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然說這話，zt。一個？。何必害怕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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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大小: 發表於 2012-03-02 08:07 |隻看樓主
    轉載者按：2003年的文章難免有時空背景的局限性。作者對“黨”、對華國鋒、對所謂四人幫的認識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但是這並不影響作者批判鄧小平的正確性。           

                           “共產黨員要帶頭富起來”  

       第八個似是而非，以假亂真的“新馬克思主義”特色理論的經典提法與口號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共產黨員要帶頭富起來”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這是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口號與方針。鄧小平當時還就他提出的這個口號與方針曾經作了具體的闡述與說明。他指出應當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當作一個發展的過程來看：“農村從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他當時把中國先富階層發展的最終目標就定在了百分二十的底線上。他大概認為中國社會隻要有了這百分之二十的先富階層，就可以通過先富帶後富，從而最終實現中國人民共同富裕這個偉大目標。鄧小平當時稱：“這是一個大政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黨和國家的新聞媒體在大力宣傳鄧小平的這一“大政策”時，還同時特別提出了“共產黨員要帶頭富起來”的口號與方針，《人民日報》還專門開辟專欄組織討論和宣傳。由於“共產黨員要帶頭富起來”這個口號確實有些太露骨了，曾遭到黨內外不少同誌的抨擊，他們紛紛以“共產黨員要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富起來”的口號與之相抗辯，因而在黨的十三大之後，特別是在“八九動亂”之後，這個臭不可堪的口號就沒有人再去講了。但是那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的口號與方針，黨中央直至今天還仍然堅持在那裏大力宣傳並繼續貫徹執行著。

    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裏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與方針，這不但是史無前例的，破天荒的，而且這同共產黨人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根本原則，顯然都是格格不入的，它分明是要在中國培植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和一個新的資本主義社會。作為黨和國家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也深知他這樣講是冒著很大風險的。因而他除了一再地說明他提出這個口號與方針完全是為了打破我國社會裏所存在的平均主義大鍋飯的格局與弊端，是為了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裕與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又精心設局拿毛澤東主席來為他自己擋駕和開路。

     1978年9月20日，鄧小平在天津考察時先向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同誌們施放了一個試探性的氣球，他說：“現在不能搞平均主義。毛主席講過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好的管理人員也應該待遇高一點，不合格的要刷下來，鼓勵大家想辦法。”（《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7頁）這是他第一次公開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重要口號與方針，並且說這是毛主席講的，以此來看看大家、看看黨內同誌們的反映。

     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誌們看到鄧小平的這個講話與提法之後，覺得毛主席也講過這樣的話和這樣的方針，這個問題重要了。可是他們幾乎翻遍了毛主席所有的文稿與講話記錄的檔案資料，但都沒有查到這句話。對此他們很納悶，於是請示有關負責同誌，得到的答複卻是：你們太幼稚了， 鄧小平這樣講是有他的用意的，你們怎麽能當真呢？！很顯然，這位領導同誌很清楚毛主席根本沒有講過那樣的話。因而鄧小平在這裏無疑是在造毛主席的政治遙言，他設局把毛主席綁票來為他的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政策”的出籠進行辯護和開路，用的是一種十足的江湖騙子政治伎倆與騙術，實在無恥得很！

    我們凡是讀過曆史的人，凡多少懂得點中國發展史和世界發展史的人們都應當知道，不但在中國曆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社會上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且他們所占的比重一般也就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並且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先富起來的社會階層也多多少少地帶動了另外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社會階層改善了他們的社會地位與生活的狀況。

     在封建社會裏，作為統治階級的先富起來的封建地主階級，就曾帶動農民階級有了比奴隸階級要高一點的社會地位與好一點的家庭生活狀況。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作為統治階級的先富起來的資本家階級，又把工人階級從過去封建社會中的人身依附關係到提升到自由人的地位上來，並且還確實帶動一部分工人貴族也富裕了起來。但是，不論是封建社會還資本主義社會，也無論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先富起來還是資本家階級的先富起來，都沒有帶動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也同時富了起來：相反幾千年來，他們受剝削受壓迫的命運一直沒有得到改變，一直都是很悲慘的。

     我們知道在地主階級的占有製和資本家階級的占有製的社會製度下，這兩種剝削階級的社會製度，它既決定了那個社會製度條件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又決定了先富起來的那一小部分根本不可能帶動大多數勞動人民群眾也同時或者最終共同富裕起來。那麽在社會主義中國的條件下，我們的黨和國家能不能背離黨的基本綱領和基本路線，能不能放棄作為社會主義製度根本原則的共同富裕的方針和政策，去借鑒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方針和政策，也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方針和政策，然後通過先富帶後富進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呢？作為一個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你能相信，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隻要黨和政府先行培植一個占全國城鄉人口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先富裕起來的社會階層，我們的國家就能最終依靠他們這部分先富階層帶領全中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偉大目標嗎？！難道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和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社會都沒能做到的，我們黨今天實行這個政策就一定能做到嗎？！這會不會是鄧小平精心設計的一種天方夜譚工的政治大騙局？！

