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斯蒂格利茨：華爾街的“遺毒”

華爾街的“遺毒”

作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譯者：李小科

　　作者簡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197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作者有關當下金融危機的熱門評論包括：“資本家的愚弄”（Capitalist Fool）、“財富的反轉”（Reversal of Fortune）、“3萬億美元的戰爭”（The $3Trillion）以及“布什先生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Bush）等。

　　譯者簡介：李小科，中央黨校哲學部副教授。

　　【內容提要】由於華盛頓所奉行的理論與實踐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尷尬，當這次危機結束之時，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將受到沉重地打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提醒人們：幻想被打破的發展中國家，很可能將告別自由市場，從而給全球的穩定和美國的安全產生新的威脅。

　　Illustration by Edward Sorel.

　　每一次危機都會有它的結束。眼下的情況雖有些慘淡蕭瑟，但此次危機終將會過去。沒有哪一次危機，尤其像影響如此劇烈的當下危機，在其消退之時不給我們留下一筆遺產。就此次危機而言，留給我們的將是一次在世界範圍內展開思想交惡戰----哪一種經濟製度可以給最大多數的民眾提供最大的福祉。這場思想觀念之戰的激烈，沒有什麽地方比得過它在第三世界國家達到的程度；占世界人口80%的亞非拉居民，他們當中有14億人每天僅靠1.25美元維持生存，他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和爭論熱度超過以往。在美國，稱某人為社會主義者也許隻不過是非常廉價的用語（a cheapshot）。然而，在大多數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鬥爭，至少與被許多美國人貼上社會主義標簽的那些東西之間的鬥爭，仍然很激烈。在當下的經濟危機當中，不可能有贏者，隻有失敗者；而最大的失敗莫過於對美國式資本主義的支持了。在將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這種惡果將伴隨著我們。

　　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標誌著共產主義思想已不再可行。共產主義麵臨的問題早在數年前就顯現出來了。但在1989年以後，人們很難在為其辯護。有一度曾出現這樣的情況，仿佛共產主義的失敗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必然勝利，而且將以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取得勝利。弗蘭西斯·福山將民主的市場資本主義定義為社會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以此宣告“曆史的終結”。事實上，曆史學家可能會將1989年後的20世紀看作美國人的短暫勝利。隨著許多大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倒閉，接連不斷的經濟動蕩和危險投機，這一短暫勝利要結束了。同樣，關於“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爭論也不再持續，人們不會再圍繞“無約束的市場自身是否將確保經濟的繁榮和增長”這樣的問題爭論不休。今天，隻有那些上當受騙者仍在堅持市場具有自我調節性，在相信我們依靠市場參與者的利已行為就可確保任何事情的規範運作和有序運行。

　　這場經濟論爭在發展中國家進行得尤為起勁。盡管我們這些身處西方的人漸已忘記，在190年前，全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出自中國。但在突然間，殖民剝削和不平等的商業貿易以及發生在歐美的技術革命，將發展中國家遠遠地撇在了後邊；到1950年時，中國經濟隻占世界GDP的5%。在19世紀中期，英法兩國向中國發動戰爭，促使它開放世界貿易。這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這場戰爭之所以如此命名，原因在於西方國家除了毒品以外，再無其他有價值的東西能向中國出售；它們利用人們吸嗜成癮後對毒品產生的依賴，向中國市場頃向鴉片。這是西方為了平衡貿易支付差額而做出的最早嚐試。

　　殖民主義為發展中國家留下了一筆複雜的遺產，但有一點卻很清楚，殖民地的人們認為，他們曾被殘酷地剝削。對於新崛起的領導人來說，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他們的經曆提供了解釋；它揭示道，從本質上講剝削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基礎。二戰以後，眾多的殖民地迎來獨立；這種政治獨立終結了經濟殖民主義。在諸如非洲這樣的地區，以提供很小回報來榨取其自然資源，蹂躪其環境。這種行為的掠奪性顯而易見。在其他地方，這種情況卻不是很嚴重。在世界大多數地方，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 M.F）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全球性機構，開始被看作後殖民時代的統治工具。這些機構推行市場原教旨主義（又稱“新古典自由主義”）；後者被美國人理想化為“自由、無約束的市場”。它們督促金融機構實行“三化”：非管製化、私有化和貿易自由化。

　　世界銀行和I. M.F說，它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它們為一批信奉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所支持，其中大多數來自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大本營----芝加哥大學。最終，“芝加哥人”的計劃沒有帶來他們曾經許諾的碩果。收入停滯不前；哪裏有增長，哪裏的財富就流向社會頂層。經濟危機在特定國家發生得愈來愈頻繁----單在過去30年裏，就出現過上百次的劇烈危機。

