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瀾濤：也談錢學森之問的破解之道——回應韓德強老師zt
方才見到韓老師在大學網的視頻，感觸良多，想到自己曾在大學寫過一篇作業，題目就是答錢學森之問。有些想法不是很成熟，現在已經不這麽想了，但還算是有點想法，貼出來，與諸君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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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夫霸業之首也，以人為本，本立則國治，本亂則國危。”
——《管子》
人才問題，是關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存亡盛衰的關鍵問題，古今中外，曆朝曆代，無不把人才的培養與發展擺在關鍵的位置。特別是在我們當今這個時代，人才對於國家的命運尤為重要。一個國家能否在各個領域培養出專業人才和建立自己強大的科研隊伍，決定著這個國家的綜合實力。而對於中國來說，在這個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為了避免中國在各個領域成為西方列強的附庸，我們更要重視人才的發展和科研隊伍的建設。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會見中國留學生的講話
一、希望在哪裏？淺談中國的人才發展的曆史與現狀
1、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解放後的中國給世界帶來了新氣象，中國人不但站起來了，而且還於建國初期就在朝鮮擊敗了美帝國主義所率領的聯合國軍，一雪昔日遭列強瓜分侵略的恥辱，這極大的鼓舞了中國人的誌氣！意氣風發的中國人民洗刷了“東亞病夫”的形象，以嶄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並鞭撻著這個世界陳舊腐朽的體係。在這個大背景下，眾多的科研工作者從海外回到中國（如錢學森、鄧稼先），甚至許多外國友人也來到中國（如陽早、寒春）。他們在這個百廢待興且貧窮落後的中國發展科技，為社會主義建設而奮鬥。
在 這個激情燃燒的歲月，莘莘學子們也滿懷著建設祖國的熱情和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信念，奮發向上，廢寢忘食的去學習知識，探索這個世界的真理。還記得蘇聯大學的 工作人員這樣形容努力的中國學生：“我們的圖書館裏總是黑壓壓一片，因為埋頭讀書的都是黑頭發的中國學生，那個時候，起床最早的是他們，上自習學習到最晚 的是他們，熄燈最遲的還是他們。”正是他們，與勞動人民一道，推進中國的科技，建設中國的工業，極大的發展了社會主義中國。
因此，這個古老的國家再度煥發了青春，英雄的人民拉開了中國崛起的帷幕，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科技革命與工業革命。但是，中國畢竟是一窮二白，底子薄加上爛攤子，如何發展中國與培養人才成了巨大的難題。民國總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至1949年，文盲占人口總數的80%以上，小學入學率僅有20%左右，初中入學率僅有6%。1949年同1936年相比，工農業生產大幅度倒退：工業下降50 %，工業生產水平還不如印度；農業生產下降20 %多；1937年6月至1949年5月，國統區紙幣發行量增加1400多億倍，物價上漲了8.5萬多億倍；財政赤字達財政總支出的46.4%。另外，蔣介石敗逃台灣卷走大量財富，金銀外匯儲備達2.75億美元（1977年也就是建國28年以後，我國才有將近十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黃金2775358兩（相當於建國來15年的黃金總產量），僅上海一地就運走1500多船機器設備，文物23萬 多件被搶運到台灣。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 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 意氣風發的中國人民不懼困難，在帝國主義的包圍與封鎖下，我們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工業規模甚 至不如比利時的農業國（人均產值也不及比利時的1/15），搖身一變成為擁有完整健全的工業體係，並在諸多領域中掌握先進技術的工業國。到1976年，農業連續13年豐收，年均增長3.68％。深挖洞廣積糧的政策足夠中國人民在不勞動的情況下吃用2年。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中國成了世界六大工業國之一，所以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感慨說：“毛澤東時代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揚眉吐氣屹立於世界，中國的科技高速發展，尤其是尖端科技，在70年代直追歐美，不僅突破了封鎖，而且還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正如毛主席氣勢磅礴的那句宣言：“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
