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誌願軍成功的戰役欺騙和偽裝
[公社帖]文章提交者：拓石 加貼在 中國曆史 鐵血論壇 http://bbs.tiexue.net/list_73_0_0_0_1.html
1950年10月底，中共軍隊幽靈般地出現在北朝鮮邊境地區，並在11月份發起攻勢行動，令措手不及的聯合國軍大吃一驚，而這絕對是災難性的情報失誤。1950年中朝邊境中美軍隊的倉促遭遇完全改變了朝鮮戰爭的進程，甚至直到今天仍深刻地影響著我們。令人不解的是，擁有極強情報搜集能力的美軍為何會對中國軍隊的神秘出現表現得如此遲鈍呢？美軍情報來源問題多多
在美軍前沿師及師以下戰術單位，情報來源主要依賴於火線部隊和巡邏分隊的報告、對戰俘的審問、偵察飛機的目視與航拍照片以及偶爾繳獲的敵軍文件資料等，這些第一手情報是戰術指揮官判斷情況的重要依據，但所定的密級卻不高，一般都是機密以下。此外，在朝鮮東北部，當地人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信息，但並未得到高層的充分信任。
由於二戰結束後軍隊的大規模精減整編，當時美軍戰術部隊缺乏必要的情報團隊，也嚴重妨礙了情報的搜集工作。例如，對戰俘的審訊通常是一種較可信的情報來源，卻由於軍中缺乏足夠的翻譯人員而大打折扣，審訊工作隻能通過口譯人員轉述，而這些少得可憐的通曉中國普通話的翻譯人員，又對中共軍隊的組織編製和軍用術語知之甚少，導致這項情報收集工作更加低效。
而第8集團軍和第10軍團，特別是遠東司令部的其它情報來源則密級較高，保密工作也更嚴格。例如中情局定期發布的機密級的情報備忘錄和國家情報評估，以及絕密級的匯集各種情報的情況摘要。絕密級情報則隻報知給麥克阿瑟將軍的情報首腦查爾斯·威洛比少將。
戰區級的情報來源還包括退守台灣的國民黨軍、美國駐香港領事及其它外交與諜報機構提供的情報。台灣方麵的情報由美國駐台北武官直接呈送遠東司令部，但並沒有得到重視。威洛比將軍的侍從官詹姆斯·波爾克就曾說過：“沒人在意台北說了些什麽，他們的說辭總是充滿了偏見和利己的動機。”共產黨接管大陸後，盡管國民黨在大陸仍有一些潛伏的特工，但美國在華的秘密情報機構卻遭受了重創。在朝鮮，威洛比將軍於1949年夏天設立了朝鮮情報聯絡處，負責向北朝鮮政府、軍隊和工業部門進行滲透。該機構的特工偶爾會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情報，但並沒有什麽特殊的建樹，例如他們未能警示金日成政府在1950年6月的主動出擊，對10～11月份中國的出兵舉動也一無所知。
遠東司令部也有自己的戰區、戰術情報搜集工作，威洛比將軍領導著它的情報團隊，他們定期刊出日常情報簡報，供遠東部隊高級指揮官調閱。該團隊的前身是二戰末期美國海軍的海外調查組，他們由密爾頓·E·米勒海軍少將組建，原本是為協助美海軍陸戰隊在中國大陸（遼東半島）的登陸計劃，主要搜索中國東北當地地形、自然條件和工業能力等情報；二戰結束後，海軍海外調查組主要以美國駐奉天（今沈陽）領事館為基地展開活動。
技術情報的偏差