    我們知道，社會財富的分配從來都是決定於生產資料占有製的分配關係的，因而占有較多的生產資料，從來都是一部分人先富的首要條件。那麽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要讓我國社會中占5-20%的人首先富起來，黨和政府就必須首先創造這樣的社會條件，讓這5-20%的社會成員占有比其它大多數社會成員要多得多的生產資料，依法賦予他們占有更多的生產資料的特別權利，就是說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裏就一定要重新恢複私有製的社會政策。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和江澤民的領導下，我們的黨和政府也正是這樣做的。

     作為第一步，從領導和發動在全國範圍裏推行農村“大包幹”的改革起步，全麵摧垮了我國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大力地扶植和發展農村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成功地培植和發展了一大批農村先富起來的萬元戶和重點戶。

     作為第二步，讓“包字進城”，在全國範圍裏全麵推行城市國有和集體經濟的承包製的改革，繼而在大力推行轉變經營機製、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和“抓大放小”、“國退民進”與“MBO”式的大規模地消滅國有經濟的私有化、民營化的改革，黨和政府一步一步地通過這種大規模私有化性質的轉製改革，確實使我國社會大約10-15%的社會成員占有了約占我國半數以上的生產資料和80%以上的社會財富，不僅湧現出了一批成百萬、上千萬計的百萬富翁，而且湧現出了一批成千上萬計的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

     有一位叫高粱的老同誌寫的《給鄧榕的一封信》中說：“你家就不止是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報載你大姐鄧林在香港辦畫展，帶去一百二十幅畫，一搶而空。她拿了十幅畫的錢二百萬元（港幣），贈給了內地一個藝術單位。由此可以推算，她這次畫展至少可以收入一千到兩千萬港幣之間。據報道，類似的畫展，在海外至少辦過三次，據此推算，收入在三千萬人民幣不止吧？你家庭的其他成員，收入也許沒有鄧林那麽多，也許難說，或許更多。”高粱同誌指出，其實並不是鄧林的畫技高和畫的價值真正值那麽大的價錢 ，而是鄧林小姐的家庭背景實在太值錢了。這使我們知道，鄧小平家庭同樣得風氣之先，也首先富了起來，即使還不算是億萬富翁，也早已經是千萬富翁了。但是，人們同時看到的一個十分殘酷和淒慘的社會景象就是，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貧富之間的兩極化的惡性發展已達到了極點。

     隨著我國社會這5-15%的先富起來的日益權貴化的強勢社會群體階層的出現，我國數以億萬計的創造了無盡社會財富的工人、農民同胞們，卻淪落為社會的弱勢群體階層，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陷入到無盡的貧困狀態之中。實踐證明，鄧小平的這項“大政策”，實際上為我們黨在中國培植的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掘墓人，是一個日益主宰著黨和國家命運和前途的擁有中國社會80%以上社會財富的新資本家階級，這個率先富起來的社會階層的人們，他們除了拚命地攫取國家和社會的大量財富和千方百計地榨取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血汗外，並沒有真的去帶動廣大人民群眾也跟著富起來，即使那個得風氣之先的作為千萬甚至億萬富翁的鄧氏家庭，也沒帶動過多少人民群眾富起來。看來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這個重要設計，這個“大政策”，並沒有真正地惠及我國大多數勞動人民，他既欺騙了全黨，也欺騙了全國人民！

    不僅如此，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這個“大政策”，還直接導致了黨和政府內嚴重腐敗的滋生。這中間功勳最大的還數那個“共產黨員要帶頭富起來”的“大政策”，它更進一步地直接導致了我們黨和政府的日益腐敗和日益資產階級化。

    還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黨和政府的這種腐敗趨勢就已經開始了。各級黨委政府在積極地貫徹落實鄧小平的這一先富政策的過程中，從而就變成了一種黨政主要領導帶頭壘大戶的熱潮。他們親自掛帥去抓，積極幫助大戶們選擇建設與發展的項目，幫他們在政府立項，要資金給資金，要技術給技術，要物資（鋼材、木材、水泥等）給物資，要人才給人才，確實搞得轟轟烈烈。思想越解放，幹得越放手，大戶培植的越多，其政績也就越大。這同時也就把黨和政府的領導同大眾的命運和利益緊緊地聯結在了一起，一方麵是大款傍大官，另一方麵是大官傍大款，從此後，黨和政府腐敗的滋生就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和必然的曆史發展趨勢了。

