話”了。大字報也就一下子貼滿了校園。６月９日，又有大字報揭發說，學校有一個工友因生活艱難而賣血，那在當時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覺得學校領導不關心工人的死活，沒有一點階級感情，完全是資產階級！學生就自發地開大會揪鬥了學校領導，會場上，學生情緒都非常激動。 　　不久，團中央的工作組就來了，控製了局麵，並把我還有另外兩個同學吸收成為工作組成員，並宣布校領導靠邊站，檢討。我從一開始就是個學生領袖，還專門給老師們訓過話。我說，過去有出戲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後來這也成為學生運動的一句名言。工作組主政的那段時間，整天就是開會，要求結合八中的實際學習報紙上的社論，很枯燥。大家誰也不知道運動該怎麽搞下去，工作組也沒譜，一天天混日子。

７月２９日，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那一次我在現場，而且離主席台特別近，印象也特別深。那天，毛主席本來沒有出席大會。在劉少奇講話中間，毛主席突然從後台走出來了。他走過劉少奇身邊時，劉轉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沒理他，可以說看都沒有看劉一眼，就過去了。我當時就覺得，不大對頭啊！我以前見到的這些領導人碰麵時，都不會這樣呀。過了幾天，有人對我說：出事了！毛主席寫了《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劉少奇可能夠嗆。 　　當時我就覺得，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很團結嗎？現在怎麽不團結了？我還想到，彭真，羅瑞卿都曾經得到重用啊。有一次在北戴河遊泳，羅瑞卿還教訓我們說： “你們這一代人，很幸福啊。可不要搞修正主義，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大國沙文主義呀，要搞國際主義”。怎麽他們一下就被打倒了？可是中央講了，他們是反革命，那他們肯定是反革命。可我也“眼見為實”啊，與他們接觸過，他們不像反革命啊，真搞不清楚！ 　　當時我還聽說，也有些領導人的子女還跑到彭真家去造反，鬥彭真，並讓張潔清阿姨〔７〕在地下爬。我一聽，心裏特別難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這樣嗎？他們都是長輩啊！過去我家和彭真這些人家裏的關係也是挺好的，見麵都要叫他們“叔叔、阿姨”的。我就覺得心裏非常難受，不理解。我真的沒法理解，可能是那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感覺在裏頭。 　　還有一件事也讓我對文化革命產生不好的感覺，就是四中的幹部子弟之間的矛盾。那是７月２９日大會之前，因為我原來是四中的，有不少熟人。我跑到四中去串聯，聽說他們正在開會，我就去聽聽。我進去以後發現，四中的幹部子弟學生分成了兩派，在吵架。他們都是我的朋友，看到他們對峙，我特別難受。文革運動剛剛開始，怎麽就鬧起來了？自己跟自己鬥，朋友和朋友鬥，這還有什麽前途啊？那天我一宿睡不著，想得特別多。我覺得，這不對呀，這麽鬧下去，好像就是窩裏鬥。

◇　主席說：陳小魯不提倡打人 　　７月２９日人民大會堂的會議，等於宣布了撤銷工作組。之後，各學校大多模仿巴黎公社原則選舉“校文革”，來領導學校的運動。八中選舉校文革是工作組撤了後，由我們幾個學生領袖組織的。 　　我以前當團支部書記，我知道該怎麽幹，心中有數。可在工作組幹了一段以後，就覺得這文化革命到底是怎麽回事呀？心裏很虛。所以我不想進校文革，可選舉的結果，我得了１１００多張票，差２０多票就滿票了。那時的青年人都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也是眾望所歸。大家選你了，沒辦法，隻得幹。 　　進入８月份以後，紅衛兵興起。八中也有些同學成立了紅衛兵，還有的同學宣布“解散共青團”。當時我組織觀念挺強。我想，紅衛兵是什麽啊？三個人一組織就成立了，入團可是宣過誓的。紅衛兵要取代共青團，那也得黨中央說了算啊！我對他們說，不要胡來，你們要退團就退團，我是不退團的。 　　接著，紅衛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我不同意這樣的口號，也沒參加紅衛兵。很多同學也都不滿意，記得有一次學校開大會，高三的一個同學，他父親是解放軍的將軍。他上台講話時，下麵有人喊：“報出身”！他故意說：“反革命”！說完，就把麥克風扔掉了，表示對這種極端化的抗議。當時全場人都呆了。 　　對於對聯，我勸他們用毛主席“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來替代那個對聯。因為同意對聯的，有不少是朋友，我不願意和他們正麵衝突。反正用毛主席的詩總不會有錯的，誰也說不出什麽，同時我也表明了態度，這是講策略吧。後來，８月１８日，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我也沒去，因為我不是那種“積極分子”，也沒人通知我參加。 　　不過，有件事對我影響特別大，使我對文革的態度有了變化。那是“８•１８”之後，北京市排斥外地學生來北京串聯，規定外地學生不能進入北京的學校。外地學生來北京後，沒地方住，沒地方吃，北京的秩序一下就亂了。於是周總理召集了一個會，有鐵道部、北京衛戍區、北京市政府的頭頭，還有一些學校的學生領袖參加。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等都參加了。總理講，請紅衛兵到北京來，是毛主席決定的。為什麽沒搞好呢？因為紅衛兵和旅客混在一塊兒，北京站很亂。紅衛兵搶占了列車。旅客花錢買了票，走不了，意見很大。 　　說到這兒，總理去接個緊急電話。我當時不知深淺，就跟鐵道部的領導說：這件事好辦，北京有那麽多火車站，專門指定一個車站給紅衛兵，把他們和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鐵道部的那個領導說，“這不行，你們不懂，很複雜的。”然後說了一大通技術上的事。我也就不說話了。一會兒，總理回來說，“我早就說了，紅衛兵和旅客分開嘛。這麽多車站嘛，讓旅客單獨走一個車站。你們為什麽就不做？你們是不是共產黨員？”鐵道部的領導態度立刻就變了，說：“是，是，可以。”我當時不懂人情世故，就覺得，我的意見和總理是一樣的啊！總理說出來，你們就滿嘴的“是，是，是。”一個學生說出來，你們就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那麽多理由，為什麽不跟總理講呀？你是服從真理，還是服從權力啊？官僚主義到這個程度了，是該衝一衝了。 　　總理接著又訓我們了，說外地學生是毛主席的客人，你們為什麽不讓他們來？我們說，“就地鬧革命”嘛。他說，人家是來“取經”的，你們再不開校門，我就下命令“打開中南海接待外地學生！”聽總理這麽一說，我當場就給當時在八中管廣播、管聯絡的同學打電話，趕快開始接待外地學生，不然總理就要把中南海打開。這樣，北京的學校開始接待外地學生了，他們的食宿就有安排了。 　　在校文革期間，我曾發起組織了一場“四、六、八中”都參加的批判會。當時，我覺得搞運動，總要找個事情搞一搞。既然以前工作組在的時候不批教育部門的領導，我就挑頭組織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書記張文鬆和教育局局長李晨，還有學校黨支部書記的批判會。我提出後，四中、六中都同意。會場定在中山公園裏的音樂堂。然後我到教育局，找那裏的群眾組織邀他們一起開大會。 　　開會時，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過我不是主持人。批判會，就是組織人發言，發言後就該結束了。可突然一群學生衝上主席台，痛打那些書記們，打得他們頭破血流啊！我沒辦法，擋不住的，趕快說，“停下！把他們‘踏倒’在地！”然後就舉起紅衛兵的旗子，喊口號，這樣就不打了嘛。後來聽說，以前在八中當過校長的溫寒江，後來在教育局工作，當時是五六十歲的老頭了，那天也被八中高一年級的幾個學生押著，從八中一路小跑到音樂堂，一路還用皮帶打他。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講了句話“要武嘛！”這句話真是要命啊！在這個“要武”出來之前，我們還可以控製住局勢，因為《十六條》有“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政策。這個“要武”出來以後，我們就沒法管了。我覺得這句話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隨口說說而已。但是對於普通學生來講可不是這麽認為的，他們認為這是個號召，所以武鬥就控製不住了。人家說，毛主席都講了“要武”嘛！對我來講，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會實踐。我有錯誤，我鬥爭校領導肯定是錯誤的，我主持開會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領導肯定是錯誤的，而且在這個會上他們都挨了打。因為我控製不住這個局麵。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號，但是直接拿皮帶打就失控了。這次會議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感覺很不好，決心以後再不挑頭搞這種事了。

