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與決策

熊華源，單勁鬆

 

從1949年至1976年的20多年時間裏，毛澤東、周恩來始終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 靈活性的高度統一，為我們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奠定了堅實基礎。直到最後歲月，台灣問題仍然是這兩位偉人的共同牽掛。毛澤東、周恩來一致認為：台灣問題複雜， 既是中國內政問題又涉及國際問題，是兩個性質不同而又互相關聯的問題，二者不能混淆。作為中國內政問題，有和平解決或武力解決兩種方式；作為國際問題，隻 能用和平方式解決。本文擬從中國內政問題和國際問題兩個方麵、分3個部分,就毛澤東、周恩來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和決策作一曆史考察，以此作為今天我們思 考、研究和解決台灣問題的參考。

一、以戰爭方式與和平方式解放台灣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 的領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作為戰勝國，在法律和事實兩方麵都從日本手中收回了對台灣的主權，這已經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因此在國內和國際上並不存在台 灣歸屬問題。後來，由於1949年失敗的國民黨軍隊退守台灣，造成海峽兩岸的阻隔，才產生了台灣問題。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武力介入中國內 戰，最終形成了需要新中國解決的本來隻涉及中國內政、現又加入國際因素並相互作用的台灣問題。
毛澤東、周恩來開始是沿著用戰爭的方式解放台灣、實現國家統一的思路去著手解決台灣問題的，並經曆了兩個階段的實踐；接著，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新變化，開始探索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一）以戰爭方式，直接解放台灣
1949年初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後，毛澤東、周恩來等正確把握政治、軍事形勢的迅速變化，為盡早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作出了在1950年以武力解放台灣的決策，即用戰爭方式一次性解放台灣，並且開始全麵準備工作。
一是開展解放台灣的政治動員。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了在毛澤東親自過問下起草的《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時評。【《人民日 報》，1949年3月16日。】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打到台灣去，解放台灣同胞》的時評。12月31 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更加明確地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1950年的光榮戰鬥任務就是解放台灣【1950年4月13日，毛澤東在 致斯大林電中將武力解放台灣的時間推遲到1951年。電報說：“奪取台灣的作戰，準備1951年進行之。”】、海南島和西藏”，“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 【《人民日報》，1950年1月1日。】
二是爭取蘇聯的軍事援助，建立一支較強的海軍、空軍力量。1949年7月10日，毛澤東同朱德商討 後，致信周恩來，要他考慮“選派三四百人去遠方【遠方：指蘇聯。】六個月至八個月，同時購買飛機100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部隊，掩護渡 海，準備明年夏季奪取台灣”。【毛澤東關於建設空軍準備解放台灣給周恩來的信，手稿，1949年7月10日。】7月25日、26日，毛澤東又兩次致電在蘇 聯訪問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並轉斯大林，請求蘇聯為中國培訓更多的飛行員、地勤人員，賣給更多的戰鬥機、轟炸機，“做為明年下半年我軍進攻台灣之用”。【毛澤 東關於貸款協定原則同意等問題給劉少奇、高崗、王稼祥的電報手稿，1949年7月25日。】
三是配備稱職的軍事指揮員，周密進行各項戰前準 備。1949年6月，毛澤東兩次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華東局和第三野戰軍兼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等電，責成其注意認真研究解放台灣問題。據此，粟裕立即著 手進行解放台灣的各項準備工作。他幾次到北京，向毛澤東和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匯報。【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粟裕年譜》，當代中國出版 社2006年版，第480頁、487頁、489頁、492頁。】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了重申“解放台灣、西藏，跟帝國主義鬥爭到 底”的決心。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8月26日，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主持的檢查和討論東北邊防軍準備工作會議，正式作出“支援朝鮮 人民，推遲解放台灣”的決定。【《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頁。】這樣，原定在1950年發動的以戰爭方式解放台灣、實現 國家統一的軍事行動被迫推遲。
（二）以戰爭方式，有步驟地解放台灣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台灣國民黨當局在美國的庇護下生存下來，逐 步強化了同大陸的對峙局麵。1953年2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從反共的現實需要出發，開始明目張膽地實行“放蔣出籠”【陶文釗、牛軍：《美國對華政策文 件集》第2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35頁。】政策，並積極拚湊以新中國為主要遏製對象的包括台灣在內的亞太地區反共軍事集 團，對中國大陸形成威脅。毛澤東、周恩來清醒地認識到：由於解放台灣難度的進一步增大，方針政策也要隨之改變。
