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正文
Zt：曆史回放：從酒泉到文昌：中國四大發射基地誕生紀實
2008年丁亥金秋，嫦娥一號發射前夕，一條新華社電訊通過廣播電視、報紙網絡，傳送到世界各地：經國務院、中央軍委批準，
中國將在海南省文昌市建設新的航天發射中心。
或許是因為對“嫦娥”奔月有太久的期待，這個在中國航天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並未引起社會過多的關注。然而，海南文昌早已萬事俱備，蓄勢待發。消息傳來，迫不及待的人們即刻緊鑼密鼓地拉開了發射場建設的大幕。
時值隆冬，寒流陣陣，頻襲北方，海南卻溫暖如春。從海口到文昌的高速公路非常寬闊，我們一路風馳電掣，直奔文昌。當地的房價已經開始被炒高，從文昌前往發射場即將征地建設的龍樓鎮和東郊鎮，可以看到一些村子的公告欄裏貼著一張張地圖，上麵把每個需要搬遷的地方都用紅線圈了出來。如此大張旗鼓地宣傳航天發射場的建設，和前幾個發射基地總是長期處於保密狀態形成了一種極大的反差。
從龍樓鎮開車行駛十幾分鍾，我們來到了西地源村，在一片田地間豎立著一個標誌，上麵寫著“第Ⅰ發射工位2K1”。陪同我們的小周不無自豪地說：“文昌雖然是中國第四個發射基地，但卻是中國第一個在海邊建設的發射場。”我後來見他總是這麽向人宣傳，就告訴他說，其實，50年前選點建設中國第一個發射場的時候，就已經在青海湖、上海和東北沿海地區做過勘察，當時就決定在東北建一個導彈試驗的海上分場，這都是保守了幾十年的機密，直到今天，很多人還都知之甚少。
酒泉 中國第一個導彈試驗基地
1958年年初，一場大雪過後，朝鮮新安州的上空依然陰沉沉的，不見一點天晴的跡象。和往常一樣，車站人很少，一群灰麻雀撲拉拉地從頭頂飛過去，又折回來，使得這一帶更顯出了幾分冷清。
火車啟動了，速度逐漸加快，急速旋轉的車輪裹挾著一股股風雪，向鴨綠江對岸疾駛而來。在靠中間的一節車廂裏，坐著誌願軍二十兵團代司令員孫繼先和他的幾位隨行人員。肥大的棉軍裝裹在身上，使他們都顯得有些臃腫。
孫繼先這次秘密回國是很突然的。頭一天，誌願軍楊勇司令員通知他立即從朝鮮回國，孫繼先問回國幹什麽，楊勇說他也不知道，隻知道是軍委點的名，要他回國後去找總政治部肖華副主任。打了這麽多年仗，孫繼先還是頭一回碰上這種首長在下達指示時竟說不清楚的事，他不禁暗自納悶。根據形勢判斷，他覺得可能又是蔣介石想發動戰爭反攻大陸了。
到了北京，沒顧上休息，孫繼先便匆匆忙忙趕到總部，向肖華報到。
“又要打仗了？”孫繼先急切地問道。“是啊，耐不住了吧。” 肖華笑著回答說,“不過這個仗可不好打啊！你這次回來，是彭老總親自點的將，你們二十兵團很快也要調回來。”
孫繼先習慣性地從衣袋裏掏出筆記本，準備記下自己將要領受的新任務。“你先別往本本上記，”肖華見狀，忙朝他擺手道，“蘇聯來了40多個專家，幫助我們建設導彈試驗靶場，我們也要有相應的人員和他們對上口。有地對地、空對空、地對空、岸對艦、艦對岸幾種型號的導彈專家，軍委決定抽調部隊籌建導彈試驗靶場，就讓你來搞。”
孫繼先聽肖華說著什麽這對那、那對這的，心裏可是一點數也沒有。但他多年來養成的習慣是不管怎樣，先接受再說。第二天，他即跑到炮兵司令部，很快對即將接手的任務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
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立足未穩，所處境遇還十分危險。1956年5月26日，周恩來、彭德懷召開專題會議，根據聶榮臻的建議，決定成立導彈研究院（即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由錢學森任院長，穀景生任政治委員。五院成立後不到一年，就在研究和仿製蘇式導彈方麵取得了很大進展。這時五院提出了建設導彈試驗靶場的問題，提議一邊研製導彈，一邊建設靶場，二者同步進行，否則等導彈研製出來後，沒有一個可做試驗的地方。1957年9月25日，按照國防部長彭德懷的指示，總參謀部批準成立了“靶場籌備處”，並授予“0029部隊”代號，張貽祥任靶場籌備處處長，呂琳為副處長。
在中國，搞導彈是前所未有的，軍委老帥們自然是時時過問，極其重視。彭德懷親自主抓，為靶場調兵遣將。他曾一度指定聶榮臻元帥為試驗基地的總負責人，並要黃克誠協助聶榮臻做好這件事。
12月30日，根據中蘇不久前簽訂的《新技術協定》，以蓋杜柯夫少將為首的專家組抵達北京，幫助進行導彈試驗基地的勘察定點工作。1958 年元旦剛過，呂琳和蘇聯靶場設計專家烏斯留在北京，研究靶場的機構編製，張貽祥則率領勘察人員，和蘇聯專家組一起登上飛機，首先對東北海拉爾、索倫和華北赤峰、二連浩特一帶進行空中勘察。
飛機高度很低，不時被氣流衝擊得上下起伏。飛行中，蓋杜柯夫一邊透過舷窗看著機翼下冰天雪地的隆冬景色，一邊問張貽祥：“勘察靶場，我們首先要搞清楚是搞什麽類型的，不知道你們是搞綜合的還是搞單一的？”
張貽祥心想，鬼才懂呢。他隻好老老實實地回答說：“這個我也不知道，請你談談吧。”
“綜合的就是地對地、空對空、地對空、岸對艦、艦對岸幾種型號導彈試驗的綜合性靶場。根據中國的經濟技術狀況，我們建議你們建設綜合性靶場。”蓋杜柯夫連比帶劃，給張貽祥解釋了一番。
“那麽，像這樣的綜合性靶場，我們應該搞一個什麽樣的編製呢？”
“在我們蘇聯，靶場的領導和部長起碼是中將、少將，處長要大校、上校，下麵的技術人員都必須是大學文化程度，起碼需要一千人左右吧。”蓋杜柯夫說著停了一下，摸了一把發紅的鼻子，“噢，靶場還需建一個很大的機場，能容納一百架飛機那麽大的。”
張貽祥這時想到了勘察定點後的施工問題：“搞這麽大的工程，施工力量一定很大吧？”
“是的。第一期工程大概需要兩萬人，後麵的第二期工程也得三萬人，少了不行。”
過了幾天，東北、華北地區的勘察工作基本結束，張貽祥回到北京後，找到陳錫聯，匯報了勘察情況，並把蓋杜柯夫的話原原本本講了一遍。末了，他長出一口氣說道：“陳司令，這麽大的事，技術又那麽複雜，我可是幹不了。請你向軍委反映一下，怎麽幹，請軍委考慮。”
這天晚上，彭德懷元帥把陳錫聯和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召到了他家裏。落座後，陳錫聯把張貽祥和專家組勘察的情況作了匯報，隨後他講道：“東北和華北這幾個地方看來都不符合要求，下一步我們準備去西北地區看看。”
彭德懷放下手中的茶杯，問道：“東北、華北這麽大的地方，都不符合？依據是什麽？”
“我們和蘇聯專家在一起研究過了，如果以索倫或二連浩特作為靶場，導彈向西發射時，就要飛經蒙古人民共和國上空，並且索倫是山區，二連地區又嚴重缺水，還靠近包頭礦區，條件不是太理想，隻能看看西北的情況了。”
彭德懷思忖片刻，轉頭對陳錫聯說，“你們先去勘察吧，事先可以向蘭州軍區打個招呼。”
陳錫聯又將蓋杜柯夫對張貽祥所說的意見向彭德懷作了陳述，最後，他略略停頓了一下說：“彭部長，張貽祥說他幹不了，我看導彈這玩藝兒，我們炮兵也搞不了。”
彭德懷站起來，來回踱了幾步。“可以讓二十兵團回來，搞個兵團架子。靶場建起來後，可能在炮兵建製，也可能不在炮兵，這事隨後再定。你現在主要負責勘察工作，要集中精力選好點，考慮周到一些。這可是件大事啊！”
那天在彭德懷家裏接受任務後，陳錫聯又被周恩來召到了中南海。周恩來叮囑道：“西北地域遼闊，但是各方麵的情況也比較複雜。這些地區都是少數民族，一個是烏蘭夫，一個是賽福鼎，你一定要先和他們商量通。”
1958年1月18日，陳錫聯、王尚榮、孫繼先、張貽祥以及蘇聯蓋杜柯夫專家組一行50餘人，登上了一架蘇製伊爾-14飛機，騰空而去。
越往西，天地便越顯得深遠而廣大。中午時分，勘察組飛抵蘭州，以蘭州軍區司令部作為自己的大本營。接下來，他們首先進行了大規模的空中勘察，飛機每天從蘭州起飛，主要目標是銀川地區、甘肅民勤地區和鼎新以北的額濟納地區。
從空中看下去，位於內蒙古西端的額濟納一帶地形開闊、平坦，人煙稀少。勘察組經過分析比較，確定將勘察的重點就放在這裏。額濟納曆史悠久，是東西石器文化的連接點。先秦時將此地稱為“流沙”或“弱水流沙”，秦漢以後稱為“居延”。元朝統一中國後，在此設立亦集乃路總管府，額濟納一名即由此演變而來。
勘察組乘飛機對酒泉周圍的祁連山、中蒙邊境、居延地區進行了反複空勘，在研究確定了將額濟納青山頭一帶作為選場重點後，又換乘汽車，沿弱水河長驅幾百裏，將近日落時分抵達青山頭的綠園。
舉目四眺，但見東南方向的狼心山拔地而起，野性十足。向西是連綿不絕的青山群峰，寸草無生，裸露著鐵灰色的軀體。南北兩麵，是一片望不到盡頭的黑戈壁，天地間灰蒙蒙的，混沌一團。身旁的弱水河由西南而來，再折向東北，彎彎曲曲地鋪展開來。河水已經結冰，宛若一條長長的白練，好像是誰不經意間信手丟在這裏的。
“這一帶地形倒是不錯，可惜就是有些太偏僻了。”孫繼先坐下來，脫下鞋倒著裏邊的沙子。“沒有社會依托，將來靶場的困難不會小。”
蓋杜柯夫這時也顯得很興奮，他抹了把臉，拍拍翻譯夏銘智的肩膀說：“告訴他們，蘇聯的火箭發射場也是建在這種地方的。我看這裏就很好，也便於保密。”當晚，勘察組宿營在綠園。
綠園是他們後來給這個地方取的名字，當時隻有幾棟還沒建好的平房和幾間土坯房。
一夜難眠，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起來一看，勘察組人人身上都蓋了一層厚厚的沙子，眼窩裏、鼻翼間和耳朵裏盡是風沙的傑作。
簡單吃了點早飯後，勘察人員又騎著駱駝，一直到了中蒙邊境，詳細踏勘了這一帶的交通條件、地形地質、氣象氣候、水源、電力供應、通信聯絡、資源資料及附近居民生產生活等方麵的情況，經過綜合考慮，初步做出了將鼎新以北地區定為場址的結論。隨後，勘察組又返回綠園，確定了靶場發射陣地、技術陣地、燃料庫以及電廠和生活區的概略位置。
1997年，當年基地的副司令員林毅和我交談時，向我講述了一段故事：勘察中，蓋杜柯夫同孫繼先發生了一場爭執，就是靶場的指揮中心究竟放在什麽位置。蓋杜柯夫認為，應該放在弱水河東南方向的開闊區域，而孫繼先則認為，曆來兵家安營紮寨都很有講究，應該在靠近弱水河的地方建立。
“靠河不行，洪水一來，將造成災害。此外弱水東南為硬戈壁，地形開闊，也便於建設。”蓋杜柯夫對孫繼先連連搖頭，漲紅了臉大聲說。
“馬謖失街亭，主要原因就是失去了水源。靶場建成後，這裏就是中樞部位，也是主要生活區，沒有水源怎麽生存？”孫繼先一揮手，對蓋杜柯夫的意見表示不以為然。雙方爭執不下，各自扭頭走了。
後來，蓋杜柯夫想了想，覺得孫繼先的話也不是沒道理。他在野外打了一隻黃羊，親自動手宰殺，請孫繼先來喝酒。幾杯酒下肚，兩位將軍又和好了。
此前，蘇聯專家和孫繼先就已經有過一次關於靶場定點的分歧，孫繼先不同意專家們在這青山頭一帶的選擇，認為這裏交通不便，生存條件惡劣，將會增加許多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消耗。再說這裏也離邊境太近，靶場地形開闊，無險可守，機械化部隊到達這裏用不了兩小時。如果選擇在銀川一帶建立靶場，那裏有山有灘，附近就是黃河，當地曆來被稱作西北糧倉，又有社會依托，建設成本也比較小。蘇聯專家反對在銀川建場的主要理由是那一帶地質條件不好，區域也不夠寬闊等。這個分歧也曾及時反映到了上邊，軍委開會研究時反複作了比較，考慮到人家出人出物大力援助的因素，最後還是采納了蘇聯專家的意見。
