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正文
zt：邋遢道人：王占陽教授已經不具備研究問題能力了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著名學者，京鼎律師事務所學術顧問王占陽先生最近在《中國與世界觀察》發了篇文章叫《中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危險期》，各個網站上都有人轉帖，影響很大。作為精英群體的代表，這篇文章一樣是通篇言不及義、謊話連篇。貧道就分析一下這篇文章。
王占陽的文章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講中國發展機遇問題。他認為：“如果建國初期采取同時與東、西方兩大陣營友好的外交政策，中國本來是有機會搭便車的，但這個機會卻被毛澤東的‘一邊倒’給弄丟了。等到粉碎‘四人幫’後再來搭便車，實際已經是末班車了。原來以為這班車可以一直搭到現代化，所以才有所謂‘發展戰略機遇期’之說，沒想到我們還沒達到目的地，人家就已經到站了。” 既然便車沒辦法搭了，“過去搭便車式的繁榮所緩解和掩蓋起來的各種深層次的重大問題，現在已經越來越無法緩解和掩蓋了，因而現在也就到了必須通過深化改革正麵解決這些重大問題的時候了。”
第二部分講“擴大內需不僅是當前的反危機措施，而且更須成為我國長期實施的基本戰略措施。是否能夠從根本上長期、有力、充分地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普通公民的消費需求，事實上已經成為了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個中心環節。目前，我國擴大公民消費需求的最大障礙是體製性障礙，因而我國擴大公民消費需求的最大關鍵也正是深化改革。”而所謂改革，就是解決“解決國民收入逆向再分配、國富民窮、國企壟斷和掠奪、國企壓抑民企、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城鄉二元結構等” 問題。
第三部分沒什麽中心，無非是喊叫改革的必要性而已。其中再次強調“巨額資金主要是投向國企，國企又不將其巨額利潤用於公共服務，所以它又是使低效益、不公平的舊體製更加強化的道路。”隻能算老生常談。
王占陽的文章典型反映了中國精英集團輕浮的文風，鴕鳥式的研究態度以及因無知而無畏的作風。
王占陽毫無根據地判定自40年代末西方就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次“發展機遇”，而且這個搭便車的機會一直持續了50年。是毛澤東“一邊倒”政策使中國失去了30年的機會，到80年代已經是“末班車”。作為共產黨中央養的學者竟然不加論述地概括出一個從來沒人描繪過的世界圖解，真是不可思議。
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個，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有過“便車”嗎？50年代存在西方產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的事實嗎？根本沒有。40年代前世界還處在殖民期，這個時期倒是有西方產業資本投資殖民地掠奪礦產和農業資源。此後反殖民運動風起雲湧，各殖民地紛紛獨立，西方產業資本很少向發展中國家投資了。西方國家對外投資主要是在西方集團內部，從50年代到80年代，美國對外投資75%集中在西方國家集團中。少量投入到他的盟國中。整個西方對發展中國家（主要是所謂新興市場國家）進行大規模投資是90年代。1990年到199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於80年代的5.7倍，約占90年代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大量跨國公司，也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現的，但是由於90年代是西方購並高潮，60-70%的直接投資還是在西方圈子內部。西方國家對新興市場國家大量投資的高峰甚至是新世紀而不是90年代。因為這時網絡泡沫已經破滅，西方國家各公司大規模購並也結束了。中國從1995年到2001年年均獲得外商直接投資628億美元，2002年增長到828億美元，接著兩年是1151和1535億美元，成為超過美國的吸引直接投資的國家。