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一年後，毛 澤東經過極其慎重的思考，重新提出了武力解放台灣的問題。毛澤東、周恩來根據美國政府既定政策和各種新動向，作出準確判斷：中國政府如果解放沿海島嶼，美 國政府幹涉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要渡過台灣海峽攻打台灣，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則是要阻撓的。【周恩來接見朝鮮南日外相時的談話，1954年8月27日。】“因 為中國海軍還未鍛煉好，各方麵的準備還需要時間”，解放台灣“要有步驟地進行”，“要從沿海島嶼開始打擊敵人”。【周恩來接見朝鮮南日外相時的談 話，1954年8月27日。】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周恩來主持修改定稿的《關於解放台灣宣傳方針的指示》指出：解放台灣是“我國的既定方針”，但“鬥 爭是長期的，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空軍，就要有時間去把它建設起來”，最後達到解放台灣。【《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年版，第412頁。】
在解放台灣“要有步驟地進行”思想的指導下，毛澤東指示華東軍區在近期解放大陳島國民黨軍的前哨據點一江山島。 在一舉攻克該島後，1月20日晚上，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隻對大陳島發起空中打擊，迫使國民黨軍從大陳、漁山、披山諸島撤退。在其撤退 中，毛澤東批示彭德懷：“在蔣軍撤退時，無論有無美（艦）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帶射擊，即是說，讓敵人安全撤走，不要貪這點小便宜。”【《建國以來毛澤 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1987年版，第23頁。】毛澤東這個批示清楚顯示，當前軍事行動的目標是不使戰爭的範圍擴大，不使戰事升級。2月23日， 人民解放軍全部解放了浙江東南沿海島嶼。
（三）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提出
根據中央軍委1954年8月13日製定的沿海作戰計劃 【1955年7月8日，彭德懷主持召開的關於福建沿海作戰方針問題的會議紀要提出沿海作戰計劃為：充分準備，逐島攻擊，先選敵最小最弱的一個島子攻占之， 求得戰必勝，攻占後即鞏固之，然後再看情況決定下一步的作戰行動。】，在大陳島解放後，馬祖、金門將是人民解放軍的下一個進攻目標。這時，毛澤東敏銳觀察 到：一方麵，1955年1月25日，美國眾議院、參議院通過《防禦福摩薩聯合決議》，明確授權美國總統可以在他認為必要的時候使用美國部隊阻止對澎湖列島 和台灣進攻。【陶文釗、牛軍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第2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438頁。】這樣，如果攻打澎湖列島、台 灣，美國勢必軍事幹預，中國則在必然爆發的不對稱的中美海上軍事衝突中遭受巨大損失。另一方麵，如果中國奪取馬祖、金門，則正是美國所企望的，勢必造成台 灣和大陸的完全隔離，形成海峽兩岸的長期分裂，將有利於美國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經過一段時間的反複考慮、權衡利弊後，毛澤東、周恩來從國際 戰略全局出發，毅然決定停止解放馬祖和金門的軍事行動，並於1955年初明確提出了“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把工作重點放到促成同台灣國民黨當局的和平談 判上來。
1955年2月3日,周恩來在內部報告中指出：“我們的立場是：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不解放台灣，決不罷休。”我們的方針是：“隻 要美軍撤退，台灣可以和平解放。我們要提出這樣的響亮口號。”“這個口號什麽時候公開提出，要看形勢的發展”。【周恩來向出席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等專業會議 代表所作的《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和反對國內外敵人的鬥爭》的報告，1955年2月3日。】這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內部報告 中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是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問題方針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轉折。
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的授權，在亞 非會議八國代表團團長【出席八國代表團團長會議的有：中國、緬甸、錫蘭、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菲律賓和泰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指出：“中國人民 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中國人民和平解放北京、新疆、西藏就是 範例。【周恩來：《關於出國後在各地商談台灣問題的報告》，1955年4月30日；周恩來：《關於亞非會議的報告》，《人民日報》1955年5月17 日。】這是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

二、全麵開展和平解放台灣的工作

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進一步深化，突出表現在：明確表示願意同蔣介石集團進行第三次合作，努力爭取和平解放台灣；提出的政策措施更加具體全麵；從1958年開始，工作重點也由最初的“促進統一”發展為“防止獨立、促進統一”並舉。
（一）尋求接觸，耐心爭取實力派，努力促成國共和談
尋求接觸，爭取實力派，努力促成國共和談，是毛澤東、周恩來全麵開展和平解放台灣工作中一項重中之重的任務。