與各種人力情報資源相比，麥克阿瑟更重視甚至是迷信技術偵察手段，特別是航空偵察情報，他相信通過航空偵察手段可清楚地掌握中國大規模幹涉的企圖。1950年11月17日，當中國已大規模向朝鮮派遣軍隊後，麥克阿瑟在會見美國駐朝鮮大使時還認為，越過邊境的中共軍隊最多隻有2.5～3萬人，他堅信中共利用完全隱蔽的手段不可能派出更多的軍隊，因為隻要他們公開調動，就會被空軍的偵察機發現。他並未意識到，此時距1945年已過了5年之久，二戰結束後軍費和部隊的大規模削減已使遠東空軍的空中偵察能力大打折扣。當時除了少量的蚊式AT-6型偵察機外，入朝參戰的空軍第五軍根本不具備照像偵察能力；僅有的三個航拍偵察中隊又將注意力集中在鴨綠江沿岸附近，而對夜間過江、已深入朝鮮邊境縱深的誌願軍毫無察覺，加之空中偵察機組把重點放在適合部隊大規模機動的交通幹線附近，更是對習慣於在小路和山間行進的中共軍隊束手無策。製約航空偵察作用發揮的另一個因素是軍中缺乏足夠的航空照片判讀員，這一狀況直到戰爭中後期才得到緩解。當美軍與中共軍隊在10月底、11月初初次遭遇，其攻勢被顯著遏製後，麥克阿瑟才意識到他一直非常信賴的航空偵察出現了偏差，等到11月21日麥克阿瑟命令遠東空軍對第8集團軍和第10軍團之間地域加強航空偵察時，為時已晚，中共軍隊已隱蔽進入攻擊發起地域，很快美軍就由初次遭遇的驚恐和震憾轉變成災難性的潰退。
毫無疑問，對於遠東司令部乃至華盛頓而言，最重要的情報來源仍是截獲的無線電子情報，這項情報收集、破譯工作由陸軍保密局設在遠東的監聽站以及三軍保密局（即後來的國家安全局）。近期國家安全局解密了一批朝鮮戰爭時期的文件，令人吃驚的是，與二戰期間美軍卓有成效的技術情報工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軍的偵聽團隊在朝鮮戰爭中少有建樹，不僅情報數量少得可憐，內容也支離破碎、缺乏連貫性。
朝鮮戰爭初期，電子偵察部隊的境況與航空偵察部隊差不多，二戰後被大量裁撤，遠東僅有的一些偵聽分隊都留在陸軍編製內，不僅遠東如此，整個太平洋戰區的偵聽力量也被大大削弱。而且，僅有的偵聽力量也被集中於偵察中共政府的活動和當時菲律賓爆發的叛亂。
最初，信號情報部隊隻是破譯中共軍隊的密碼、獲取文本信息；後來隨著偵察力量的加強，對敵技術情報的分析工作也開展起來，比如通信量的分析。事實上，在近代很多戰爭中，通信量分析時常發揮著重要作用。通信量是指部隊使用無線通信的頻度，在實施無線電靜默的戰鬥前夕，突然驟增的無線通信往往意味著進攻的發起。美軍在二戰期間非常重視通信量分析。特別是朝鮮地形多山地，部隊聯係、戰鬥協同常靠無線電通信，但在朝鮮戰爭初期，美軍未能有效地開展此項工作，直至1952年才走上正軌；到1952年後，美軍的偵聽部隊已能從中共軍隊的通信量分析中獲取大量有價值的戰術情報，比如各級作戰命令。
陸軍保密局在對華的情報偵聽工作中遭遇的另一個難題是缺乏足夠的聽譯翻譯，而中國各省方言的繁複也使問題一時難以解決，美國本土的華裔大多出生於中國南方，其南方口音與誌願軍內部普遍使用的普通話完全不同。為滿足這一需要，遠東司令部從敗逃到台灣島的中國人中雇傭了一批通曉北方普通話的平民為陸軍保密局工作，經過簡單培訓後使其了解中共軍隊的軍事組織和製度，這才緩解了矛盾。
