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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正文
zt。旅日僑領 林伯耀：不該遺忘擄日勞工血淚史 2
作者：宋陽標 文章發於：：2009-9-4 對話林伯耀：
“既是死者的恨，也是生者的恥”
林伯耀：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的後代，我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我也永遠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也永遠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光榮和自豪。
《時代周報》記者 宋陽標 發自北京
時代周報：聽說在１９９３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一部以表現“花岡暴動”為內容電視劇《花岡幸存者》，同時也在盧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了為期一年左右的以”花岡事件”為主題的“花岡悲歌展”。您捐資５０多萬元來讚助這些活動，為什麽要做這樣的事情？
林伯耀：首先，是為了向世人傳達強擄中國人的的曆史，為了不讓同樣的曆史悲劇再次重演。其次，也是為了歌頌花岡起義的反帝抗暴精神，宣揚中國人的不屈不撓的民族主義氣概，學習他們能麵對強敵團結一致，英勇反抗的革命主義精神。為了祖國社會主義的建設，為了海峽兩岸的統一而作出自己的努力。最後，也想告訴大家，如果不解決中日戰爭的曆史遺留問題，中日兩國的未來友好是很難實現的事情。
時代周報：您現在還是中國國籍，為什麽一直不加入日本國籍？
林伯耀：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的後代，我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我也永遠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也永遠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光榮和自豪。
時代周報：在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主要支持您的力量有哪些？有日本人嗎？日本的官方和民間對您的看法（有右翼說您是中共的走狗）和對所進行的勞工索賠事件的看法是什麽？
林伯耀：支持我做這項活動的，大多是日本的友人。還有老華僑的第一代，第二代子女。也有一部分新的年輕華僑非常熱心的幫助我。花岡當地的大館市政府，為了反省過去和向下一代傳達曆史，每年主辦大型慰靈祭。日本政府最近也終於承認了強擄中國人的事實，但遺憾的是還沒有真正的誠意。並且，日本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認為中國方麵放棄了政府的賠償請求權的同時，也放棄了民間（通過司法手段）的賠償請求權。這是悖逆世界潮流的想法。這樣做是踐踏了那些被強擄而折磨致死的勞工的人的尊嚴。如果就這樣放置不管，既是死者的恨，也是生者的恥。為了討回在日本侵略戰爭中犧牲的同胞的民族尊嚴，討回曆史的公道，伸張社會的正義，這是在這時代的所有中國人的基本使命，也是曆史義務。民族尊嚴不可辱，日本的右翼分子，攻擊我為中共的反日走狗，是完全沒有任何依據的。
時代周報：中日之間民間和政府都在強化交流和友誼，您這樣做是不是有點破壞中日友好的意味？
林伯耀：人和人之間沒有真正的相互信賴，相互尊重的關係，是無法進行真正的交流的。不努力解決中日戰爭遺留問題就無法展望真正的日中友好，但隻要日中雙方堅持不懈地努力，展望未來是十分有可能的。花岡和解，是對展望的一個啟示。
時代周報：您認為阻礙解決被擄日勞工問題的關鍵症結在哪裏？如何才能破除？
林伯耀：問題解決的關鍵還是在日本政府和日本的加害企業。特別是日本政府的責任重大。即便是在1972年中日兩國恢複邦交時在兩國政府間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中，還有1995年的”村山談話”中，日本政府對過去的侵略戰爭曾經表示了反省，但我們希望不光是口頭上，也應該用實際行動來加以證明。
時代周報：在日本，有沒有對花岡事件等被擄日勞工的紀念活動？如果有，都是誰來組織，起到什麽樣的社會效果？