1959年10月15日，我國自製的第一種直升飛機“旋風25型”開始成批生產。（這種飛機設有現代領航和駕駛設備，不需要機場，隻要50米見方的比較平坦場地，可以垂直起飛降落，也可從空中懸停，它的時速、飛行高度和載重均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1960年中國第一艘自行設計建造的萬噸級貨輪“東風”號下水。1974年開始我國船舶工業造船產量已連續數年位居世界第三位。
1961年中科院在研究蛙科動物的人工單性生殖工作中取得突破性進展，在世界上首次證明了人工單性生殖的子裔是能夠傳種接代，走在了法、美、德、比、日等國的前麵。
1961年9月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研究所研製成功我國第一台激光器，即紅寶石激光器。我國激光技術在當時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1962年，上海江南造船廠製成的我國第一台1.2萬噸壓力的自由鍛造水壓機在上海重型機器廠試車，並正式投入生產，當時世界上隻有美、英、德、捷克能製造這種機械。
1963年，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成功地施行了一次當時在世界上少見的斷手再植手術，把一個工人從腕部被完全軋斷的右手重新接了起來。（美國1962年）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世界第五）。僅僅過了兩年半，1967年6月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七年零三個月，前蘇聯用了四年零三個月，英國用了四年零七個月，而綜合國力尚屬落後的中國僅用了兩年零八個月。速度之快讓許多國家認為這是個奇跡。 ）
1965年世界第一個成功人工合成牛胰島素，贏得了科技競賽。
1966年10月，中國首次發射導彈核武器實驗成功。
1968年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南京長江大橋建成。
1968年，我國第一艘自行研究設計建造的萬噸級遠洋貨輪建成。
1970年發射東方紅1號人造衛星（世界第五）；
1971年，中國自己製造的第一艘核潛艇下水。
1973年培育出世界第一個雜交水稻品種，1975年袁隆平的高產雜交水稻研發成功。
1975年，中國第一顆返回式遙感衛星發射成功。
1975年用花粉單倍育種成功。說明我國生物技術方麵，已走在世界前列。
1958年我國就已有了第一台計算機，中國計算機事業的起步比美國晚了12年（美國是1946年），但經過老一輩科學家的艱苦努力，中國與美國的差距縮小了，到1977年，中國的計算機水平僅比美國落後了5年，而我們生產的CPU可以出口日本。
中 國憑借著獨立自主自強不息的精神，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舉世矚目的成就，毋庸置疑，重視科技，重視人才對我國的 發展起了重大作用。在這一時期，中國培養了如袁隆平、石明鬆、李貞生、楊振玉、李振聲、陳景潤、金怡濂、王選、王永民等諸多人才，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立 下汗馬功勞，他們的豐功偉業，是這一時代最好的詮釋！
錢學森一輩子都不看電視。2008年底，他因為耳背的原因，突然對兒子提出要看電視，據兒子錢永剛回憶：錢老一看汽車廣告都是外國汽車，就說泄氣。錢永剛說中國汽車也是‘外國心’。錢老聽到這就不高興了，說：“這些人怎麽了？人都幹什麽去了？現在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條件出成果，為什麽還弄不成？”
2、科學的“春天”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由於一些主客觀原因，在科技上與西方的差距逐步拉大，以至於我們現在不能生產自己的芯片，不能生產自己的發動機，要用1億件襯衫來換人家的一架飛機，我們家家戶戶用著外國的係統和軟件，甚至在關乎國家命脈的軍工領域，很多軍用設備的關鍵部分，都不得不依靠外國。許多關鍵技術更是被外國壟斷，而我們的國內市場也被外資占領高地。有調查顯示：中國28個主體行業，有21個被外資控製，這既不利於我們民族的崛起與發展，也不利於中國的戰略安全。
