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路透中文網專欄作家 張小彩/文
美國宣布推遲決定中國是否操縱人民幣匯率，一場危機暫時化解。但是，憑心而論，中國也是時候重新審視這個問題，並找出解決之道了。
所謂人民幣幣值被低估， 依據隻有一個， 就是中國的順差和由此帶來的巨額外匯儲備。 順差是事實， 但是，影響順差的因素卻不止匯率一個。
筆者認為， 在進行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測試前， 如果不首先解決影響順差的其他因素，比如其中最首要的出口產品價格中被低估的人力資源成本和環境汙染成本，就是對中華民族和子孫後代的犯罪。
2009年，《時代》雜誌把“中國工人”作為一個群體和格林斯潘、周小川一起推上了年度人物榜。有媒體將此稱為“帶淚的榮耀”，因為，這群 “中國工人”，“勤勞堅韌”地在沿海的血汗工廠和城市的建築工地創造了經濟奇跡， 但是卻沒有公平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經所發布的《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指出， 1990年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2%。而全國總工會第六次職工調查顯示， 2008年普通勞動者的收入隻占GDP的29%。郎鹹平的測算更是令人目瞪口呆， 2009年這一比例僅僅為8%， 全球倒數第一。
在一個健康的社會， 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應隨經濟發展逐年升高。在西方發達國家， 這一比例目前多在50%以上， 高的可接近70%。 不能忽略的是，在中國， 即使這一極低的比例仍然不能反映工人，尤其是農民工付出的全部，“城市的邊緣”、 “殘缺劣質的生活”、“寡婦村”、“留守兒童”、“開胸驗肺”、“跳樓討薪”都是他們生活的寫照，也是本應計入產品價格的成本。
但是，被嚴重低估的勞動力成本，很大程度上壓低了出口產品的價格， 帶來的卻是人民幣價值被低估的國際指責和愈演愈烈的貿易摩擦。如果人民幣就此升值， 後果有二：一是為了加大產品的價格競爭力， 企業主進一步壓低工人的工資；二是千萬工人在血汗工廠勞動換來的外匯儲備縮水。
這並非危言聳聽。 2009年就曾有人建議，為應對金融危機取消最低工資標準，進一步盤剝已經赤貧的工人。據媒體報導，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鳴起曾怒言：企業的經營者不要總在職工的勞動報酬上打主意。
在勞資雙方的關係中， 工人適度的工資和福利標準從來都不可能是資本的恩賜， 除了政府最低工資標準的法律保護外，很大程度上是勞資雙方力量博弈的結果。 單個工人跳樓也好， 開胸也罷， 力量極其有限。根據國外的經驗， 強勢工會在與資本議價和保護工人權益方麵，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也是政府無法替代的角色。
因此，中國的工會是時候擺脫政府的影子，真正成為工人自己的組織， 承擔起製衡資本的責任了！
可以肯定， 如果7.75億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得到提高， 他們不會去巴黎購買奢侈品，而是會給老人買好一點的衣服， 讓孩子喝好一點的奶粉，從而拉動內需。而另一方麵，如果這些應有的成本被計入出口產品價格，國際貿易摩擦也會相應減少。
再有就是“黑色發展”問題。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和眼前的招商引資、出口增長、經濟發展，嚴重壓低環境價格，這實際上是對還不可能主張權利的子孫後代的剝奪。
為矯正這種現象，2004年3月，國家統計局和國家環保總局聯合啟動了《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項目，成立了綠色GDP核算課題組。其目的在於建立一套核算體係以計算GDP中資源過度消耗和環境汙染的成本， 通俗點說， 也就是用將環境和資源代價計入成本的“綠色GDP”取代忽略環境和資源因素的GDP作為衡量政府政績的標準。
“綠色GDP”試點工作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慶等10個省市開展。但很快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抵製，因而沒有得到全麵的實施和推廣。
至今， 由汙染引發的社會事件頻仍， 2009年，陜西鳳翔、湖南武岡、昆明東川區、河南濟源相繼發生兒童“血鉛超標”事件，2010年，湖南郴州桂陽等縣再報類似事件。
被低估的環境和資源成本與工資成本一樣， 也壓低了出口產品的價格，而這實際上是我們這一代對子孫後代的欠債。
當然，無論是工人的工資問題還是綠色GDP問題， 都是中國的內政，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權利幹涉。但是，他們卻有權利將此計入人民幣應該升值的升幅之內，與中國討價還價。他們也可以把中國工人推上《時代》年度人物榜， 讓我們心懷酸楚， 無地自容。
除此之外，中國的順差中還有技術成本被低估的因素、熱錢流入的因素等。 扣除這些因素之後， 人民幣匯率究竟是被低估還是高估還是未知數，我相信很多人都明白這一道理。但是 ，為什麽人民幣匯率仍然成為靶子？關鍵可能還在於中國的匯率的形成機製還不夠市場化。
因此，筆者認為， 眼前的危機過後， 相關部門最該做的， 可能並不是測算人民幣應該升值的幅度， 而是讓出口產品價格更真實地反映成本， 而是讓匯率形成機製更為市場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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