但是，孫繼先開始擔憂的許多問題後來果然接連出現了，基地的物資供應、家屬就業、子女上學、青年婚嫁等等，都在很長時期內造成了不少困難，直至今天仍無法徹底解決。
導彈試驗靶場的場址基本確定下來之後，陳錫聯一行又飛往烏魯木齊，準備到新疆的南疆一帶選擇彈著區。在此之前，總參謀部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已經向賽福鼎打過招呼。
為了選擇一塊既不是沙漠，又不是山區的開闊地作為彈著區，勘察組連續對南疆一些地區進行了勘察，並詳細了解了所選彈著區的人口分布、與酒泉之間的距離、交通運輸、通信聯絡等情況。
當時新疆地區還沒有詳細的地形圖，飛行員僅憑一份小比例尺地圖飛行。為了找一塊合適的地方，蓋杜柯夫常常指著地圖上某一區域，指揮飛行員這樣飛，那樣飛。陳錫聯他們以為蓋杜柯夫懂得這些，所以也沒在意。
有一次，蓋杜柯夫在圖上看著是一塊平坦區域，就讓飛行員飛到這個地區看看，結果飛機卻鑽進了一個山穀。兩側的山峰危崖聳立，峽穀又窄又長，看不到出口，機上的所有人員頓時全都緊張起來。這時稍有不慎，飛機就可能撞在山上，機毀人亡。好在飛行員十分老練，技術過硬，在山穀中轉了很長時間後，終於鑽出山穀，脫離了險境。這一下，蓋杜柯夫可著實嚇得不輕，從此以後，再也不指揮飛行了。
1月28日至2月7日，海軍司令員羅舜初和孫繼先會同蘇聯專家，又接連勘察了上海、葫蘆島、秦皇島、旅順和威海幾個地方，經過反複比較，擇定在東北地區建設導彈試驗靶場海上分場的場址，陳士榘、羅舜初和孫繼先在專家組製定的靶場配置圖上簽了字。
幾天後，陳錫聯首先將勘察報告呈送給了彭德懷。彭德懷一邊翻看著報告，一邊問道：“烏蘭夫和賽福鼎是什麽意見？”
“我已經跟他們兩個都講好了，他們都沒意見。我們還開了個會，都研究過了。”陳錫聯講了一下會議中的一些情況，“蘇聯專家對這個地方也很滿意。”
“好吧，你們都研究過了，我同意。”彭德懷說著，提起筆在報告上簽了字。
1958年2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關於選擇導彈試驗靶場的報告》上做了批示，3月3日，總書記鄧小平在勘察報告上簽署“同意”意見。隨後，誌願軍二十兵團秘密回國，千軍萬馬悄然開進額濟納，美國中情局後來向白宮遞交了一份情報，稱“原駐朝鮮西海岸的誌願軍二十兵團去向不明”。至此，對內稱作“東風”的中國第一個導彈綜合試驗靶場秘密建立。
1960年8月，陳士榘上將率領七一六九部隊數萬名官兵，經過兩年零六個月艱苦施工，完成了東風導彈試驗靶場數千座建築設施。施工中，先後有303人傷亡，38人殘廢。
50年來，東風基地不僅自身功勳卓著，如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舉世無雙地在本土發射導彈核武器。建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之後，又發射了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第一次把中國自己的航天員送上太空等等，還相繼派生出了太原、西昌等航天基地。如今，東風基地又一次進入到了新的發射任務準備階段——神舟七號將在今年秋天升上太空，三名航天員將出艙行走，實現中國人真正的飛天夢想。
為了防止蘇聯入侵，根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關於東風基地需另外勘建靶場的指示，1966年5月，張貽祥率領國防科委、七機部一院、工程兵設計院和東風基地組成的聯合勘察組，根據“靠山、隱蔽、分散”的原則，對東北地區進行了空中勘察，最後確定了東北導彈試驗場的場址。隨後，勘察組又飛抵華北進行勘察，並著手建立華北導彈發射場。
控天下之肩背，帶五原之都邑。新的發射場一帶曾經是軍事要塞，中原王朝與草原王國以此為界。崇山峻嶺中，宋代長城紫塞連天，古縣城牆高深異常，其甕城數倍於平遙古城，為中國古城建築一絕，而其亞高山荷葉坪草甸和大麵積原始次森林就深藏於這裏，堪稱華北最大。勘察組在一處海拔1400餘米、為群山包圍的隱秘地點，確定下了新的發射場地址。
1967年3月初，正是春寒料峭之際，一支上千人的隊伍從東風導彈基地出發，被一列軍用悶罐車秘密運到了黃土高原的山溝裏。
這個時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燒之際，這支在基地內部編為第一工區的部隊在行車途中，曾遇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專列途經呼和浩特站時，竟然被一群“紅衛兵”擋住了，硬說這支部隊屬於私自調兵，不予放行。後來不得不請出總參機關，才得以繼續前行。
新的發射場周邊地勢東南高、西北低，部隊暫時在蘆芽山腳下安營紮寨，這裏最高主峰荷葉坪為海拔2783米。時任基地工區政委的任瑞成後來回憶說：“我們幾位工區領導乘小車到發射場，一路上看到的都是高低不平的黃土地，道路彎來繞去，坡度很大。走好半天都很難看見什麽樹木，河溝水道連座橋都沒有，哪裏不通了就繞著走，特別荒涼。這時候我就想，就這個條件，將來執行發射任務，導彈根本運不進來，看來當務之急就是修路。這一帶條件差，我們的部隊還沒有營房，隻能先分散居住在群眾家裏。部隊安置好後，我們就在老鄉的打穀場上召開了300多人的全體幹部大會，做動員。”
任瑞成當時是站在碾蓧麥的石滾上給大家講話的，著重講的是施工準備工作。因為要趕在1968年提前完成導彈發射的一切地麵設施，第一期工程任務特別緊張。當地十年九旱，又是風沙口子，老百姓飲用水隻能靠老天爺下幾滴雨解決問題，所以，拉水打井就成了首要大事。除此之外，移民也是一大問題。部隊駐地附近有十幾個村子被劃在了軍事禁區之內，大約有2000多人需要遷出。因為這裏是老區，所以，當政府和部隊派人宣傳動員時，百姓們盡管留戀故土，還是很順利地搬遷走了。按照政策規定，所有的遷出人口都被安置在縣城周圍交通條件較好、土地較多的地方，事先為他們蓋好了房子，同時對搬遷戶的財產都做了折價補償。
1968年初秋，曾經發射中國第一枚近程導彈的東風基地第一試驗部一中隊調入太原，12月18日，李福澤司令員親自到現場督陣，在零下36攝氏度的低溫下，中國第一代自行設計研製的液體中程運載火箭首發成功。
1976年1月，太原導彈試驗基地正式成立，喬平任司令員，孫明遠任政委。
太原衛星發射場是中國真正自主設計建設的第一座火箭衛星發射中心。
失敗與犧牲 不該忘卻的紀念
1986年1月28日，載有七名宇航員的美國航天飛機挑戰者號，在萬眾矚目之下，帶著人們的祝福與希望點火升空。然而僅僅過了幾十秒鍾，一聲巨響，淩空出現的濃煙烈火猶如一個噩夢，把挑戰者號的悲劇時刻長久地定格在了世人麵前。
為有犧牲多壯誌，巨大的成功總是伴著巨大的風險，在中國50餘年的航天曆程中，也同樣隱藏著無數慘烈悲壯的失敗與犧牲。
1962年，東風二號中近程導彈從北京上了專列，每走幾小時，隨行人員便下來檢查一番。中國發射的第一枚導彈隻是一種近程導彈，頂多打幾百公裏，所以對於這枚導彈，大家百般嗬護。梁思禮那時三十多歲，臨去東風基地時，第三個孩子即將出世，夫妻倆商量，如果生男孩，就取名叫梁凱；生女孩，就叫梁旋。
發射時，按規定現場人員應全部撤往幾公裏之外的敖包山後麵，梁思禮仗著年輕膽大，又是搞控製的，想仔細看看導彈在飛行中拐彎的情況，就沒有隨隊伍後撤，而是約另一位同事留在附近觀察。“我看到導彈剛升空就有些不正常，歪歪扭扭的，最後掉了下來，落在離發射台不遠的地方。”梁思禮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
導彈墜毀後，地麵被炸出一個深4米、直徑22米的大彈坑。“這是第一次發射失敗，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老專家謝光選回憶道，“司令員李福澤看氣氛太壓抑，便叫我過去，大聲吼道：謝光選，你賠我一個廁所！因為導彈爆炸把一個廁所也給毀了。我也喊，司令員，你賠我一枚導彈！這麽一喊，周圍的氣氛才緩和了一些。” 後來經過改進，用這種導彈把原子彈打到了羅布泊。
1974年11月5日，東風基地用“長征二號”運載火箭進行中國第一顆返回式科學探測衛星的首次發射。17時40分，火箭點火正常，但6秒鍾後，即出現了越來越大的俯仰擺動。飛行到20秒時，轟隆一聲，運載火箭連同衛星淩空爆炸。
爆炸殘骸紛紛揚揚，散落在發射台東南方向大約500米左右的範圍內，一間平房被一塊火箭碎片砸透了頂，發射陣地周圍的煙火燃燒了好半天才被消防人員撲滅。目睹這一慘象，不少科技人員忍不住痛心地哭了起來。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的火箭製造業異常繁忙。1993年2月1日，國家正式批準CZ-3B火箭立項研製，這種稱為“長征三號”乙的火箭是當時中國推力最大的火箭。
1996年2月15日淩晨，新研製的中國長征三號乙火箭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進行首次飛行，火箭上裝有一顆國際708通信衛星。
大屏幕上，電子鍾不停地閃動。10分鍾準備，5分鍾準備……當指揮員剛剛報出1分鍾準備的時候，大屏幕上的紅色數字突然停止了跳動。
時間定在倒數59秒上頭。一個突發故障，使得發射向後推遲了5分鍾。事後想起來，如果這次推遲不是5分鍾，而是5小時，甚至5天，也許會徹底查明故障，避免一場大難。但在當時，故障現象隻是一閃而過，並無其他異常，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應該終止發射。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最後10秒倒計時結束，隨著指揮員點火命令的發出，從大屏幕上看去，隻見火光四泄，火箭開始緩緩上升，大廳裏的人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
就在這時，意外發生了。剛剛起飛的火箭還沒升到一定高度就開始轉向，幾乎是橫著飛了出去，大廳內所有鼓掌的手頓時僵在了半空中。胡世祥當時是西昌基地的司令員，隻見他神情痛苦，兩眼緊緊盯著大屏幕，身體前傾，似乎是想衝上天去把偏斜的火箭給正過來。
驟然間，一道強光閃過，火箭一頭撞在離發射台1.85公裏的山坡上，發生劇烈爆炸。
