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正當她要像鮮花般迎春開放之時,厄運之神降臨了。那是1957年。她一個熱烈擁抱社會主義事業和理想的充滿活力的青年,天真地投身大鳴大放,以為“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於是出現她生活中的至關重要的一幕:
那是一個悶熱的夏夜,在北京大學東門外的馬路上,一場關於“反革命煽動”的舌戰正在鬥得不可開交。這時,一名女學生跳上桌子,仗義支持被批判的同學張元勳。話音未落,一聲怒吼從黑暗中傳來,問她是誰,叫什麽名字。
“你是誰?你有什麽資格問我?”女生反問道:“你是公檢法嗎?還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著說:“我可以告訴你,沒關係。武鬆殺了人還寫殺人者打虎武鬆也,何況我還沒殺人。你記下來,我叫林昭。林,雙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人群中一點兒聲音也沒有。她稍停,又說:“告訴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既然來了,就不考慮了!”
結果,果然是個悲壯的祭壇!林昭一頭栽進了羅網,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剛烈的她像牛虻一樣無法接受這個猝然打擊,她瘋狂地吞服大量安眠藥,以自殺對抗。被搶救後,她大聲說:“我決不低頭認罪!”這些絕望中的表白,在當時自然隻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作為唯一一個拒絕檢討的北大右派學生,她最後落得在係資料室“勞教”(“勞動教養”)三年。
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聞專業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合並,林昭亦隨至人大新聞係數據室。她因心情鬱悒,咯血病重。到1960年春天,經校長吳玉章親自批示準假,由她母親許憲民到北京接她回上海治病。
林昭是一個不耐寂寞的人,在上海也常去圖書館、公園走走,結識了蘭州大學曆史係右派學生張春元和物理係研究生顧雁﹑徐誠等人。他們懷著赤子之心編輯一本名為《星火》的油印刊物,陳述他們的針砭時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發表了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他們甚至將一起議論的問題綜合起來寫成一篇報告,準備寄給領導機關參閱,希望對某些錯誤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說,這是一種極危險的探索方式。1960年10月,林昭等人以“反革命小集團”的罪名被捕了。林昭父親對女兒的冤情痛苦萬分,於她被捕後不到一月便仰藥自殺身亡。
1962年,林昭被準許保外就醫。家人相見時問她為什麽坐牢時要這麽多的白被單,她支吾其辭。當看到她手腕部血跡斑駁的傷痕時,母親立即把她衣袖拉起來,手臂上也全是小切口疤痕。母親當時放聲大哭:“你為什麽要這樣作賤自己?這也是我的血肉呀!”
原來,送去的白被單她都撕成條條用來寫血書。在獄中,林昭以絕食、寫血書、詩歌、記日記、呼喊口號、蔑視法庭等方式,表示抗爭與不服。為此,她遭到獄方最重的懲罰,曾被反銬達一百八十天,並經常組織女犯人對她毒打,進行凶狠殘忍的鬥爭,她滿身傷痕,長發被一綹綹地拔掉。她曾經對同監的女難友說:“他們能夠消滅我的肉體,絕不能消除我的意誌。我的路似乎走到了盡頭。但是,曆史最終會給我公正的審判。”
在保外期的1962年7月,林昭致信北大校長陸平,呼籲效仿蔡元培校長,主持公義,營救被迫害的學生。在信中她自稱是右派群體的一份子,對反右鬥爭宣稱“要以最後一息獻給戰鬥”,並譴責政府鎮壓反革命。她說“極權政治本身的殘暴肮髒和不義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為正義而光榮的戰士。”
1962年9月,林昭在蘇州與右派分子黃政、朱泓等人商量並起草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的綱領和章程。是月,在上海與無國籍僑民阿諾聯係,要求阿諾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文件帶到海外發表。
無疑地,林昭是步步走向“深淵”。
二
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捕。
林昭一如既往,在獄中抗爭。她多次絕食,自殺,申訴,寫血書,不屈不撓,異常剛烈。以下是其中一些記錄:
1964年12月,林昭第一次給《人民日報》寫血書,反映案情並表達政治見解。
1965年1月底,林昭遭到獄卒施暴。她所遭受的各種非人待遇罄竹難書,令人發指。
1965年2月,第二次給《人民日報》寫血書,反映案情並表達政治見解。此信附有一封要求外轉的呼籲書,希望引起國際力量對自己的事業和案情的關注。
1965年3月6日,林昭向獄方交上血寫的絕食書,獄方鼻飼流質,直到5月31日,絕食共80天,此間她天天寫血書。
1965年3月23日,林昭開始寫血書〈告人類〉。
1965年3月至5月,足足一個半月,林昭沒有張口說話。
1965年5月31日,再次開庭審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
次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鮮血寫下一份〈判決後的聲明〉:“……這是一個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個人戰鬥行為的一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的自豪!……我應該作得更多,以符合你們的估價!除此以外,這所謂的判決與我可謂毫無意義!我蔑視它!看著吧!曆史法庭的正式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後世!你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偽的奸佞--歹徒、惡賴、竊國盜和殃民賊將不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人!公義必勝!自由萬歲!林昭主曆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對所謂“一九五七年因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淪為右派”的罪名,林昭特別凝然駁斥,批注道:“這是極權統治者所慣用的偽善語言,其顛倒黑白而混淆視聽可謂至矣!這句話正確地說,應該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之良知的激勵和驅使之下,成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
她昂然宣稱:“‘五一九’的旗幟絕不容其顛倒!‘五一九’的傳統絕不容其中傷!‘五一九’的火種絕不容其熄滅!隻要有一個人,戰鬥就將繼續下去,而且繼續到他最後一息!”