如今我們值得自豪的民族工業，幾乎都是毛澤東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共和國“新四大發明”（雜交水稻，漢字激光排照，人工胰島素，複方蒿甲醚）也全是毛澤東時代的成果。而改革開放後，對於新科技領域的開辟，可以說是微乎其微，成就甚少。2008年8月24日，美國發布的《第十次全球綜合國力排名》中宣布，中國科技原創可以說幾乎為零。並且，在很多領域，我們在國際上的相對地位要遠遠落後於毛澤東時代，甚至發生了退化。比如在70年代，清華就已經可以拉出單晶矽，而如今我們卻已無法做到了，隻能從美國進口。比如我們的計算機電子行業，原來是與美國相差5年 的世界先進水平，但如今卻越拉越遠，已經不能在世界上稱先進了，市場上先進的電子產品幾乎都是外國的。比如我們在七十年代通過發展重工業，已經可以製造大 型的農用機械，但是由於分田到戶，使集體經濟倒退到小農經濟，所以大型農用機械根本無用武之地，也沒有市場，極不利於農業的現代化與機械化，還造成了長期 困擾中國的“三農問題”。再如我國的“運十”大飛機，70年代末已經研製成功，並多次試飛。但改革開放後，由於一些政治原因，“運十”大飛機卻被下馬，斷絕了一切資金。結果令我們的飛機製造業夭折，以至於我們今天空中的1000多架飛機不得不依賴於向外國購買，如果按照一架飛機等於8億件襯衫來算，這是何等巨大的代價？而這個負擔最終還是要反饋到國民身上。假如我們當初沒有將運十下馬，中國或可與播音、空客這些國際壟斷性的大公司逐鹿世界也未可知。
由此，錢學森發出天問：我們的人才在哪裏？為什麽當年條件那麽艱苦，在隻有圓規直尺的水泥地上可以造勾勒出人造衛星的藍圖，而如今條件這麽好，我們在科技上卻被外國打的毫無還手之力？人才哪去了？
二、盛衰之理
春天在哪裏？
錢老雖發出天問，卻終須人來解答，而解決問題的重任，就落在了我們這代人的身上。要解決問題，就必須先分析這個問題產生的原因，透過紛繁複雜的現象找到 事物的本質。為什麽科學的“春天”卻沒有使我們在新的科技領域取得重大的成就？為什麽科學的春天卻演變成抄襲論文滿天飛的窘境？為什麽我們多年培育出來的 精英卻我不愛我們的國家？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曾先後共派出出國留學人員共達30多萬，而學成回國人員不足三分之一，其中自費留學生學成回國率隻有4%左右。為什麽我們辛辛苦苦培養的人才卻紛紛走向外國？通過簡要的分析，歸納為如下幾點：
１、國家層麵
實踐平台
人才往往不是自發成長起來的，而是國家和社會傾注大量心血培養出來的。有一句詩說：“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人才往往都是在大風大浪裏鍛煉 出來的。所以，國家除了重視基礎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找到一條鍛煉人才的途徑，能夠讓人才將自己所學到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豐富、完善、發展自己的 認識，給他們更多鍛煉的機會，才會讓他們更快的成長。
然而，我國在長期以來卻並沒有很好的做到這一點。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在科技和工業領域長期推行一套“以市場換技術”、“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政策，這很大程度上違背了毛澤東時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方針，以至於造成我國今天丟了市場卻沒有換來技術的慘淡結果。在這種政策下，80年代初，我國下馬了一係列軍工科技項目（以運十為代表），軍工科技往往是一個國家的科技龍頭，是最尖端的科學技術，而民用科技常常是軍工科技的衍生品，例如我們今天所用的電腦、手機、互聯網、衛星電視、GPS定 位等等，這些都是從軍工科技衍生出來的。遍觀世界諸強國，無不把軍工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我們卻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正在如火如荼飛速進行的時期自廢武功，自己 將尖端的科技項目下馬，不僅如此，我國還推行一套“軍轉民”的政策，讓許多擁有高精尖技術的工廠去生產研發技術含量低民用產品。這就必然造成了人才的浪費 與科技的停滯。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改革開放後推行了一係列私有化改革，加上與之配套的“撥改貸”及 不利於國企的貨幣、稅收政策，再加上嚴重的腐敗，令國有企業無法生存，導致大批的工廠倒閉，而直接被領導層以低廉的價格收購變成自己的財產，以實現“一部 分人先富起來”。但代價就是大批的工人下崗，社會矛盾尖銳，兩極分化日趨嚴重。而私營企業常無大誌，也無足夠的資本研發高新科技，他們隻能在外資的夾縫中 生存，做一些低端的加工製造業。因為失去了自己工業基礎，我國隻能購買外國產品，這樣一方麵是讓外資占領了市場，另一方麵也是失去了鍛煉人才的平台，以至 於英雄無用武之地。恰如蘇聯解體之時采取的休克主義的政策，導致大批科研人員失去了工作，而不得不離開蘇聯投入美國的懷抱。人才的成長少不了實踐的鍛煉， 脫離了實踐的人才則隻能成為理論型的學究，終無益於實際。而我們將尖端科研技術下馬，令工業私有化，這無疑是在很大程度上剝奪了人才通過實踐鍛煉自己的平 台，最終也令外資占領了中國的高地。
