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傅作義之女講述父親與北平和平解放

ZT：傅作義之女講述父親與北平和平解放

原發時間：2009年2月18日 13:02


　　2009年2月3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北平入城式60周年紀念日。傅作義之女傅冬講述有關北平解放的往事。

　　友軍關係變成了敵我關係

　　中學畢業後，我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後來應聘到天津《大公報》做一名編輯。就在我離開西安，去天津《大公報》工作的時候，父親所部連續與八路軍發生了衝突。

　　開始，是因為受降問題，父親遵從蔣介石的命令，從綏遠省的歸綏東進到綏東、察哈爾、熱河去接受日軍的投降，可這些地方大部分是八路軍的遊擊區，八路軍在這裏與日軍打了幾年的仗，按理說應由八路軍去受降。並且朱德總司令也已下了命令，讓當地的八路軍受降。父親與他們發生衝突後，一下子由抗日時期的合作的友軍關係，變成了敵我關係。這時，他還以個人的名義公開致電中共中央，說共產黨打了第一槍。接著1946年秋，眼看解放軍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他卻為閻錫山的部下解危大同，並先後從解放軍手裏打下了集寧、豐鎮，他連得數城後，又公開致電中共中央，要他們放下武器，到國民黨政府裏去做官。

　　我與父親爭辯了一個通宵

　　我對父親的作為很不滿，於是就利用星期天，還請了兩天假，乘火車來到了張家口，與父親爭辯了一個通宵。當時，我就抓住了兩件事對他實施“猛烈進攻”。一件是轟動全國的五原戰役：1940年3月至4月，父親率部在五原戰役中，取得了擊斃日軍水川中將，殲敵3700多人的勝利，得到全國人民包括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海外華僑的慰勞。 4月6日，蔣介石發來賀電，並宣布授予父親“青天白日”勳章。對此，父親於5月22日發表辭勳呈文，公開予以辭絕。辭呈表麵看是推諉功微，不能拜領，實則是對蔣介石對日妥協投降政策的不滿。

　　第二件事就是我抓住了父親說的一句話：“抗戰勝利後，我要‘解甲歸田’。 ”批評他言行不一致，嘴裏說“解甲歸田”，行動上充當蔣介石打內戰的急行鋒，解危大同，攻占張家口，被國民黨捧為“中興大臣”、“塞上英雄”、“天之驕子”！

　　由於我的話有時說得太尖刻，把父親激怒了，他說：你剛剛走出校門，年輕，對社會了解多少？你知道嗎？爸爸為了實現抗日救國的抱負，費盡了多少心血才經營了這樣一支軍隊？那時，要打鬼子使人民免受鬼子的奸淫燒殺，就需要槍炮子彈、軍餉軍糧，這些東西靠誰供應，隻能靠我心裏非常不滿意的國民黨政府。當時，八路軍抗日，不也需要國民黨政府供給嗎！我打了勝仗，蔣介石要給我授勳，我堅決辭勳，不給蔣介石好臉看，不就是表示：對他的不抗日、假抗日、真剿共滅共的政策不滿嗎!抗日勝利後，我又連續提出辭呈，也是對蔣的對察綏軍奉行的“排斥、滲透、控製、互解、吞並”等一係列政策的抗議！我不會忘記，時時警惕著蔣想利用中統、軍統兩條繩索捆住我的手腳，讓我充當他們的鷹犬，去咬那些吃不飽穿不暖的窮苦百姓。所以，我所帶的這支部隊，是在控製與反控製、吞並與反吞並的鬥爭中逐漸壯大的，也是在夾縫中生存下來的。你小小年紀，哪裏懂得爸爸的苦衷……那天夜裏，父親也向我訴說了不少在別人麵前無法啟口的隱情。

　　這一夜，我與父親的爭辯對父親觸動很大。事後，我從他身邊的一些人的隻言片語中得知，他經過認真思考，對這些人說：這樣再打下去，我們即便戰死在疆場，也不會有人來為我們收屍！