紅衛兵“破四舊”的時候，我也參加過一次抄家活動。聽人說，在八中附近的一個人家發現了反動的東西，我就跟著一個同學跑過去。一看，確實是有一些國民黨時代的委任狀之類的東西。當時都說，對階級敵人要“滿腔仇恨”，但是我看到那家裏破破爛爛的，人又被打成那個樣子，對他就是恨不起來，倒是覺得他挺可憐的，將來生活怎麽辦呀？那天，我感覺很不好。從那以後，我再不參加抄家了。學校裏的武鬥什麽的，我都沒參加。學生們在學校裏鬥老師，我也堅決反對。有個老師後來對我講，當年他在學校挨鬥，我在旁邊站著，有人給他戴高帽子，我就給摘掉。鬥完了，趕緊就把他帶回教研室。他非常感激，說，要不是當時我在，他不定要挨多少打。看到當時學生隨便打人的情形，我對文革到底是怎麽回事，覺得很迷茫。 　　我雖然公開反對打人，但那時我真管不住。我說，如果你們一定要打人，也別在我麵前打。我也沒有辦法，守不住啊！包括八中黨支部書記在文革中自殺，也是那樣。有一幫學生打人，打得不像話了。我說，你們不要打他，“讓他回去反省”。我們專門把那個樓看起來，不讓人進，怕出事。最後還是出事了。我當校文革主任的任內，八中也死了不少人啊，自殺的，打死的都有。後來沒人追究我，是因為當時我的態度非常明確，反對打人。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後，我父親告訴我：你前一段，毛主席給你做了結論了。毛主席在會上說：陳小魯好，反對打人。前一段有結論了，你以後要注意，不要到處惹是生非。

◇　發起成立“西糾” 　　八月份，“天下大亂”。紅衛兵在蘇聯駐華大使館前開大會、遊行，把那條街改名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參加，他們回來告訴我說，總理講了：中學紅衛兵是一盤散沙，不知道誰是頭兒，找不著頭兒，也管不起來，有些精神也傳不下去。總理意思是，主持這次“更名”活動的紅衛兵聯絡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常設機構？八中的紅衛兵就說，我們做不了主，我們學校有頭兒。他們回來就告訴我了。 　　從這個信息裏，我覺得，現在太亂了，中央找不到頭緒，也著急。那我們就根據《十六條》說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紅衛兵自身的缺點、錯誤，也要有人來管呀。別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應該管一管自己。有人說，你成立的組織管得了別人嗎？我說，咱們可以串聯呀。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 “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每個學校紅衛兵組織，抽出十幾個優秀的人，做糾察隊隊員，管理好自己的學校，再組成一個聯合的指揮部，來統一調度。為什麽是 “西城糾察隊”呢？因為我的想法是，我們“四、六、八中”都是在西城區，我們最好隻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兒，海澱的、東城的，太大了我們管不了。結果我們一拍即合，馬上就召開了一個西城區各校紅衛兵組織都參加的會。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西糾”成立，馬上就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西單商場來人了，說你們能不能讓我們繼續賣“米老鼠”奶糖呀？有紅衛兵來商場說“米老鼠”是“四舊”，不能賣，要封存起來。天這麽熱，糖都化了，國家財產受損失啊。我說，那你們換個包裝呀。他們說，奶糖都是一塊塊用糖紙包起來的，怎麽能一塊塊地換呢？最後，我說，這樣子吧，我給你們發個“布告”，宣布為了保護國家財產，你們可以把現有的存貨賣掉。以後，你們就別再進貨了了。 　　成立“西糾”，我沒有後台。這件事父親根本就不知道，因為我們早就約定劃清界限了。當時，八中一些同學曾跑到外交部去“造反”，說外交部副部長們搞 “封、資、修”什麽的。我父親自出麵解釋，並保證將來把處理結果告訴他們。父親最後問：“怎麽跟你們聯係啊？”“你告訴陳小魯就行了。”父親沒有反應過來，就問他們，“陳小魯是誰啊？”“陳小魯是你的兒子，你不知道？”他們回來，就和我開玩笑：你是不是假的呀？你爸爸說不認識你？ 　　８月３１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因為上天安門大家都穿“製式服裝”，我沒有，隻好借來一套軍裝穿上。我還弄了幾個編有號碼的“西糾”臂章。１號準備給毛主席，２號給林彪，我這個發起人自己戴了個３號，沒給總理準備。 　　我剛上了天安門，下麵就出事了。那一次，毛主席先坐車到廣場轉一圈，然後回到天安門城樓。回到金水橋的時候，一個鞍山的學生，要見毛主席，就撲倒在毛主席車下。一下子就把車隊逼停了，群眾都向毛主席的車擠去，很危險。不知道誰說，你們紅衛兵還不趕快去維持秩序啊？一幫西糾的人就解下皮帶，當著毛主席的麵就打擠上來學生。據說毛主席看了很不高興。當時我在天安門城樓上，看見了他們在打人。我估計那件事的結果，讓毛主席對“西糾”印象很不好。後來還有不少紅衛兵，有“西糾”的，在天安門底下鬧，說要“揪黑手”，說衛戍區的有關人員失職，把毛主席困在金水橋上了。這麽一鬧，大會組織者控製不住局麵了，讓我下去做工作。結果我在天安門上根本就沒見到毛主席。 　　“西糾”是我發起成立，是要糾察紅衛兵的，但那時我根本沒參加過紅衛兵。不過大家都以為我是當然的紅衛兵。發起成立“西糾”靠的是我在學校裏的威信。但是成立以後呢，我在“西糾”的總部裏隻呆了一天，以後就再沒去那裏了。四中的同學就成為主要負責人了，在那裏主政。我比較隨和，也自覺地不管什麽事了。有一次，葉帥、謝富治等來西糾駐地視察，我也沒去。那時“西糾”與總理那裏保持著密切聯係，總理、葉帥都很支持西糾的事。