　　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越來越不相信，西方人提供幫助的動機是出於利他主義。這一點也不感到意外。他們感覺，自由市場這套花言巧語，即人們通常所說的“華盛頓共識”，隻不過是對原有商業利益的包裝。西方人的偽善更加重了他們的這種猜疑。歐洲和美國並沒有向第三世界國家的農產品開放它們的市場，而第三世界國家可提供的又隻有農產品。歐美國家在強迫第三世界國家撤銷後者為發展其民族工業而設立的相關優惠，而在此同時，歐美國家卻向本國的家場主提供大量的補貼。

　　自由市場思想原來隻是新的剝削形式的一種托辭。“私有化”意味著，外國人可廉價購買發展中國家的礦產和石油。它意味著，他們可以從類似這樣的壟斷或類壟斷當中謀取更多的利潤。“自由化”意味著，他們可以從他們的放貸中獲取更高的回報；當放貸失敗時，I.M.F.強迫損失社會化，即讓所有人為其銀行埋單。它也意味著，外國分司可以消滅新興的行業，即打壓創業者的發展。資本在流動，但勞動力卻不能流動----除非一個人特有天賦，他可以在全求市場上謀得一分好工作。

　　當然，這種景象有點以偏概全。在亞洲，一直有人在抑製華盛頓共識。他們對資本的流動采取了多種限製。中國和印度這兩位亞洲巨人，都采用各自的方式管理和經營它們的經濟，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但在其他地方，尤其那些受世界銀行操縱的國家，情況卻並沒有好展。

　　今天，關於思想觀念間的論爭在到處蔓延。即使在發展境況已經很好的國家，一些受教育人士和權威人士也認為，當下的遊戲規則並不公平；對身處發展中國家，發展境況並不好的弱勢朋友，他們深表同情。

　　對於第三世界批評美國式資本主義的人士來說，美國對當下危機所做的反應隻是最後的救命稻草。在十年前東亞發生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和I. M.F.要求那些遭受危機影響的國家通過消減支出來減少赤字。這種作法導致愛茲病在泰國等地重新複蘇，而對象印尼這樣的國家來說，這種作法意味著縮減對饑餓群體的食物補貼。美國和I.M.F.強迫這些國家提高它們的利率，有的甚至超過了50%。他們責備印尼對其銀行的嚴管，要求印尼政府停止“救市”。它們“哀歎”：這開了一個多麽糟糕的先例！這是對自由市場這座瑞士鬧鍾機製多麽粗暴幹涉！！

　　美國就對危機與當年對東亞危機的策略形成強烈的反差和對照，也並不是沒有被人注意到。為了讓美國擺脫危機，我們正親曆和目睹支出與旁大赤字的增長，利率甚至被降為零。銀行正得到各種資助。而在華盛頓為應對美國危機出謀劃策的一些人，正是當年處理過東亞危機的人。第三世界國家不禁要問，為美國何以要為自己開出不同的藥方？

　　第三世界的許多人為多年來受到的傷害而感到寒心：他們應該接受美國的製度，效仿我們的政策，向美國銀行開放他們的市場，以便他們能從中學到“好”的銀行規則，在危機降臨之時，以“跳樓”價（並非偶然地）將他們的公司和銀行出售給美國。不錯，華盛頓說，它是一種傷痛，但最終會更好。美國兩頭出擊，把它的財長派往向世界各地。在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眼裏，能讓美國金融巨頭天衣無縫地從華爾街邁向華盛頓，又從華盛頓轉回華爾街的那扇十字轉門，曾帶給他們很高的信譽；這些人似乎把財富的權力與政治的權力結合在一起。美國的金融巨頭相信，對美國或對世界有利的事情就有利於金融市場；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正確的。但當他們認為對華爾街有利的事情也有利於美國或有利於世界時，他們卻是錯誤的。

　　發展中國家認真仔細地審視美國經濟的失敗，其動機並不是出於幸災樂禍，它們更多地是想要真正了解，究竟哪一種經濟製度將對他們來說奏效。事實上，這些國家都傾向於看到美國經濟在短期內快速複蘇。他們清楚，他們付不起美國為複蘇其經濟所做的嚐試和努力；他們明白，支出量增加也不會很快見效；他們知道，在未來幾年裏，美國衰退的餘波將額外增加2億貧困人口。他們越來越相信，美國所倡導的一切經濟理念隻能遠離，不可親近。

　　世界對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模式感到失望，我們為什麽應該對此在乎和關注呢? 我們提倡的意識形態已經失去昔日的光環，但這也許是一件好事，它誘蝕得已經不需要再進行修補了。如果每一個人都按著美國的路子走，即使這種作法能夠行得通，那麽我們還能夠再存活下去嗎？

　　毫無疑問，我們的影響將變小，我們不可能再被樹為榜樣，這種情況正在當下發生。美國曾是全球資本的中樞，因為其他國家相信，我們有應對風險、分配金融資源的專門人才。但現在沒有人會這樣認為了。匯聚當今世界大部積累的亞洲，已在建立它自己的金融中心。我們不再是資本資源的老大。世界頭三大銀行現在都是中國人的。美國的最大銀行退居第5位。