專利製度
影響中國人才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另一要素是專利製度。 社會主義國家就是要不斷的破除私有製的觀念和廢除私有製的生產關係。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闡述的那樣：“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 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然而我們所做的卻恰恰相反，不僅在生產關係上複辟資本主義， 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實行私有製，而且還在科學技術上實行私有製，專利技術就是一個私有製在科學文化領域集中的體現。本來，知識和科技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應 該由社會共享，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下，科技卻成了圖利少數人的賺錢的工具。這樣極不利於科技的交流與普及，嚴重阻礙了整個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就拿央 視的《百家講壇》來說，本來這應該是豐富大眾精神文化生活，增加大眾知識的文化產品，應該無條件的向社會公眾開放。但是，商家為了獲取利潤，為了讓《百家 講壇》的專輯光碟可以在市場上熱賣，竟曾一度撤下各大視頻網站的《百家講壇》視頻，使人們很難在網絡上看到免費的視頻，而隻能通過購買的方式觀看。我認 為，這都是嚴重背離社會主義公有製原則的，也非常不利於科學文化的發展，在這種條件下，空談人才培養豈非緣木而求魚？
教育科技投入
整個毛澤東時代，我國用於科技研發的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平均為1.28%，達到當時幾個初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毛澤東時代的後期，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這個指標更是增加到了2.32%，達到同期幾個最發達國家英、法、西德的水平，僅比當時的美國、日本低一些（美國長期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進入70年代後與美國接近）。這個數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值2.2%還要高，可見毛澤東時代對科學技術的重視程度。
但是從80年代開始，我們的決策者卻把R&G/GDP大幅度縮減，到了80年代中期，我國的R&G/GDP還不到0.7%。而生產企業，1984年以後由於“撥改貸”造成的困境，基本無力進行研發投資，R&G/GDP驟然降到0.6%以下，進入90年代，我國仍然延續了研發經費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幾年由於受到國際製裁的影響有了點緊迫感，R&D/GDP略微超過0.7%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連續兩年下跌到0.60%，後來有所抬升，直到2003年才逐漸恢複到毛澤東時代的平均水平。
而如今中國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為42美元，美國為2684美元，是中國的63.9倍。如果考慮到人口的因素，我們以人均GDP來比較，中國人均公共教育支出僅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國為6.10%，是中國的7.44倍。日本為4.28%，韓國為3.01%。俄羅斯為1.87%，是中國的2.28倍，巴西為2.29%，是中國的2.79倍。所以中國不僅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磚四國中，中國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
所以，國家一定要加強對教育、科技的扶持力度，長期以來，我們依靠市場的調節，以為市場可以解決一切，但是科技並沒有長足的進步，於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又重新提出了科技舉國體製，我認為，用國家的力量來發展科技，才是有效率且有力度的。