這之後，我在北京火車站維持了一段時間的秩序。上麵提到的那次會議之後，因為北京站比較寬敞，就決定把北京站拿出來專門走紅衛兵專列。當時所有的外地紅衛兵都在車站廣場上，然後打一個牌子，隻寫目的地是什麽地方。各地紅衛兵就在牌子後麵站隊候車。我們主要是跟北京鐵路局配合工作，負責維持秩序，因為上麵就怕外地的紅衛兵衝擊車站，那就亂了。這時乘警什麽的都不行了，沒人聽。有北京紅衛兵的西城糾察隊守在那，還有點威信，外地紅衛兵就不敢衝進去。 　　我們那一路是三四百人吧，是各個學校來的，都不認識，反正組織起來大家一塊幹就是了。我們就在北京車站室內大廳睡地鋪，然後分配輪流把守各個門。北京車站正門上麵有一個平台，平台上搭了個臨時指揮部，可以看到廣場的整個情況。然後根據排隊的狀況，去哪個地方的人差不多夠一車了，當場就下指令，說去哪裏的到幾站台。就把這個隊伍帶過去，上車以後車就開走了。當然在後台有一個鐵路的調度，我們說廣場上去哪裏的人很多了，他們就馬上安排去那裏的專列。來北京的人下車就走了，不會在車站停留，主要是往回送的人比較緊張，壓力比較大。緊張的時候我們幾夜沒睡，困了就躺一躺，起來就調度。我主要任務就是調度紅衛兵，把紅衛兵糾察隊這個輪流值班安排好。維持好秩序，不要發生擠傷人、踩死人的現象。我在的那段時間，受傷的可能有，還沒有發生死人的事情。

我當時在北京站也看到一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被遣送回家，很慘啊。當時我心裏也挺難受，也沒辦法。這些人被掃地出門了，什麽也沒有了，拉家帶口的，回去怎麽生活呀。人皆有惻隱之心，我總是覺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啊，我還想象過，我要遇到這樣處境，會怎麽樣啊？

◇　西糾二三事 　　“西糾”成立之前，八中紅衛兵取締了民主黨派，這事兒是我挑頭幹的。“破四舊”中，紅衛兵到處發“通令”，看到什麽不順眼，就發通令“破”掉。我們也不能無所事事啊，就琢磨，搞點什麽呢？於是就想起民主黨派來了。我們先學習了毛主席著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毛主席說，共產黨和民主黨派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有“前提條件”的：一個是共產黨政策沒有錯誤——那是肯定的了；第二個就是民主黨派必須“接受改造”——我們可以說它不接受改造啊。於是，前提條件不存在了，我們就寫個通令，要這些民主黨派解散。通令不是我一個人寫的，是大家一塊湊的。 　　後來我看到米鶴都寫的《聚焦紅衛兵》，書裏記述了事件的過程。我記得很清楚，就是我們商量過，覺得這個事可以幹，就發了通令，要求民主黨派３天，也就是７２小時內解散。發完通令，就把這事忘了。還沒到７２個小時呢，民主黨派機關的群眾組織就來電話問，期限到了，你們怎麽辦？我就說，收大印。他們說，那好，我們來車接你們。當時收印的時候，我沒去，別人去的，八個大印全部收回來了。 　　大概過了一兩天，我在中南海見到李富春。我回家時，從他家的門前經過。他正走出來，把我叫住，問：解散民主黨派，是不是你們八中幹的？我說是。老頭說，這麽大的事情，你們就擅自作主？我們黨、我們中央，對民主黨派有統戰政策，你們知道不知道？他批了我一頓。我說，那怎麽辦？我們把大印都收回來了，再還給他們嗎？老頭半晌才說：“你們以後做事，要多動動腦筋，不要輕舉妄動！” 　　文革後那位派車接我們的民主黨派的工作人員，告訴我的一個同學，當年我們發了通令以後，民主黨派非常緊張，不知怎麽辦好。後來總理知道後出個主意，就是“先發製人”，先“繳槍投降”。投降了，紅衛兵就不會再找麻煩了，民主黨派就保護起來了。事情真相可能就是這樣。

１９６６年９月，我出去串聯了。回到北京，“西糾”總部的人來找我，說他們也要去串聯，但“十一”要有活動。我說，那我來負責這個活動吧。“十一” 的慶祝活動是白天遊行，晚上在天安門廣場聯歡。我們的任務是在金水橋前組織紅衛兵糾察隊，維持秩序。那次我也和東糾的、海糾的紅衛兵頭頭聯係過。大家都同意，這次就由西糾挑頭全部負責，以後如果需要，幾個區的糾察隊再聯合行動。

當時西糾調動了５００多人，來自西城區的５０多所中學。大家在六中集合時亂哄哄的一大片，別人都束手無策了。我就拿起麥克風，喊：請各校紅衛兵帶隊的人到前麵來。來了以後，我根據他們報告的人數，把這５００多人編成了５個方隊。每隊推選出帶隊的人。這樣，這個隊伍就算組織起來了。然後，我帶隊來到公安部的一個禮堂，和衛戍區的一個師長聯合調度。他先講話，政治動員，提要求。他講了４５分鍾，大家聽得都不耐煩了。然後，讓我講話。我就喊了三個口號：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這幫學生“轟”地一下情緒就起來了，熱烈鼓掌。那個師長沒想到，動員就這麽簡單，一下就把大家調動起來了，直說：“向紅衛兵小將學習”。然後我就帶著隊伍來到在金水橋前，任務完成得很圓滿。

◇　困惑和迷惘 　　１１月份以後，風向就很明顯了，中央已經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當時覺得比較迷茫，而且那個時候揪鬥我父親也開始了。一個朋友告訴我，謝富治囑咐自己的兒子，他是四中的紅衛兵，以後不要到“西糾”那裏去了。聽了這個以後，我就明白了，上麵對“西糾”不滿意了。我們成立的時候，給我們又送車、又送東西，“西糾”的辦公地點都是中央給的，領導還去駐地去看望，沒幾天又不滿意了。於是我產生了為“西糾”善後的想法。

我召集西糾的人說，現在形勢對我們很不利，堅持下去，可能比較困難，因為中央也不太支持了，而且裏麵的矛盾也很大。“西糾”麵臨三個選擇：一是“散攤兒”；二是“倒旗”，三是對著幹。我用的是“散攤兒”這個詞，不是解散。不過，“散攤兒”心有不甘，我沒做錯事，幹嗎解散？頂著幹，風險太大，上麵不支持了嘛。我主張“倒旗”，就是停止辦公。糾察隊本來就是大家集合起來的，我現在停止辦公，但是隨時都可以樹旗再幹，卷土重來。但是，這時“西糾”又換了一茬人主政，他們不幹，說，你們這幫人當“官”過了癮了，我們還沒幹過，我們還得幹呢！結果西糾停止辦公的想法沒有實現。

“西糾”的作用，從我的想法來講，就是當時紅衛兵有點出格了，打人呀抄家呀，中央怎麽認為我不知道，至少我認為已經出格了。所以我們組織起來，紅衛兵要自己教育自己，這是我的想法。它在整頓社會秩序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它是鬥爭的產物，以後變成鬥爭的工具。那時，造反派衝擊這個部、那個部，西糾都出去製止嘛，這才引起和三司、中央文革的矛盾。當然這個作用有多大也不一定，隻不過是我們這一群小青年在文化革命中的一個實踐，這裏頭也可能有對左傾路線的抑製或者是抗爭，但是西糾本身也有人打人啊，後來取締西糾就是因為六中搞了一個集中營之類的，實際上這個跟我們沒關係，我們也不知道。 　　這時，文化革命搞得國家已經麵目全非啦，鬥來鬥去，父親也受衝擊了。我更加迷惘了。我們這邊，“西糾”也解散啦，八中有的同學成了“西糾造反派”，就是“哪裏摔倒了，哪裏爬起來”那種。中央文革認可了，還讓他們在大會上發言。然後呢，另一部分人轉而對抗，就參與了“聯動”。“聯動”的事，我是知道的，但跟我沒什麽關係，沒有參與。此後，我更覺得沒意思，就主動下工廠勞動。我們去了大山子那裏的７３８廠，我當時用的名字是“陳衛東”。我們在那兒勞動了一段時間。也是在那兒，聽到了謠言。有一天突然聽工人們講：哎，昨天晚上出事了！公安部把陳小魯抓走了。