所以，也就是說，近20年來，中國不僅沒有搭末班車，還坐了趟頭班車。
如果說50年代到80年代有什麽西方提供的“機遇”，那就是貸款。貸款是要還的，為此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曾深深陷入債務危機，並且不得不做美國的經濟附庸。另一個機會就是直接做美國進行東西方對抗的馬前卒，如韓國、中國台灣、菲律賓等。這些國家和地區因為支援越戰獲得美國和西方大量援助。但說透了，這些國家加起來也不用美國花費多少。就算中國願意充當美國對抗蘇聯的馬前卒，美國給那仨疙瘩倆棗也不夠中國添牙縫的。
這就是中國的所謂“學者”，憑空杜撰出一個自50年代就開始的“曆史機遇”來誘惑大家，讓中國人以為這個“發財機會”早就有了，是共產黨執政60年的前半段拒絕了這個機會，以便捶胸頓足一把鼻涕一把淚地罵共產黨、罵毛澤東。
第一段另一個問題是真的存在“如果”嗎？中國真的有“同時與東、西方兩大陣營友好”的可能嗎？黎陽曾經對此有過精辟的分析：
遠東對蘇聯來說是極為重要的戰略地區，讓蘇聯失去遠東是不可能的。而蘇聯控製遠東的要害在於控製中國外蒙和中國東北。如果在這兩個地方被敵對國家控製，遠東安全是不可想象的。早在日本投降後，蔣介石就試圖采取“與兩大陣營友好”的策略。結果蘇聯早就在雅爾塔會議取得中國的旅大駐軍，控製了連通中蘇邊界和旅順的鐵路的權利。蘇聯這樣做，目的就是一旦出現東北敵對，蘇聯就完全可以以外蒙模式或者滿洲國模式肢解東北，甚至肢解新疆。斯大林做這些事是不會猶豫的。因此，在解放前後，中國不存在向美國一邊倒的可能。
與“兩大陣營友好”完全是孩子說的話。如果這兩大陣營在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處於友好或者和平共處條件下，還有一說。但事實是自40年代末東西關係就嚴重對立了。作為一個極端貧弱的國家，一個全體黨員都是靠“為建設一個蘇聯那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怕流血犧牲”信念過來的組織，就算不考慮國內問題，也做不到兩邊不得罪。在兩大陣營以冷戰方式對抗的世界格局中，夾在兩強當中的弱者“兩麵不得罪”的結果隻能是“兩麵不討好”，照樣要受到美蘇兩家的夾擊。
作為一個大學教授，以講“曆史的如果”為能事，不如去寫小說。
作者在第二部分把中國居民消費不足的原因歸結為“國富民窮、國企壟斷和掠奪、國企壓抑民企、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城鄉二元結構”。有證據嗎？沒有，這是精英集團論者的基本特點。
中國居民消費不足確實是事實，而且是“搭便車”的結果。下麵是1980年以來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
1980：51%
1990：50%
1995：47%
2000：45%
2005：38%
2007：35%
也就是說，中國居民消費水平下降（指與經濟水平相比）恰好是在“搭便車”最順當時期。便車搭得越舒服，居民消費水平越低。而這個時期，又恰好是國企大量改製時期，國企處處讓著民企時期。
與此同時，誰消費比重在增加呢？是美國。全球居民消費占GDP比重都在下降，隻有美國在上升，而且隻有中國下降幅度最大。下麵是1980年到2006年主要西方國家和主要新興市場國家消費占GDP比重變化情況：
美國：14.3%
中國：-35.9%
西方其他國家：-3.0%
新興市場國家：-9.2%
也就是說，是中國犧牲了自己居民的消費，滿足了美國居民消費，才形成中國居民消費急劇下降。這與國企什麽關係呢？
中國居民消費水平下降，是居民需求不足造成的。居民需求不足並不是普通居民，尤其不是農民的消費率低，而是富裕階層的消費率低。中國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農民的消費率非常高。下麵是2006年農村從低向高排每20%群體居民支出占現金收入的比重：
最低20%：134%
較低20%：103%
中等20%：94%
較高20%：87%
最高20%：76%
也就是說，40%農民一年現金收入低於現金支出，掙一分錢花一分錢，甚至要靠借款花錢。同時意味著，中國80%農村居民消費率達到105%。全部農村居民消費率達到99%，接近掙的錢全部花完了。城鎮居民也是如此，除了最低收入群體消費率達到104%以外，10%低收入群體也無非是96%，也就是說，中國有一半低收入群體現金消費率接近100%。因此，中國人不敢消費、不願意消費是由於中國儲蓄率高就是謊言。