工作分配製度
中 國培育不出自己的人才，從很大程度上來說，除了教育科技的投入減小之外，也與大量教育資源的浪費有著直接關係。比如說，現在的學生用自己全部的青春，努力 學習著人生中絕大部分都用不到的知識，而學生之所以要學習它，積極地參加各種考試，獲得各種證件，目的不過是為了以後可憑此作為就業的敲門磚，而考試結束 後的幾年，往往就會將所學的知識忘得幹淨。從某種程度來說，這樣做既是浪費了青春，也是浪費的教育資源。
以 前，我們國家實行的是工作分配製度，我認為這樣是很科學合理的，且是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原則的。首先，社會主義的原則要求人人都是勞動者，不僅有勞動的 權利，也有勞動的義務，而工作分配製度就是很好的保障了每個人的勞動權。並且，工作分配製度可以根據學生所學的專業以及特長來分配學生的工作，這樣就能保 證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保障我們在教育上投入的每一分錢都能得到回報。但是，如今則不然，學生在教育上巨大投入的同時，也在享用著國家的教育資源，但是學 生畢業之後卻除了獲得一張日漸貶值的畢業證之外還要自謀生路，而自謀生路的結果往往是專業不對口，所學非所用，以至於出現國家和家庭培養十幾年的博士生卻 上街賣豬肉的荒謬現象。究其原因，也與私有化改革顛覆公有製經濟有關，隨著大量的公有製企業倒閉，國家再也無力負擔大學生的分配工作，而隻能像對待下崗職工那樣，把學生推入已經變得猙獰殘酷的人吃人的社會，這對學生來說也可算是一場浩劫。
２、社會層麵
社會土壤
魯迅先生說：“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培養人才也是一樣，想要培養出好的人才，首先要有一個好的社會環境，一個適合人才發展的社會環境。否則人才就會像鹽堿地上的植物一樣無法生存。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人的生存也越來越艱難。馬克思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而社會關係主要體現在生產關係上。如今我們社會占主要地位的生產關係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這就無可避免的決定了處於這種生產關係中“人”的性質。所以隨著私有化改革的 深入，人的生存成本越來越高，也越來越功利，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經濟動物。甚至可以達到為了賺錢可以傷天害理喪盡天良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人失去了信仰， 失去了鬥誌，再也無法找到像在蘇聯留學時期滿懷報國熱情的進步青年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天頹廢於娛樂並糾結於自己前程的大學生。因為他們肩上背負的也太多， 工作、住房、養老對他們來說都是沉重的負擔，在這樣的條件下，有誰肯於鑽研艱深的學問呢？畢竟做學問不是短期可以見到成效的，而眼前的問題（如住房）確是 急待解決的。這就逼得他們不得不放棄飄渺的理想，轉而變成了很“實際”的經濟動物。這個社會在一點一點吃掉他們的青春，並把學校變成了給資本家培養打工仔 的培訓基地。
資本綁架學術
隨 著社會的土壤的資本化，作為社會一部分的學校以及學術界也不能做世外桃源，資本的擴張性無時無刻不在向著學術界滲透。資本不僅綁架了學生，也束縛了學術。 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一個群體，不具備自己的生產資料，隻能靠著自己的知識吃飯，通過自己知識對他人的貢獻還獲得別人的供養，所以知識分子天生就具有依附 性，而知識分子的依附性往往體現在對統治階級的依附上，毛澤東時代有一句話叫“知識分子要與勞動人民相結合”，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是統治階級。 而如今，知識分子往往選擇了與資本相結合，以形成“官－商－學”的鐵三角。這就是為什麽現在社會上感覺有良知的學者越來越少，而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識巧言 令色為強勢集團辯護的專家們越來越多。“房地產專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資本家們通過提供學術項目研究資金，舉辦講座、論壇付給學者高昂的出場費，無形 之中收買了知識分子為自己說話，使學術研究朝著他們希望的方向發展。
同 時，資本也在敲打著學術，腐朽著學術。隨著資本在輿論、媒體的滲透，科研學術雜誌也不能幸免，當資本控製著學術雜誌的時候，學術的純潔性就蕩然無存，多少 知識分子為了評定職稱，而賄賂學術雜誌，通過繳納“版麵費”來發表自己的文章。現在這樣以營利為目的的學術雜誌越來越多，我不知道純粹的學術雜誌還有多 少，純潔的學術還有多少空間。