當時關於我的謠言特別多。這可能主要跟我父親有關。因為中央這些領導人裏，我父親性格爽直，愛“放炮”。大概是在１９６７年１月，父親也當我麵發過脾氣，我記得特別清楚。父親有次對我說，現在社會這麽亂，陶鑄是中央常委嘛，是四號人物，說打倒就打倒了，連我都不知道！共產黨還有沒有組織原則啊？說倒就倒？ 　　當時，社會上有“兩個俱樂部”的說法，說陳毅在這兩個俱樂部之間聯絡。我父親是軍委副主席，又是國務院副總理。他一定是在國務院這邊開會聽到些“天下大亂”之類，然後到軍委那邊會上講一講。軍委也受到了壓力，所以他到國務院這邊，可能就跟譚老板〔８〕他們又講一講。

１９６７年“二月逆流”，他又首當其衝，幾個老帥的講話中，他講的比較多，而且敢講些實話，當然人家附會的東西也比較多。陳老總的威望比較高，他的謠言也就多，那麽他的兒子也會如何如何。另外，也有人打著我的旗號，到處去惹事。

◇　銷毀黑材料 　　１９６７年的三月份，學校就軍訓、複課鬧革命了。接著，紅衛兵分成“四三”、“四四”兩派。我們學校“四四派”紅衛兵，是我組織起來的。這次我參加了，但是後來又退出了。我說，為了你們的安全，我退出，因為我父親的影響畢竟比較大，別連累你們。正因為這樣，軍訓團對我就比較信任，讓我當了軍訓團的政治保衛組組長。 　　文革初期，因為工作組、校文革整了一些老師和同學們的“材料”，這時群眾鬧得很厲害。我原來是校文革的負責人，所以人家說這些材料是我整的。我解釋，我參加校文革的時候，這些材料都已經在那兒了。不過大家可以一起開個會，我建議把那些材料，就是所謂的揭發材料燒了。當時有幾個老師挺激進的，要求公布這些“黑”材料。這些材料我都沒看過，但是據說有些是涉及什麽“生活問題”的，還有秘密揭發的材料。這些東西拿出去，不就亂了嘛！所以我也急了，我說，你們代表誰？代表你自己，還是代表所有人講這個話？他們就蔫了。有人就說，他不代表我們！我說，你們要是信得過我，我負責保存，然後公開銷毀。這件事最後處理得讓這些老師同學都感到滿意。

我還記得有個事兒：大概是大串聯的時候，師大女附中的一個女生來找我。我跟她講到林立果、毛遠新。我的意思是說，他們這麽年輕，沒有什麽實踐經驗，將來還是要接受實踐的考驗。沒想到，她都寫到日記裏麵去了，而且還寫上是陳小魯說的，並在他們的名字上打了Ｘ。後來，這日記被人家抄出來，她被打成了“反革命”。女附中的人就跑來調查陳小魯。誰知我就是保衛組組長，我往那兒一坐，一報名，他們一聽就傻了！看看我沒什麽事，他們就走了。估計是各學校軍訓團之間有一些交流，而我和我們學校的軍訓團關係很好。所以以後也沒找我的麻煩。

軍訓團來後，就麵臨春雨季節。當時，學校房頂多年失修，要漏雨，但又沒有工人修。軍訓團長很著急，說怎麽辦啊？我說，好辦，我們自己幹。我就找了幾個同學爬上房去，幹了一天，把漏雨的瓦全都換了。換完了以後，軍訓團團長感動得恨不能流淚，他說：“紅衛兵小將真好啊！”他知道我們這些人的家庭背景，但他沒想到，高幹子弟居然也能幹這個。他說，你們適合去部隊，將來當兵去吧！

◇　這輩子不回中南海了 　　１９６８年，總理真的送我當兵去了。送我當兵，一方麵是保護起來，另一方麵也是監管起來，免得我出事。因為在外麵，實在是謠言太多了。我屬於風口浪尖上的人物。 　　“二月逆流”過後不久，有個朋友，是個幹部子弟，他跟我講，你們老爺子這次夠嗆。我說，我不知道，因為父親沒給我講，我也沒問過。朋友說，你好自為之吧。這時，我每星期六都回家，主要看看父母還在不在，有沒有問題，有沒有需要給我們交代的事。那時候，我父親已經不大上班了，平常就在家裏呆著。有一天他突然問我：有沒有人找你談話？我說沒有。他說，沒有就算了。後來他才告訴我，總理那兩天跟他講，關於小魯謠言很多，你們倆互相影響。所以總理說要把我送到部隊去。其實，我跟我父親互相之間沒什麽聯係。我父親可能跟他講了，說我住在學校，星期六才回家。

４月１４號是個星期日，我剛回到家裏，總理就把我找去談話。他首先就問：你有沒有“聯動”思想？我說，我有。總理很高興，說：你很坦率。你應該到部隊去，到工農兵當中去，要去和工農“結合”。你父親現在犯了錯誤，你們不要互相影響。總理還強調：“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我心裏說，不是總理個人意見，還有誰呀，就是毛主席的意見唄！總理還問了一些事，包括什麽我攜款到香港去啊，什麽我殺了人的事兒啦。我說，對我的安排我堅決服從，但是這些事兒我都沒幹過，都是謠言，我希望中央做一些調查。總理說，我沒有時間調查，所以安排你到部隊去，如果表現好，你可以在那裏成長起來，如果表現得不好，我們就要采取更嚴厲的措施。

談話中，總理對我父親也有些批評，這些話我回家後都沒跟父親講，怕增加父親的負擔。第二天，總理的衛士長楊德中就把我送到３９軍去了。不過在這樣的誤解中離開北京，還是心有不甘，我給八中的同學留了一個條子，寫到“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臨行前，父親深情地對我說：我們當年都是這樣走出來的。你母親１６歲就參加新四軍了，我也是１９歲就到法國了。你就做好準備，這輩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奮鬥！

◇　從監管到入黨 　　我剛到部隊的感覺，就像到了天盡頭了。坐火車到溝幫子，從溝幫子再坐汽車，後來幹脆都成了土道。視野所見，隻是一片泛著白的、長著野蒿子的大堿灘。團部也隻是一些平房，有些連隊還是半地下的地窨子。全團一共隻有１０輛卡車，兩輛吉普，那時候“戰備”，隻能讓一輛車動，其他車隻能定期保養保養。

我去的連隊是個步兵連，軍訓不多，當時主要是種水稻，很艱苦。駐地開始還點煤油燈，幹活兒全部是靠肩挑手抬。連裏的北京兵就我一個，也沒有什麽幹部子弟。我到部隊不是入伍，是所謂“鍛煉”，有被“監管”的意思，也有保護的成份。我和外界被完全隔離，跟家裏也不準通信，不能戴領章、帽徽。按現在的說法，有點“雙規”的味道。後來見到團政委，我說，不戴領章、不戴帽徽，在部隊不是很特殊、太顯眼了嗎？政委往上請示後對我說：可以戴領章、帽徽，但是不準照相。