中國內需不足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貧富差距過大，低收入群體收入過低。而低收入群體收入過低的主要因素，是農民工工資收入過低、缺少勞保福利造成的。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計算，中國消費情況大致如下：
2006年，占人口8.5%的城鎮收入最高居民消費占全部消費的56%，占人口63.2%的居民（包括城市40%低收入群體和農村80%低收入群體）消費占總消費的30%。前者人均消費38252元，後者人均消費2704元，月均225元。前者是後者14倍。其中有6312萬農村居民年均收入隻有473元，月均39元； 7499萬農村居民年均收入隻有560元，月均47元；1.15億農民平均年收入1191元，月均100元。
按照夏小林在《最大的不和諧：勞資關係》一文數字。2005年國有製造業單位年平均工資為16963元，當年在製造業的農民工年平均工資為9360元，相差7603元。也就是說做同樣工作，農民工比國有企業職工少拿45%工資，這還不算養老、醫療統籌，加上這些，農民工要少不止一半工資。同樣數字可以從全國工商總局統計的2003年不同所有製企業職工的年工資（其中私營企業含獎金和分紅）印證：當年國有企業職工平均工資14577元，私有企業是8033元。私企和外企主要雇傭了農民工，這也反應出這個情況。
2008年我國農民工占非農就業勞動者的一半以上，達到2億多（總工會數字為2.3億）。正是因為他們的工資性收入比他們實際勞動貢獻起碼少了一半，造成勞動者收入水平大幅下降。如果農民工能夠拿到國企職工的工資福利水平，那麽非農產業的勞動者收入總體就提高25%。
因此，中國居民消費水平低的根本原因，是雇傭農民工的私企和外企長期大幅度壓低農民工工資性收入造成的。這怎麽會與國企有關。精英們一方麵聒噪國企職工工資太高，福利太好，一方麵說國企造成了居民需求不足。一把刀兩麵砍，有這樣說理的嗎？
王先生說造成居民需求不足是因為國富民窮。國富民窮隻能是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過高，政府消費占全部消費比重過高才能體現。中國這兩方麵並不突出。中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一直過低，90年代以來以超過GDP增長速度增長，到2008年也還沒到20%，而2006年世界平均為26.9%，發達國家平均27.3%，除了美國，多數發達國家在33-35%左右。按聯合國數據，2004年，中國政府消費占GDP的14.5%，而發達國家一般在17-19%之間。很難證明中國政府存在政府收稅過高，花錢太多。因此，國富民窮很難成立。
尤其難以理解的是，作為經濟研究的專家，怎麽能把“國企壟斷掠奪，國企壓製民企”作為消費不足的原因？壟斷與掠奪是生產問題，與消費八竿子打不著。壓製民企是原因嗎？是民企給職工工資福利高，壓製了民企等於降低了低收入群體收入嗎？顯然更不對，因為國企工資福利幾乎是民企的兩倍。壓製一下民企，低收入群體收入還高點。真搞不懂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和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是怎麽做學問的。
至於城鄉二元結構是消費不足的原因，也說的不倫不類。城市搞工業和服務業，農村搞農業，這本來就是二元經濟活動。中國是這樣，美國、泰國都是這樣。中國的問題在於農民從身份上、政治待遇、經濟待遇上與城市人不同，這才是問題。也就是說要解決的問題很簡單，就是給農民以國民待遇。但即使給農民以城市身份，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問題。隻要不解決低收入群體收入問題，什麽也解決不了。
不提供數字硬用判斷句，不顧事實張嘴就來，是精英們的習慣。王先生在第三部分再次強調“巨額資金主要是投向國企，國企又不將其巨額利潤用於公共服務，所以它又是使低效益、不公平的舊體製更加強化的道路。”首先，自從1986年撥改貸後，一般國企很少獲得什麽“巨額資金”，都是貸款。就算這次4萬億投資，有一分錢以撥款形式給了除鐵路以外的國企嗎？鐵路投資過大，回收期過長，而且對中國來講是有一定“福利性質”的行業。一般企業進行更新改造或者上新項目，老板通常要直接投資一部分錢的。但1986年以後，隻有私企、外企給自己的企業投固定資產，國家從來不給自己的企業投固定資產，這本來就夠古怪了。本來沒有的事能張嘴就說，很不厚道嘛。工業行業中，到1996年，國企資本金占總資產比重隻有22%，而外企達到39%，港澳台達到35%。到2007年，國企固定資產貸款比重占到46%，而私企和外企隻有16%和19%。國企經營環境比私企和外企差遠了，因為自己的老板放手不管了。
