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1990韓丁：毛主席是對的

zt 韓丁：毛主席是對的


韓丁：畢竟，他老人家是對的



文革是否像通常宣傳的那樣，是個大災難呢？而且，即便如此，是不是隻有毛一個人對此負責呢？這是一個比大躍進更大、更複雜的問題，然而它們的答案卻是相同的——毛在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下為貫徹社會主義方向而進行的嚐試。這裏，又一次，我們不得不麵對中國共產黨內兩個司令部的基本分歧以及兩條路線的鬥爭。

事實已經證明，毛正確的評價了反對派的作用，毛提出要看他們代表誰、想利用權力做什麽。自從毛逝世和華國鋒下台後，鄧和他的官僚們一步步的拆除了幾乎所有前30年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他們迫不及待的將剩下的一切瓦解掉。最近關於發行股票的建議預示了未來不久它將賣掉現在仍占80％工業比重的國有企業部門，而現在所謂公有製的主體地位仍是改革者們實踐社會主義的旗子。看一看過去政權逐漸加快的私有化速度，似乎政權不會在80％或是以下的某一個比例停下私有化的腳步。一旦開始，就無法停止，到那時社會主義還會剩下什麽呢？

毛早看到了這一點，說這是“資本主義道路”，把劉和鄧稱作“走資派”。他發動了史無前例（注：隻有在這一點上，我們和鄧意見一致）的文革，主要就是為了從政權中清除這些人，阻止他們執行資本主義的路線。最後，毛失敗了。這裏要記住的是，文革確實是一場革命，一場規模巨大的階級鬥爭，一種革命戰爭的形式，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決定意義。它不僅僅是毛要執行的一些政策——“早請示，晚匯報”。正像大躍進期間發生的事情一樣，但卻是在更廣的範圍內，文革釋放出了革命和反動、主動和被動、各種各樣的左派和右派，一種任何人都無法控製的局麵。隻譴責毛，說文革引起了生產的倒退和破壞，這跟國民黨罵共產黨發動解放戰爭中斷了中國的經濟建設是一樣的手法。“他們不會做任何建設”，一位國民黨的官員對我抱怨，“他們能做的就是炸毀鐵路橋梁。”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人民造反的話，中國將早就得到和平和重建起來了，國民黨總是這麽說的。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階級鬥爭的存在不以人的意誌而轉移。要想執行一種政策，你必須掌握政權。1949年革命勝利，共產黨人繼承了舊中國的爛攤子，同時也繼承了原有的階級對抗，雖然在致命的敵人麵前這種對抗沒有激化。解放戰爭硝煙未盡，關於土地政策的分歧和矛盾就爆發出來。從中國特殊的曆史環境看，戰後所有的政治鬥爭——所有的力量都碰撞在一起，所有問題都被提出來——往往都反映到黨內。這樣鬥爭形式就變成了對黨內控製權的爭奪，通過控製黨來控製整個國家。毛非常清楚的看到了這一現象，很早就開始對反對派進行鬥爭。隨著時間發展，鬥爭也不斷升級，終於在文革中達到高潮。

盡管毛在過去戰爭的每一個階段都贏得過戰鬥的勝利，但他發現當他號召“炮轟司令部”時，一切都差的太遠了。毛把工人階級的理想、文化、習俗視為建設社會主義的關鍵，但這些都沒有鞏固下來，相反，文革事實上在僵局中結束，雙方糾纏在一起，如迪恩所描述的，社會麵臨三重失信——對黨、對社會主義、對未來失去信心；當然是多重的危機。

這一結果很大程度上是四人幫極左的思想和行動造成的，他們把局麵無限複雜化。我不同意“五人幫”（四人幫加毛）的說法，雖然毛要對一開始提拔他們而負責。他們很粗暴的歪曲毛的政策和指示，將合理的能動性推向極端，將黑白顛倒，把他們能碰到的一切東西打翻。雖然早期毛能夠糾正右傾和“左”傾錯誤，但在60年代他發現，在“左傾主義”問題上他已被逼上梁山了——實質上，因為同右的尖銳對立，在處理“左”時不得不有所顧忌。22但在60年代他還是發現，由於“極左”的幹擾，自己可能要重上“梁山”——實質上，他認為他必須得處理“左”的問題了。