在連隊，我是編製外的，沒有我的口糧和津貼，開始連軍裝都不發。我當時也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老老實實地幹活，慢慢也不覺得什麽了。這次我沒改名字，他們也都知道我父親是誰。最後班長、連長都跟團裏提意見了。他們說，這個人怎麽辦呢？表現還不錯，挺好的，也得為人家進步著想啊。我記得大約一年多以後，團政治部主任找我談話，問我一年多花了多少錢？我說我帶了１００塊錢到部隊，到那時才花了１４塊錢，就買點兒牙膏什麽的？，差不多一個月一塊錢。他很感動，後來部隊給了我２００塊錢的補助。團裏的幹部們都覺得，我還真的不錯。

我是１９７０年３月８號入的黨，記得挺清楚。我入伍以後表現不錯，三年裏，我年年被評上“五好戰士”，因為抗洪搶險“表現優異”，還榮立了三等功。他們也到學校調查了，反映非常好，不但一派反映好，兩派、三派的反映都好，老師的反映也很好。之後，部隊專門給中央、給總理打報告，問我能不能入伍？能不能入黨？能不能提幹？總理批示說，如果他表現好的話，可以。等這個報告批回來後，副指導員跟我說：“支部準備發展你入黨，你寫份申請書吧。”我就說，指導員，你也知道，我沒主動寫入黨申請書，是不想給連裏添麻煩。現在入伍問題解決了，我也有入黨的要求。他說，你就寫申請書吧，我做你的介紹人。 　　黨支部討論我入黨時，也有不同意見。有人說，陳小魯這個人不交心，他有話不說，不暴露思想。指導員說：你讓他暴露什麽思想？他的經曆跟我們不一樣，他知道的事不能跟你們講。再說，他跟你講能講清楚嗎？團裏交代了，你們就看他入伍這兩年的表現，過去的事情，組織上管。這些幹部的大度讓我很感動。

就在這之前，我妹妹要入黨的時候，人家就問她：你對你父親什麽態度啊？你對“二月逆流”什麽態度呀？這些怎麽回答呀？這等於逼著你得批判你父親。所以我們部隊還比較好。我的入黨介紹人後來對我說，“那時候，每個禮拜我都向軍區打報告，我把你寫得跟雷鋒一樣啊。”

◇　軍史和野史 　　我們連是３９軍１１５師３４４團３營７連。７連是在大比武時“突出政治”出的名。大比武中很多人作假，比如從全連各班挑出來的尖子湊成一個班，那比什麽成績都要好很多。當時的指導員比較正派，不搞弄虛作假，在部隊威信挺高。他有自己的想法，反而把連裏的炊事兵、號兵、通訊員這些後勤兵組織起來，參加大比武。大比武的時候他不出眾，但後來一突出政治、批判單純軍事化思想，翻過來他就是“碩果僅存”的了，成為突出政治的典型。

那時候部隊以軍為單位講軍史。我們軍長講３９軍的軍史，是從紅１５軍團開始，第一任徐海東，第二任劉誌丹，第三任黃克誠……，先說一遍我們的曆任軍長，到當時的朱軍長，也不知道是第九任還是第十任了。他數完了說，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現在好的就剩吳法憲了”。其實吳法憲隻當過政治委員，還不是軍長，聽著挺寒心的。

講完概況後，就要講一些戰鬥英雄。我們團最出名的叫趙旺，是一個“孤膽英雄”。他這個人就像農村講的二愣子，有點缺心眼，一打仗老睡覺。抗美援朝中，我們連有次守一個山頭，前麵山頭還有一個連。晚上大家在“貓耳洞”裏睡覺，後來緊急集合撤退。沒有燈，也不能出聲，大家就是掏洞子，摸到一個洞子裏的戰士，抓起來，搖一搖，把他搖醒，拉起來就走。到他這兒，一掏，搖一搖，這小子沒醒。大軍撤了，他還在那兒睡覺。我們連撤得快了點，前麵的連還沒撤出來，美國鬼子就已經占領了我們連的陣地，把前麵連隊的後路切斷了。趙旺這時醒了，一看不對啊，隱隱約約的光線下有鋼盔，是美國鬼子！他拿起槍，乒乒乓乓就打。其實就他一個人，可美國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黑燈瞎火的怕中埋伏，就撤了。前麵那個連隊一聽打起來了，加緊往後衝，就這一會兒工夫撤出來了。 　　兩個山頭挨著很近，那個連的指導員撤出來說，山上還有我們的人，就帶著通訊員跑到山根底下接應。趙旺打了一陣，美國兵一聽，哎，沒多少人！就又往上衝。這下趙旺就招架不住了，抱著槍從山上滾下來了，正好被那個指導員接住了。回來，他就成英雄了。因為沒他，那個連就被敵人切斷了，肯定完了。那時領導當然不是這麽講，講的是趙旺如何是“孤膽英雄”。散了會，就有老兵叫我們：“過來過來，給你們再講講”，其實是這麽怎麽回事兒。我記住的，就是這個老兵說的。領導講的是寫在軍史上的，老兵講的是口口相傳的口述史。

趙旺回國以後，就被提為幹部。他沒文化，不能帶兵，就專門派文化教員教他，可教也教不會。有記者問他：“你怎麽這麽英勇啊？”“那怎麽了？我不打他，他還不打我呀”。記者問他，你身後有什麽？“山呀”。山後有什麽？“還是山呀”。記者是想讓他說身後是“祖國”，他就說不出來。後來派他去北京參加誌願軍英模會。開完會了是宴會，他還跟毛主席碰了杯。回部隊後，軍長特別問他：“你見到了毛主席了嗎？毛主席怎麽樣？”“毛主席呀，好胖啊！”他六十年代轉業了，他從來沒有以英雄自居，就是種地。這就是真實的中國農民，中國士兵，中國社會的中堅。

我們還有一個抗美援朝的戰鬥英雄，是個號兵，外號叫“吹破天”。軍長不讓他轉業，說英雄全轉業了哪行，“傳統”哪去了？他當時是連隊的號兵，這個連隊全部打光了，他也沒有彈藥了。他就藏著。鬼子衝到前沿了，他突然就站起來吹號，“噠噠噠”一吹。美國鬼子知道這是中國的衝鋒號，突然一下子，嚇壞了，馬上就退了。愣是一個號就把一個連的敵人給“吹”下去了。吹下去以後，沒打呀。鬼子跑了半天，覺得不對，“共軍虛張聲勢”！又上來了，而就這幾分鍾，我們的後續部隊占領了山頭，鬼子剛快到山頂，一頓子彈打下來，美國鬼子就又下去了。就是這麽一點點時間，否則，如果是美國人占了山頭，我們在山底下，那不知道死多少人才能奪回來。多有戲劇性，但這就是真事。

這些英雄和老兵都很有特點。我對他們都很尊重，聽這些經曆，就是傳統教育呀。

◇　一死何須萬歲淚 　　部隊都是搞正麵教育，就是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八屆十二中全會關於“二月逆流”的事是團政委親自傳達的。傳達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我家的事。毛主席講得很嚴厲，但是政委在我們連傳達，就比較委婉，講得輕描淡寫：“‘二月逆流’嘛，就是幾個老同誌犯錯誤，也不是什麽大錯誤，就是發發牢騷，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所以就放炮嘛。”“這些老同誌經過革命鍛煉，還是能夠改正錯誤的。毛主席說了嘛，‘他們說一說也是可以的’”。