最可笑的是，王先生竟然說國企“不將其巨額利潤用於公共服務，所以它又是使低效益、不公平的舊體製更加強化的道路”。這句話說出來經過考慮了嗎？一方麵國企有“巨額利潤”，一方麵國企“低效益”，一個低效益的企業怎麽會有“巨額利潤”？就算指鹿為馬也要麽是鹿，要麽是馬呀！
國企真的有巨額利潤不服務於公共社會嗎？國企確實壟斷了煙草、石化、發電等行業。但2007年僅僅這三個工業行業就納稅9193億元，加上上交的1000億利潤，總計納稅相當於外企和私企加起來稅收的71%。工業行業裏國企完成36%的銷售，上繳稅占全部稅收的57%。國企百元銷售完稅是私企、外企的2倍和2.7倍。即使算同樣行業，國企都比私企和外企完稅水平高，一般高出10-15%，而都是飲料行業，國企銷售完稅率達到12.7%，私企隻有6.5%，國企還是接近私企的2倍。
由於國家除了鐵路、軍工等不再給企業追加投資，因此國企的發展隻能靠留利。私企和外企交給老板利潤，老板還拿出來追加投資。因此，這才是“不公平的舊體製”！2007年，電力、石化、煙草、鋼鐵、有色、煤炭行業實現利潤8000億元，占全部利潤的75%。但這些行業都是需要進行巨額投資的項目。國企受國家政策指導力量很強，要你虧你不得不虧。2007年石油冶煉國企全行業虧損53億人民幣，但照樣上交689億元人民幣的稅收。
當然，現在的國企已經不是過去的國企，領導也不再下車間，工資拿得不比外企私企拿得少。加上20多年以貸款擴張，國家投資部分已經稀釋，算不算“國有”都難說。
這些年來，中國主流精英們由於獨占舞台，加上“不爭論”，確實說得嘴滑了，什麽話都把不住門，想說什麽說什麽。既不需要論證，又不需要舉例。最後顯得像傻瓜或者兒童一樣。人就是這樣，用不著的功能就會退化。
其實動物也一樣，就像
╭︿︿︿╮
{/ o o /}
( (oo) ) ，隻要不再需要掘樹根和與猛獸打鬥，獠牙就沒用了，隻用哼哼幾聲就能有東西吃了。
王教授顯然已經不具備做研究的能力了。 09-8-13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著名學者，京鼎律師事務所學術顧問王占陽先生最近在《中國與世界觀察》發了篇文章叫《中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危險期》，各個網站上都有人轉帖，影響很大。作為精英群體的代表，這篇文章一樣是通篇言不及義、謊話連篇。貧道就分析一下這篇文章。
王占陽的文章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講中國發展機遇問題。他認為：“如果建國初期采取同時與東、西方兩大陣營友好的外交政策，中國本來是有機會搭便車的，但這個機會卻被毛澤東的‘一邊倒’給弄丟了。等到粉碎‘四人幫’後再來搭便車，實際已經是末班車了。原來以為這班車可以一直搭到現代化，所以才有所謂‘發展戰略機遇期’之說，沒想到我們還沒達到目的地，人家就已經到站了。” 既然便車沒辦法搭了，“過去搭便車式的繁榮所緩解和掩蓋起來的各種深層次的重大問題，現在已經越來越無法緩解和掩蓋了，因而現在也就到了必須通過深化改革正麵解決這些重大問題的時候了。”
第二部分講“擴大內需不僅是當前的反危機措施，而且更須成為我國長期實施的基本戰略措施。是否能夠從根本上長期、有力、充分地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普通公民的消費需求，事實上已經成為了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個中心環節。目前，我國擴大公民消費需求的最大障礙是體製性障礙，因而我國擴大公民消費需求的最大關鍵也正是深化改革。”而所謂改革，就是解決“解決國民收入逆向再分配、國富民窮、國企壟斷和掠奪、國企壓抑民企、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城鄉二元結構等” 問題。
第三部分沒什麽中心，無非是喊叫改革的必要性而已。其中再次強調“巨額資金主要是投向國企，國企又不將其巨額利潤用於公共服務，所以它又是使低效益、不公平的舊體製更加強化的道路。”隻能算老生常談。
王占陽的文章典型反映了中國精英集團輕浮的文風，鴕鳥式的研究態度以及因無知而無畏的作風。