頓時，指揮大廳內一片漆黑，由於供電線路在爆炸中受到破壞，人們仿佛一下子跌入到了原始部火箭剛起飛，就開始轉向，一頭撞在發射場附近的山坡上，周圍的建築瞬間變為廢墟。最後掉了下來，落在離發射台不遠的地方。”梁思禮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導彈墜毀後，地麵被炸出一個深4米、直徑22米的大彈坑。“這是第一次發射失敗，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老專家謝光選回憶道，“司令員李福澤看氣氛太壓抑，便叫我過去，大聲吼道：謝光選，你賠我一個廁所！因為導彈爆炸把一個廁所也給毀了。我也喊，司令員，你賠我一枚導彈！這麽一喊，周圍的氣氛才緩和了一些。” 後來經過改進，用這種導彈把原子彈打到了羅布泊。1974年11月5日，東風基地用“長征二號”運載火箭進行中國第一顆返回式科學探測衛星的首次發射。 17時40分，火箭點火正常，但6秒鍾後，即出現了越來越大的俯仰擺動。飛行到20秒時，轟隆一聲，運載火箭連同衛星淩空爆炸。爆炸殘骸紛紛揚揚，散落在發射台東南方向大約500米左右的範圍內，一間平房被一塊火箭碎片砸透了頂，發射陣地周圍的煙火燃燒了好半天才被消防人員撲滅。目睹這一慘象，不少科技人員忍不住痛心地哭了起來。落時期，隻有那一台台計算機屏幕依然閃爍著。火箭爆炸的巨響在過了好幾秒鍾之後才傳過來，接踵而至的是地動山搖，指揮大廳也隨之猛烈顫動，並發出一陣令人恐怖的聲響。
“長三乙”運載火箭高50多米，直徑3米多，箭體內裝有400多噸的液氫液氧燃料，其威力相當於一顆小型原子彈，在西昌發射場四麵環山如此狹窄的地方發生爆炸，後果是災難性的。
過了幾分鍾，指揮大廳裏的照明得到了應急恢複，人們都還和點火之前那樣，沒有一個人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有人衝進大廳，給在場的人們分發濕毛巾，火箭爆炸後生成的有毒氣體正向指揮大廳這邊飄散過來，但沒幾個人去用毛巾捂住口鼻，人們仍然不願意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
根據命令，大廳內所有的人都嚴禁出去，以免發生更大的危險。外麵天還未亮，到處是一片漆黑。過了一會兒，基地副司令員匆匆走了進來，他是從事故現場趕來的，報告說火箭爆炸地點就在基地發射場大門右側的那個小山坡上，衝擊波將當地的一些民房衝倒，周圍的建築已經被全部夷為平地。清查結果發現砸死了幾個人，其中一位是航天部試驗隊的技術人員，他沒有按照規定撤離現場。
事後查明：由於一個電子元器件失效，使得慣性基準傾斜，火箭陀螺按錯誤的信號進行姿態矯正，導致火箭在飛行22秒種後，觸地爆炸，星箭俱毀。這是中國航天史上最慘重的一次災難，通過電視屏幕，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這驚心的一幕……
中國航天就是在這一次次的挫折和痛苦中百折不撓，一路跋涉而來，走向遠方
西昌 1號發射工位的秘密
從西昌往北上108國道，在山穀中一路穿行60多公裏，就來到一個名叫沙壩的地方。一進入山穀，即可看到高高矗立的兩座發射塔。外麵的人來這裏，很容易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為什麽這個基地隻有2號和3號發射塔？ 1號發射塔在哪裏？去年嫦娥一號就是從3號發射塔送上天的。按說，西昌從上世紀80年代就對外開放了，難道這裏還隱藏著什麽秘密？
事情還得從第一位宇航員加加林說起。
1961年4月12日清晨，在火箭巨大的轟鳴聲中，蘇聯宇航員加加林向人們道別說：“我去了！”然後，他一步登天，在330公裏的高度飛行。
全世界都為此而震動。
那時候的中國正處在超英趕美的熱潮之中，蘇聯“東方號”發射成功自然對中國航天人觸動不小。就在這一年，20多個空軍飛行員被選拔出來，集中到十一航校。當時沒明講，眾人還以為真是像領導說的那樣，搞殲七新機種的改裝，但領導又批評他們，說他們不開竅，弄得大家摸不著頭腦。搞了幾個月，最後讓大家還回原單位，並交代說，你們都是搞飛行的，老這麽中斷是不行的。回去以後，要召之即來，隨叫隨到。有人問究竟要幹什麽，回答說是往上幹唄，也可能要突破航空事業。那時還不敢說航天——保密，但往上是什麽，飛行員們心裏多少都有些數，隻是得不到肯定罷了。
1965年，在中央專門委員會原則批準的空間技術規劃方案中，提出了在中國第一個人造衛星上天十年後，發射兩艘無人試驗飛船（飛船最初被命名為“大躍進”號，後改為“曙光”號），為此還安排了近200項研究課題。這期間，中國科學家們先後發射了多枚生物火箭，取得了一定成果。為了進一步擴大研究項目，1966年7月15日，又用狗進行了飛行試驗。T-7A（S2）型生物火箭就是為小狗上天專門設計的，生物艙內載有1隻小狗、4隻大白鼠和12 隻生物樣品試管，還設有條件反射實驗裝置，用以觀察在失重條件下動物高級神經活動的反應。錢學森說，中國發射載狗火箭，就是為載人航天做準備的。
1966年1月9日至2月6日，中科院、中國醫學科學院和軍事醫學科學院在國防科委召集下，於京西賓館召開了一次秘密的“宇宙醫學、宇宙生物學規劃會議”， 提到了宇航問題，但爭論不小，未作決定。
1968年4月1日，載人航天又被重新提起。由於正處於“文革”混亂時期，為了從組織體製上予以保證，便成立了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並在研究院空間飛行器總體設計部裏成立了飛船總體室，進行載人飛船總體方案研究。同時，還集中力量，組建了宇宙醫學及工程研究所（即北京航天員訓練中心），隸屬由錢學森任院長的空間技術研究院。這個所負責研究在飛船內為宇航員提供一個安全且適宜人生活和工作的環境，並能在緊急狀況下保證宇航員的安全。
此後，中國航天訓練基地經常舉行一些學術活動，錢學森也差不多都到會參加討論。當時，總體方案研究焦點是研製可載幾名航天員的中國第一艘載人飛船。為此，飛船總體組先後完成了可載一、二、三、五名航天員的四種方案進行論證比較，尋找共性的關鍵技術課題。
1969年底，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邊境局部衝突不斷，一旦爆發大規模戰爭，臨近中蒙邊境的東風基地將首當其衝。為此，中央決定在三線地方再建一個新的衛星發射基地。新發射場的一個重要原則是，既要考慮長遠發展，又要便於保密和施工。1969年12月，東風基地組成了一支40餘人的選場勘察小分隊，曆時3個月，走遍了滇北、黔東、鄂西、川南、晉東、西以及洞庭湖、鄱陽湖等9省、25個地區的81個縣，預選了16個方案，最後精選出3個預選點。
最初的選擇並不是西昌，而是越西，上報之後還得到了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批準。越西位於四川涼山境內，四麵環山，地形隱蔽，其優點是戰略地位穩定，向東北發射大傾角衛星和飛船時，一、二級火箭落點比較安全。但隨後複查時，卻發現越西存在著電力供應緊張、交通不便、施工量浩大等缺陷，因此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爭論之下，東風基地決定第三次對越西實地複察，並對西昌進行補充勘察。
1970年6月，東風基地司令員李福澤和副司令員喬平率領有關人員到達位於大涼山腹地的西昌，實地複查在此建立宇航發射場的方案。在察看沙壩溝時，眾人乘擺渡小船跨過安寧河，沿狹窄的小路及田間小道向溝內步行。下午，勘選人員到達波蘿溝口，在小河旁的一棵桃樹下打開地圖，對準方位。李福澤邊看地圖，邊對照實地，連聲說：“好地方，好地方！”
波蘿溝口在兩河匯合處有一塊較為平坦的壩子，從溝口向北有一塊梯田台地，長著綠油油的水稻。這裏四周群山環抱，山外有山，非常隱蔽，作為發射場十分理想。
“這裏可以作為一個陣地，按兩個工位考慮，一開始可以先上一個。”李福澤像當年指揮打仗一樣，一手叉腰，一手指著地圖說，“向西兩公裏的青杠壩，向東3公裏的麻葉林，可作為下一步安排，再建兩個陣地。這樣共有三個陣地，或者五至六個工位。技術陣地可以放在楊家溝，一個技術陣地對應三個發射陣地。”
“趕羊溝那幾座山頭，可以考慮放光學測量設備。”喬平伸手指著遠處，劃了一個圈說。
返回西昌後，李福澤又聽取了基建部工程科參謀陳德威關於西昌地震問題的調研情況。西昌地處安寧河斷裂帶，曆史上曾發生過破壞性大地震。最近一次是1850年，西昌縣城毀於一旦。作為新建的宇航場區，地震自然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不過，這一帶發生大地震的周期時間長，一般是100年至200年左右。
大家爭論了半天，李福澤把手一揮，果斷地說：“就這樣吧。地震問題今天還不能深刻認識它，現在關鍵是爭取時間，應該下決心了！”
從地理位置上看，西昌的確稱得上一座理想的天然發射場，其優越條件頗多：這裏海拔高、緯度低，地形隱蔽，地質結構堅實。氣候適宜，水源豐富穩定，交通和通訊條件比較理想，距發射場50公裏處是西昌飛機場，跑道長3600米，可以允許C-130、安-124和波音747等大型飛機起降。發射場距離成昆鐵路和川滇公路都不遠，加之東麵的金沙江航道還可以水路通達宜賓、重慶直至上海，這些條件極利於運輸所需物資和衛星、火箭產品。另外，國家通信幹線也緊鄰發射場，可充分保證發射試驗時的通訊，算是得天獨厚，占盡了地利。
1970年10月14日， 國務院、中央軍委批準宇航發射場由越西改至西昌以北的鬆林地區，其代號為“7201”工程，意思是在1972年前完成主要工程，準備執行任務。
當時的初步打算是，在西昌布點建立飛船發射工位，在北京精心挑選、培訓第一批宇航員，這兩項工作都在高度保密中實施，宇航員不知道發射工位建在哪裏，西昌也不知道國家在秘密培訓宇航員。但由於受綜合國力、技術條件、交通運輸等因素影響，航天發射工位論證後一直沒建起來。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於1982 年交付使用，兩年後發射了第一顆通信衛星。1985年，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正式對外開放，承攬國際商業衛星發射業務。從單一型號火箭發射到多種型號火箭發射，從發射國產衛星到承擔國際商業衛星發射，從發射地球同步衛星、極軌衛星到嫦娥一號探月衛星發射，有著20多年發射曆史的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現在早已名滿天下。
如今，在離2號發射架兩公裏遠處，當初準備建飛船發射工位的地方，曾為飛船發射準備而修建了3條隧洞、5公裏鐵路線，雖然從修建起來就擱置未用，但1號位發射場坪依然像一個夢一樣，被完完整整地保留在了那裏。
酒泉 登天之路由此開始
1970年7月14日，毛澤東圈閱了國防科委關於在殲擊機飛行員中選拔航天員的報告之後，中國載人航天的事情又加速運轉起來。
本來，最初的計劃是，經過半年時間的準備工作，開始對選拔出來的20名宇航員進行訓練，集中時間為1971年11月。曙光一號載人飛船第一次上天將乘坐兩名宇航員，用長征二號火箭發射，升空時間為1973年。