後來，１９７１年傳達“廬山會議”〔９〕，當時有個“二陳合流”的說法。政委傳達的時候就說了一句：“陳老總愛放炮，他跟陳伯達不一樣，他一點火就著。”據說別的部隊傳達，這兩次講得都比較嚴厲。我這人容易安於現狀，即使在“監管”期間，覺得能夠到部隊鍛煉，內心感覺也挺好。我也沒有提心吊膽，因為我自信沒犯什麽事。當時我最關心的還是父親，當時規定不讓我通信，隻能在報上看父親活動的報道。終於在１９７１年五一節，他又上天安門了。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來，那就說明他沒倒。

突然有一天，連長告我：軍區首長通知，讓你趕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為一直被隔絕，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還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門，報了名字，問：我們家還在這兒嗎？他們說，你父親還在老地方住，你還走西門。這樣，我到了西門，我父親的秘書出來接我，說，哎呀，指導員回來了。我說，什麽指導員？他說，聽說你都當了指導員了嘛。我說，沒有啊，你看我的軍衣，兩個兜兒啊〔１０〕。

後來聽父親講，才知道是怎麽回事。１９７１年初開批陳整風會的時候，父親見到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就問了一句，“陳司令啊，我一個兒子還在你那兒當兵呢，怎麽樣啊？”“哎，表現很好啊，現在已經提幹部了，當指導員了。”“他三年沒有消息了，沒有回過家。”“哎，我立刻讓他回家。”於是，他就打了個電話讓我回家。實際上我探親的時候，父親已經發現是癌症了，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動的手術。他想見見我。

我回來以後，跟父親講起當時我們團傳達“二月逆流”的問題和九屆二中全會的情況，他挺受感動。但是，我大哥他們帶給他的消息，跟我講的完全不一樣，負麵的多。後來，父親跟母親講了一句話：“小魯可能知道很多東西，但是不跟我們講，他怕我們傷心。”我當時對父親，確實是隻講比較好聽的。不過實際上，我們部隊批“二月逆流”，態度也確實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動。

後來父親又見到陳錫聯，說，我兒子回來了，謝謝你啊。不過他還是戰士嘛，沒有提幹部呀。陳錫聯反應快，連忙說，噢，還沒提？報告我已經批了啊，可能還需要一些手續。他回去打電話就問軍裏，陳小魯的工作，你們怎麽考慮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麽搞的？這樣，不久就給我提了排長，一兩個月後就當了副指導員，等於是陳錫聯下了命令的。 　　不久，林彪就出事了。“十一”以後，一個排長收到家信。他把信給我看了，信裏說：“你還不趕快回來？你們國防部長都跑了！”這是我最早得到的關於 “９•１３”事件的消息。我們３９軍是四野的主力部隊，號稱林彪的“三隻虎”之一。當時我有一個思想疙瘩沒有解開，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為什麽還反毛澤東？他幹嘛呀？吃飽了撐的？實際上，以前“四野”的幹部可能都有所疑慮，但是不敢說。最後說他是因為等不及了，想“搶班奪權”。但是這還是不足以服人。

也就是那時候，對毛主席的懷疑，也慢慢大了。父親去世時，毛主席去參加了追悼會，當時毛主席哭了。對此我很感動，但也有點兒想法。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呢？因為林彪事件一出，大家很明確了嘛，林彪才是你信任的人啊。

我當時寫了一首詩：“五年忍聽千夫啐，一死何須萬歲淚。且喜碧血潤中華，磊落生平應無愧”。

這個牢騷詩我沒敢發表。“何須萬歲淚”，當時太那個什麽了，所以改成“何須萬人淚”了。後來，趙樸初去看我母親，也看了我的詩。樸老說，這個詩寫得不錯，但是不太理解，為什麽叫“何須”呢？我說，那就改成“難得”吧。他說好，就改成“難得萬人淚”。後來這首詩就改成了“一死難得萬人淚”。

◇部隊生活 　　我真正接觸工農兵，就是在部隊這個時候。當時覺得部隊精神麵貌還是不錯的，特別在危急時刻，都能夠頂得上。有一次遼河決堤了，我們團去堵口子。平常幹活的時候，當兵的扛著鍬在水裏幹，當官的都是指指劃劃、溜溜達達的。但抗洪救險最後堵口子的時候，軍長親自來了。軍長往前一站，師長、團長在旁邊陪著。營長以下的，全部一個人扛一個麻包，幹部帶頭上。我想，連長平常那麽神氣，真到了關鍵時刻，營長帶頭，然後連長，再後麵才是我們小兵，挺有意思。另一方麵也覺得，這才是部隊戰鬥力的真正體現，說動就動得起來。 　　再有那時我們跟老百姓的關係，絕對比現在好。遵守群眾紀律，我們走到哪兒，都是“缸滿地光”。另外比較強調官兵平等，我就給新兵洗過衣服，做思想工作什麽的，也沒有像現在這樣“跑官兒”的。那時候部隊整體比較單純，也還有點民主。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份，部隊搞整黨。那些“後進戰士”“講評”指導員，真是很厲害。我們指導員當時在營口“支左”，連長主持整黨，指導員也得回來聽戰士講評。全連都坐在地窨子裏頭，一個平常老泡病號的“後進戰士”說，指導員平常要我們講自己的思想，都講得很好，我就想問他一下子：為什麽他到營口，要搽雪花膏？為什麽在盤錦就不搽？這是什麽思想啊？“你知道不，這是資產階級思想！”。講的一針見血，指導員臉紅耳赤，說不出來話。

我當了團裏的幹部以後，政委就跟我講，你表現很好，就是對部隊管教不嚴。我說，我可能是在北京看的事兒多了，覺得這些事都不是什麽大事兒。他說，我也認為你是這樣。但是你想，我們團裏有什麽大事啊？這個小事你都不管，這個部隊就不叫部隊了嘛。政委講了以後，我注意了許多，但在實際中，我還是經常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針處理問題。 　　當時，有一個幹部鬧家庭糾紛，女方懷疑他有外遇什麽的，鬧翻了，就告到軍裏，說他反“中央文革”。上麵把這問題交給我處理。我覺得，文革後期大家對文革有不滿情緒很正常。我對女方說，你們打架，有些事情也不能亂告狀。我問你：他這話是什麽時候說的？她說有兩年了。我又問：那你怎麽現在才告他呀？這些事絕對不能輕易上綱上線的，後來調解調解就算了。１９７６年“天安門事件”的時候，我們有一個排長路過北京，把所見所聞到處亂說，結果把他追查出來了。我找他談話，我說，你不要胡說八道，你說的那些東西啊，就說你是聽來的，不要說是你自己看到的。傳謠能把你怎麽樣啊？ 　　部隊裏工作都是講按資排輩的。我是年輕幹部，我當團政治處主任的時候，我原來的指導員、我的入黨介紹人，反過來給我當幹事。當時，我們團的連級幹部，最老的有１９４５年入伍的，比我出生還早。營職幹部普遍是５０年代入伍的。我在政治處當副主任時，正主任姓楊，是６４年的兵，我是６８年的兵。我們當時的老教導員，１９５６年的兵，到我們那兒開會什麽的，我就提前在門口等著。來了以後，讓進來坐下，我就說，教導員啊，現在有一些什麽事兒，找你來請教請教。可是我們主任呢，教導員進來，他屁股都不抬。所以軍政治部、師組織部來調查的時候，教導員就講，楊主任不行。你看陳小魯，人家還是高幹子弟呢，我們到那兒，他都出門迎著我們，非常客氣，非常謙虛，而且他能力挺強的。其實，有些主意可能就是教導員給我出的，可是他說陳小魯什麽事都辦得挺好。 　　我當時當了團的幹部，我就跟他們說，我當團政治處主任，不見得我比你們就高多少，我是有機遇，我們老爺子或者領導關注什麽的，這不等於我的水平比你們高。我就是這個想法，可能和我的秉性相關，但是充分表示了對老領導的尊重。 　　後來軍區組織部長來考察我，考察完專門跟我談話。他說，我們在軍區調查這麽多年輕幹部，像你這麽反映好的，沒有。他說，不但戰士說你好，幹部說你好，關鍵是老同誌都說你好，這就非常難得。你的老上級、你的營長、你的老連長，都說你好，一般的青年幹部做不到這點。軍長也跟我說，沈陽軍區１９７６年對全軍區的青年幹部做調查，你是表現最好的。所有老幹部都說你好。