注22 主席在1967年7月8日給江青同誌的信中寫道：“ 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文革毫無疑問結束於危機之中。最大的問題是，經濟蕭條是否就要轉向市場，技術落後是否就要不分青紅皂白地對世界開放呢。鄧派官僚們的回答是明確的，因為這是他們一向的計劃，但這種做法對中國而言是否最有利呢？

迪恩認為這些政策從5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是毛主義的替代方案。但我不同意這一點。人們可以辯解中國今天可以走劉鄧路線（即使我並不這麽認為），但卻很難表明在1950年代可能有那樣的選擇。

首先，“開放”並不由中國掌控。毛從來沒有想把中國同西方隔離開來，他非常願意同美國建立正常的對外關係，正是美國而不是中國封鎖了一切聯係，斷交、撤回僑民、禁運、貿易封鎖等等，尤其禁運最為嚴厲，甚至我每個月想寄給北京的女兒25美元都不行。在敵視性貿易製裁下，我隻能每6個月去搞一個外國資產支配許可證來把錢寄去。[0]《中國日報》社的編輯吉恩.莫伊為一則關注海外華人匯款問題的廣告接受了中國銀行的資助，結果被送入了康涅狄格州的丹不利監獄。

其次，當時中國經濟太弱小，無法同國外資本在同等水平上進行競爭。中國的金融體係很脆弱，沒有像樣的工業基礎，無論重工輕工都是如此，就連最低限度的基礎設施——運輸、船舶工具、能源生產能力、自來水供應——也都是如此，商業網絡不發達，還有非常落後的農業。在這樣的條件下，如果像今天一樣實行開放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將使國民經濟步入任由外國資本宰割的地位。

再次，把外國資本的問題放在一邊，如果中國那時就隻依靠自由市場的力量，那麽其發展隻能是極其片麵的——沿海某些地區極快的發展，而其它地方則陷於停滯。中央計劃則能夠將投資分配到全國各地，在內蒙古、山西東南、四川和雲南建立鋼鐵工業，在山西、甘肅、黑龍江建立化學工業，在山西、湖南、湖北、四川建立紡織工業，在雲南、湖南、四川、湖北和其它地方建立重工業和工作母機基地。1974年版的泰晤士中國地圖，展示了20個主要的工業基地和20個次要的工業基地，分散在大江南北、全國各地。一些是老的工業基地（但是已經極大的發展了），但其中大多數是新興的。30年的艱苦奮鬥造就了新中國的工業體係，通過計劃經濟的方式，自然資源得到了適當的利用，各地較為均衡的發展也得到了保證。

第四，57年以後合作農業可以將冬天農閑時的勞動力充分調動起來，中國的農民在全國範圍內極大的改善了農業的基礎結構。他們將上百萬畝的荒山改造成梯田，翻造河堤使灌溉係統大大加強，防風林的建設有力的保護了農田，所有這一切都為高產穩產創造了條件，這是前所未有過的。自從執行聯產承包責任製以後，不僅沒有新的資本和建設投入，連原有的工程體係都逐漸荒廢了。每一個地方的基礎建設，都是60－70年代苦心經營的結果，現在竟都七零八落，對生產的積極作用完全逆轉。

認為鄧派官僚混和經濟、自由市場的新政策能夠取得超越毛時代的成果——不管在工業領域還是在農業領域，都不過是純粹的臆想罷了。將集體財產私有化、將數十年積累起來的公共財富轉移給占據優勢地位的少數人——通過諸如此類的手段短期刺激經濟繁榮是一回事；而在之前創造出這些財富則是另外一回事。在賣方市場環境下為私營企業提供寬鬆的信貸、為了促進以利潤為目的的商業生產將公有資產贈與私人經理、通過最終將危害到中國的經濟獨立和自主的優惠政策吸引外資——通過諸如此類的手段“搞活經濟”是一回事；而在殘酷的海外經濟封鎖條件下建立起一個有實力同西方平等貿易的經濟基礎則是另一回事——在此經濟基礎之上，中國能主動在經濟交往中製定對中國有利的條件，從而不致淪為新殖民地和債務奴隸。