當時參與做空間規劃與管理工作的楊照德說：“從1967年到‘文革’結束這段時間，曙光飛船作了很大的貢獻，培養了大量的科技人員，現在六七十歲的專家大都是那時期出來的，更主要的是摸索了經驗，怎麽訓練宇航員，需要什麽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曙光一號就像一台播種機。”
然而，就在飛船研製和宇航員訓練緊鑼密鼓地展開之際，中國政壇發生了一場大“地震”，正在依照慣性運轉的生活，被強行按下了停止鍵。
這一次發生的令上上下下大吃一驚的事件是“林彪叛逃”。因為當時的空軍司令吳法憲被指稱為林彪死黨，空軍成了“重災區”，“714”辦公室被懷疑是“起義事”的代號，包括宇航員訓練在內的許多工作全部中斷。
模擬飛船的大廠空空蕩蕩，用紙盒、木板釘成的宇宙飛船模型，蒙上了一層帳篷布。沒有糧食沒有錢，這些高級飛行員的營養無法保證。分管宇航員的楊國宇急了，向上頭反映困難，最後，還是毛澤東拍板叫停，說力量不足，經費不夠，宇航員這事暫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後放放。
中國的載人航天計劃就此擱置下來，待再度提起，已經是近20年以後的事了。
1992年9月21日上午， 在中南海勤政殿，江澤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十三屆常委會第195次會議，聽取匯報並展開討論。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楊尚昆、薄一波和萬裏也參加了會議。
討論進行了整整一個上午，大家都認為，我們國家如果沒有“兩彈一星”，能進聯合國嗎？如果中國在空間沒有一席之地，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能坐穩嗎？李瑞環發言道：“如果錢不夠，就是奧運會不申辦也要辦這個事。”劉華清也表示，錢不夠，動用國庫的黃金也要幹。江澤民說，這是個大事，大家同意，我也完全同意。搞這個東西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上都意義重大，是綜合國力的標誌。
這次會議結束之後，隨即在原國防科工委設立了專項工程辦公室，作為統一管理載人航天工程的專門機構，對工程實施專項管理。
載人航天工程一共有七大係統，發射場是其中之一。工程秘密拉開序幕之際，發射場係統論證和設計最開始的一個焦點，是要建一個什麽樣的發射場，究竟建在什麽地方？
最初以酒泉、西昌、太原和海南為候選點，前三者主要考慮的是它們已經具有的航天發射隊伍、設施和經驗，省錢省事。而海南則是航天部早就垂青的一個地方了，發射地理位置好，便於航天器飛行入軌。但是，綜合考慮下來，東風基地是最符合選點條件的，這裏由於曆史的原因，已經形成獨立於社會的一個軍事城鎮，擁有自己的一係列社會生活保障機製和功能，便於保密，水文地質條件也都不錯。
國際上建發射場的慣例，一般是遠離生活區50公裏開外，東風基地原先有幾個發射場，都是建在四五十公裏以外的戈壁上。新的發射場從技術條件上看，和以前的發射狀況已大不一樣，完全可以離生活區近一些，方便一些。論證人員還想到，將來航天員要在這裏做許多人－船－箭的預演合練，如果生活區和發射場相隔太遠，勢必會使航天員經受無謂的消耗。
出於這樣的考慮，選址人員便在基地生活區周圍展開調查。生活區是東風基地首區，它的北麵是北山，一直向西北方向連綿不斷，西麵是弱水河流過來的區域，皆不符合建場條件。而其東南有一片廣闊平坦的區域條件最好——這裏和生活區相隔隻兩道河，修兩座橋即可相通。往東往南是航天器飛行的方向，這兩個方向都一無遮攔，便於觀測，附近也無人居住，不牽涉移民問題。
1994年7月3日，東風基地在新發射場的預定位置，舉行了載人航天發射場奠基儀式。和陳士榘的工程兵部隊相比，35年後的施工方式已是鳥槍換炮了，各種大型現代施工機械一字排開，彩旗獵獵，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和東風基地的老司令員李福澤都揮動鐵鍬，揚土奠基。
仿佛是一種機緣巧合，在發射場西去幾十公裏的敦煌，一千多年前的古代畫師們將佛教世界的飛天意境，栩栩如生地留在了莫高窟的洞壁之上，那飛天女神飄逸的裙帶，曾喚起多少人對飛天的美好憧憬。如今，就在這個戈壁礫漠，中國人將由此踏上登天的旅程。
這時候的新發射場還都是一望無垠的黑戈壁，兩根木條地樁分別插在即將開工的測試廠房和發射塔的位置上。我在木條頂端鄭重地標上“Ⅰ工位”和“Ⅱ工位”的字樣。
文昌 一夢三十年，未來向深空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號探月衛星在西昌發射升空。
在發射現場的人群中，有幾位身份特殊的客人，他們是海南文昌的黨政要員，受西昌基地之邀，專程前來參觀。“嫦娥二號還會在西昌發射嗎？有沒有可能在文昌？”一位文昌官員問。“嫦娥二號是否繼續在西昌發射，現在還不好說。”西昌基地一位部門負責人回答道，“不過，探月工程後續發射鐵定會移師海南文昌。”這位負責人還透露，嫦娥一號發射任務完成之後，他們可能就要分流到海南去參與文昌發射場的建設。
實際上，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家在選擇發射場地點的時候，海南就曾幾次被專家們考慮過。海南在那個時候雖然經濟落後，一片荒涼，但並不是放棄選擇的主要理由，因為非常時期的國防工程正好就是要選擇這樣的地方，以便於保密和減少移民。海南幾次不被看好，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所處的周邊環境十分惡劣，一切都以準備打仗為前提，海南的戰備形勢顯然不利於建設耗資巨大的國防大工程。一直到載人航天選址的時候，海南雖又一次被納入備選方案，但最終還是因為保密和投資的原因而落選。
說起來，在海南建航天發射場不僅讓中國的專家反複考慮過，就連外國人也曾動過腦筋。
1987年，於北京召開的旨在促進太平洋地區國家在空間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的國際空間會議上，代表們曾提出了一個倡議，希望在海南和澳大利亞黃金海岸建設國際航天港。因為這兩個地方緯度都比較低，臨海憑風，是航天發射場非常適宜的地點，也是國際航天界進行和平合作的理想之地。
第二年，海南從廣東脫離出來，獨立建省，不久即接待了一個日本的代表團，這個代表團由六大財團組成，以日本科技廳宇宙研究所的名義而來，海南外辦的何質彬作為航天技術人員全程陪同。交談中，考察團提出了一個建議：可以投資400億美元，在海南建設一個太平洋航天港。這一建議與何質彬的想法可謂不謀而合。他很快把這一情況向當時的國防科工委和航天部領導做了反映，請國家有關部門對建設海南航天港這一設想進行認真考慮。但是，由於中國的經濟剛剛開始複蘇，各方麵力量還相當薄弱，海南基礎設施不足，投資預算遠大於在東風基地建設的概算，中央財政難以承受，所以，在海南建場的打算又一次胎死腹中了。
1994年8月，升任海南省科技廳副廳長的何質彬將在海南建立民營航天基地的設想寫進了《海南省九五科技發展規劃》，其設想的航天基地包括航天發射中心、航天科技產業中心和國際太空旅遊中心三個部分。隨後在北京參加科技會議時，他向國務委員宋健興致勃勃地描述了自己的規劃：建一個民營的航天基地，讓海南崛起一座綠色航天城，不用花國家一分錢，建成後供國家使用。宋健聽何質彬這麽一講，當即點頭說，這麽好的事，何樂而不為？
1995年4月，海南省從北京請來數十位航天專家，對在海南建設航天港進行了概念性論證、初步可行性論證和可行性研究論證。如果單從緯度考慮，三亞18.2°的緯度為全國最低，旅遊業發達，經濟狀況和基礎設施良好，專家們從一開始就對這裏情有獨鍾。但後來再加仔細考證，大家便都有些失望了。三亞一帶多為山區，沒有合適的地理位置用來建設發射場，除了天涯海角，再找不到一個三平方公裏、一馬平川建發射場的地方。並且，即使在這裏建成發射場，將來火箭要從三亞城頭頂飛過，萬一出現意外，會殃及人口密集的城市，風險巨大。
1996年，由何質彬主持，完成了《海南新世紀國際商用航天港可行性研究報告和項目建議書》，並向國家正式申報。在這個規劃中，發射中心初步定在文昌銅鼓嶺以北的昌灑鎮一帶，擬建中的發射場幾百米之外就是大海，方便大型運載火箭運輸。在一些政協委員不懈的努力下，2000年，“海南國際商業航天發射中心”終於被正式列入國家“十五”計劃。
應該說，無論從哪個角度考慮，此時在海南建發射場都是水到渠成的事。軍事方麵而言，國際環境已今非昔比，並且在現代戰爭條件之下，正如美國資深航天專家詹姆斯·奧斯博格所說的，航天基地在局部戰爭中的作用極其有限，並不會成為一個主要的軍事目標。從政治上考慮，在海南建設新的航天發射場，可以加強與國際間的航天合作，擴大中國航天的影響。從經濟方麵說，也可以為中國航天贏得國際市場，帶動海南經濟的發展。具體而言，緯度越低的發射場，地球離心力越大，發射有效載荷的成本越低。目前，國際上公認理想的發射場是設在南美洲圭亞那庫魯的發射場，它位於北緯5°，由歐洲有關空間機構管理。美國肯尼迪航天中心位於北緯28.5°，種子島航天中心位於北緯30.4°，它們分別是美國和日本的領土裏靠赤道較近的地方。上世紀60年代，美國把“土星”火箭的元件從沿海製造廠運到發射場時，輪船運輸就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前蘇聯的發射場卻避開人煙，選擇了內陸沙漠腹地。冷戰期間，當莫斯科為了登月競賽和後來的航天飛機製造超級火箭時，不得不在發射場再建一係列工廠，附帶工作人員和家屬生活居住的一個城市，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僅從這一點而言，中國三大航天發射場都存在著不少缺陷，單單一個大型火箭運輸問題就難以解決。所以，新的大型運載火箭發射場在海南建設，雖然也有雷暴、台風、降水等一些不利因素，但綜合考慮，這裏無疑是新型航天發射場的上上之選。
接下來的問題，還是發射場位置的最後選定。由於將來的發射方向會出現調整，或者向東，或者向南，以使不同軌道的航天器在最短的距離內到達預定軌道，延長衛星壽命。雖然文昌銅鼓嶺東麵就是大海，但如遇航天器需要向南發射，火箭將要穿過很長的一段居民區才會到達海麵，一旦出現意外，航程底下的居民生命財產就會受到巨大威脅。這樣一來，最初定在文昌建設航天城的規劃理所當然就被否定了。
論證人員隻得又在海南重新尋找新地點，瓊海和三亞都是他們先後考慮過的地方。在那幾年的東奔西走中，他們發現，就在文昌市最初選定的銅鼓嶺旁邊的龍樓鎮，既可以通過海路把直徑達5米多的大型火箭運輸進來，同時不論航天器的射向如何，火箭一起飛就能很快到達海麵，非常方便將來載人航天的救生和免除對地麵居民安全的顧慮，完全符合新一代航天基地的建設要求。論證人員根據這一線索，又展開了一番仔細考察，最終認定了這一地點。
如今，新型運載火箭發射場的征地工作已經拉開序幕，按照規劃，將於2012年建成。再過幾年，當一座現代化的大型航天發射場出現在世人麵前時，中國發射自己的空間站、實施無人乃至載人登月的非凡時刻，都將指日可待。