1956年1月，毛澤東審改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稿時，對關於台灣問題的內容修改為：“我國政府一年來曾經再三指出：除了用戰 爭方式解放台灣以外，還存在著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可能性。這樣，我國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就有一種共同的愛國的責任，這就是除了積極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用戰 爭方式解放台灣以外，努力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凡是願意走和平解放台灣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們過去犯過多大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 不究既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3頁。】1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 作《政治報告》時，正式宣布了較為係統的對台政策。他號召：“台灣同胞和一切從大陸上跑到台灣的人員，站到愛國主義旗幟下來，同祖國人民一起，為爭取和平 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1956年1月29日。】這表明，中國政府對和平解放台灣問題 已從一般號召轉入尋求接觸、耐心爭取實力派的階段。
6月28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發表題為《關於目前國際形勢、我們外交政策和 解放台灣問題》的講話。他代表政府強調：“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 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他指出：“我願意在這裏再一次宣布，我們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論他們參加愛國行列的先後，也不論他們過去犯 了多大罪過，都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采取既往不咎的態度，歡迎他們為和平解放台灣建立功勳，並且還將按照他們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和適當的安 置。”【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所作《關於目前國際形勢、我們外交政策和解放台灣問題》的發言，《人民日報》1956年6月29日。】這天早晨， 毛澤東在審定發言稿後批示：“此件很好。”【毛澤東在周恩來《關於目前國際形勢、我們外交政策和解放台灣問題》發言稿上的批示，1956年6月28日。】
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使得相互間的溝通與了解極為困難。為了促成與台灣當局的和談，建立某種形式的溝通管道是必須的。這一時期裏，主要是通過密使故舊傳 遞信息。1956年3月16日，周恩來接見李濟深的前衛士長、英國人馬坤時說：“蔣介石是我們的老朋友，我們同他合作過兩次”。既然我們主張和談，“我們 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隻要他讚成和談”。蔣介石“還在台灣，槍也在他手裏，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一件好 事。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而這件事也會像你所說的那樣載入曆史”。【周恩來同馬坤的談話記錄，1956年3月16日。】
7月中旬，周恩來先後3次同曹聚仁談話。他指出：“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戰爭的勝利，這都是 事實。為什麽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為什麽不可以合作建設呢？我們對台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隻要政權統一，其他都是 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98頁。】
除了和談信息的 傳遞外，毛澤東、周恩來還通過外事活動，廣泛宣傳和平解放台灣的政策與主張，以期對台灣當局形成和談的外部壓力。令人遺憾的是，1957年10月國民黨八 大拒絕了毛澤東、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議。【陳誠：《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77輯， 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年版，第172―188頁。】
（二）以炮擊的方式，保持同台灣當局的接觸
自從毛澤東、周恩來1955年初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以來，海峽兩岸雖然有一些消息的傳遞，但總的來說，和平攻勢並沒有產生明顯的實際效果，台灣海峽平靜局勢有利於美國推行“劃峽而治”。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1958年8月23日12時，炮擊開始。
炮擊金門的主要目的不是渡海作戰，而是以炮擊的方式，保持同台灣當局的接觸，並傳達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真誠願望。10月6日，毛澤東起草、以國 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布的《告台灣同胞書》，開門見山地指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金門戰鬥，屬於懲罰性質。”“你們與我們之間的戰 爭，30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台灣的朋友們，我們之間是有戰火的，應當停止，並予熄滅。這就需要談判。”【《建 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440頁。】10月13日，毛澤東起草的彭德懷給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的命令，再度申明 了炮擊的目的：“在台灣國民黨沒有同我們舉行和平談判並且獲得合理解決以前，內戰存在。”台灣當局“不要和談，打是免不了的。在你們采取現在這種頑固態度 期間，我們是有自由權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頁。】