王占陽毫無根據地判定自40年代末西方就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次“發展機遇”，而且這個搭便車的機會一直持續了50年。是毛澤東“一邊倒”政策使中國失去了30年的機會，到80年代已經是“末班車”。作為共產黨中央養的學者竟然不加論述地概括出一個從來沒人描繪過的世界圖解，真是不可思議。
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個，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有過“便車”嗎？50年代存在西方產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的事實嗎？根本沒有。40年代前世界還處在殖民期，這個時期倒是有西方產業資本投資殖民地掠奪礦產和農業資源。此後反殖民運動風起雲湧，各殖民地紛紛獨立，西方產業資本很少向發展中國家投資了。西方國家對外投資主要是在西方集團內部，從50年代到80年代，美國對外投資75%集中在西方國家集團中。少量投入到他的盟國中。整個西方對發展中國家（主要是所謂新興市場國家）進行大規模投資是90年代。1990年到199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於80年代的5.7倍，約占90年代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大量跨國公司，也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現的，但是由於90年代是西方購並高潮，60-70%的直接投資還是在西方圈子內部。西方國家對新興市場國家大量投資的高峰甚至是新世紀而不是90年代。因為這時網絡泡沫已經破滅，西方國家各公司大規模購並也結束了。中國從1995年到2001年年均獲得外商直接投資628億美元，2002年增長到828億美元，接著兩年是1151和1535億美元，成為超過美國的吸引直接投資的國家。
所以，也就是說，近20年來，中國不僅沒有搭末班車，還坐了趟頭班車。
如果說50年代到80年代有什麽西方提供的“機遇”，那就是貸款。貸款是要還的，為此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曾深深陷入債務危機，並且不得不做美國的經濟附庸。另一個機會就是直接做美國進行東西方對抗的馬前卒，如韓國、中國台灣、菲律賓等。這些國家和地區因為支援越戰獲得美國和西方大量援助。但說透了，這些國家加起來也不用美國花費多少。就算中國願意充當美國對抗蘇聯的馬前卒，美國給那仨疙瘩倆棗也不夠中國添牙縫的。
這就是中國的所謂“學者”，憑空杜撰出一個自50年代就開始的“曆史機遇”來誘惑大家，讓中國人以為這個“發財機會”早就有了，是共產黨執政60年的前半段拒絕了這個機會，以便捶胸頓足一把鼻涕一把淚地罵共產黨、罵毛澤東。
第一段另一個問題是真的存在“如果”嗎？中國真的有“同時與東、西方兩大陣營友好”的可能嗎？黎陽曾經對此有過精辟的分析：
遠東對蘇聯來說是極為重要的戰略地區，讓蘇聯失去遠東是不可能的。而蘇聯控製遠東的要害在於控製中國外蒙和中國東北。如果在這兩個地方被敵對國家控製，遠東安全是不可想象的。早在日本投降後，蔣介石就試圖采取“與兩大陣營友好”的策略。結果蘇聯早就在雅爾塔會議取得中國的旅大駐軍，控製了連通中蘇邊界和旅順的鐵路的權利。蘇聯這樣做，目的就是一旦出現東北敵對，蘇聯就完全可以以外蒙模式或者滿洲國模式肢解東北，甚至肢解新疆。斯大林做這些事是不會猶豫的。因此，在解放前後，中國不存在向美國一邊倒的可能。
與“兩大陣營友好”完全是孩子說的話。如果這兩大陣營在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處於友好或者和平共處條件下，還有一說。但事實是自40年代末東西關係就嚴重對立了。作為一個極端貧弱的國家，一個全體黨員都是靠“為建設一個蘇聯那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怕流血犧牲”信念過來的組織，就算不考慮國內問題，也做不到兩邊不得罪。在兩大陣營以冷戰方式對抗的世界格局中，夾在兩強當中的弱者“兩麵不得罪”的結果隻能是“兩麵不討好”，照樣要受到美蘇兩家的夾擊。
作為一個大學教授，以講“曆史的如果”為能事，不如去寫小說。
作者在第二部分把中國居民消費不足的原因歸結為“國富民窮、國企壟斷和掠奪、國企壓抑民企、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城鄉二元結構”。有證據嗎？沒有，這是精英集團論者的基本特點。