2008年丁亥金秋，嫦娥一號發射前夕，一條新華社電訊通過廣播電視、報紙網絡，傳送到世界各地：經國務院、中央軍委批準，
中國將在海南省文昌市建設新的航天發射中心。
或許是因為對“嫦娥”奔月有太久的期待，這個在中國航天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並未引起社會過多的關注。然而，海南文昌早已萬事俱備，蓄勢待發。消息傳來，迫不及待的人們即刻緊鑼密鼓地拉開了發射場建設的大幕。
時值隆冬，寒流陣陣，頻襲北方，海南卻溫暖如春。從海口到文昌的高速公路非常寬闊，我們一路風馳電掣，直奔文昌。當地的房價已經開始被炒高，從文昌前往發射場即將征地建設的龍樓鎮和東郊鎮，可以看到一些村子的公告欄裏貼著一張張地圖，上麵把每個需要搬遷的地方都用紅線圈了出來。如此大張旗鼓地宣傳航天發射場的建設，和前幾個發射基地總是長期處於保密狀態形成了一種極大的反差。
從龍樓鎮開車行駛十幾分鍾，我們來到了西地源村，在一片田地間豎立著一個標誌，上麵寫著“第Ⅰ發射工位2K1”。陪同我們的小周不無自豪地說：“文昌雖然是中國第四個發射基地，但卻是中國第一個在海邊建設的發射場。”我後來見他總是這麽向人宣傳，就告訴他說，其實，50年前選點建設中國第一個發射場的時候，就已經在青海湖、上海和東北沿海地區做過勘察，當時就決定在東北建一個導彈試驗的海上分場，這都是保守了幾十年的機密，直到今天，很多人還都知之甚少。
酒泉 中國第一個導彈試驗基地
1958年年初，一場大雪過後，朝鮮新安州的上空依然陰沉沉的，不見一點天晴的跡象。和往常一樣，車站人很少，一群灰麻雀撲拉拉地從頭頂飛過去，又折回來，使得這一帶更顯出了幾分冷清。
火車啟動了，速度逐漸加快，急速旋轉的車輪裹挾著一股股風雪，向鴨綠江對岸疾駛而來。在靠中間的一節車廂裏，坐著誌願軍二十兵團代司令員孫繼先和他的幾位隨行人員。肥大的棉軍裝裹在身上，使他們都顯得有些臃腫。
孫繼先這次秘密回國是很突然的。頭一天，誌願軍楊勇司令員通知他立即從朝鮮回國，孫繼先問回國幹什麽，楊勇說他也不知道，隻知道是軍委點的名，要他回國後去找總政治部肖華副主任。打了這麽多年仗，孫繼先還是頭一回碰上這種首長在下達指示時竟說不清楚的事，他不禁暗自納悶。根據形勢判斷，他覺得可能又是蔣介石想發動戰爭反攻大陸了。
到了北京，沒顧上休息，孫繼先便匆匆忙忙趕到總部，向肖華報到。
“又要打仗了？”孫繼先急切地問道。“是啊，耐不住了吧。” 肖華笑著回答說,“不過這個仗可不好打啊！你這次回來，是彭老總親自點的將，你們二十兵團很快也要調回來。”
孫繼先習慣性地從衣袋裏掏出筆記本，準備記下自己將要領受的新任務。“你先別往本本上記，”肖華見狀，忙朝他擺手道，“蘇聯來了40多個專家，幫助我們建設導彈試驗靶場，我們也要有相應的人員和他們對上口。有地對地、空對空、地對空、岸對艦、艦對岸幾種型號的導彈專家，軍委決定抽調部隊籌建導彈試驗靶場，就讓你來搞。”
孫繼先聽肖華說著什麽這對那、那對這的，心裏可是一點數也沒有。但他多年來養成的習慣是不管怎樣，先接受再說。第二天，他即跑到炮兵司令部，很快對即將接手的任務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
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立足未穩，所處境遇還十分危險。1956年5月26日，周恩來、彭德懷召開專題會議，根據聶榮臻的建議，決定成立導彈研究院（即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由錢學森任院長，穀景生任政治委員。五院成立後不到一年，就在研究和仿製蘇式導彈方麵取得了很大進展。這時五院提出了建設導彈試驗靶場的問題，提議一邊研製導彈，一邊建設靶場，二者同步進行，否則等導彈研製出來後，沒有一個可做試驗的地方。1957年9月25日，按照國防部長彭德懷的指示，總參謀部批準成立了“靶場籌備處”，並授予“0029部隊”代號，張貽祥任靶場籌備處處長，呂琳為副處長。
在中國，搞導彈是前所未有的，軍委老帥們自然是時時過問，極其重視。彭德懷親自主抓，為靶場調兵遣將。他曾一度指定聶榮臻元帥為試驗基地的總負責人，並要黃克誠協助聶榮臻做好這件事。
12月30日，根據中蘇不久前簽訂的《新技術協定》，以蓋杜柯夫少將為首的專家組抵達北京，幫助進行導彈試驗基地的勘察定點工作。1958 年元旦剛過，呂琳和蘇聯靶場設計專家烏斯留在北京，研究靶場的機構編製，張貽祥則率領勘察人員，和蘇聯專家組一起登上飛機，首先對東北海拉爾、索倫和華北赤峰、二連浩特一帶進行空中勘察。
飛機高度很低，不時被氣流衝擊得上下起伏。飛行中，蓋杜柯夫一邊透過舷窗看著機翼下冰天雪地的隆冬景色，一邊問張貽祥：“勘察靶場，我們首先要搞清楚是搞什麽類型的，不知道你們是搞綜合的還是搞單一的？”
張貽祥心想，鬼才懂呢。他隻好老老實實地回答說：“這個我也不知道，請你談談吧。”
“綜合的就是地對地、空對空、地對空、岸對艦、艦對岸幾種型號導彈試驗的綜合性靶場。根據中國的經濟技術狀況，我們建議你們建設綜合性靶場。”蓋杜柯夫連比帶劃，給張貽祥解釋了一番。
“那麽，像這樣的綜合性靶場，我們應該搞一個什麽樣的編製呢？”
“在我們蘇聯，靶場的領導和部長起碼是中將、少將，處長要大校、上校，下麵的技術人員都必須是大學文化程度，起碼需要一千人左右吧。”蓋杜柯夫說著停了一下，摸了一把發紅的鼻子，“噢，靶場還需建一個很大的機場，能容納一百架飛機那麽大的。”
張貽祥這時想到了勘察定點後的施工問題：“搞這麽大的工程，施工力量一定很大吧？”
“是的。第一期工程大概需要兩萬人，後麵的第二期工程也得三萬人，少了不行。”
過了幾天，東北、華北地區的勘察工作基本結束，張貽祥回到北京後，找到陳錫聯，匯報了勘察情況，並把蓋杜柯夫的話原原本本講了一遍。末了，他長出一口氣說道：“陳司令，這麽大的事，技術又那麽複雜，我可是幹不了。請你向軍委反映一下，怎麽幹，請軍委考慮。”
這天晚上，彭德懷元帥把陳錫聯和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召到了他家裏。落座後，陳錫聯把張貽祥和專家組勘察的情況作了匯報，隨後他講道：“東北和華北這幾個地方看來都不符合要求，下一步我們準備去西北地區看看。”
彭德懷放下手中的茶杯，問道：“東北、華北這麽大的地方，都不符合？依據是什麽？”
“我們和蘇聯專家在一起研究過了，如果以索倫或二連浩特作為靶場，導彈向西發射時，就要飛經蒙古人民共和國上空，並且索倫是山區，二連地區又嚴重缺水，還靠近包頭礦區，條件不是太理想，隻能看看西北的情況了。”
彭德懷思忖片刻，轉頭對陳錫聯說，“你們先去勘察吧，事先可以向蘭州軍區打個招呼。”
陳錫聯又將蓋杜柯夫對張貽祥所說的意見向彭德懷作了陳述，最後，他略略停頓了一下說：“彭部長，張貽祥說他幹不了，我看導彈這玩藝兒，我們炮兵也搞不了。”
彭德懷站起來，來回踱了幾步。“可以讓二十兵團回來，搞個兵團架子。靶場建起來後，可能在炮兵建製，也可能不在炮兵，這事隨後再定。你現在主要負責勘察工作，要集中精力選好點，考慮周到一些。這可是件大事啊！”
那天在彭德懷家裏接受任務後，陳錫聯又被周恩來召到了中南海。周恩來叮囑道：“西北地域遼闊，但是各方麵的情況也比較複雜。這些地區都是少數民族，一個是烏蘭夫，一個是賽福鼎，你一定要先和他們商量通。”
1958年1月18日，陳錫聯、王尚榮、孫繼先、張貽祥以及蘇聯蓋杜柯夫專家組一行50餘人，登上了一架蘇製伊爾-14飛機，騰空而去。
越往西，天地便越顯得深遠而廣大。中午時分，勘察組飛抵蘭州，以蘭州軍區司令部作為自己的大本營。接下來，他們首先進行了大規模的空中勘察，飛機每天從蘭州起飛，主要目標是銀川地區、甘肅民勤地區和鼎新以北的額濟納地區。
從空中看下去，位於內蒙古西端的額濟納一帶地形開闊、平坦，人煙稀少。勘察組經過分析比較，確定將勘察的重點就放在這裏。額濟納曆史悠久，是東西石器文化的連接點。先秦時將此地稱為“流沙”或“弱水流沙”，秦漢以後稱為“居延”。元朝統一中國後，在此設立亦集乃路總管府，額濟納一名即由此演變而來。
勘察組乘飛機對酒泉周圍的祁連山、中蒙邊境、居延地區進行了反複空勘，在研究確定了將額濟納青山頭一帶作為選場重點後，又換乘汽車，沿弱水河長驅幾百裏，將近日落時分抵達青山頭的綠園。
舉目四眺，但見東南方向的狼心山拔地而起，野性十足。向西是連綿不絕的青山群峰，寸草無生，裸露著鐵灰色的軀體。南北兩麵，是一片望不到盡頭的黑戈壁，天地間灰蒙蒙的，混沌一團。身旁的弱水河由西南而來，再折向東北，彎彎曲曲地鋪展開來。河水已經結冰，宛若一條長長的白練，好像是誰不經意間信手丟在這裏的。
“這一帶地形倒是不錯，可惜就是有些太偏僻了。”孫繼先坐下來，脫下鞋倒著裏邊的沙子。“沒有社會依托，將來靶場的困難不會小。”
蓋杜柯夫這時也顯得很興奮，他抹了把臉，拍拍翻譯夏銘智的肩膀說：“告訴他們，蘇聯的火箭發射場也是建在這種地方的。我看這裏就很好，也便於保密。”當晚，勘察組宿營在綠園。
綠園是他們後來給這個地方取的名字，當時隻有幾棟還沒建好的平房和幾間土坯房。
一夜難眠，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起來一看，勘察組人人身上都蓋了一層厚厚的沙子，眼窩裏、鼻翼間和耳朵裏盡是風沙的傑作。
簡單吃了點早飯後，勘察人員又騎著駱駝，一直到了中蒙邊境，詳細踏勘了這一帶的交通條件、地形地質、氣象氣候、水源、電力供應、通信聯絡、資源資料及附近居民生產生活等方麵的情況，經過綜合考慮，初步做出了將鼎新以北地區定為場址的結論。隨後，勘察組又返回綠園，確定了靶場發射陣地、技術陣地、燃料庫以及電廠和生活區的概略位置。
1997年，當年基地的副司令員林毅和我交談時，向我講述了一段故事：勘察中，蓋杜柯夫同孫繼先發生了一場爭執，就是靶場的指揮中心究竟放在什麽位置。蓋杜柯夫認為，應該放在弱水河東南方向的開闊區域，而孫繼先則認為，曆來兵家安營紮寨都很有講究，應該在靠近弱水河的地方建立。
“靠河不行，洪水一來，將造成災害。此外弱水東南為硬戈壁，地形開闊，也便於建設。”蓋杜柯夫對孫繼先連連搖頭，漲紅了臉大聲說。
“馬謖失街亭，主要原因就是失去了水源。靶場建成後，這裏就是中樞部位，也是主要生活區，沒有水源怎麽生存？”孫繼先一揮手，對蓋杜柯夫的意見表示不以為然。雙方爭執不下，各自扭頭走了。
後來，蓋杜柯夫想了想，覺得孫繼先的話也不是沒道理。他在野外打了一隻黃羊，親自動手宰殺，請孫繼先來喝酒。幾杯酒下肚，兩位將軍又和好了。
此前，蘇聯專家和孫繼先就已經有過一次關於靶場定點的分歧，孫繼先不同意專家們在這青山頭一帶的選擇，認為這裏交通不便，生存條件惡劣，將會增加許多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消耗。再說這裏也離邊境太近，靶場地形開闊，無險可守，機械化部隊到達這裏用不了兩小時。如果選擇在銀川一帶建立靶場，那裏有山有灘，附近就是黃河，當地曆來被稱作西北糧倉，又有社會依托，建設成本也比較小。蘇聯專家反對在銀川建場的主要理由是那一帶地質條件不好，區域也不夠寬闊等。這個分歧也曾及時反映到了上邊，軍委開會研究時反複作了比較，考慮到人家出人出物大力援助的因素，最後還是采納了蘇聯專家的意見。