雖然美軍為解決情報獲取問題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失誤仍在所難免，對中朝軍隊文本情報的判讀就出現過重大失誤。戰爭初期，在判斷入朝中共軍隊的統帥人選時，美軍根據一份來自上海的通信情報曾認為是林彪將軍，但實際上林彪稱病婉拒了領兵入朝作戰的機會，最終彭德懷將軍擔負了該職。然而，直至戰爭結束，美軍情報機構仍堅持這一判斷，以至於後來很多以美軍情報為第一手材料的西方曆學家仍將林彪列為中國誌願軍統帥。另一例重大失誤也發生在中國參戰前，9月底時任中共外交部長的周恩來通用中立國外交渠道向美國政府表明了中共的態度，即如果聯合國軍隊越過38度線，中國將不得不出兵幹涉。該信息通過第三國轉達給了華盛頓，但華盛頓並沒有意識到它所蘊含的軍事意義。其實早在7月間，對中國境內、特別是東北全境的通訊流量分析已表明，中共第4野戰軍若幹部隊已開始向東北地區集結，到9、10月份，美軍的偵聽情報分析認為這些部隊仍在向中朝邊境集結。正如下文所述，這一結論相當敷衍，隻能算部分正確，實際上最終完全誤導了美軍。
對中共入朝兵力的誤判
根據美國解密檔案，遠東司令部在誌願軍入朝前的日常情報簡報中認為，中共軍隊在東北的實力正逐漸得到加強，其中部分部隊部署在鴨綠江附近。9月21日，情報記載已確認部署了9個軍35個師，另有8個軍24個師可能部署於東北地區；至10月5日，簡報聲稱確認了9個軍38個師，另有8個軍24個師可能部署；至10月24日，已確認11個軍共44個師，另有6個軍18個師可能部署。
到1950年10月初，華盛頓的情報官員們置先前警告中共即將大規模幹涉朝鮮的正確情報於不故，開始重新解讀獲取的偵聽情報，各情報機構的判斷也出現了分歧。中情局的分析人員將偵聽情報中所涉及任一級部隊的番號，哪怕隻是一個團，都傾向性地認為是整個軍；而軍事情報機構的分析人員則將大量頻繁出現的部隊番號看作是部隊重新部署而造成的表象。10月4日，陸軍情報機構的評估認為，盡管不能完全低估中國入朝幹涉的可能性，但也沒有充分的證據顯示這種幹涉已是迫在眉睫。10月5日，由中情局主導的一個情報監察委員會則大膽地聲稱，即便中國已在邊境地區完成大規模兵力集結，也不太可能敢真的入朝參戰。該委員會認為，北京聲援朝鮮的宣傳活動已有所收斂，北京領導人可能害怕幹涉行動會招致美國空軍的大規模報複性空襲。
應總統杜魯門的要求，中情局在10月12日提交的一份評估中聲稱：“盡管中共大規模幹涉的可能性始終存在，但綜合各方麵因素考慮，除非蘇聯決意要發動全球性戰爭，否則中國不太可能在1950年進行大規模幹涉。目前階段，中國的幹涉行動恐怕隻限於對北朝鮮不斷提供秘密支援。”他們得出這一結論的一個理由是：“從軍事角度來看，中國入朝幹涉的最佳時機已經過去。”
1950年10月24日，麥克阿瑟仍做著感恩節前讓小夥子們回家過節的美夢，他命令前線部隊向鴨綠江全速推進。第二天，沿清川向前突進的第8集團軍和向長津湖進軍的南朝鮮軍隊，與誌願軍先頭部隊遭遇。在此後的兩周內，廣泛分散在朝鮮西部的聯合國軍隊，由於後勤補給不足，很快被趕回了其在清川江沿線的橋頭堡。
其實早在10月20日夜，誌願軍的3個軍已開始越過鴨綠江進入朝鮮境內，每個軍轄三個師約3.5萬人，總計約10餘萬人。入朝前這3個軍的部署和番號也經過了調整，第38軍搖身一變為第54作戰群，第39軍成了第55作戰群，第40軍則變成了第56作戰群，各軍所屬的三個師也都改稱為第1、第2和第3營。在後續作戰行動中，一些被俘中國士兵的口供亦因入朝部隊番號的變動而令美軍情報官迷惑不解。盡管對混亂的供述存在著疑問，但在以後的三周內，威洛比將軍和第8集團軍情報負責人塔肯頓仍堅持認為中共入朝部隊隻是若幹作戰群，致使美軍嚴重低估了中國入朝部隊的實力。