炮擊金門還有 激化美蔣矛盾的意圖，即“直接對蔣，間接對美”【《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348頁。】，充分暴露美國政府“口惠而 實不至”的本質。當美蔣海軍組成聯合艦隊，試圖為運輸船進行護航、恢複金門海上補給線時，毛澤東命令：打蔣艦，不打美艦，如果美艦開火，沒有命令不準還 擊。【葉飛：《毛澤東指揮炮擊金門》，《人民日報》1993年12月24日。】蔣艦遭遇密集火力攻擊時，美艦隻顧掉頭逃竄，棄蔣艦和運輸船於不顧，由此引 發了美蔣在金門棄守問題上的重大分歧。
金門炮擊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行動，而是國內和國際政治鬥爭的表現。這一炮擊行動斷斷續續進行到1978年中美建交後才停止。毛澤東、周恩來等正是通過這一炮擊行動，保持同國民黨的接觸，向全世界表明中國的內戰仍在繼續，借以宣示中國對台灣的主權。
（三）實行“防止獨立、促進統一”並舉，繼續堅持和平解放台灣
炮擊金門期間，美國多次向蔣介石施壓，企圖迫使國民黨軍隊從金門、馬祖撤退，製造“兩個中國”。麵對這個現實情況，毛澤東、周恩來更為深刻地認識到：將 金、馬留在台灣當局手中，更符合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和平解放台灣將是需要中國大陸長期堅持的方針，急不得；在無法短期內解決台灣問題的情況下， 防止台灣獨立成為當務之急。
1958年10月3日晚上，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進一步明確繼續“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裏”。 他說：我們同蔣介石有共同點，都反對“兩個中國”。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裏，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裏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麽 時候需要就什麽時候打炮，什麽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麽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鬆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裏，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 手段。最後，他說：方針已定，還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讓蔣軍留在金、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0月3日。】
毛澤東還看到：繼續爭取蔣介石，支持和鞏固蔣介石的統治，是防止台灣獨立的最好辦法。為此，他破天荒地提出給予台灣“高度自治”的權限，即允許保留軍 隊，保留原有的政治、經濟製度和權力架構。1958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會見曹聚仁時明確表示：“隻要蔣氏父子能抵製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我們讚 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隻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由蔣管。”“美國要壓蔣，要以金、馬換台、澎，我們不幹，讓‘蔣委員長’多守幾 年。”“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毛澤東接見曹聚仁談話紀要，1958年10月 13日。】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會見外國友人、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時，還向蔣介石進一步發出了中國大陸不首先動武的信息。他說：“我知道，我也 同意。我們不要同美國用戰爭解決問題。同蔣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們也不用武力。”【《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4年版，第426頁。】1961年6月13日，毛澤東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時說：“如果台灣歸還中國，中國就可以進聯合國。如果台灣不作為一個國家， 沒有中央政府，它歸還中國，那末台灣的社會製度問題也可以留待以後談。我們容許台灣保持原來的社會製度，等台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外交 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468頁。】實際上，這是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一國兩製”的思想。當然，這時還沒有概括為“一 國兩製”的概念。
為了建立大陸同台灣的政治互信，毛澤東、周恩來在采取防止分裂措施的同時，對於台灣當局的挑釁行為，采取了更為大度和克製的 態度。1962年蔣介石企圖乘大陸正處於三年困難時期，策劃武力反攻大陸。對此，毛澤東、周恩來采取了利用美國對蔣介石進行壓製的策略，而沒有再采取 1958年炮擊金門那樣的懲罰方式。在這一時期，中國政府對印度的邊境挑釁行為卻采取了軍事行動，擊退了印度對中國邊境的騷擾。1964年10月中國第一 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使中國有了初步的核反擊能力。但中國從未借此向台灣當局揮舞“大棒”，而釋放的都是善意信息。“文革”時期，雖然中國大陸在宣傳上對台 灣問題也提出了一些過激的口號，但總體來說，海峽兩岸基本維持了和平的局麵。應當說，這些行動對於兩岸建立良好的政治互信是有益的。