但是，孫繼先開始擔憂的許多問題後來果然接連出現了，基地的物資供應、家屬就業、子女上學、青年婚嫁等等，都在很長時期內造成了不少困難，直至今天仍無法徹底解決。
導彈試驗靶場的場址基本確定下來之後，陳錫聯一行又飛往烏魯木齊，準備到新疆的南疆一帶選擇彈著區。在此之前，總參謀部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已經向賽福鼎打過招呼。
為了選擇一塊既不是沙漠，又不是山區的開闊地作為彈著區，勘察組連續對南疆一些地區進行了勘察，並詳細了解了所選彈著區的人口分布、與酒泉之間的距離、交通運輸、通信聯絡等情況。
當時新疆地區還沒有詳細的地形圖，飛行員僅憑一份小比例尺地圖飛行。為了找一塊合適的地方，蓋杜柯夫常常指著地圖上某一區域，指揮飛行員這樣飛，那樣飛。陳錫聯他們以為蓋杜柯夫懂得這些，所以也沒在意。
有一次，蓋杜柯夫在圖上看著是一塊平坦區域，就讓飛行員飛到這個地區看看，結果飛機卻鑽進了一個山穀。兩側的山峰危崖聳立，峽穀又窄又長，看不到出口，機上的所有人員頓時全都緊張起來。這時稍有不慎，飛機就可能撞在山上，機毀人亡。好在飛行員十分老練，技術過硬，在山穀中轉了很長時間後，終於鑽出山穀，脫離了險境。這一下，蓋杜柯夫可著實嚇得不輕，從此以後，再也不指揮飛行了。
1月28日至2月7日，海軍司令員羅舜初和孫繼先會同蘇聯專家，又接連勘察了上海、葫蘆島、秦皇島、旅順和威海幾個地方，經過反複比較，擇定在東北地區建設導彈試驗靶場海上分場的場址，陳士榘、羅舜初和孫繼先在專家組製定的靶場配置圖上簽了字。
幾天後，陳錫聯首先將勘察報告呈送給了彭德懷。彭德懷一邊翻看著報告，一邊問道：“烏蘭夫和賽福鼎是什麽意見？”
“我已經跟他們兩個都講好了，他們都沒意見。我們還開了個會，都研究過了。”陳錫聯講了一下會議中的一些情況，“蘇聯專家對這個地方也很滿意。”
“好吧，你們都研究過了，我同意。”彭德懷說著，提起筆在報告上簽了字。
1958年2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關於選擇導彈試驗靶場的報告》上做了批示，3月3日，總書記鄧小平在勘察報告上簽署“同意”意見。隨後，誌願軍二十兵團秘密回國，千軍萬馬悄然開進額濟納，美國中情局後來向白宮遞交了一份情報，稱“原駐朝鮮西海岸的誌願軍二十兵團去向不明”。至此，對內稱作“東風”的中國第一個導彈綜合試驗靶場秘密建立。
1960年8月，陳士榘上將率領七一六九部隊數萬名官兵，經過兩年零六個月艱苦施工，完成了東風導彈試驗靶場數千座建築設施。施工中，先後有303人傷亡，38人殘廢。
50年來，東風基地不僅自身功勳卓著，如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舉世無雙地在本土發射導彈核武器。建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之後，又發射了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第一次把中國自己的航天員送上太空等等，還相繼派生出了太原、西昌等航天基地。如今，東風基地又一次進入到了新的發射任務準備階段——神舟七號將在今年秋天升上太空，三名航天員將出艙行走，實現中國人真正的飛天夢想。
為了防止蘇聯入侵，根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關於東風基地需另外勘建靶場的指示，1966年5月，張貽祥率領國防科委、七機部一院、工程兵設計院和東風基地組成的聯合勘察組，根據“靠山、隱蔽、分散”的原則，對東北地區進行了空中勘察，最後確定了東北導彈試驗場的場址。隨後，勘察組又飛抵華北進行勘察，並著手建立華北導彈發射場。
控天下之肩背，帶五原之都邑。新的發射場一帶曾經是軍事要塞，中原王朝與草原王國以此為界。崇山峻嶺中，宋代長城紫塞連天，古縣城牆高深異常，其甕城數倍於平遙古城，為中國古城建築一絕，而其亞高山荷葉坪草甸和大麵積原始次森林就深藏於這裏，堪稱華北最大。勘察組在一處海拔1400餘米、為群山包圍的隱秘地點，確定下了新的發射場地址。
1967年3月初，正是春寒料峭之際，一支上千人的隊伍從東風導彈基地出發，被一列軍用悶罐車秘密運到了黃土高原的山溝裏。
這個時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燒之際，這支在基地內部編為第一工區的部隊在行車途中，曾遇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專列途經呼和浩特站時，竟然被一群“紅衛兵”擋住了，硬說這支部隊屬於私自調兵，不予放行。後來不得不請出總參機關，才得以繼續前行。
新的發射場周邊地勢東南高、西北低，部隊暫時在蘆芽山腳下安營紮寨，這裏最高主峰荷葉坪為海拔2783米。時任基地工區政委的任瑞成後來回憶說：“我們幾位工區領導乘小車到發射場，一路上看到的都是高低不平的黃土地，道路彎來繞去，坡度很大。走好半天都很難看見什麽樹木，河溝水道連座橋都沒有，哪裏不通了就繞著走，特別荒涼。這時候我就想，就這個條件，將來執行發射任務，導彈根本運不進來，看來當務之急就是修路。這一帶條件差，我們的部隊還沒有營房，隻能先分散居住在群眾家裏。部隊安置好後，我們就在老鄉的打穀場上召開了300多人的全體幹部大會，做動員。”
任瑞成當時是站在碾蓧麥的石滾上給大家講話的，著重講的是施工準備工作。因為要趕在1968年提前完成導彈發射的一切地麵設施，第一期工程任務特別緊張。當地十年九旱，又是風沙口子，老百姓飲用水隻能靠老天爺下幾滴雨解決問題，所以，拉水打井就成了首要大事。除此之外，移民也是一大問題。部隊駐地附近有十幾個村子被劃在了軍事禁區之內，大約有2000多人需要遷出。因為這裏是老區，所以，當政府和部隊派人宣傳動員時，百姓們盡管留戀故土，還是很順利地搬遷走了。按照政策規定，所有的遷出人口都被安置在縣城周圍交通條件較好、土地較多的地方，事先為他們蓋好了房子，同時對搬遷戶的財產都做了折價補償。
1968年初秋，曾經發射中國第一枚近程導彈的東風基地第一試驗部一中隊調入太原，12月18日，李福澤司令員親自到現場督陣，在零下36攝氏度的低溫下，中國第一代自行設計研製的液體中程運載火箭首發成功。
1976年1月，太原導彈試驗基地正式成立，喬平任司令員，孫明遠任政委。
太原衛星發射場是中國真正自主設計建設的第一座火箭衛星發射中心。
失敗與犧牲 不該忘卻的紀念
1986年1月28日，載有七名宇航員的美國航天飛機挑戰者號，在萬眾矚目之下，帶著人們的祝福與希望點火升空。然而僅僅過了幾十秒鍾，一聲巨響，淩空出現的濃煙烈火猶如一個噩夢，把挑戰者號的悲劇時刻長久地定格在了世人麵前。
為有犧牲多壯誌，巨大的成功總是伴著巨大的風險，在中國50餘年的航天曆程中，也同樣隱藏著無數慘烈悲壯的失敗與犧牲。
1962年，東風二號中近程導彈從北京上了專列，每走幾小時，隨行人員便下來檢查一番。中國發射的第一枚導彈隻是一種近程導彈，頂多打幾百公裏，所以對於這枚導彈，大家百般嗬護。梁思禮那時三十多歲，臨去東風基地時，第三個孩子即將出世，夫妻倆商量，如果生男孩，就取名叫梁凱；生女孩，就叫梁旋。
發射時，按規定現場人員應全部撤往幾公裏之外的敖包山後麵，梁思禮仗著年輕膽大，又是搞控製的，想仔細看看導彈在飛行中拐彎的情況，就沒有隨隊伍後撤，而是約另一位同事留在附近觀察。“我看到導彈剛升空就有些不正常，歪歪扭扭的，最後掉了下來，落在離發射台不遠的地方。”梁思禮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
導彈墜毀後，地麵被炸出一個深4米、直徑22米的大彈坑。“這是第一次發射失敗，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老專家謝光選回憶道，“司令員李福澤看氣氛太壓抑，便叫我過去，大聲吼道：謝光選，你賠我一個廁所！因為導彈爆炸把一個廁所也給毀了。我也喊，司令員，你賠我一枚導彈！這麽一喊，周圍的氣氛才緩和了一些。” 後來經過改進，用這種導彈把原子彈打到了羅布泊。
1974年11月5日，東風基地用“長征二號”運載火箭進行中國第一顆返回式科學探測衛星的首次發射。17時40分，火箭點火正常，但6秒鍾後，即出現了越來越大的俯仰擺動。飛行到20秒時，轟隆一聲，運載火箭連同衛星淩空爆炸。
爆炸殘骸紛紛揚揚，散落在發射台東南方向大約500米左右的範圍內，一間平房被一塊火箭碎片砸透了頂，發射陣地周圍的煙火燃燒了好半天才被消防人員撲滅。目睹這一慘象，不少科技人員忍不住痛心地哭了起來。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的火箭製造業異常繁忙。1993年2月1日，國家正式批準CZ-3B火箭立項研製，這種稱為“長征三號”乙的火箭是當時中國推力最大的火箭。
1996年2月15日淩晨，新研製的中國長征三號乙火箭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進行首次飛行，火箭上裝有一顆國際708通信衛星。
大屏幕上，電子鍾不停地閃動。10分鍾準備，5分鍾準備……當指揮員剛剛報出1分鍾準備的時候，大屏幕上的紅色數字突然停止了跳動。
時間定在倒數59秒上頭。一個突發故障，使得發射向後推遲了5分鍾。事後想起來，如果這次推遲不是5分鍾，而是5小時，甚至5天，也許會徹底查明故障，避免一場大難。但在當時，故障現象隻是一閃而過，並無其他異常，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應該終止發射。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最後10秒倒計時結束，隨著指揮員點火命令的發出，從大屏幕上看去，隻見火光四泄，火箭開始緩緩上升，大廳裏的人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
就在這時，意外發生了。剛剛起飛的火箭還沒升到一定高度就開始轉向，幾乎是橫著飛了出去，大廳內所有鼓掌的手頓時僵在了半空中。胡世祥當時是西昌基地的司令員，隻見他神情痛苦，兩眼緊緊盯著大屏幕，身體前傾，似乎是想衝上天去把偏斜的火箭給正過來。
驟然間，一道強光閃過，火箭一頭撞在離發射台1.85公裏的山坡上，發生劇烈爆炸。