中國居民消費不足確實是事實，而且是“搭便車”的結果。下麵是1980年以來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
1980：51%
1990：50%
1995：47%
2000：45%
2005：38%
2007：35%
也就是說，中國居民消費水平下降（指與經濟水平相比）恰好是在“搭便車”最順當時期。便車搭得越舒服，居民消費水平越低。而這個時期，又恰好是國企大量改製時期，國企處處讓著民企時期。
與此同時，誰消費比重在增加呢？是美國。全球居民消費占GDP比重都在下降，隻有美國在上升，而且隻有中國下降幅度最大。下麵是1980年到2006年主要西方國家和主要新興市場國家消費占GDP比重變化情況：
美國：14.3%
中國：-35.9%
西方其他國家：-3.0%
新興市場國家：-9.2%
也就是說，是中國犧牲了自己居民的消費，滿足了美國居民消費，才形成中國居民消費急劇下降。這與國企什麽關係呢？
中國居民消費水平下降，是居民需求不足造成的。居民需求不足並不是普通居民，尤其不是農民的消費率低，而是富裕階層的消費率低。中國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農民的消費率非常高。下麵是2006年農村從低向高排每20%群體居民支出占現金收入的比重：
最低20%：134%
較低20%：103%
中等20%：94%
較高20%：87%
最高20%：76%
也就是說，40%農民一年現金收入低於現金支出，掙一分錢花一分錢，甚至要靠借款花錢。同時意味著，中國80%農村居民消費率達到105%。全部農村居民消費率達到99%，接近掙的錢全部花完了。城鎮居民也是如此，除了最低收入群體消費率達到104%以外，10%低收入群體也無非是96%，也就是說，中國有一半低收入群體現金消費率接近100%。因此，中國人不敢消費、不願意消費是由於中國儲蓄率高就是謊言。
中國內需不足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貧富差距過大，低收入群體收入過低。而低收入群體收入過低的主要因素，是農民工工資收入過低、缺少勞保福利造成的。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計算，中國消費情況大致如下：
2006年，占人口8.5%的城鎮收入最高居民消費占全部消費的56%，占人口63.2%的居民（包括城市40%低收入群體和農村80%低收入群體）消費占總消費的30%。前者人均消費38252元，後者人均消費2704元，月均225元。前者是後者14倍。其中有6312萬農村居民年均收入隻有473元，月均39元； 7499萬農村居民年均收入隻有560元，月均47元；1.15億農民平均年收入1191元，月均100元。
按照夏小林在《最大的不和諧：勞資關係》一文數字。2005年國有製造業單位年平均工資為16963元，當年在製造業的農民工年平均工資為9360元，相差7603元。也就是說做同樣工作，農民工比國有企業職工少拿45%工資，這還不算養老、醫療統籌，加上這些，農民工要少不止一半工資。同樣數字可以從全國工商總局統計的2003年不同所有製企業職工的年工資（其中私營企業含獎金和分紅）印證：當年國有企業職工平均工資14577元，私有企業是8033元。私企和外企主要雇傭了農民工，這也反應出這個情況。
2008年我國農民工占非農就業勞動者的一半以上，達到2億多（總工會數字為2.3億）。正是因為他們的工資性收入比他們實際勞動貢獻起碼少了一半，造成勞動者收入水平大幅下降。如果農民工能夠拿到國企職工的工資福利水平，那麽非農產業的勞動者收入總體就提高25%。
因此，中國居民消費水平低的根本原因，是雇傭農民工的私企和外企長期大幅度壓低農民工工資性收入造成的。這怎麽會與國企有關。精英們一方麵聒噪國企職工工資太高，福利太好，一方麵說國企造成了居民需求不足。一把刀兩麵砍，有這樣說理的嗎？
王先生說造成居民需求不足是因為國富民窮。國富民窮隻能是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過高，政府消費占全部消費比重過高才能體現。中國這兩方麵並不突出。中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一直過低，90年代以來以超過GDP增長速度增長，到2008年也還沒到20%，而2006年世界平均為26.9%，發達國家平均27.3%，除了美國，多數發達國家在33-35%左右。按聯合國數據，2004年，中國政府消費占GDP的14.5%，而發達國家一般在17-19%之間。很難證明中國政府存在政府收稅過高，花錢太多。因此，國富民窮很難成立。