在防止台 灣獨立的同時，毛澤東、周恩來適時地加緊了促進和平統一的政治攻勢。1963年初，周恩來請張治中、傅作義致信陳誠，闡明台灣的處境與前途，說明今日反台 者並非中共而實為美國，支持台灣者並非美國而實為中共。信中談到了由毛澤東提出、周恩來概括的中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方案――“一綱四目”。其中， “一綱”是：“隻要台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指蔣介石）與兄意見妥善處理”。“四目”包括：“台灣歸回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 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總裁與兄意見 協商決定，然後進行；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81 頁。】“一綱四目”，實際上是毛澤東、周恩來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構想的具體化，既維護了民族大義，又尊重了台灣的現實，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的方針，因此可以作為國共兩黨進行商談的政治基礎。

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灣問題國際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美國政府雖欲插手台灣事務，但承諾保證遵守《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關於台灣歸還中國的規定【美國總統哈裏·杜魯門發表的對台灣問 題的聲明，1950年1月5日；《美國對外關係文件匯編》（1950―1955），第2448頁。】，不願意同新中國軍事對抗。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 發後，美國政府采取了在遠東遏製蘇聯、新中國的政策，命令第七艦隊向台灣海峽出動，以武力阻止新中國解放台灣，並大力實施使台灣脫離中國的政策，加緊在國 際上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企圖通過簽訂舊金山和約等方式，為其行為披上“合法”外衣，為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製造法理基礎。對此，毛澤東、 周恩來始終牢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據理批駁“台灣地位未定論”，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一）揭露美國推行“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實質，反對幹涉中國內政
為實現祖國的早日統一，中國政府廣泛開展了針鋒相對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外交鬥爭，揭露美國推行“台灣地位未定論”、分裂中國的實質。在國際交往中，中國政府始終反對外國政府幹涉中國內政，注意維護祖國統一，同時也適時提出並開展了雙邊會談。
1950年8月24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馬立克及秘書長賴伊，控訴美國武裝侵略台灣的行為，要求安理會製裁美國政府，並“采取措施，使美國政 府自台灣及其它屬於中國的領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裝侵略部隊”。【《人民日報》1950年8月25日。】11月28日，中國特派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上以 曆史事實為依據，義正詞嚴，對美國提出的“台灣地位未定”等謬論給予了堅決駁斥。
1955年2月3日，針對安理會主席、新西蘭駐聯合國代表孟 羅向安理會提交“關於在中國大陸沿海某些島嶼地區的敵對行動問題”的提案。周恩來致電安理會表示堅決反對新西蘭提案，認為“顯然是幹涉中國內政，掩蓋美國 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中國政府不能接受邀請派遣代表出席。【《人民日報》1955年2月24日。】2月6日，他在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時指出：現在國際 上有一個陰謀，要在台灣地區搞成“兩個中國”的形勢。所以，新西蘭在聯合國的建議是不能同意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 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頁。】
為了緩和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發表聲明，強調：“中國人民同 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頁。】在毛澤東親自過問、周恩來直接領導下，這年8月1日中美在日內瓦舉行領事級會談。一年 後，升格為大使級談判。在兩國互不承認的敵對狀態下，開辟了提供溝通與聯係的現實渠道，增強了相互間了解。同時，中國通過大使級談判向全世界宣傳了自己的 正義主張，揭露了美國政府利用“台灣地位未定論”來幹涉中國內政的行徑，為掃除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障礙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二）參加國際組織，堅持“有蔣無我，有我無蔣”的原則，不授人以“兩個中國”的口實
1949年11月15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申明：隻有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政府“已喪失了代表中 國人民的任何法律的與事實的根據”，要求“立即取消‘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團’繼續代表中國人民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人民日報》1949年11月16 日。】但是，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極力阻撓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政府也曾致電聯合國所屬機構和其他國際組織，要求取消國民黨台灣當局在聯合國 所屬機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代表資格。但是這些正當要求都沒能得到實現。