1965年7月至12月,第三次給《人民日報》寫信申訴案情並陳述政治思想,重點批判“階級鬥爭”學說(戲稱為“樓梯上打架”的理論)和極權統治,呼籲人權、民主、和平、正義,長達十萬字。
1966年5月6日,北大同學張元勳來到上海,同林昭母親許憲民到上海提籃橋監獄看望她。林昭衣衫破舊,長發披肩,一半已是白發,頭上頂著一方白布,上麵用鮮血塗抹成一個手掌大的“冤”字!林昭對張元勳說:“我隨時都會被殺,相信曆史總會有一天人們會說到今天的苦難!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難告訴未來的人們!並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個專集:詩歌集題名《自由頌》、散文集題名《過去的生活》、書信集題名《情書一束》。”(見張元勳,〈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憶〉,《林昭,不再被遺忘》,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由二十年有期徒刑改判為死刑的判決書,當即血書“曆史將宣告我無罪!”
當天林昭慘遭處決。公審大會上,林昭口中塞了橡皮塞子,這種塞子能隨著張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縮,專防囚犯喊口號用的。另外還可依稀看到她頸部的塑料繩子,這是用來扣緊喉管,防止發聲的。林昭的臉發紅發青,眼中燃燒著怒火。(見彭令範,〈我的姊姊林昭〉,收《走近林昭》)根據目擊者的描述,林昭這樣被處決了:
……小吉普飛快開來,停在機場的第三跑道。兩個武裝人員架出一反手綁架的女子,女子口中似乎塞著東西。他們向她腰後踢了一腳,她就跪倒了。那時走出另外兩個武裝人員,對準她開了一槍。她倒下後又慢慢地強行爬起來,於是他們又向她開了兩槍,看她躺下不再動彈時,將她拖入另一輛吉普車飛快疾馳而去……
林昭是年還不滿三十六歲。
1968年4月30日下午,一個公安人員來到林昭母親家的樓房下麵。來人一共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他拿了錢後一言不答,揚長而去。
林昭母親許憲民一下昏厥過去……此後,她逐漸神經失常。年逾七旬的她,在上海長街上,在茫茫人海中,到處遊蕩,嘴裏喃喃著,仍在呼喚尋覓女兒。半年之後,她被人發現死在街頭,有說是自殺,有說被“紅衛兵”打傷致死。
三
1980年8月22日,事過十二年後,上海高級法院〈滬高刑複字435號判決書〉宣告林昭無罪,但竟以林昭為“精神病人”為由承認是一次“冤殺”而已。林昭的校友和老師於同年12月11日在北京大學禮堂為她舉行了平反追悼會。靈堂中有一幅挽聯,沒有字,隻見上聯一個怵目驚心的大問號“?”;下聯一個震撼靈魂的驚歎號“!”。
又過了二十四年,2004年4月22日,一座小小的林昭墳墓在蘇州靈岩山立了起來。實際上這是一座空塚,據說墓中隻有林昭的一縷發絲、一套舊衣和一張照片。林昭的墓碑正麵鍥刻著林昭的肖像。碑文為:
一九三二.十二.十六-一九六八.四.二十九
林昭之墓
蘇南新專、北京大學部分老師同學、妹彭令範敬立
背麵紅字所書:
自由無價 生命有涯 寧為玉碎 以殉中華 林昭一九六四年二月
林昭思想卓犖,才氣橫溢,性格剛烈,拚死寫了數不清的文稿,包括入獄前的書信和寫作,特別是在獄中墨寫和血寫(不少是用鮮血和發卡書寫在撕開的白被單條上)的數十萬字的上書、進言、聲明、論述、詩歌、散文等文稿,包括一百多篇的《牢獄之花》、《提籃橋的黎明》、《思想日記》……等等。林昭在獄中如此以自己的鮮血書寫,這在人類思想史上,乃至人類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至今她絕大部分文稿尚未見天日。有關她的專項的材料當局封存了整整一房間。她的檔案包括她的作品至少有四大箱,據說要封存五十年。
但林昭是無法抹殺的。林昭思想永遠為中國人民所銘記。林昭精神不會灰飛煙滅。正如她一首血詩所說:
將這一滴血注入祖國的血液裏;
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
揩吧,擦吧,抹吧,這是血呢!