林伯耀：原來是花岡事件的發生地花岡町，現在是大館市。大館市決定花岡暴動的發生日6月30日那天定為每年的“大館市和平日”。此慰靈祭奠活動已經持續近20多年。中國駐日大使館每年都會派代表來參加，那場景讓人非常感動。在紀念花岡事件50周年之際，日本的眾議院議長土井多賀子女史也親自參加，有500多人參加了那次的祭奠活動。大館市小畑元市長明確表示：“祭奠中國人犧牲者的靈魂，不讓曆史悲劇重演。為此要向下一代傳達曆史真相，這樣做是不分黨派的，是作為日本人應盡的義務”。幾年前，由大館市當地的民眾為中心，成立了NPO法人“花岡和平紀念會”。由日本全國各地募集資金，“花岡紀念館”預計今年9月份開館。
時代周報：您有沒有想過，一旦你們這批老人故去，有沒有人能夠接手你們的事業？擔心不擔心後繼無人使得這件事情最後無果而終？
林伯耀：是啊，後繼者的問題是有些擔心。在中國也好，在日本也好，現在的年輕人迫於現實的生活，對國家和社會的問題越來越不關心了。所以，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的人，有責任把真實的曆史傳給下一代，有必要明確的讓下一代知道為了解決曆史問題必須做些什麽？我說一個例子：即使是像韓國那樣儒教思想很強烈的社會，作為”慰安婦”公開站出來的人也有150多人。可是，在性暴力被害者最多的中國，公開站出來的性暴力被害者至今還不到50人。對於因戰爭被傷害的同胞姐妹，中國社會不僅沒有溫暖的懷抱，可以說還很冷淡。我親自聽到南京大屠殺和戰時性暴力被害者公開以後，立刻從背後就有“髒女人”“作風不好的女人”等等的非議，中國社會這種扭曲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不加以改變的話，如何譴責日本人。在譴責日本社會和日本人的非道義的同時，中國社會和中國人也應該捫心自問自身的道義。
時代周報、您對勞工索賠的前景如何看？索賠這件事成功與失敗分別會有什麽樣的曆史意義？
林伯耀：日本社會越來越右傾化，不能無視那些反華勢力的行動。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工索賠的前景絕不容樂觀。為了解決曆史的問題，更需要10年，20年或者是半個世紀的時間也說不定。因此，更需要長期戰略性的視點。現在，最重要的是絕不能斷絕戰爭受害者的聲音。中國戰爭受害者的呼聲控訴隻要不滅絕，繼續出現的話，就能向中日兩國人民敲警鍾。所以，戰爭受害者的後代有必要擔此重任。強化團結，培養接班人的工作很重要。並且，為了把這種侵略戰爭的受害情況，變成中國社會的集體記憶牢牢記住，還要繼續所有的行動。結果很重要，但過程更重要。在這個運動中，獲得了多少日本友人的協助，培養了多少中國的接班人，大家的意識有什麽程度的上升，這些都是觀察活動成果的重要指標。要是中日兩國間能夠真正解決曆史問題的話，那是在強固中日友好關係的基礎上，迄今為止有重大曆史意義的貢獻吧。
時代周報：您怎麽回顧自己已經走過的這輩子？對自己的行動如何評價？
林伯耀：總是感到自身的努力不夠，同時也感覺到中國和日本兩國社會的人民之間有著很大的隔閡。恢複邦交，已經近 30年了，可是人和人心靈之間的恢複還需要很長很長的路程，也可以說是這些曆史問題將近一世紀時間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而造成的後遺症。我想用一朝一夕的努力是無法填補那個隔閡的，目前必須從互相確認那隔閡是否存在開始吧，我也隻有為此而繼續努力。工作很重路遙遠。所以我不能妄自對自己的行動作出什麽評價。
鏈接 花岡暴動
1940年左右，隨著侵華戰爭陷入長期化，日本國內麵臨勞動力嚴重不足問題，當時的東條英機內閣，於1942年11月通過了“關於向日本國內移入華人勞工之要件”的內閣決議，隨後又於1942年2月針對上述要件作出了次長會議決定，隨即在1944-1945年間強抓了約4萬名中國人到日本。這些被強製抓到日本的近４萬名中國人，被移送到日本全國各地的礦山、隧道、水庫、河川、碼頭以及工廠等一共135個作業點，被強迫從事苦役，由於不堪繁重的勞動以及殘酷的虐待，僅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就有約7000多人命喪他鄉。
1945年6月30日，被拘禁在日本秋田縣花岡中山寮的中國戰俘和苦役，700多人在大隊長耿諄的帶領下奮起暴動，但終因人地生疏，暴動失敗，遭到血腥鎮壓。當場有115名勞工慘遭毒打和淩辱、虐待致死，耿諄等12名暴動主要成員被捕入獄。1945年9月11日，耿諄竟被戰後的日本秋田縣法院無理判決死刑（後改判為無期徒刑）。耿諄於抗戰勝利後被解救，1946年11月回國，解放後在家鄉務農。
由於日本政府和奴役勞工的企業鹿島組的殘酷迫害，先後共有418名勞工命喪日本，史稱“花岡慘案”。戰後遠東橫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花岡慘案”是日本違反國際公約迫害戰俘和勞工的典型案例。
“花岡暴動”震撼了整個日本，在即將勝利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曆史上寫下了令世人讚頌的中國勞工的英雄凱歌。
