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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血案：一個失敗者對“非富即貴”人家的報複(圖) 瞭望東方周刊

鄰居不認為他有精神病。他們覺得，鄭民生就是想把最好的小學、這些“非富即貴”人家的孩子當做報複社會的目標。他報複的是“有錢人”，是“有勢力的官員”。因為在這個社會裏，他自己是個徹底的失敗者。

福建南平血案：隻有誘因，沒有真相

做過外科醫生的鄭民生刀法極狠，刀子不是抹在脖子處，就是紮進胸腔裏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黃柯傑 | 福建南平報道

3月24日早上7時30分左右，福建南平市實驗小學的孩子們在家長的陪護下，陸續來到學校。與昨天相比，孩子們眼中的驚恐已被哀傷取代。

24小時前，鄭民生，一名辭職醫生，用一把鋒利的不鏽鋼水果刀，連捅13名無辜小學生，造成8死5傷的慘劇。

據目擊者介紹，鄭民生在現場被製服時高聲嘶喊：“你們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你們活。”這起惡性殺人事件震驚全國。

凶案現場

出租車司機馮剛（化名）是血案目擊者之一。3月23日早上7時左右，他開著出租車上街攬活。

據馮剛講述，近來天氣溫暖，早到學校的孩子們喜歡紮堆在校門口聊天，很多老人送小孩上學後，就到旁邊的體育場內鍛煉身體。

7點25分左右，已經有幾十個孩子等在校門口了，再過5分鍾，7點30分校門就將打開。

此時，手握尖刀的鄭民生走到學生人群中。據目擊者朱女士說，此前的十來分鍾，鄭民生躲在角落裏靜靜等待，看著一些家長開車把孩子送到校門前。

環衛工人劉瑞英正好路過學校門口，她親眼目睹鄭民生行凶的過程。她告訴本刊記者，當時鄭民生在學生人群中，忽然他拉住一個小女孩的書包，把女孩提起，小女孩尖叫起來，劉瑞英起初以為是父親在教育自己頑皮的孩子，心想：也不用一大清早到學校門口來打孩子。

接著她看到鄭掏出尖刀，直刺女孩子的頸部。孩子們驚叫起來，有些孩子大哭著跑開。

速度快得超乎想象，鄭民生已經捅傷了13個孩子。據參加救護的目擊者介紹，做過外科醫生的鄭民生刀法極狠，刀子不是抹在脖子處，就是紮進胸腔裏。

好幾個孩子躺在學校門口呻吟，外圍的孩子還不知道發生什麽事，一個勁地往裏走，一些孩子開始驚恐地往學校裏麵衝，他們合力撞開了學校的邊門，衝到門衛室裏麵。

勇敢的劉瑞英拿起掃把當武器，將掃帚柄對準鄭民生，迫使鄭民生停頓下來，劉的身後是幾個呆若木雞的孩子。此時，鄭已經殺紅了眼，他揮舞著刀子，試圖衝上前來用刀刺殺劉瑞英，但都被她擋開。劉告訴本刊記者，鄭民生握著沾滿鮮血的尖刀，雙手也在發抖。

高年級的孩子開始高聲喊叫“殺人啦！”另一位路人停下來，他拿起自己的頭盔，朝著鄭民生砸過去，鄭朝他瞪了一眼。

孩子的叫聲被學校教務處副主任、體育老師甘貴平聽到，這位體育老師是當天的值日教師，他正在校門口執行巡查工作。

甘貴平告訴本刊記者，他一到校門口就看到幾個孩子躺在地上，接著看到鄭民生與劉瑞英對峙的場麵。甘貴平當時想扛起一輛電動自行車砸死鄭民生，發現自行車太重後，他抄起一隻拖把與鄭民生拚命搏鬥。

甘貴平朝著鄭民生吼叫，鄭停了下來。此時，一位路過的城管幹部、學校門衛以及幾名市民一起撲了上去，將鄭民生按倒在地。

後期的錄像監控顯示，鄭民生的行凶過程隻有短短的55秒。這些無辜的孩子是一到四年級學生，其中一年級孩子有4個。

好醫生鄭民生

“絕對想不到，他會做出這樣的事情。”鄭民生的鄰居林先生告訴本刊記者。

鄭民生的個人履曆並不複雜。

據警方公開資料顯示，1968年出生的他是南平本地人，中專畢業，未婚。其父母有六個孩子，他排行第五。

1987年，正是中專生紅火的年代，19歲的鄭民生考入南平市建陽衛校醫士班。1992年，他進入南平市化纖廠職工醫院上班。當時的化纖廠效益很不錯，是南平有名的國企，鄭的醫生工作更受周圍人羨慕。據透露，鄭民生曾向他的多位朋友講述當時化纖廠的盛況，並時常作為酒後談資顯擺。

2002年，南平市化纖廠倒閉，鄭所任職的職工醫院轉製為馬站社區診所，好在編製是事業單位。

在同事眼裏，鄭民生業務水平很高。他在化纖廠職工醫院時，曾被同行稱為“一刀”，這是對他外科醫術的極大褒獎。

雖然可以說是個好醫生，但是鄭的偏激性格讓他與同事相處甚難，特別是一個叫王德彤的同事，鄭對其尤為不滿。

3月23日，王德彤向媒體公開表示，自己與鄭民生的關係沒什麽好說的。但據知情人介紹，王和鄭都曾是化纖廠職工醫院的醫生，鄭總覺得自己醫術比王精湛，但轉到社區診所後，王卻當上了領導。鄭對此十分不滿，覺得是王在衛生局有關係，故意排擠自己。