這以後二三十年中，美國政府始終堅持推行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在台 灣的歸屬問題上製造混亂。中國政府為了不給別國製造“兩個中國”的口實，始終堅持了“有我無蔣，有蔣無我”的堅定立場，堅持了民族大義。20世紀五六十年 代，毛澤東同外國領導人就中國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交換意見時，一再明確表示：“我們的看法是，如果這些組織內有國民黨代表在，我們就不參加；如果參加， 那就是承認‘兩個中國’。”【《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87頁。】“如果聯合國裏有台灣的代表，我們一萬年 也不進去。”【《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頁。】有人建議中國分兩步走，先進入聯合國再進行驅逐台灣當局 的鬥爭，毛澤東斷然表示：“隻能一步走。”【《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468頁。】“十五年沒有進聯合國，我 們也活下來了，再讓蔣介石大元帥在聯合國裏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們照樣活下去。要我們承認‘兩個中國’或者是‘一個半中國’，那都不行。”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22頁。】
1956年6月28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 指出：“有些人又在策劃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他們妄想把台灣說成是另外一個中國或者是獨立存在的一個國家。”“企圖在國際組織中和國際會議上預先造成 ‘兩個中國’的形勢。中國人民早就看穿了這種陰謀。希望中國陷入這種圈套是徒然的。”【《人民日報》1956年6月29日。】1960年4月10日，周恩 來在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上闡述中國的對外方針政策時，又指出：“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任何國際會議和任何國際組織，隻要有可能 出現‘兩個中國’的局麵，中國絕不參加；任何國際協議，如果沒有中國代表的參加和簽字，將對中國毫無約束力。”【《人民日報》1960年4月11日。】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針對美國向聯合國大會提交的“雙重代表權”提案，1971年8月20日，發表了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國外交部聲明，表示強 烈譴責，並指出“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把蔣介石集團驅逐出聯合國，這是一個問題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麵”。【《人民日報》1971年8月 21日。】
（三）采取靈活策略，緩和同美國的關係，迫使其承認“一個中國”
在國際社會之所以會出現台灣問題，其根源在於美國推行 敵視新中國的政策，推行“台灣地位未定論”。美國是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領頭羊”，在國際社會有著重大影響力。隨著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20世紀60年代 末、70年代初，毛澤東、周恩來從國際戰略格局的高度，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采取靈活策略，為中美關係最終實現正常化提供了契機。
1972年2月，毛澤東在同來訪的尼克鬆商談兩國關係正常化時說：“來自美國方麵的侵略，或者來自中國方麵的侵略，這個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大問 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毛澤東同尼克鬆談話記錄，1972年2月21日。】這就從戰略上建立了中美兩國進行緩和的基礎。22 日至25日，周恩來同尼克鬆進行了四輪艱辛談判。談判中，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中方要使美方盡可能明確地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在堅持原則的 同時，周恩來告訴美國客人，將“設法用雙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詞表達”。【周恩來講解中美《聯合公報》紀要，1972年3月3日。】這樣，經過周恩來同尼克 鬆、基辛格的艱辛談判，中美兩國終於在2月28日發表了《聯合公報》。《聯合公報》聲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由國家利益的”。在中美關係中最突 出的台灣問題上，中國方麵重申了自己的一貫立場，美國方麵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人民日報》1972年2月28日。】
毛澤東、周恩來在解決台灣問題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恢複作出了貢獻，迫 使美國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公開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實際上，美國政府已經承擔不得再行製造“兩個中國”，否則就要在國際輿論麵 前輸理、失去道義，從而為中國政府在適當時機最終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國際條件。
台灣問題牽涉中國內政問題和國際問題兩方麵，解決起來艱 巨而複雜，最終解決需要時日。毛澤東、周恩來在思考和解決台灣問題時，始終抓住中國內政問題和國際問題的主要矛盾，始終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 高度統一，全方位開展工作，付出了巨大艱辛，取得了重大進展與成績，功不可沒。毛澤東、周恩來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有益經驗與重要啟示，值得 每一位後來者認真學習、記取和發揚光大。
（作者熊華源，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巡視員、研究員；作者單勁鬆，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研究實習員）
出處：新中國60年研究文集二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