◇　道不同不相與謀 　　我是１９７５年結的婚。我跟粟裕的二兒子粟寒生很熟。１９７１年我父親去世之前，我第一次探家，寒生也從部隊探家。他可能有意，約我出去玩兒時，把他妹妹也帶著一起去了。我當時沒意識到這點，可能她看完我以後，覺得還挺滿意。後來寒生就給我講了，我們就這樣開始了。 　　我結婚前後，老鄧重新出來工作了，大家感到歡欣鼓舞。但是沒多久又開始“批鄧”。當時對毛的情況，我們不太了解。我們在部隊比較閉塞，總是聽說毛主席身體很好，沒有這些小道消息。我後來聽說，毛參加我父親葬禮以後，感冒了，後來得了心髒病。但是當時毛主席在我們心中，確實是“神人”的形象，從來沒往這上麵想過。總理去世後，老嶽父跟我講，總理去世了，今後鬥爭更加複雜，你們也要做準備。老鄧當時已經下台靠邊站了。這時憂慮的是，“四人幫”今後是不是會比較得勢了。結果，華國鋒上台，我鬆了一口氣，因為不是王洪文、江青上台。但是我麵臨著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確實需要考慮，作為團政治處主任，我將來在部隊怎麽辦？

沈陽軍區當時比較左，毛遠新是政委。我們那個團是“學習小靳莊”典型。沈陽軍區對抓典型挺重視的，搞大批判、搞文藝演出，後來還有“批鄧”什麽的。我那時候是團政治處主任，副團級，２８歲，是沈陽軍區最年輕的團級幹部。這些事情都歸我管，但是搞這一套我自己心裏頭就接受不了，幹不下去了。我就給嶽父粟裕寫信，說能不能給我調動一下？他說，當兵，還是要從部隊提拔。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是野戰軍的團級幹部，他還是希望我繼續在那兒幹。但是，我就給他寫了一句話，“道不同不相與謀”，表明了我的意思。

我老嶽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權〔１１〕。伍修權就讓總參二部給我下了調令。下調令以後，軍長找我談話，說你幹嘛要離開呢？到總部有什麽好處？你這麽好的基礎，怎麽說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當參謀，就會老死在部裏，你在我這個地方，我這個位置將來就是你的，沒幾年了。這些話語重心長，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說出我的真實想法。我就說，老嶽父身體不好，我愛人也來不了，家庭問題沒法解決。 　　我回到北京，關係已經到總參了，但是還沒報到上班。這時毛主席剛剛去世，我感到後麵有戲看了。記得有次和幾個朋友聊天，我說，要“動外科手術”了。那段時間，我並沒有接觸高層，也沒有這方麵的信息。不過我當時有這個感覺，覺得當時那個局麵不會再僵持下去，要最後見分曉了。沒幾天，“四人幫”就被抓起來了。老嶽父跟我講：“你看，著什麽急呀？你要不著急，現在不就好了嗎？”他意思是說，你應該還在野戰軍，因為已經有基礎了。當然，誰也想不到會那麽快翻盤。

◇　我眼中的領導人 　　文革一頁翻過去４０多年了，當時我對中央的一些人和事，還有些影影綽綽的印象。

江青得勢以後，使我們對毛本身也有看法了。江青是他的老婆啊，這就有點問題了，跟共產黨的規矩不一樣。像我母親，她１９３８年參加革命，最後是１４級幹部，級別很低。為什麽呢？我父親壓著她。這是傳統，我很理解。鄧穎超，那麽老的資格，不顯山不露水，就是個中央委員。為什麽？總理不讓。江青這麽張揚，“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麽關係呀？她憑什麽指手畫腳呀？到後來，打擊麵越來越大，把“聯動”的小孩子都抓起來了。當年“陳謝大軍” 時，謝富治是陳賡的老戰友，結果謝把小涯子〔１２〕都抓起來了。小涯子才幾歲呀？小學六年級。他們怎麽這麽做呀？這是當時很不滿意的地方。 　　我們對江青，無非就是對她的言論、她的一些作為，以及那種囂張態度的不滿。我們以前學毛主席的好幹部焦裕祿，焦裕祿是什麽樣的形象？你那個是什麽形象？我們覺得不滿，因為這和黨的傳統不一樣。另外，我們曆來強調“團結幹部”，現在這麽多幹部被打倒。對江青的懷疑是逐漸產生的，她的很多東西是和我們黨的傳統相違背的。

林彪跟我父親交往不多。他那個人比較孤僻，工於心計，對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現在有種說法，認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線鬥爭。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時，省市一級的領導抵製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奪了權；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抵製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　受批判，靠邊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陳伯達為首的“軍委辦事組”，也可以說是老幹部的一部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抵製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幫，打張春橋。前兩次的案子都翻過來了，如果林彪不跑，這第三次應該也就翻過來了。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兩次整老幹部，林彪都站在老幹部的對立麵，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麵這兩撥老幹部，對他就不滿意。最後他跑了，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萬劫不複”了。 　　現在看“５７１工程紀要”，越來越明確。確實有很多東西，林彪不知道。另外，“５７１工程紀要”當時是傳達到基層每一個人的。“紀要”提出很多問題，實際上是指向當時所謂的“毛主席革命路線”，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論據，當時講都是“右派”言論，現在看是正確的。後來批判“四人幫”，用的無非也是這麽一套東西。所以，現在“５７１工程紀要”反而變成“絕密文件”，不能外傳了。 　　我小的時候和總理接觸多一點，他見到我們這些孩子，都是比較親切的。我還跟總理打過乒乓球。有的時候，總理也來我們家這邊看看，我近距離接觸總理，包括以後他送我走，實際上就有四次。我們都是很尊重他的，總理說什麽，我們就去辦。

總理那個人，比較平和，腦瓜特別好使。總理知道我，而且還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他都記得住，還知道我得過肝炎。他讓我去東北的時候，還問道，你不是得過肝炎嗎，好了沒有？如果沒好，可以換個地方，換個方式。他日理萬機，還記得我得過肝炎，這是多小的一件事，真是有心人呀。