頓時，指揮大廳內一片漆黑，由於供電線路在爆炸中受到破壞，人們仿佛一下子跌入到了原始部火箭剛起飛，就開始轉向，一頭撞在發射場附近的山坡上，周圍的建築瞬間變為廢墟。最後掉了下來，落在離發射台不遠的地方。”梁思禮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導彈墜毀後，地麵被炸出一個深4米、直徑22米的大彈坑。“這是第一次發射失敗，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老專家謝光選回憶道，“司令員李福澤看氣氛太壓抑，便叫我過去，大聲吼道：謝光選，你賠我一個廁所！因為導彈爆炸把一個廁所也給毀了。我也喊，司令員，你賠我一枚導彈！這麽一喊，周圍的氣氛才緩和了一些。” 後來經過改進，用這種導彈把原子彈打到了羅布泊。1974年11月5日，東風基地用“長征二號”運載火箭進行中國第一顆返回式科學探測衛星的首次發射。 17時40分，火箭點火正常，但6秒鍾後，即出現了越來越大的俯仰擺動。飛行到20秒時，轟隆一聲，運載火箭連同衛星淩空爆炸。爆炸殘骸紛紛揚揚，散落在發射台東南方向大約500米左右的範圍內，一間平房被一塊火箭碎片砸透了頂，發射陣地周圍的煙火燃燒了好半天才被消防人員撲滅。目睹這一慘象，不少科技人員忍不住痛心地哭了起來。落時期，隻有那一台台計算機屏幕依然閃爍著。火箭爆炸的巨響在過了好幾秒鍾之後才傳過來，接踵而至的是地動山搖，指揮大廳也隨之猛烈顫動，並發出一陣令人恐怖的聲響。
“長三乙”運載火箭高50多米，直徑3米多，箭體內裝有400多噸的液氫液氧燃料，其威力相當於一顆小型原子彈，在西昌發射場四麵環山如此狹窄的地方發生爆炸，後果是災難性的。
過了幾分鍾，指揮大廳裏的照明得到了應急恢複，人們都還和點火之前那樣，沒有一個人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有人衝進大廳，給在場的人們分發濕毛巾，火箭爆炸後生成的有毒氣體正向指揮大廳這邊飄散過來，但沒幾個人去用毛巾捂住口鼻，人們仍然不願意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
根據命令，大廳內所有的人都嚴禁出去，以免發生更大的危險。外麵天還未亮，到處是一片漆黑。過了一會兒，基地副司令員匆匆走了進來，他是從事故現場趕來的，報告說火箭爆炸地點就在基地發射場大門右側的那個小山坡上，衝擊波將當地的一些民房衝倒，周圍的建築已經被全部夷為平地。清查結果發現砸死了幾個人，其中一位是航天部試驗隊的技術人員，他沒有按照規定撤離現場。
事後查明：由於一個電子元器件失效，使得慣性基準傾斜，火箭陀螺按錯誤的信號進行姿態矯正，導致火箭在飛行22秒種後，觸地爆炸，星箭俱毀。這是中國航天史上最慘重的一次災難，通過電視屏幕，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這驚心的一幕……
中國航天就是在這一次次的挫折和痛苦中百折不撓，一路跋涉而來，走向遠方
西昌 1號發射工位的秘密
從西昌往北上108國道，在山穀中一路穿行60多公裏，就來到一個名叫沙壩的地方。一進入山穀，即可看到高高矗立的兩座發射塔。外麵的人來這裏，很容易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為什麽這個基地隻有2號和3號發射塔？ 1號發射塔在哪裏？去年嫦娥一號就是從3號發射塔送上天的。按說，西昌從上世紀80年代就對外開放了，難道這裏還隱藏著什麽秘密？
事情還得從第一位宇航員加加林說起。
1961年4月12日清晨，在火箭巨大的轟鳴聲中，蘇聯宇航員加加林向人們道別說：“我去了！”然後，他一步登天，在330公裏的高度飛行。
全世界都為此而震動。
那時候的中國正處在超英趕美的熱潮之中，蘇聯“東方號”發射成功自然對中國航天人觸動不小。就在這一年，20多個空軍飛行員被選拔出來，集中到十一航校。當時沒明講，眾人還以為真是像領導說的那樣，搞殲七新機種的改裝，但領導又批評他們，說他們不開竅，弄得大家摸不著頭腦。搞了幾個月，最後讓大家還回原單位，並交代說，你們都是搞飛行的，老這麽中斷是不行的。回去以後，要召之即來，隨叫隨到。有人問究竟要幹什麽，回答說是往上幹唄，也可能要突破航空事業。那時還不敢說航天——保密，但往上是什麽，飛行員們心裏多少都有些數，隻是得不到肯定罷了。
1965年，在中央專門委員會原則批準的空間技術規劃方案中，提出了在中國第一個人造衛星上天十年後，發射兩艘無人試驗飛船（飛船最初被命名為“大躍進”號，後改為“曙光”號），為此還安排了近200項研究課題。這期間，中國科學家們先後發射了多枚生物火箭，取得了一定成果。為了進一步擴大研究項目，1966年7月15日，又用狗進行了飛行試驗。T-7A（S2）型生物火箭就是為小狗上天專門設計的，生物艙內載有1隻小狗、4隻大白鼠和12 隻生物樣品試管，還設有條件反射實驗裝置，用以觀察在失重條件下動物高級神經活動的反應。錢學森說，中國發射載狗火箭，就是為載人航天做準備的。
1966年1月9日至2月6日，中科院、中國醫學科學院和軍事醫學科學院在國防科委召集下，於京西賓館召開了一次秘密的“宇宙醫學、宇宙生物學規劃會議”， 提到了宇航問題，但爭論不小，未作決定。
1968年4月1日，載人航天又被重新提起。由於正處於“文革”混亂時期，為了從組織體製上予以保證，便成立了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並在研究院空間飛行器總體設計部裏成立了飛船總體室，進行載人飛船總體方案研究。同時，還集中力量，組建了宇宙醫學及工程研究所（即北京航天員訓練中心），隸屬由錢學森任院長的空間技術研究院。這個所負責研究在飛船內為宇航員提供一個安全且適宜人生活和工作的環境，並能在緊急狀況下保證宇航員的安全。
此後，中國航天訓練基地經常舉行一些學術活動，錢學森也差不多都到會參加討論。當時，總體方案研究焦點是研製可載幾名航天員的中國第一艘載人飛船。為此，飛船總體組先後完成了可載一、二、三、五名航天員的四種方案進行論證比較，尋找共性的關鍵技術課題。
1969年底，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邊境局部衝突不斷，一旦爆發大規模戰爭，臨近中蒙邊境的東風基地將首當其衝。為此，中央決定在三線地方再建一個新的衛星發射基地。新發射場的一個重要原則是，既要考慮長遠發展，又要便於保密和施工。1969年12月，東風基地組成了一支40餘人的選場勘察小分隊，曆時3個月，走遍了滇北、黔東、鄂西、川南、晉東、西以及洞庭湖、鄱陽湖等9省、25個地區的81個縣，預選了16個方案，最後精選出3個預選點。
最初的選擇並不是西昌，而是越西，上報之後還得到了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批準。越西位於四川涼山境內，四麵環山，地形隱蔽，其優點是戰略地位穩定，向東北發射大傾角衛星和飛船時，一、二級火箭落點比較安全。但隨後複查時，卻發現越西存在著電力供應緊張、交通不便、施工量浩大等缺陷，因此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爭論之下，東風基地決定第三次對越西實地複察，並對西昌進行補充勘察。
1970年6月，東風基地司令員李福澤和副司令員喬平率領有關人員到達位於大涼山腹地的西昌，實地複查在此建立宇航發射場的方案。在察看沙壩溝時，眾人乘擺渡小船跨過安寧河，沿狹窄的小路及田間小道向溝內步行。下午，勘選人員到達波蘿溝口，在小河旁的一棵桃樹下打開地圖，對準方位。李福澤邊看地圖，邊對照實地，連聲說：“好地方，好地方！”
波蘿溝口在兩河匯合處有一塊較為平坦的壩子，從溝口向北有一塊梯田台地，長著綠油油的水稻。這裏四周群山環抱，山外有山，非常隱蔽，作為發射場十分理想。
“這裏可以作為一個陣地，按兩個工位考慮，一開始可以先上一個。”李福澤像當年指揮打仗一樣，一手叉腰，一手指著地圖說，“向西兩公裏的青杠壩，向東3公裏的麻葉林，可作為下一步安排，再建兩個陣地。這樣共有三個陣地，或者五至六個工位。技術陣地可以放在楊家溝，一個技術陣地對應三個發射陣地。”
“趕羊溝那幾座山頭，可以考慮放光學測量設備。”喬平伸手指著遠處，劃了一個圈說。
返回西昌後，李福澤又聽取了基建部工程科參謀陳德威關於西昌地震問題的調研情況。西昌地處安寧河斷裂帶，曆史上曾發生過破壞性大地震。最近一次是1850年，西昌縣城毀於一旦。作為新建的宇航場區，地震自然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不過，這一帶發生大地震的周期時間長，一般是100年至200年左右。
大家爭論了半天，李福澤把手一揮，果斷地說：“就這樣吧。地震問題今天還不能深刻認識它，現在關鍵是爭取時間，應該下決心了！”
從地理位置上看，西昌的確稱得上一座理想的天然發射場，其優越條件頗多：這裏海拔高、緯度低，地形隱蔽，地質結構堅實。氣候適宜，水源豐富穩定，交通和通訊條件比較理想，距發射場50公裏處是西昌飛機場，跑道長3600米，可以允許C-130、安-124和波音747等大型飛機起降。發射場距離成昆鐵路和川滇公路都不遠，加之東麵的金沙江航道還可以水路通達宜賓、重慶直至上海，這些條件極利於運輸所需物資和衛星、火箭產品。另外，國家通信幹線也緊鄰發射場，可充分保證發射試驗時的通訊，算是得天獨厚，占盡了地利。
1970年10月14日， 國務院、中央軍委批準宇航發射場由越西改至西昌以北的鬆林地區，其代號為“7201”工程，意思是在1972年前完成主要工程，準備執行任務。
當時的初步打算是，在西昌布點建立飛船發射工位，在北京精心挑選、培訓第一批宇航員，這兩項工作都在高度保密中實施，宇航員不知道發射工位建在哪裏，西昌也不知道國家在秘密培訓宇航員。但由於受綜合國力、技術條件、交通運輸等因素影響，航天發射工位論證後一直沒建起來。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於1982 年交付使用，兩年後發射了第一顆通信衛星。1985年，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正式對外開放，承攬國際商業衛星發射業務。從單一型號火箭發射到多種型號火箭發射，從發射國產衛星到承擔國際商業衛星發射，從發射地球同步衛星、極軌衛星到嫦娥一號探月衛星發射，有著20多年發射曆史的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現在早已名滿天下。
如今，在離2號發射架兩公裏遠處，當初準備建飛船發射工位的地方，曾為飛船發射準備而修建了3條隧洞、5公裏鐵路線，雖然從修建起來就擱置未用，但1號位發射場坪依然像一個夢一樣，被完完整整地保留在了那裏。
酒泉 登天之路由此開始
1970年7月14日，毛澤東圈閱了國防科委關於在殲擊機飛行員中選拔航天員的報告之後，中國載人航天的事情又加速運轉起來。
本來，最初的計劃是，經過半年時間的準備工作，開始對選拔出來的20名宇航員進行訓練，集中時間為1971年11月。曙光一號載人飛船第一次上天將乘坐兩名宇航員，用長征二號火箭發射，升空時間為1973年。
當時參與做空間規劃與管理工作的楊照德說：“從1967年到‘文革’結束這段時間，曙光飛船作了很大的貢獻，培養了大量的科技人員，現在六七十歲的專家大都是那時期出來的，更主要的是摸索了經驗，怎麽訓練宇航員，需要什麽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曙光一號就像一台播種機。”