至11月7日，戰局又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誌願軍突然中斷了進展順利的攻勢行動，令人無法捉摸地開始後撤至邊境地區的群山中。第2天，國防調查局對中共入朝兵力進行了評估，認為在朝鮮西部作戰的第54、55和56作戰群為師級規模，每個作戰群約9千人；在朝鮮東北部作戰的是第124師，約6700人，中共入朝作戰的總兵力約3.37萬人。問題是，為什麽中國在東北集結了大規模軍隊，卻隻派遣如此少的部隊入朝？顯然，這是一種主觀臆斷的推論。
當誌願軍突然後撤後，美國各情報機構對誌願軍的“缺乏進取”也感到非常疑惑。一些情報官員原來就認為部署在中國東北的隻是從各個軍抽調的部隊，如今他們仍用這樣的思路推測中國在第一階段進攻行動中的參戰兵力。中情局主導的情報監察委員會認為，中國隻是從三個軍所屬各師中零星抽調了若幹小部隊遂行了這次進攻行動。該委員會推斷，中國隻是在虛張聲勢，意在製造這樣的假象：中國不僅組建了誌願軍，而且兵力比實際投入的要大得多。而事實正相反，中國人成功地達成了他們的目標，將一支大規模的入朝部隊虛構成了一支小部隊。
中情局更相信，盡管中國在東北集結的大規模部隊有能力阻止聯合國軍的進攻，或迫使其撤往更靠近南方的防禦陣地，但其第一階段的攻勢行動隻是想阻止聯合國軍的推進和維持北朝鮮政權的生存。中情局在11月24日的一份評估中認為，中國將同時維持中朝聯軍在北朝鮮的作戰行動，保持或增強在東北地區的兵力，企圖通過恫嚇和外交手段迫使聯合國軍撤出朝鮮。這份評估雖比較接近現實，但仍是忽視了中國動用東北地區軍隊的現實可能性。
威洛比將軍則仍堅持錯誤的判斷，認為與聯合國軍遭遇的隻是象征性的誌願軍小規模前鋒部隊，其任務就是阻擊聯合國軍的推進，而後續部隊可能仍在渡江入朝。到11月25日，第8集團軍重新發動攻勢後，威洛比將軍估計此時誌願軍入朝兵力約12個師，人數約46693到70935人，另外還有重新整編後的北朝鮮軍隊約82779人。
而真實情況是，第8集團軍當麵之敵有6個軍計8個師，總兵力達22～24萬人；而在東線，美軍並未察覺中共已增調了第9兵團的3個軍計12個師，共15萬人，使其得以從容不迫地對第1陸戰師和第10軍團殘留部隊發起突擊。當夜，誌願軍對第8集團軍展開全力進攻；兩天後，誌願軍又在長津地區開始全麵反攻。
聯合國軍恢複攻勢的一個假設前提是，中國雖在東北部署了大規模軍隊，但當時入朝參戰的部隊隻是極少部分；如果中國準備大規模增援朝鮮，必定會被為美軍所察知；而且，這樣大規模調動也需要一定的時間，聯合國軍可以從容調整部署。正是基於這種錯誤的判斷，11月份誌願軍的第二次攻勢規模之大，投入兵力之多，令美軍前線部隊、東京遠東司令部乃至華盛頓都大驚失色，也就絲毫不足為奇了。
在以後的日子裏，威洛比將軍、陸軍情報機構和中情局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認為中國部署在東北的其餘部隊正源源不斷地湧入朝鮮。麥克阿瑟向參聯會報告稱，聯合國軍已身心俱疲，除非立即向遠東大規模增援，否則聯合國軍將不得不持續撤退，最終可能會重回釜山構築灘頭防禦圈--如果不立即對中國本土實施大規模空襲，聯合國軍必將被趕出朝鮮。