　　長久以來，美元是儲備貨幣，各國為增加對其貨幣和政府的信心而儲備美元。但各國的中央銀行現在漸漸看清，美元不再是好的價值儲備。美元的價值已經在蒸發和下滑。此次危機發生後，美國債務猛長，加上聯邦儲備金監察小組的巨額借貸，將人們對美元前途的擔憂推向高點。中國人已經公開叫板，提議另設一種新的儲備貨幣，以取代美元。

　　與此同時，用於應對危機的支出，擠占了其他必須開支。對貧窮國家，我們很少慷慨解囊。但事情正變得更糟，中國對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已經遠遠超過世界銀行與非洲發展銀行投資的總合，從而讓美國相形見絀。此次危機發生後，非洲國家跑向北京求助，而不是跑到華盛頓。

　　這我裏更為關注的是觀念領域的問題。我擔心，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士在更為清楚地看到美國經濟和社會製度的缺點後，他們將得出錯誤的結論。少數國家，包括美國自身，將很好地從中吸取教訓。它們將意識到，成功需要一個能將市場與政府擺正的體製，在這種體製中，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在進行有效監管。它們意識到，特殊利益的權力必須被扼製。

　　但對許多其他國家來說，後果卻很糟糕和極為可悲。前共產主義國家在其戰後體製失敗後，曾普遍轉向市場資本主義，彌爾頓·弗裏德曼取代馬克思成為它們的上帝。新宗教也沒有能幫它們把問題解決好。許多國家可能就此得出結論，這不但是那種沒有約束的資本主義，即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的失敗，而且是市場經濟這一觀念的失敗，認為市場經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行。舊式的共產主義雖然將不會再被人們撿起，但各種形式的過分幹預市場將會再度胎頭。窮人飽受市場原教旨主義之苦，因為我們曾奉行的是財富由低層窮人流向頂端富人的經濟學，而不是由頂端流向低層的經濟學。但在這些新的政權體製下，窮人仍將飽受煎熬，因為新的政權體製將不會帶來增長。如果沒有發展，那裏就不可能有可持續的減貧。不依重市場，就不會有成功的經濟。貧窮滋生不滿。衰退最終難以避免，無論采取什麽措施也無法解決，尤其是那些因為民眾對美國式資本主義憤恨而上台的政府，將會導致更大的貧困。全球穩定和美國安全的重要性顯而易見。

　　美國與受過美式教育的全球精英們曾共享一些共同的價值觀。經濟危機讓這些精英們威信掃地。我們已經給那些反對美國的腐化資本主義的批評家們提供了充足彈藥，從而去廣泛宣傳反對市場理論。我們還在繼續給他們提供這樣的彈藥。在最近的G-20峰會上，我們承諾不奉行保護主義，但我們即在我們的刺激方案中加進了一項“隻購買美國貨”（ “buyAmerican”）的條款。後來，為了緩解來自歐盟的反對，我們修改了這項條款，但在事實上卻歧視了貧窮國家。全球化使我們更具依賴性；發生一個地區的事情，影響著世界上的另外一個地區，這一點已經被我們所遇到的經濟困難以及由其引起的廣泛影響所說明。要解決全球問題，就必須有一定的合作和信任，包括分享一些共同的價值觀。但這種信任卻從來沒有牢固過，而且當下還正在被削弱。

　　另外一個惡果就是對民主的信心。在發展中國家，人們在注視著華盛頓，在思考它的政府管理體製。人們看到的是，華盛頓及其體製允許華爾街根據巨頭們根據自身的利益書寫規則，從而將風險加給整個全球經濟；而危機一旦降臨時，華盛頓又轉向華爾街求助，索取經濟複蘇的藥方。他們看到接二連三的重新分配，財富從普通民眾那裏源源不斷地流向金字塔的頂端。總之，他們看到了在美國的民主製中存在的、有關政治責任（politicalaccountability）的根本問題。在他們看清這一切後，距離得出“民主製本身是一個致命的錯誤，而且必將如此”這一結論僅一步之遙。

　　美國經濟終久將複蘇，我們海外的盟友也將如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美國仍將是最受世界敬仰的國度，我們仍將是最富有的國家。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我們的行為常被密切關注，我們的成功在被競相模仿。但我們的失敗常受到鄙視。這將我的話題又帶回到弗蘭西斯·福山。當他認為自由民主製和市場經濟的力量終將勝利，且不可能再會有回頭時，他錯了。但當他相信民主和市場的力量是實現世界正義和世界繁榮的必要條件時，他是正確的。的這次經濟危機在很大響度上是由美國的行為釀成，它對民主和市場等核心價值觀的打擊，遠遠大於任何極權體製曾對這些價值觀曾經造成的損害。其實，世界可能正在朝曆史的終結（目的）前進，我們現在隻是航行在逆風段而已。

　　【本文原發於《名利場》（Vanity Fair, 另譯《浮華世界》）2009年7月號，參見http://www.vanityfair.com/politics/features/2009/07/third-world-debt20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