然而，就在飛船研製和宇航員訓練緊鑼密鼓地展開之際，中國政壇發生了一場大“地震”，正在依照慣性運轉的生活，被強行按下了停止鍵。
這一次發生的令上上下下大吃一驚的事件是“林彪叛逃”。因為當時的空軍司令吳法憲被指稱為林彪死黨，空軍成了“重災區”，“714”辦公室被懷疑是“起義事”的代號，包括宇航員訓練在內的許多工作全部中斷。
模擬飛船的大廠空空蕩蕩，用紙盒、木板釘成的宇宙飛船模型，蒙上了一層帳篷布。沒有糧食沒有錢，這些高級飛行員的營養無法保證。分管宇航員的楊國宇急了，向上頭反映困難，最後，還是毛澤東拍板叫停，說力量不足，經費不夠，宇航員這事暫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後放放。
中國的載人航天計劃就此擱置下來，待再度提起，已經是近20年以後的事了。
1992年9月21日上午， 在中南海勤政殿，江澤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十三屆常委會第195次會議，聽取匯報並展開討論。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楊尚昆、薄一波和萬裏也參加了會議。
討論進行了整整一個上午，大家都認為，我們國家如果沒有“兩彈一星”，能進聯合國嗎？如果中國在空間沒有一席之地，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能坐穩嗎？李瑞環發言道：“如果錢不夠，就是奧運會不申辦也要辦這個事。”劉華清也表示，錢不夠，動用國庫的黃金也要幹。江澤民說，這是個大事，大家同意，我也完全同意。搞這個東西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上都意義重大，是綜合國力的標誌。
這次會議結束之後，隨即在原國防科工委設立了專項工程辦公室，作為統一管理載人航天工程的專門機構，對工程實施專項管理。
載人航天工程一共有七大係統，發射場是其中之一。工程秘密拉開序幕之際，發射場係統論證和設計最開始的一個焦點，是要建一個什麽樣的發射場，究竟建在什麽地方？
最初以酒泉、西昌、太原和海南為候選點，前三者主要考慮的是它們已經具有的航天發射隊伍、設施和經驗，省錢省事。而海南則是航天部早就垂青的一個地方了，發射地理位置好，便於航天器飛行入軌。但是，綜合考慮下來，東風基地是最符合選點條件的，這裏由於曆史的原因，已經形成獨立於社會的一個軍事城鎮，擁有自己的一係列社會生活保障機製和功能，便於保密，水文地質條件也都不錯。
國際上建發射場的慣例，一般是遠離生活區50公裏開外，東風基地原先有幾個發射場，都是建在四五十公裏以外的戈壁上。新的發射場從技術條件上看，和以前的發射狀況已大不一樣，完全可以離生活區近一些，方便一些。論證人員還想到，將來航天員要在這裏做許多人－船－箭的預演合練，如果生活區和發射場相隔太遠，勢必會使航天員經受無謂的消耗。
出於這樣的考慮，選址人員便在基地生活區周圍展開調查。生活區是東風基地首區，它的北麵是北山，一直向西北方向連綿不斷，西麵是弱水河流過來的區域，皆不符合建場條件。而其東南有一片廣闊平坦的區域條件最好——這裏和生活區相隔隻兩道河，修兩座橋即可相通。往東往南是航天器飛行的方向，這兩個方向都一無遮攔，便於觀測，附近也無人居住，不牽涉移民問題。
1994年7月3日，東風基地在新發射場的預定位置，舉行了載人航天發射場奠基儀式。和陳士榘的工程兵部隊相比，35年後的施工方式已是鳥槍換炮了，各種大型現代施工機械一字排開，彩旗獵獵，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和東風基地的老司令員李福澤都揮動鐵鍬，揚土奠基。
仿佛是一種機緣巧合，在發射場西去幾十公裏的敦煌，一千多年前的古代畫師們將佛教世界的飛天意境，栩栩如生地留在了莫高窟的洞壁之上，那飛天女神飄逸的裙帶，曾喚起多少人對飛天的美好憧憬。如今，就在這個戈壁礫漠，中國人將由此踏上登天的旅程。
這時候的新發射場還都是一望無垠的黑戈壁，兩根木條地樁分別插在即將開工的測試廠房和發射塔的位置上。我在木條頂端鄭重地標上“Ⅰ工位”和“Ⅱ工位”的字樣。
文昌 一夢三十年，未來向深空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號探月衛星在西昌發射升空。
在發射現場的人群中，有幾位身份特殊的客人，他們是海南文昌的黨政要員，受西昌基地之邀，專程前來參觀。“嫦娥二號還會在西昌發射嗎？有沒有可能在文昌？”一位文昌官員問。“嫦娥二號是否繼續在西昌發射，現在還不好說。”西昌基地一位部門負責人回答道，“不過，探月工程後續發射鐵定會移師海南文昌。”這位負責人還透露，嫦娥一號發射任務完成之後，他們可能就要分流到海南去參與文昌發射場的建設。
實際上，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家在選擇發射場地點的時候，海南就曾幾次被專家們考慮過。海南在那個時候雖然經濟落後，一片荒涼，但並不是放棄選擇的主要理由，因為非常時期的國防工程正好就是要選擇這樣的地方，以便於保密和減少移民。海南幾次不被看好，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所處的周邊環境十分惡劣，一切都以準備打仗為前提，海南的戰備形勢顯然不利於建設耗資巨大的國防大工程。一直到載人航天選址的時候，海南雖又一次被納入備選方案，但最終還是因為保密和投資的原因而落選。
說起來，在海南建航天發射場不僅讓中國的專家反複考慮過，就連外國人也曾動過腦筋。
1987年，於北京召開的旨在促進太平洋地區國家在空間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的國際空間會議上，代表們曾提出了一個倡議，希望在海南和澳大利亞黃金海岸建設國際航天港。因為這兩個地方緯度都比較低，臨海憑風，是航天發射場非常適宜的地點，也是國際航天界進行和平合作的理想之地。
第二年，海南從廣東脫離出來，獨立建省，不久即接待了一個日本的代表團，這個代表團由六大財團組成，以日本科技廳宇宙研究所的名義而來，海南外辦的何質彬作為航天技術人員全程陪同。交談中，考察團提出了一個建議：可以投資400億美元，在海南建設一個太平洋航天港。這一建議與何質彬的想法可謂不謀而合。他很快把這一情況向當時的國防科工委和航天部領導做了反映，請國家有關部門對建設海南航天港這一設想進行認真考慮。但是，由於中國的經濟剛剛開始複蘇，各方麵力量還相當薄弱，海南基礎設施不足，投資預算遠大於在東風基地建設的概算，中央財政難以承受，所以，在海南建場的打算又一次胎死腹中了。
1994年8月，升任海南省科技廳副廳長的何質彬將在海南建立民營航天基地的設想寫進了《海南省九五科技發展規劃》，其設想的航天基地包括航天發射中心、航天科技產業中心和國際太空旅遊中心三個部分。隨後在北京參加科技會議時，他向國務委員宋健興致勃勃地描述了自己的規劃：建一個民營的航天基地，讓海南崛起一座綠色航天城，不用花國家一分錢，建成後供國家使用。宋健聽何質彬這麽一講，當即點頭說，這麽好的事，何樂而不為？
1995年4月，海南省從北京請來數十位航天專家，對在海南建設航天港進行了概念性論證、初步可行性論證和可行性研究論證。如果單從緯度考慮，三亞18.2°的緯度為全國最低，旅遊業發達，經濟狀況和基礎設施良好，專家們從一開始就對這裏情有獨鍾。但後來再加仔細考證，大家便都有些失望了。三亞一帶多為山區，沒有合適的地理位置用來建設發射場，除了天涯海角，再找不到一個三平方公裏、一馬平川建發射場的地方。並且，即使在這裏建成發射場，將來火箭要從三亞城頭頂飛過，萬一出現意外，會殃及人口密集的城市，風險巨大。
1996年，由何質彬主持，完成了《海南新世紀國際商用航天港可行性研究報告和項目建議書》，並向國家正式申報。在這個規劃中，發射中心初步定在文昌銅鼓嶺以北的昌灑鎮一帶，擬建中的發射場幾百米之外就是大海，方便大型運載火箭運輸。在一些政協委員不懈的努力下，2000年，“海南國際商業航天發射中心”終於被正式列入國家“十五”計劃。
應該說，無論從哪個角度考慮，此時在海南建發射場都是水到渠成的事。軍事方麵而言，國際環境已今非昔比，並且在現代戰爭條件之下，正如美國資深航天專家詹姆斯·奧斯博格所說的，航天基地在局部戰爭中的作用極其有限，並不會成為一個主要的軍事目標。從政治上考慮，在海南建設新的航天發射場，可以加強與國際間的航天合作，擴大中國航天的影響。從經濟方麵說，也可以為中國航天贏得國際市場，帶動海南經濟的發展。具體而言，緯度越低的發射場，地球離心力越大，發射有效載荷的成本越低。目前，國際上公認理想的發射場是設在南美洲圭亞那庫魯的發射場，它位於北緯5°，由歐洲有關空間機構管理。美國肯尼迪航天中心位於北緯28.5°，種子島航天中心位於北緯30.4°，它們分別是美國和日本的領土裏靠赤道較近的地方。上世紀60年代，美國把“土星”火箭的元件從沿海製造廠運到發射場時，輪船運輸就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前蘇聯的發射場卻避開人煙，選擇了內陸沙漠腹地。冷戰期間，當莫斯科為了登月競賽和後來的航天飛機製造超級火箭時，不得不在發射場再建一係列工廠，附帶工作人員和家屬生活居住的一個城市，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僅從這一點而言，中國三大航天發射場都存在著不少缺陷，單單一個大型火箭運輸問題就難以解決。所以，新的大型運載火箭發射場在海南建設，雖然也有雷暴、台風、降水等一些不利因素，但綜合考慮，這裏無疑是新型航天發射場的上上之選。
接下來的問題，還是發射場位置的最後選定。由於將來的發射方向會出現調整，或者向東，或者向南，以使不同軌道的航天器在最短的距離內到達預定軌道，延長衛星壽命。雖然文昌銅鼓嶺東麵就是大海，但如遇航天器需要向南發射，火箭將要穿過很長的一段居民區才會到達海麵，一旦出現意外，航程底下的居民生命財產就會受到巨大威脅。這樣一來，最初定在文昌建設航天城的規劃理所當然就被否定了。
論證人員隻得又在海南重新尋找新地點，瓊海和三亞都是他們先後考慮過的地方。在那幾年的東奔西走中，他們發現，就在文昌市最初選定的銅鼓嶺旁邊的龍樓鎮，既可以通過海路把直徑達5米多的大型火箭運輸進來，同時不論航天器的射向如何，火箭一起飛就能很快到達海麵，非常方便將來載人航天的救生和免除對地麵居民安全的顧慮，完全符合新一代航天基地的建設要求。論證人員根據這一線索，又展開了一番仔細考察，最終認定了這一地點。
如今，新型運載火箭發射場的征地工作已經拉開序幕，按照規劃，將於2012年建成。再過幾年，當一座現代化的大型航天發射場出現在世人麵前時，中國發射自己的空間站、實施無人乃至載人登月的非凡時刻，都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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