除 此之外，資本綁架學術還體現在對學術的控製上。由於資本對媒體的控製，當學術思想上發生爭論分歧的時候，在資本控製下的媒體往往采取一種“拉偏架”的姿 態，即大量發表符合自己利益，符合自己價值觀的文章，而對相反的文章采取一種無視的邊緣化態度，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社會學方麵，可能很多針砭時弊的社會學思 想很有價值，但卻影響力有限。因為沒有媒體為他們宣傳，究其原因，這些學術思想觸動了媒體背後資本的敏感神經，以至於他們從自己立場出發，要對這種學術采 取屏蔽態度。
另 外，資本除了對學術思想有限製之外，還對專業技術有限製，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壟斷性大公司上。由於一些公司前期在舊技術上投入資本過多，而當社會上有一種新 技術出現時，很多大公司往往選擇把這種技術的專利收買過來，然後棄之不用。目的就在於這些資本家們需要保證自己投入的資本能夠盈利，而不希望有新的技術和 他們競爭，影響他們的收益。但是，這樣做無疑是阻礙了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３、學校層麵
教育產業化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在科研、教育投資越來越少的同時，卻把教育轉化成資本，把學校變成了賺錢的工具，教育產業化應運而生。教育也隨之成為了如今社會“新三座大山”之一。
從支付能力看中國現階段大學學費是世界最高，2005年5月9日上海《文匯報》消息：香港《文匯報》援引英國《觀察家報》的報道稱，獨立組織“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日本成為學費開支最昂貴的國家，新西蘭排名第2，英國則排行第3。“教育政策研究所”比較了16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開支，結果顯示日本的開支最貴，學生平均一年的教育支出為8930英鎊(其中包含五六千美元的學費)，而且沒有學費減免。其次是新西蘭。英國的學生平均一年支出為6763英鎊，這個數字包括學費和生活開支，而且扣除學費減免，這是由於當地學費減免少、生活指數高，而且大部分學生居住在全球生活指數最昂貴的倫敦。從絕對數字上看，日本的學費可能的確是世界最高，教育總支出8930英鎊每人每年，包括學費和生活開支。按1英鎊相當於人民幣12.34元的匯率計算，一年費用為每人11萬元。但是，比較絕對數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我們要充分考慮的是相對購買力。旅美學者薛湧在2005年6月1日的《東方早報》寫道：以人均GDP算，中國僅在1000美元上下，美國則為3.6萬美元，日本也超過3.1萬美元，分別是我們的36和31倍。考慮到日本的人均GDP是我們的31倍，那麽從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萬元僅相當於我國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國現階段大學費用支出，包含學費、住宿費等所有開支平均每年在1萬元以上，有的光學費每年就超過1萬元。
也就是說，從支付能力看，中國現階段大學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頗有點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獨步天下”氣象。還應該考慮到，從人均數萬美元收入裏支付11萬元人民幣跟從人均不到1000美元裏支付3550元，是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綽綽有餘，後者可能連養命錢都不保。更何況我們現在 8億農民每年人均年純收入遠不到3000元。
當教育的目光投向利潤的時候，我不知道教育本身還存在多少價值。當義務教育變味之後，除了給家庭帶來負擔之外，學生成才之後往往不會感激國家，所以很多人才毫無留戀的飛到了外國，這是人才的巨大流失。回想前30年人才紛紛回國的場景，對比之下真是諷刺。
官僚學閥，學術腐敗，脫離社會
社 會上官僚主義的盛行，無可避免的影響到了象牙塔中的空氣，墮落的文化終究造成了文化的墮落。大學就是一個小社會，是社會的縮影，同時也為社會輸送著新鮮血 液，社會影響著大學，大學也反作用於社會。但如今的大學已經成為很多人混日子的地方，而大學中的各種學生組織也變成了學生適應社會，學習官場文化、潛規 則，活學活用厚黑學的之所在。
中 國自古便有文人相輕之說，高看自己，看低別人，這種思想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學霸學閥，以為自己說的就是真理，其實這種傲慢嚴重阻礙了學術的進步，所以很多 老師隻能是老師而成不了大師。更有學術腐敗者，四處轉抄論文，尋章摘句，筆下雖有千言，然胸中實無一策，逐於名利，輕治學術，終無益於實際。正如我們今天 的現狀，莫說是學校的老師，就連學生也是如此。在這科學的“春天”裏，論文滿天飛，而真正的成果寥寥，不禁讓人有秋寒之感。