可疑的政策主張

這又必須回到我們討論的出發點，宣稱關於對當前經濟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上。迪恩認為，比起改革開放初期，農民增加了兩倍，GNP翻了一番。從國家統計局一年兩次的報告中，或許可以認為這是正確的，但正如迪恩自己承認的那樣，中國統計數據非常值得懷疑。

所謂的農民收入在集體解散以後增長兩倍確實值得深思，眾所周知，穀物的價格改革後上漲了100％多，所以問題就在於收入增加多大程度上來源於價格的上漲？同時也帶來一個問題，如果集體經濟仍然保存下來的話，穀物價格上漲會給農村經濟帶來什麽樣的結果？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些數據有沒有修正此後的大規模通貨膨脹帶來的影響？有人還會問，既然收入組成在集體向個體轉變的過程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麽迪恩所列舉的改革前後的收入數據，是否比我在前文中分析過的大寨的類似數據更具有可比性？

考慮到通脹的因素，GNP的數字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此外還涉及到更深層次的問題，推測起來GNP包括建築領域的投資，這一項因素就使得GNP增大了很多，其中的問題在於：首先建築投資多少是用於生產性的、多少是用於非生產性的？所有的報告都指出，投資的比例是失衡的，消費比例大幅上升，這直接引起了通貨膨脹。在生產性投資和非生產性投資的比重上，任何改革前後的對比都表明前者更高。當然，現在指控原來的積累率和投資率太高。如果說過去積累率太高可能存在問題，那麽現在積累率如此低也確確實實是極大的錯誤，因為這樣的話國家就隻能靠印鈔票、借錢、吃老本生存下去。

自從1979年，農村副業毫無疑問的取得了較大增長。農民收入的增加並不是從農業生產中取得，而是由於農產品價格上漲和非農生產大幅增加。但這裏的數據對比也經常無法反映實際情況，就正如在大寨發生的情況一樣，過去就已經存在的副業所作出的貢獻被完全抹煞了。整個的成績被報道為沒有改革開放就取得不了，這純粹是歪曲。如果像上麵所分析的那樣采取正確的政策，集體經濟的副業生產可以取得比現在的小農經濟更快的發展。

還有相關的論斷，說中國的生活質量大大改善了，這恐怕得看如何衡量各項影響因素了，這是一個非常主觀的判斷。政治上，人們或許感覺到更加自由，但是在社會角度上看，他們必須麵對所有新生的罪惡——如賣淫、乞討、買賣兒童、胎兒流產、私人資本的剝削、各種疾病的流行（從梅毒到血吸蟲病）、普遍蔓延的腐敗，還有現在最糟糕的，日益加速的通貨膨脹。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令人不滿的事物都在大量的增加。

迪恩寫道：“一些係統的破壞在農村發生了，例如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對資源的不平等占有以及通過政治手段獲取資產和經濟權力等等。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中國複雜性的組成部分。”確實如此，但問題是，所有的這些都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組成部分嗎？迪恩堅持認為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仍然存在於農村地區，我認為，這是癡人說夢。

我非常清楚，在中國還存在一些搞得非常好的農村集體經濟，它們比附近的個體經濟強了許多倍。它們的存在是因為一些人非常有勇氣去置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同時也有機遇躲過、有勇氣頂住私有化的風潮，果斷的堅持了強有力的集體領導。如果政府決定重建集體經濟，為期不會太遠，集體經濟部門就會顯著的複蘇起來。但迄今為止，政府沒有這種傾向，很明顯，沒有任何有利於集體經濟的意見和輿論在黨的高層形成。那些勇於抵製分田的基層幹部現在仍然遭受著懲罰，不時的被降級和調任。當權者現在熱衷於討論如何將大量國有企業賣給私人股東或是法人股東最好，而不是怎樣在農村改革或者重建集體經濟。