    特別是那個“共產黨要帶頭富起來”的口號與方針，還要更加具有十分強大的誘惑力和殺傷力，它使權力私有化和權力資本化的迅速發展進一步成為可能。還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不少的同誌指出，如果這個口號與方針也是正確的，那麽在一個農村的大隊中，大隊黨支部書記無疑應當比廣大黨員先走一步，要首先帶頭富起來；在一個公社範圍裏，公社黨委書記無疑應當在全公社先走一步，要首先帶頭富起來；在一個縣、一個地區和一個省的範圍裏，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書記無疑應當走在全縣、全地區和全省的前列，要首先帶頭富起來；同樣地，華國鋒主席無疑應當是全國最大的一個大富翁，否則他們這些黨的書記們又怎麽通過充分發揮其共產黨員的先鋒帶頭作用，去模範地貫徹鄧小平為黨提出的“共產黨員要帶頭富起來”的這一“大政策”呢？！

    我們知道，黨的十三大之後，黨報黨刊就基本上不宣傳“共產黨員要帶頭富起來”這個口號與方針了。但這並不等於黨中央和鄧小平已經放棄了這項大政策。實際上，到黨的十四大，特別是在十五大、十六之後，黨中央才真正地徹底放開了“共產黨員要帶頭富起來”這項“大政策”。從1993年之後，黨中央和國務院相繼出台了一係列相應的法規和政策，並且規定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實際和可操作化了。1993年黨中央和國務院第一次公開地放開了一般黨員幹部可進入股市買賣股票的“大政策”。

     1997年又進一步放開了黨員領導幹部（縣團級以上）可以投資入股市買賣股票的“大政策”。2001年又進一步放開了黨員領導幹部可以進入股市買賣股票的“大政策”。黨的十五大特別是十六之後，黨中央同時出台了“國退民進”加“MBO”式的私有化、民營化的“大政策”，允許國有企業的老總們收購國有企業。江澤民並且代表黨中央公開宣布，我們黨不但允許共產黨員去做資本家，而且允許資本家加入共產黨，從而把共產黨要富起來的政策推到一個新的更高的曆史階段。我們黨內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雖然一年比一年增多了，可他們並沒有響應鄧小平的偉大號召，去同時帶動廣大的工人、農民同胞們也富起來，反而毫不客氣地把這些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同胞們剝削壓迫得甚至到了生存不下去的地步。我們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推進醫改、教改、房改和企改，已經給少數權貴們積累了成千萬上億萬的巨額財富，可他們並沒有真正遵循鄧小平的教導，哪怕是施舍出十萬八萬的善款去資助那些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和買不起房的人們，連同鄧氏家庭的富豪們也不願意這樣去做，這不禁使黨和人民懷疑鄧小平的這項“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的“大政策”，能不純粹是一種騙人的“大政策”嗎？！

    今天中國的現實，就全黨來說，我們這個黨已經基本從一個“窮人的黨”變成為一個“富人的黨”了，黨內的“富豪”越來越多了，它使我們這個黨逐步地越來越變成為中國社會那15%左右的富人權貴階層的代表了，成了他們的先鋒隊了。他們現在隻願意傍大款，哪還願意傍工農，特別是傍那些下崗工人和無地失地農民？他們早已變成 中國社會中的一群冷血動物了，根本不會把工人、農民的利益和冷暖放在心上！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連同那些資本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家和領袖們，也沒有人敢於公開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樣的口號與方針，盡管他們國家的社會製度和其最基本的治國理政的大政方針，都是立足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他們從不這樣公開地宣傳，他們害怕公開講出這個社會的事實會引起工人、農民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不滿和反抗。可見我們的鄧小平要勇敢得多，他敢於公開這樣講，比之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家領袖們要更有點革命的大無畏精神了！

    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最後一次向全黨全國人民十分鄭重地許下了他那個“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的政治諾言，這就是他那個社會主義本質論的重要講話。隻是不知道他這個“最終富起來”的日子究竟是在什麽時候，在他看來，黨和人民隻要相信反正總會有這麽一天就是了。不過，在許多頭腦還並不糊塗的中國人看來，鄧小平這一次，也不過是用這個“最終”可實現的目標的承諾，來粉飾和掩遮現階段我國社會兩極化發展的現實，來再次吊吊黨和人們的胃口罷了。

     實踐的發展一再地證明，鄧小平所精心設計和推出的這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開放的綱領和路線，完全是一條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綱領和路線，是一條在中國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的反動綱領和路線。因而全黨全國人民無論如何不能再繼續相信他這個鬼話了，而應當堅決地把它一同扔進曆史的垃圾堆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