　　在父親身邊臥底

　　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報》社工作，時間不長，我就向中共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並得到了批準。1948年9月，我又到北平來組稿，任務完成後，我就要返回天津了。就在火車即將開動的時刻，李炳泉同誌上車來找我，一把把我從火車上拉了下來，對我說：天津那邊來電話了，叫你留下來，以照顧你父親生活的名義，多向黨提供一些你父親的思想動向等方麵的情報。還讓我轉告你，北平黨的學委書記佘滌清近日可能與你接頭，由他領導你的工作。沒過幾天，我愛人周毅之也來北平了。從此之後，我就留在了父親身邊，並與佘滌清書記接上了頭，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東皇城根李中同誌家裏，和佘見麵，有時佘有事來不了，就由崔月犁秘書長替他來。我將能觀察到父親情緒上的細微變化，都毫無保留地告訴了黨組織。

　　1948年11月2日，遼沈戰役結束。3日，蔣介石來電，要我父親到南京去開會，說是最高級的軍事會議。那天，李世傑參謀長、張濯清總參議等等，都來勸他不要親自去，讓李參謀長代替去。怕蔣把父親扣在南京，不讓回來了。這天夜裏，我就在父親的屋子裏等他回來，想從父親的言談中探出點情況。

　　父親回來後，囑咐我說：我明天去南京開會，我不在北平，你少出門，免得特務們盯你的梢。我問父親，開幾天會？什麽時間回來？父親很不高興地說：這些事，你不該問。這時，我想，父親去南京開會，肯定與平津的戰局有關，我怕他像過去一樣，蔣介石給他升個什麽官，他再跟著蔣繼續去打內戰，於是我說：爸爸，今天我見到了一位老同學，他非常關心我，也十分關心你。他說：戰爭的形勢發展這樣快，你父親是抗日英雄，和共產黨、八路軍合作抗日，並肩作戰，所以有接受和談的可能，共產黨希望你父親再次合作，和平解決平津問題，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業城市天津再遭戰火摧殘！

　　我父親一聽，馬上反問：你說的老同學是真共產黨還是軍統特務？你可別上當，要碰上假共產黨就麻煩了。我說：是真共產黨，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務！他又問了幾句後，沉思了一會兒說：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思考才能告訴你。不過你的行動，一定要小心，沒事不要到處亂跑，正因為你是我的女兒，特務們會加倍地注意你的。

　　致中共中央求和電

　　1948年11月7日，父親從南京開會回來了。開始，我看他的情緒還算正常。沒過兩三天，他又在屋子裏踱起步來。我想，父親肯定是在考慮前途問題。

　　連續幾天，我在向佘滌清或崔月犁匯報上述情況時，他們對我說：11月8日、9日，山東《大眾公報》連續發表了在濟南戰役中被我軍俘虜的王耀武的 《告國民黨官兵書》和《告國民黨黨政軍機關書》，11月15日王耀武又親自在山東新華廣播電台發表廣播演講，你父親要是知道了王耀武講話的內容，肯定會有反應，會有新的決策，我們希望他向有利於和平解決平津戰事方麵決策，你這幾天注意觀察他的一舉一動。

　　11月17日早上，我來到父親的房間，父親說：近日你與那位同學又見麵沒有？他到底是真共產黨還是假共產黨？我回答得很肯定：是真共產黨!父親說：那好，請他替我給中共發個電報。我說，好，就要去拿筆、紙。父親有些生氣地說：“一個字也不能用筆記，隻能記在腦子裏，對你的同學，也隻能口授，決不能字傳，一點痕跡不能留下。”於是，父親口授了兩遍，又讓我複背了兩遍，沒有錯誤，這才罷休。

　　電報的原文大意是這樣的：

　　我已認識到過去以蔣介石為中心來統一國家、複興民族和隨蔣戡亂是完全錯誤的，決計將所屬的約六十萬軍隊、二百架飛機交中共方麵指揮，以達救國救民之目的，請求派南漢宸來平商談和平事宜。

　　電報發出後，一直沒有得到回音。父親問過我，我也問過佘滌清和王漢斌，誰也沒有正麵回答過我。

　　1948年12月14日，解放軍包圍北平後，第二天，父親就派了崔載之為代表，在李炳泉的引導下，到平津前線指揮部談判去了。正在談判期間，解放軍連續攻克了新保安和張家口，消滅了三十五軍和一○五軍，25日淩晨，中共又宣布了頭號戰犯，我父親的名字也在裏麵，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辦公桌上的電話、茶杯、筆筒以及文件等等，統統用臂橫掃於地，跌跌撞撞走向臥室的時候，撞在門框上，摔倒在地。當我聞訊趕到時，他已躺在床上，嘴裏念叨著：“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我剛要說什麽，劉厚同老先生來了，他說：“宜生，不要悲觀，舊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開始！現在要緊的是，你要認清形勢，下決心，把和談道路走下去，我不相信共產黨非要用武力解決平津問題。 ”