日本右翼團體在今年8月日本活動時，給林先生的“恐嚇信”。
作者：宋陽標 文章發於：：2009-9-4 對話林伯耀：
“既是死者的恨，也是生者的恥”
林伯耀：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的後代，我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我也永遠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也永遠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光榮和自豪。
《時代周報》記者 宋陽標 發自北京
時代周報：聽說在１９９３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一部以表現“花岡暴動”為內容電視劇《花岡幸存者》，同時也在盧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了為期一年左右的以”花岡事件”為主題的“花岡悲歌展”。您捐資５０多萬元來讚助這些活動，為什麽要做這樣的事情？
林伯耀：首先，是為了向世人傳達強擄中國人的的曆史，為了不讓同樣的曆史悲劇再次重演。其次，也是為了歌頌花岡起義的反帝抗暴精神，宣揚中國人的不屈不撓的民族主義氣概，學習他們能麵對強敵團結一致，英勇反抗的革命主義精神。為了祖國社會主義的建設，為了海峽兩岸的統一而作出自己的努力。最後，也想告訴大家，如果不解決中日戰爭的曆史遺留問題，中日兩國的未來友好是很難實現的事情。
時代周報：您現在還是中國國籍，為什麽一直不加入日本國籍？
林伯耀：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的後代，我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我也永遠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也永遠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光榮和自豪。
時代周報：在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主要支持您的力量有哪些？有日本人嗎？日本的官方和民間對您的看法（有右翼說您是中共的走狗）和對所進行的勞工索賠事件的看法是什麽？
林伯耀：支持我做這項活動的，大多是日本的友人。還有老華僑的第一代，第二代子女。也有一部分新的年輕華僑非常熱心的幫助我。花岡當地的大館市政府，為了反省過去和向下一代傳達曆史，每年主辦大型慰靈祭。日本政府最近也終於承認了強擄中國人的事實，但遺憾的是還沒有真正的誠意。並且，日本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認為中國方麵放棄了政府的賠償請求權的同時，也放棄了民間（通過司法手段）的賠償請求權。這是悖逆世界潮流的想法。這樣做是踐踏了那些被強擄而折磨致死的勞工的人的尊嚴。如果就這樣放置不管，既是死者的恨，也是生者的恥。為了討回在日本侵略戰爭中犧牲的同胞的民族尊嚴，討回曆史的公道，伸張社會的正義，這是在這時代的所有中國人的基本使命，也是曆史義務。民族尊嚴不可辱，日本的右翼分子，攻擊我為中共的反日走狗，是完全沒有任何依據的。
時代周報：中日之間民間和政府都在強化交流和友誼，您這樣做是不是有點破壞中日友好的意味？
林伯耀：人和人之間沒有真正的相互信賴，相互尊重的關係，是無法進行真正的交流的。不努力解決中日戰爭遺留問題就無法展望真正的日中友好，但隻要日中雙方堅持不懈地努力，展望未來是十分有可能的。花岡和解，是對展望的一個啟示。
時代周報：您認為阻礙解決被擄日勞工問題的關鍵症結在哪裏？如何才能破除？
林伯耀：問題解決的關鍵還是在日本政府和日本的加害企業。特別是日本政府的責任重大。即便是在1972年中日兩國恢複邦交時在兩國政府間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中，還有1995年的”村山談話”中，日本政府對過去的侵略戰爭曾經表示了反省，但我們希望不光是口頭上，也應該用實際行動來加以證明。
時代周報：在日本，有沒有對花岡事件等被擄日勞工的紀念活動？如果有，都是誰來組織，起到什麽樣的社會效果？
林伯耀：原來是花岡事件的發生地花岡町，現在是大館市。大館市決定花岡暴動的發生日6月30日那天定為每年的“大館市和平日”。此慰靈祭奠活動已經持續近20多年。中國駐日大使館每年都會派代表來參加，那場景讓人非常感動。在紀念花岡事件50周年之際，日本的眾議院議長土井多賀子女史也親自參加，有500多人參加了那次的祭奠活動。大館市小畑元市長明確表示：“祭奠中國人犧牲者的靈魂，不讓曆史悲劇重演。為此要向下一代傳達曆史真相，這樣做是不分黨派的，是作為日本人應盡的義務”。幾年前，由大館市當地的民眾為中心，成立了NPO法人“花岡和平紀念會”。由日本全國各地募集資金，“花岡紀念館”預計今年9月份開館。