１９７１年５月我回家探親，總理知道了，讓我去西花廳。總理見了我就說：你表現不錯，我們過去有約定，你也確實沒給家裏寫信。後來沈陽軍區打報告，說這個人怎麽辦，能不能參軍？入黨？提幹？我給他們的答複就是，為什麽不能參軍？為什麽不能入黨？為什麽不能提幹？隻要表現好，都可以。他還問我，去了部隊以後，是怎麽想的。我們沒談政治問題。這和我跟父親一樣，父子之間也沒有政治方麵的交流。就是談談原則，自己管自己，自己努力。

總理去世的時候我比較悲痛。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隊的路上。火車途經唐山車站，停車１０分鍾，我在站台上突然聽到新聞報道：周恩來總理去世。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車，趕快回到北京。我參加了總理的追悼儀式，遺體告別。十裏長街送總理，我也去了，一直送到八寶山。那天人真多，我很震動。我那時總覺得總理去世以後，好像國家缺了主心骨，有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

文革前期，我對總理沒有質疑。現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對，他做的許多事都是違心的。當然了，責備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話又說回來，在文化革命那樣一個形勢下，毛主席又那種態度，誰又能怎樣？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處理這個事、那個事，也是因為他沒有辦法。因為中國共產黨內沒有一個人，敢於公開對抗毛澤東，那為什麽非要強調總理應當去對抗毛澤東呢？

◇　文革遺產 　　中國革命最大的遺產，建國以後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這是兩筆最大的遺產，我是主張進行認真研究的。十年動亂，把我們體製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來了，但沒人總結，所以十年以後、二十年以後還在走老路。本來從共和國的角度也好，從共產黨的角度也好，都應該通過文化革命得到新生，但現在是有所改進，但沒有得到新生，還是保留很多舊體製的東西，一直到現在阻礙著發展，而且矛盾越來越大。

文革其實是不可避免的。蘇聯有“大清洗”，哪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在這種專製製度下，必然產生這個。當然，這不是說毛澤東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沒有合理性，但是它是“必然”要來的，是共產黨走到這一段必然要犯的錯誤。因為它裏麵有專製的、從封建社會下來的傳統。在毛主席，還有我父親他們身上，都帶有封建的烙印。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還是有他的追求，就是追求他的“毛式的共產主義”。且不論它目的的對錯，但他為了這個目標，不擇手段這點起碼是不對的。比如說薄老這個“叛徒”問題。在延安時，為這個問題，薄老跟毛主席談過８個小時。“七大”的時候，毛主席提出，要薄一波當中央候補委員，黨內當時就有不同看法。為此，劉少奇、張聞天都講過話，意思是說這是中央讓他做的，填自首書是“履行手續”，不是變節。包括安子文等，他們都寫了自首書，都跟毛主席談過。所以，毛主席對此是了然於心的。我很反對他這種出了問題就從頭算賬的做法。這些已經有結論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賬。但是，為了把別人搞臭、搞倒，就從頭算。從批彭羅陸楊，到批劉、批鄧，到批林，都是這麽算賬的。那人家就有一個問題了，那你當初為什麽要提劉少奇當第一副主席呀？為什麽你讓林彪當接班人呀，為什麽又讓鄧小平當副主席呀？所以我覺得搞政治不能不擇手段。現在管理社會，一個政黨，一定要講手段，講過程，都要經得起推敲。實用主義的做法，就是以喪失原則來實現目標。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我父親對黨內鬥爭，他是主張“和為貴”。所以毛老爺子對我父親惱火，老說他“折衷主義”，“和稀泥”。但是很多問題，實際上是毛主席種下的因。這樣就造成黨內的民主作風被破壞，堅持真理、敢講真話的，就越來越少。領導人喜歡什麽，就講什麽。有些“左派”提出，難道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個人造成的？他們說得對，這些冤案當然不是毛主席一個人造成的，很多人也參與了製造這些冤案。但是主要責任是誰呀？根子是誰呀？使這種思想方法、鬥爭手段主導黨內和社會的提倡者、支持者，是誰啊？是毛主席。要是否認這點，那共產黨就沒有任何進步。

嚴格來講，共產黨的這些錯誤並不是從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個個人的原因。比如說全推到毛澤東身上也不行，他隻是個代表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推給“四人幫”，都推到林彪身上。共產黨如果真正走民主法製道路，這個問題是繞不過去的。體製問題總有一天要解決，不解決是不可能的。

我曾提出一個“共產黨光譜學說”，就是說，共產黨是個“光譜”，由七色組成，從深藍到紅。這個光譜的左邊是江青“四人幫”，中間有誰，右邊可能有誰誰。所有這些合起來，才是白光，太陽光——這才是真正的共產黨。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個什麽“階級”要顛覆共產黨政權，沒有任何證據說明，劉少奇也好、彭德懷也好，是代表國民黨。你說劉少奇搞修正主義，他代表誰？他們都是共產黨的一個派別，或者是他個人的、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反過來，你說江青奪權是為複辟資本主義？說她代表了資產階級？肯定是胡說八道，這隻是黨內不同意見間的一種鬥爭。可這些問題，我們當時並不理解。

所謂共產黨的“光譜學”，就是這樣：沒有左，就沒有右。這是毛主席講的。實際上，大家目標是一致的。但是目標是沒有意義的，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沒有一個說，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亂。所以，“運動就是一切”，你隻能在道路上做選擇。道路上的選擇就是黨內鬥爭的主要內容。文革前後的權力更迭，都體現在這個“光譜”上。

恩格斯有個觀點，認為社會的運動是“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如果這兒有一個力，那兒有一個力，它們合起來，合力就是它們的對角線。這對我非常有啟發。就是說，毛澤東有這麽一條路線，他的“力臂”很長，那麽整個運動軌跡就偏向他。但是還有千千萬萬的幹部，每個人想法也不盡相同，可能在這個問題上跟他一樣，在另外一個問題上跟他不一樣。毛的力在這個方向，而你的力在那個方向，所以社會永遠不會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思想去做，隻不過有時候比較偏向他一點。那麽毛澤東一死，他的“力臂”沒有了，老鄧的“力臂”大起來了，就從原來偏左，到現在開始偏右一點。但是實際上，大的方向，都是朝那個方向走。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動機”是什麽？我覺得，他的動機恐怕還不全是為了鞏固個人的權力，江青可能帶有以權謀私的部分。反過來說，老一輩革命家為了保住他們的權力，就沒有以權謀私的成分？所以我認為，文化革命也好，所謂的政治也好，就是黨內鬥爭，就是黨內不同路線的鬥爭。劉少奇有一套想治國富強的方法，毛澤東有一套方法，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趙紫陽有一套方法，鄧也有一套方法，陳雲有一套方法……每個人都有一套方法。合起來，交織鬥爭，就變成了共產黨的軌跡。合起來，從左到右，就是共產黨的光譜學。

注釋：

１．讀chua，籃球進籃的象聲詞。

２．林彪之子，文革中任空軍作戰部副部長。

３．陳毅長子，後任對外友協會長。

４．指北京市的第四、第六和第八中學。

５．指文革初期的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的“黑幫”。

６．指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四人的“反黨集團”。

７．彭真夫人。

８．指譚震林副總理。

９．指中共九屆二中全會。

１０．當時士兵的軍上衣兩個口袋，排長以上幹部的軍上衣四個口袋。

１１．時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情報部部長

１２．陳賡大將之子陳知涯的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