　　父親說：“人家要價太高，我無法滿足。”“高！不就是讓你把中央軍的軍師長抓起來，宣布起義嗎，你辦不到，說明情況再談嗎！”“人家要的條件，是讓我對不起朋友，也對不起死去的郭秀山（郭景雲的字），是讓我當叛逆，落千古罵名! ”“宜生，此念差矣。前些日子，我不是對你講了，什麽叫忠，忠要忠於什麽人。 ”

　　關於“忠”的問題，劉老對父親是這樣說的：商湯、周武是桀、紂的臣，後來討伐桀、紂，後人不但不罵他們是叛逆，倒讚美他們是聖賢。忠，要忠於人民，並非忠於一人。如果你能按照曆史發展，順應人心，起來倡導和平，天下人會簞食壺漿歡迎你，誰還會罵你叛逆呢？

　　我把父親大鬧居仁堂的情況向佘、崔匯報後，1949年1月1日，中共方麵為父親不理解為什麽宣布的戰犯中也有他的名字，寫了一個電報給父親，電報發到平津前線指揮部，是林彪派李炳泉回來傳達的。這封電報，後來人們把它稱為“元旦六條”，一下子解除了父親的思想疑慮，把父親又拉到了談判桌上，這才有了派周北峰出城進行的第二次談判。

　　1948年12月底，父親把鄧寶珊將軍接到了北平。當天晚上，他們一起到馬占山將軍家吃飯。他們三人早在抗日戰爭年代就拜了把子，成了異姓兄弟。鄧伯伯來平不久，就與崔月犁同誌接上了頭，二人商量著如何做父親的工作。

　　後來，我去向崔月犁匯報情況時，我還沒開口，崔問我：前一兩天，你與父親和鄧寶珊將軍一起吃了一頓飯吧？我很驚奇地說:你怎麽知道？他答：鄧將軍對我說的。他說你父親的問題解決了，下決心與我們黨合作了。我當時聽了這話，高興極了！

　　沒有封口的信引起的波瀾

　　1949年1月25日、26日的晚上，鄧寶珊將軍和解放軍最早入城的蘇靜處長，來到中南海居仁堂來看望父親，父親就讓值班的勤務兵端茶倒水，與蘇靜處長熱情地聊了起來。我就退到了裏邊房間。緊接著，鄧伯伯也隨我進了裏屋，並把一封沒有封口的信交給了我，他說：冬菊，你先看看，爾後抽個適當機會交給你爸爸。

　　我看後，感到措辭很嚴厲，好像一份通牒。信一開始就指責父親率部大肆進攻解放區，先後占領了70多個縣鎮，並且一一列舉了縣鎮的名稱。接著就指責父親所部所到之處，奸淫燒殺，無所不用其極。最後給父親指了兩條路，一是自動放下武器，一是出城改編，並限1月20日下午12時前作出抉擇。

　　我看到信時，國民黨軍正在向城外開，父親看到信後，一旦生了氣，把協議推翻了怎麽辦？我決定，等國民黨軍隊都開出城之後再說。

　　誰知2月1日，《人民日報》以《北平解放經過》為題，全文發表了這封信，我父親看後大發雷霆，說什麽登報前不給他看，這是打他的悶棍，有意把他在全國人民麵前搞臭。

　　後來我聽段清文說，父親把鄧伯伯找了去，問這是怎麽回事？鄧伯伯說:這封信是林彪在通縣談判完後交給的，他看後認為已經簽了協議，沒有必要再交給父親看了，所以回城後就把信交給我，讓我收起來存檔就行了。鄧伯伯就這樣把事情搪塞了過去。

　　可是這件事並沒有到此結束，1953年 “三反”“五反”時，我所在的支部有人把這事提了出來，說我扣壓中央給我父親的信。我不僅寫了文字檢查，還在支部委員會上作了檢討，這才算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