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
林昭針對毛澤東那首七律《占領南京》,在獄中寫下《血詩題衣中》,充滿大勇無畏而且深刻獨到的批判意識:
雙龍鏖戰玄間黃,冤恨兆元付大江。
海魯連今蹈仍昔,橫槊阿瞞慨當慷。
隻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
汗慚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滄桑。
林昭在監獄裏投給《人民日報》的血書中,居然能夠這樣一針見血地指出:
“長期以來,當然是為了更有利於維護你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於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你們把毛澤東當作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黨內外將他加以神化,運用了一切美好辭藻的總匯和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
她對極權統治作出了感天動地的淒烈的控訴:
“怎麽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汙穢、罪惡的極權製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麽不是血呢?”
林昭早就有言:“在曆史的法庭上,我們將是原告”。反右運動結束以後,林昭就曾對“五一九運動”的骨幹之一的譚天榮說:“當我加冕成為‘右派’以後,我媽媽用驚奇和欣賞的眼睛端詳我,好象說,‘什麽時候你變得這樣成熟了’。我現在才真正知道,‘右派’這桂冠的分量。無論如何,這一回合我是輸了,但這不算完。‘他日若遂淩雲誌,敢笑黃巢不丈夫!’”(譚天榮:〈一個沒有情節的故事--回憶林昭〉,收《走近林昭》)。
林昭在寫於1960年的長達三百七十行的詩篇〈普洛米修士受難的一日〉中,發出這樣的呼喚:
……
燃燒,火啊,燃燒在這
漫漫的長夜,
衝破這黑暗的如死的寧靜,
向人們預告那燦爛的黎明,
而當真正的黎明終於來到,
人類在自由的晨光中歡騰。
……
還能忍受嗎?這些黑暗的
可恥的年代,結束它們,
不懼怕阿西娜的戰甲
不迷信阿波羅的威靈,
更不聽宙斯的教訓或恫嚇,
他們一個都不會留存。
……
這些激情滾燙的詩句,像一把卓然豔麗的自由之火,閃爍著神性的光輝,將永遠激勵著人們前進。
林昭身上極其珍貴地充滿著批判、控訴、呼喚,但還遠不止這些。錢理群教授在《麵對血寫的文字》一文裏,曾經指出:如果說“五一九”運動中的主要口號是“民主”和“法製”,林昭則在堅持“民主化”,特別是“政治民主化”的同時,更進一步提出了“人權”和“自由”的概念。這一點,錢教授強調說,“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曆史上自然是有著重要意義的”。錢教授後來在他的《“殉道者”林昭》一文中補充說,在1964年、1965年,毛澤東正在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試圖將他的階級鬥爭的治國邏輯和路線推行到領袖獨裁與群眾專政相結合的“無產階級全麵專政”的極端,來解決中國黨內與社會的矛盾;林昭對“人權”與“自由”的呼籲,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而早在此之前的1962年,林昭和她的“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的戰友,就已經竟然能夠提出了另一種與毛澤東完全相反的治國路線與目標。在他們的綱領上,赫然列出“八項政治主張”,即“一,國家應實行地方自治聯邦製;二,國家應實行總統負責製;三,國家應實行軍隊國家化;四,國家政治生活實行民主化;五,國家實行耕者有其田製度;六,國家允許私人開業,個體經營工商業;七,國家應對負有民憤者實行懲治;八,應當爭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國家援助”(引自黃政:〈林昭被捕前後的一段往事〉,收入《走近林昭》)。
令人格外悲憤和痛惜的是,慘遭極刑的林昭還是一位充滿愛心的基督徒與和平主義者,信仰的力量使她始終保持著人性的高貴和不屈的意誌。即使在慘受非人迫害的血雨腥風中,她還在思考著:
“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較為文明的形式進行而不必要訴諸流血?自由,誠如一位偉大的美國人所說,它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隻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滿的自由!……然則深受著暴政奴役切膚之痛再也不願意作奴隸了的我們,是不是還要無視如此悲慘的教訓而把自己鬥爭的目的貶低到隻是期望去做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呢?奴役,這是有時可以甚至還必須以暴力去摧毀的,但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夠以權力去建立。”
這些話語,具有何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偉大的思想價值啊!或者用林昭自己的說法,“這是有一點宗教氣質──懷抱一點基督精神”的。她事實上把自己稱作“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她的精神曆程,昭示了中國自由精神的複興。
錢理群教授在評論他的充滿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與英雄主義氣質的學姊林昭時,稱頌她是受難的殉道的聖女。這位“中國的聖女”,唱出了一首最悲壯、最堅韌、最決絕、最動人的“天鵝之歌”。
一位無名氏,寫了一首〈十字架下的聖女〉(《文革九歌》之七),以祭林昭:
是自由的化身
是不化的貞烈
是紅樓碧血詩魂
是太湖劍膽孤月
苦難雕刻的靈魂
靈魂站立的聖潔
讓時代蒼白地拒絕
讓人性巍峨地選擇
哦,你就是你
的殉一襲白衣道者
一尊無需基座也
不屑以浮雲和桂冠
來烘托淒美、博愛和執著的
聖女
在中國的十字架下
無聲呼喚著“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