集體經濟要想生存下去並壯大起來，必須有穩定的政策土壤。信貸政策、價格政策、投資政策、機械化政策、科技政策、所有製政策、醫療保險政策以及許多其它方麵的政策，必須都要有利於集體經濟。文化導向上必須鼓勵“集體第一、個人第二”的倫理原則。類似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致富光榮”“自己富足起來”的口號則是截然相反的方向。文化領域也產生了巨大的倒退——某些無產階級的反攻至少對當前的獨裁者的資產階級權威和意識形態提出挑戰。最後，迪恩說我們需要毛時代的令人不快的真相。確實，我們需要真相，但我們能從改革者及其擁護者那裏找到真相嗎？我們找不到。如果事實確像迪恩描述的那樣，誰能解釋毛仍在廣大農村、車間和很多普通中國人心目中享有如此高的威望？改革者拚命給毛/澤/東的名字抹黑，已經有10多年的時間了，許多年前當權者就命令黨委會將毛的肖像從牆上摘下去，去年他們派一些人用手提鑽拆除北大的毛/澤/東雕像，在這件事前後毛的形象突然在很多地方都消失了，雖然還沒有從天安門上消失。

但盡管如此，毛的肖像和胸章仍然可以在千百萬農民、牧民、工人的家裏和黨委會的牆上發現，我經常聽到很多人這樣說：“畢竟，老人家是對的！”

毛澤東是高瞻遠矚的。20多年前，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指出鄧小平、楊尚昆、和他們的“鐵杆”同夥是走資派。他準確的預見到，如果這樣的人上台，他們就會把馬列主義的黨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會改變顏色。

令人驚訝的不是毛的預言何等準確，而是這預言的應驗何等迅速！鄧把持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開始“改革”不過是在十一年前。大的變動，例如在農村全麵實行分田單幹，允許大大小小的私營企業雇工剝削，僅僅是在五年前。然而在這短短的時間內，無法預料的苦痛卻使得中國人民疏遠了鄧，特別是最受改革“恩惠”的城市居民，在89年的五、六月間，全國各地的示威者占據了大街小巷。

鄧以槍炮和坦克做出了回應，給劫難後長安街留下數以千計的死傷者。凶殘的軍事鎮壓宣告鄧在道義上的破產，隨後在全國展開的政治犯大搜捕更明確無誤的揭示出改革究竟是什麽顏色、從來是什麽顏色。

不要犯糊塗了。北京的頭頭腦腦們已經拋棄了共產主義理想，他們不再是革命的策劃者和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他們是新產生的官僚資產階級，忙於將經濟劃歸於巨大的家族采邑，做好準備按照買辦的模式把中國完完全全賣給出價最高者。在廣場的屠殺並非什麽過失，不過表明他們竊據領導位置以來所推行的路線達到了一個頂點。他們著手拆除解放後中國人民耗費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的製度、文化和習俗。他們這樣做卻使得他們站到了全體中國人民的對立麵。
在美國長大，我有許多年與資本主義打交道的經曆，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我極少會有錯的判斷或存有任何幻想﹙因此不應該犯這個錯誤﹚，但是一直到了改革之後，我親眼看到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從一個部門到另一個部門被毀掉了，我才明白毛所指的：“中國資本主義道路”和“走資派”是什麽意思，我以前從來不認為這樣的改變是可能的。1979年以來全麵展開的改革讓我醒悟到，我開始明白改革並不是要探索一條對國家發展最有效的道路，也不是要通過錯誤和挫折學到什麽，或者是用各種不同的嚐試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也不是什麽：“摸著石頭過河”。相反的，改革正是在執行一套經過熟思的完整的計畫，這套計畫逐步除掉了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逐塊挖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基石，而這套計畫是有意識的在貫徹推行的。”



本文選自韓丁（William Hinton）Monthly Review Press1990年出版的《大逆轉》（The Great Reversal）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