另外，現如今最讓人擔憂的就是嚴重的學術脫離社會的現象，尤其是社會學，其實學術要以社會為基礎，並以社會為最終歸宿。現如今，學校這個象牙塔像監獄一 樣把學者們關在了裏麵，學者與社會脫離，並且用學者間的學術交流來代替社會考察，而交流的學者們往往也都是長期隔離於社會，這樣的交流恐怕隻能變成魏晉時 期的清談，以抽象談抽象，玄之又玄，以腦中幻想的世界進行交流，又通過交流構建他們心中的宮殿。我個人覺得，學者不應囿於象牙塔，不應僅僅在“半畝方塘” 中過著自己的小資生活，更應該走出來，到社會中去，到其他階層尤其是勞動人民中間去，聽聽他們的疾苦與感受。我國湖湘學派曆來講求知行合一，隻有這樣，才 能格出真正的道理。
４、學生層麵
三無學生
以前有三好學生，我認為現在有三無學生，即：無大誌、無理想、無信念。人在登上科學高峰之前，往往先要登上精神上的高峰，而現在的大學生很多人都過著頹廢的生活，差一點的學生平時則是整天遊戲和娛樂節目，好一點的學生也不過是為了考各種證件而出去上自習，求利而不求學，然 則人人如此，或可圖利自己卻不利於強國。即使人人都有英語六級、計算機三級的證書，最終也隻能換來證書的貶值，而不能照亮祖國的明天。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 的那樣：“平時則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 借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當然，這不能怪學生，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學生們之所以這樣，與這個社會 存在有著直接的、必然的聯係。
知識的異化
人類學習知識，探索知識，目的是為了解放自己，從原始社會開始，知識就扮演著不斷解放人類的角色。但是，自從人類進入了資本主義，尤其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下，知識就開始發生異化，就好像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讓人發生異化一樣，知識也在異化。
本來，知識是人類自我解放的工具，人類通過求知和探索，不斷生產著這種工具以獲得解放的力量，但是如今則不然，發生了異化的知識不但沒有讓人獲得解放，反而把人變成了壓迫的對象。多 少青年的青春時光就在毫無用處的的書山題海中流逝了，多少學子被各種試卷參考書壓的抬不起頭來，知識不但沒有解放我們，反而成了我們的枷鎖，因為對於沒有 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一般學生來說，用知識資本兌換經濟資本以爬到社會上層是唯一的途徑，於是，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學生成了理所當然的馴服工具。但這個社 會的結構是固定的，能通過知識爬到社會上層的畢竟隻是少數，於是多數人的青春時光就這樣在書本的奴役中消逝了。多少人為了虛無縹緲的明天而放棄了今天，而 到了明天才發現，這不過是另一個“今天”。此時，我想起了電影《決裂》中的一句台詞：“要做知識的主人，不做書本的奴隸！”
憶往昔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猶迷。
——《老子》
曆史經驗與教訓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我們在埋頭前進的時候，偶爾佇足下來，回首遠眺，想想自己走過的道路，看看自己是否偏離方向，往往會更有益於新的征程。為何毛澤東時代物資那麽菲薄，基礎如此薄弱，卻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呢？我認為，這離不開以下幾點：
1、計劃經濟保證科技的投入。
計劃經濟這種舉國體質可以有效的發展科技與建設人才力量，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無論蘇聯還是中國皆因此而發展壯大，如今雖實行了市場經濟，但國家舉辦大型活動卻無不采取計劃經濟的體製來運作，且近幾年又重提舉國科技體製，應看做一種認識上的進步。
2、公有製解除了人民的後顧之憂，具備了全麵發展的條件。
錢學森曾經說過：“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製，中國就完蛋了！”可 見在錢老眼中公有製的重要性。公有製是社會存在，是物質基礎，毛澤東思想是社會意識，是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公有製可以有效的避免我們整天為了生計與生 存奔波，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實現自己的全麵發展，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自己的愛好，投入三大革命，推動社會的進步與自我的發展。隻有在這樣健康且積極向 上的社會，才有更適合人才產生於成長的土壤。