尤其難以理解的是，作為經濟研究的專家，怎麽能把“國企壟斷掠奪，國企壓製民企”作為消費不足的原因？壟斷與掠奪是生產問題，與消費八竿子打不著。壓製民企是原因嗎？是民企給職工工資福利高，壓製了民企等於降低了低收入群體收入嗎？顯然更不對，因為國企工資福利幾乎是民企的兩倍。壓製一下民企，低收入群體收入還高點。真搞不懂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和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是怎麽做學問的。
至於城鄉二元結構是消費不足的原因，也說的不倫不類。城市搞工業和服務業，農村搞農業，這本來就是二元經濟活動。中國是這樣，美國、泰國都是這樣。中國的問題在於農民從身份上、政治待遇、經濟待遇上與城市人不同，這才是問題。也就是說要解決的問題很簡單，就是給農民以國民待遇。但即使給農民以城市身份，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問題。隻要不解決低收入群體收入問題，什麽也解決不了。
不提供數字硬用判斷句，不顧事實張嘴就來，是精英們的習慣。王先生在第三部分再次強調“巨額資金主要是投向國企，國企又不將其巨額利潤用於公共服務，所以它又是使低效益、不公平的舊體製更加強化的道路。”首先，自從1986年撥改貸後，一般國企很少獲得什麽“巨額資金”，都是貸款。就算這次4萬億投資，有一分錢以撥款形式給了除鐵路以外的國企嗎？鐵路投資過大，回收期過長，而且對中國來講是有一定“福利性質”的行業。一般企業進行更新改造或者上新項目，老板通常要直接投資一部分錢的。但1986年以後，隻有私企、外企給自己的企業投固定資產，國家從來不給自己的企業投固定資產，這本來就夠古怪了。本來沒有的事能張嘴就說，很不厚道嘛。工業行業中，到1996年，國企資本金占總資產比重隻有22%，而外企達到39%，港澳台達到35%。到2007年，國企固定資產貸款比重占到46%，而私企和外企隻有16%和19%。國企經營環境比私企和外企差遠了，因為自己的老板放手不管了。
最可笑的是，王先生竟然說國企“不將其巨額利潤用於公共服務，所以它又是使低效益、不公平的舊體製更加強化的道路”。這句話說出來經過考慮了嗎？一方麵國企有“巨額利潤”，一方麵國企“低效益”，一個低效益的企業怎麽會有“巨額利潤”？就算指鹿為馬也要麽是鹿，要麽是馬呀！
國企真的有巨額利潤不服務於公共社會嗎？國企確實壟斷了煙草、石化、發電等行業。但2007年僅僅這三個工業行業就納稅9193億元，加上上交的1000億利潤，總計納稅相當於外企和私企加起來稅收的71%。工業行業裏國企完成36%的銷售，上繳稅占全部稅收的57%。國企百元銷售完稅是私企、外企的2倍和2.7倍。即使算同樣行業，國企都比私企和外企完稅水平高，一般高出10-15%，而都是飲料行業，國企銷售完稅率達到12.7%，私企隻有6.5%，國企還是接近私企的2倍。
由於國家除了鐵路、軍工等不再給企業追加投資，因此國企的發展隻能靠留利。私企和外企交給老板利潤，老板還拿出來追加投資。因此，這才是“不公平的舊體製”！2007年，電力、石化、煙草、鋼鐵、有色、煤炭行業實現利潤8000億元，占全部利潤的75%。但這些行業都是需要進行巨額投資的項目。國企受國家政策指導力量很強，要你虧你不得不虧。2007年石油冶煉國企全行業虧損53億人民幣，但照樣上交689億元人民幣的稅收。
當然，現在的國企已經不是過去的國企，領導也不再下車間，工資拿得不比外企私企拿得少。加上20多年以貸款擴張，國家投資部分已經稀釋，算不算“國有”都難說。
這些年來，中國主流精英們由於獨占舞台，加上“不爭論”，確實說得嘴滑了，什麽話都把不住門，想說什麽說什麽。既不需要論證，又不需要舉例。最後顯得像傻瓜或者兒童一樣。人就是這樣，用不著的功能就會退化。
其實動物也一樣，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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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 ) ，隻要不再需要掘樹根和與猛獸打鬥，獠牙就沒用了，隻用哼哼幾聲就能有東西吃了。
王教授顯然已經不具備做研究的能力了。 0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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