12月6日誌願軍的第二次攻勢明朗後，威洛比將軍對敵軍兵力的估計較其11月25日的判斷也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認為在朝鮮的中朝軍隊共有約43萬人；另有8個軍24個師，總計20.4萬人的兵力作為預備隊部署在中朝邊境；此外還有至少2個軍部署在遠離邊境的中國東北境內。
聯合國軍展開激戰，另有55萬人可提供保障支援，預計還有20萬人不久也會加入增援隊伍。以上數據意味著共有約100萬中共部隊與聯合國軍對壘，這還不包括16萬朝鮮人民軍和中國東北37萬民兵預備役人員。鑒於急劇惡化的戰場態勢和中國幾近源源不斷的兵力投入，聯合國軍開始製定撤離朝鮮的計劃。
誌願軍的戰役欺騙和偽裝
中國人的戰役欺騙也成功迷惑了美軍。畢竟中共在加入朝鮮戰局之前已連續進行了近三十年的戰爭，他的那支數量龐大、但裝備落後的農民軍隊早已習慣了艱苦的行軍和不厭其煩的偽裝。按美國的標準，其裝備和素質隻及一戰時期的水平，沒有卡車、沒有炮兵、更沒有飛機和裝甲車。即便如此，誌願軍仍以自己的方式來彌補差距和不足，這種方式帶有典型的中國特征，即廣泛實施大規模偽裝和欺騙，以此來麻痹聯合國部隊。戰爭初期，偽裝的目標就是要使部隊規模盡可能地變小，而在進攻發起後又使部隊規模看上去盡可能地大。
偽裝、欺騙的要旨就是充分利用美軍先進技術的負麵影響，比如美軍電子偵察能力極強，誌願軍就用大量假電台和無線電收發設備營造大規模部隊的假象，故意讓美軍偵察到數量、種類繁多的部隊番號、作戰信息，以誤導美軍的作戰部署。中共軍隊早在1941年對日作戰期間就已開始熟練使用這套欺敵戰法，當年聶榮臻元帥在中國北方的五台山地區領導對日作戰時，就充分利用無線電欺騙擁有偵聽設備的日軍。因此，威洛比將軍之所以對中國的大部隊仍滯留東北的判斷深信不疑，極可能就是中國的電子欺騙手段使然。
戰後再檢視當初中共對大規模行軍的組織，其夜間行軍和嚴格的燈火管製措施，完全達到了神奇的效果。他們在幾夜之內、在美軍偵察飛機的眼皮下不動聲色地在東線部署了22萬人，在西線部署了15萬人。為了能夠長時間隱蔽行軍，他們舍棄了重裝備和部分給養，在攻擊發起前又總能很好地隱蔽自己的位置和意圖。這絕對是一種非凡的意誌和能力。
令美軍誤以為中國入朝軍隊規模不大的原因還有誌願軍在11月6日的神秘後撤，當時第8集團軍的前線部隊眼看著原來與他們接觸的誌願軍分成幾路縱隊快速撤往山區；在通往長津的公路上，第124師的官兵也在後撤。在華盛頓，時任參聯會主席的布雷德利將軍則認為中國適度地進行了幹涉，當中國人明白與美軍這樣的強敵對抗要遭受重大損失和傷亡後，他們失去了繼續作戰的動力，因而出現了後撤的情況。可惜的是，美軍的將軍們還沉醉在與德、日等正規敵人的作戰規則之中，他們沒有研究中共軍隊以往的曆史和作戰習慣，沒能看出來這是中共典型的遊擊戰術，是在引誘美軍繼續向前推進。當布雷德利和麥克阿瑟仍將誌願軍的後撤視作實力不濟時，誌願軍總司令彭德懷將軍卻在告誡他的軍官們：“放長線才能釣大魚！”