3、學術民主
由 於當時批判各種管卡壓和專製學閥作風，因此，幾乎沒有什麽人敢於以權威自居，在研究隊伍內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風氣，大學剛剛畢業的學生和老資格的科學家可以 同場辯論，有的時候為了爭論技術問題通宵達旦，甚至拍桌子。像鄧稼先這樣的老科學家也常常參與跟毛頭小夥子的拍桌子辯論，這樣充分的學術民主帶來了思想和 技術的快速進步。不僅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在這樣的過程中間也加快了科研隊伍整體的成長過程。另外，當時由於人與人關係的普遍平等，許多社會和階級的藩 籬都實質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參與拍桌子討論，許多細節問題和工藝障礙也能夠集思廣益，結果使得整個的科研項目進程相對均衡，而不是局限於關鍵技術的 率先突破，這就避免了後續試驗中間細節引致的失敗，所以當時許多項目的試驗，幾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問題和隱患常常是在技術民主中間，已經得到充分的"大鳴大放"和重視，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預案和設計。
周 光召曾經回憶說：“回顧‘兩彈一星’的研究，那時候團隊精神和學術民主的氛圍都很好。拿今天的話來說，是軟環境很好。當時，我們完全是針對問題本身展開各 種討論甚至爭論，根本沒有等級和身份方麵的顧慮和限製。大家都積極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希望自己的想法被大家討論，早日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現在，這種情況 很難看到了，反倒經常出現兩種不開放的情況：一是缺乏學術民主的氛圍，往往是院士或領導一講話，就再沒有人敢講話了；二是實行不必要的封鎖，大家都生怕自 己的想法被別人知道了。”
４、破除了私有觀念
社會主義廢除了私有製，破除了私有觀念，人們得以享受知識共享帶來的益處。一個新技術的出現，不必當做自己的私人財產，而是將它免費的公之於社會，貢獻 於社會，而其他人也可以在此基礎上再次實現技術的進步與飛躍。我們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科技私有觀念的破除，保證了更多的人低成本的踩上巨人的肩膀。 再加上當時的公有製，全國上下一盤棋，工廠之間的關係是合作關係而非競爭關係，這樣就保證了最新技術可以很快向全社會推廣，實現社會生產力的進步。
5、重視集體的力量
毛主席說：“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又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常常是幼稚可笑的。”一個人的智慧，比不上一群人的智慧，即使是學術權威，他的力量也往往需要借助於科研團隊。人類進入20世紀後，在商品生產領域就已經實現了社會化大生產，而知識的生產也很難維持原來的小作坊的方式，也就是說，知識也進入了社會化大生產的時代。隨著人類科技的進步，科研工作向前發展的成本越來越高，研究的問題也是越來越複雜，一個人，無論他多麽天才，也很難有足夠的財力與智力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所以，知識實現了社會化大生產以後，科研團隊的規模越來越大，這也是適應了時代的要求。
從頭越
中國需要什麽樣的人才？魯迅曾經說過：“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們才是中國的脊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知識分子當以天下為己任，因為他們不僅僅是掌握知識，更是價值的承擔者， 故士不可以不弘毅。張載有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如今的知識分子往往就缺少這一種襟懷，而專注於浮譽流俗，皆為 門戶私計。所以我認為張載的話作為本學院的院訓是非常合適的，但我也很遺憾的看到武訓又回來了，大多數人隻是為了謀求一個好的前程，當他們看到社會的畸形 時，往往選擇扭曲自己以適應社會，而非改變社會為天下謀福祉，麵對社會的壓迫與等級，很多人的選擇是向上爬，而不是去想辦法改變這個社會的結構，無濟世之 理想，豈非與我院宗旨大相背馳乎？微斯人，吾誰與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