時代周報：您有沒有想過，一旦你們這批老人故去，有沒有人能夠接手你們的事業？擔心不擔心後繼無人使得這件事情最後無果而終？
林伯耀：是啊，後繼者的問題是有些擔心。在中國也好，在日本也好，現在的年輕人迫於現實的生活，對國家和社會的問題越來越不關心了。所以，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的人，有責任把真實的曆史傳給下一代，有必要明確的讓下一代知道為了解決曆史問題必須做些什麽？我說一個例子：即使是像韓國那樣儒教思想很強烈的社會，作為”慰安婦”公開站出來的人也有150多人。可是，在性暴力被害者最多的中國，公開站出來的性暴力被害者至今還不到50人。對於因戰爭被傷害的同胞姐妹，中國社會不僅沒有溫暖的懷抱，可以說還很冷淡。我親自聽到南京大屠殺和戰時性暴力被害者公開以後，立刻從背後就有“髒女人”“作風不好的女人”等等的非議，中國社會這種扭曲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不加以改變的話，如何譴責日本人。在譴責日本社會和日本人的非道義的同時，中國社會和中國人也應該捫心自問自身的道義。
時代周報、您對勞工索賠的前景如何看？索賠這件事成功與失敗分別會有什麽樣的曆史意義？
林伯耀：日本社會越來越右傾化，不能無視那些反華勢力的行動。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工索賠的前景絕不容樂觀。為了解決曆史的問題，更需要10年，20年或者是半個世紀的時間也說不定。因此，更需要長期戰略性的視點。現在，最重要的是絕不能斷絕戰爭受害者的聲音。中國戰爭受害者的呼聲控訴隻要不滅絕，繼續出現的話，就能向中日兩國人民敲警鍾。所以，戰爭受害者的後代有必要擔此重任。強化團結，培養接班人的工作很重要。並且，為了把這種侵略戰爭的受害情況，變成中國社會的集體記憶牢牢記住，還要繼續所有的行動。結果很重要，但過程更重要。在這個運動中，獲得了多少日本友人的協助，培養了多少中國的接班人，大家的意識有什麽程度的上升，這些都是觀察活動成果的重要指標。要是中日兩國間能夠真正解決曆史問題的話，那是在強固中日友好關係的基礎上，迄今為止有重大曆史意義的貢獻吧。
時代周報：您怎麽回顧自己已經走過的這輩子？對自己的行動如何評價？
林伯耀：總是感到自身的努力不夠，同時也感覺到中國和日本兩國社會的人民之間有著很大的隔閡。恢複邦交，已經近 30年了，可是人和人心靈之間的恢複還需要很長很長的路程，也可以說是這些曆史問題將近一世紀時間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而造成的後遺症。我想用一朝一夕的努力是無法填補那個隔閡的，目前必須從互相確認那隔閡是否存在開始吧，我也隻有為此而繼續努力。工作很重路遙遠。所以我不能妄自對自己的行動作出什麽評價。
鏈接 花岡暴動
1940年左右，隨著侵華戰爭陷入長期化，日本國內麵臨勞動力嚴重不足問題，當時的東條英機內閣，於1942年11月通過了“關於向日本國內移入華人勞工之要件”的內閣決議，隨後又於1942年2月針對上述要件作出了次長會議決定，隨即在1944-1945年間強抓了約4萬名中國人到日本。這些被強製抓到日本的近４萬名中國人，被移送到日本全國各地的礦山、隧道、水庫、河川、碼頭以及工廠等一共135個作業點，被強迫從事苦役，由於不堪繁重的勞動以及殘酷的虐待，僅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就有約7000多人命喪他鄉。
1945年6月30日，被拘禁在日本秋田縣花岡中山寮的中國戰俘和苦役，700多人在大隊長耿諄的帶領下奮起暴動，但終因人地生疏，暴動失敗，遭到血腥鎮壓。當場有115名勞工慘遭毒打和淩辱、虐待致死，耿諄等12名暴動主要成員被捕入獄。1945年9月11日，耿諄竟被戰後的日本秋田縣法院無理判決死刑（後改判為無期徒刑）。耿諄於抗戰勝利後被解救，1946年11月回國，解放後在家鄉務農。
由於日本政府和奴役勞工的企業鹿島組的殘酷迫害，先後共有418名勞工命喪日本，史稱“花岡慘案”。戰後遠東橫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花岡慘案”是日本違反國際公約迫害戰俘和勞工的典型案例。
“花岡暴動”震撼了整個日本，在即將勝利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曆史上寫下了令世人讚頌的中國勞工的英雄凱歌。
日本右翼團體在今年8月日本活動時，給林先生的“恐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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