除了在軍事上努力營造氛圍外，中國人也在外交上積極配合。在誌願軍第一次出現在朝鮮並打亂了聯合國軍的進攻計劃後，聯合國通過決議敦促中國盡快從朝鮮撤軍，而中國也被邀請參與即將在紐約進行的聯合國辯論。中國人拒絕了邀請，但接受了先前就台海問題的辯論，即指責美國侵略了台灣。代表團於11月15日起程，起程前通過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向美國的外交同行表示，代表團已得到了討論朝鮮問題的授權。這枚外交煙幕彈使緊張的局勢得以緩和，使人們重新看到了政治解決朝鮮問題的希望；然而，中國代表團卻用了近4天的時間，也就是到19號才抵達紐約，此時，中國的作戰部署已完成並開始了第二階段進攻。而在聯大講台上，中國代表團則譴責了聯合國軍在朝鮮的軍事幹涉。盡管沒有明確證據表明，中國政府有意讓代表團在到達前就發動進攻，但時間上的巧合卻使我們不得不懷疑這是一場精心安排的外交誤導，甚至就是欺騙誘敵計劃的一部分。
真相令人大跌眼鏡
根據中美方麵解密的史料，10月下旬入朝的誌願軍隻有6個軍參加了對聯合國軍的第一次攻勢戰役，其中2個軍並未被美軍發現；隨後這6個軍和陸續入朝的另外3個軍共約37萬人，又展開了11月底對聯合國軍的第二次攻勢戰役。
與美軍在第二次攻勢行動中崩潰後誇大誌願軍的規模不同，入朝的上述9個軍此後都沒得到更多的增援，隻經過小規模的整補，直到1951年3月才有另外6個軍入朝增援，其中3個軍當年10月份被美軍確認，另外3個軍則根本沒有出現在美軍的敵情簡報中。至1952年8月，另有3個未經確認的軍也出現在聯合國軍當麵。而1950年10月間美軍情報所認定的部署在東北的8個軍、計20萬人從未出現在朝鮮。在12月9日美軍情報簡報中所認定的4個軍中，第25、30軍從未出現在朝鮮，第24、37軍則在更晚時候才出現在朝鮮。這樣一來，至少在戰爭初期，誌願軍的12個軍並不存在。而這12個軍正是美軍心中的幽靈部隊，成了加重美軍心理恐懼的重要砝碼。
但美軍的情報機構仍未從初期的混亂中清醒過來，到12月12日，誌願軍第9兵團共3個軍12個師被美軍忽略，直至他們痛擊驕傲的美軍陸戰一師時，美國人才意識到當麵的是第9兵團部隊。第9兵團司令宋時輪在戰後說，由於倉促入朝，他的部隊遭受了大量非戰鬥減員，以致於戰役結束後立即需要補充6萬名官兵。第8集團軍在誌願軍第二次攻勢中遭遇的是誌願軍第13兵團，該兵團所轄的6個軍在戰役中也遭受了重大損失，總計傷亡約6萬人。第8集團軍麵對的隻是18個裝備極差、饑寒交迫又不斷減員的作戰師，總計不超過18萬，他們從未與上百萬誌願軍鏖戰，而造成這種假象的隻是數十部無線電台。
毫無疑問，中國非常了解美軍對技術情報的巨大依賴，這給了中國人小心利用技術反偵察手段對付美軍的絕佳機會。在第一階段的攻勢中，中國人采用欺騙性的編製單位，使其正規作戰師在美軍看來隻是營級部隊；在第二階段則正好相反，他們成功地把6個軍在美軍眼中放大成了12個軍。正如對中國裝備落後、積貧積弱、不太可能參戰的判斷那樣，狂妄自大的美國人也不會認為誌願軍能夠以這種聰明的方式來抵銷掉美國的優勢，打一場有上百萬幽靈部隊助陣的戰爭。也許正如《孫子兵法》所言：“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誌願軍完美地再現了中國古老的戰爭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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