2008年，鄭民生升為外科主治醫生，這是醫生的一個重要職稱，也意味著他可以自己申請開診所了。取得職稱後不久，他就對馬站診所的同事說，自己要辭職了，要去外地發展，一定要幹出點名堂來。

2009年6月18日，鄭民生主動從馬站社區診所辭職。鄰居們都記得，他曾對大家說，他要去全國各地的大醫院任職。

42歲，還在戀愛

與光鮮的醫生身份形成對比的是，鄭民生多年艱難的經濟處境。

鄭民生進入化纖廠後，這家國企實際在走下坡路，他的收入一直不高。後來在馬站診所，他的月收入隻有1400元左右。即使醫生工作體麵，這個收入標準在南平也算是中低水平。

收入低耽誤了他的婚事。自傲的鄭民生曾對中專同學說過，自己要娶一個有錢的老婆。但是一直單身到了40來歲，這一“理想”注定無法實現。

鄭民生一直對朋友吹噓自己身邊不缺女人，甚至把多位同事的妻子都編入其情人隊伍之中，他喜歡在酒後吹噓自己又和誰搞上的桃色新聞，把“意淫”當做樂趣。

經曆過幾段失敗的戀愛後，他試圖安於現狀，並尋找歸宿。

幾年前，他與一位蘇姓女子談起戀愛，盡管蘇姓女子比他大4歲，但這不妨礙鄭民生有了女友的喜悅。很多鄰居都看得出鄭民生對他女朋友的喜愛，“我們看到他常常背著女朋友上下台階，表現得十分恩愛。”一位開小賣部的陳阿姨告訴本刊記者。

鄭民生住在南平市延平區天台路一棟1990年建造的老房子裏。在這套61.2平方米的房子內，住著他的母親、一個哥哥一家三口和他，共5口人。

據鄰居介紹，這套房子是鄭民生的父親留下來的。兩室一廳，哥哥一家住一個房間，母親住一個房間，鄭民生沒有房間。因晾曬的衣服落入鄭家陽台，樓上的鄰居曾進入鄭家，他告訴本刊記者，鄭民生冬天住客廳，夏天睡陽台。

小區附近的小賣部是居民聚集的場所。從診所下班後，鄭民生也常去小賣部閑逛。“鄭民生長得比較好看，嘴巴也甜。”陳阿姨告訴本刊記者，鄭民生生得白淨，衣服也收拾得幹幹淨淨，煙酒不沾，一點不粗魯，舉止像讀書人，不像其他在工廠工作的人。陳阿姨感慨說，鄭民生的耳垂還很肥大---在南平人的眼裏，這是一個人富貴的象征。

“他進小賣部就喜歡照鏡子，然後衝我回頭說，阿姨，我怎麽樣？”陳阿姨回憶說，鄭民生很喜歡打扮自己。

他最大的愛好就是喝3元一瓶的果粒橙，去年辭職前，每天都要到小賣部買一瓶喝。他也不從賒欠錢，每次買東西都現金付清。

鄭民生與家人的關係不十分融洽，他的一個哥哥常常賭博輸錢，問他要個一兩百元。有鄰居聽到他與母親爭吵，嚷著：“你害了我，你害了我。”

也有鄰居說，他不像其他附近居民那樣，一有空就在小賣部的牌桌上打牌，他喜歡坐在凳子上，呆呆地一聲不吭。

隻有“誘因”，沒有真相

辭職後，鄭民生曾信心滿滿地告訴鄰居們，自己要去大地方發展、賺大錢。

許多鄰居看到鄭民生背著包到外地去求職，但是，半個月後，他又出現在小賣部。有人嘲笑他被炒魷魚了，他卻對打牌的鄰居說，自己在外麵的確找到了工作，結果老板的老婆勾搭上自己，所以被老板給趕回來了。

小賣部聚集的鄰居們都當這一切是個玩笑。

在求職遭遇數次失敗後，鄭民生曾想自己在南平開一家診所，他的這一想法得到很多鄰居的讚同，但是診所一直沒有開起來。鄭民生曾對鄰居抱怨說，衛生局不肯發執照，他對此很惱火。

沒有人知道他與蘇姓女子分手的具體時間和原因。案發後，這些瑣事都作為“誘因”被談起。

據南平市政府的一份內部材料顯示，鄭民生作案的原因是：一、與原工作單位領導有矛盾，辭職後謀新職不成；二、多次戀愛失敗，尤其是與當前所談女友進展不順利，導致其心理扭曲，以致故意殺人。

這些說法得到鄭民生鄰居的認同。

陳阿姨曾問過他：“聽說你又分手了？”他很嚴肅地回答：“阿姨，這個你不要提了。”陳阿姨看到鄭民生臉上不悅的樣子，就沒有說下去。

很多鄰居把鄭民生與女友感情破裂的原因歸結為沒錢。“他們兩個曾一起到彩票點買彩票。”一位鄰居以此說明這對戀人對財富的渴望。

在鄭民生感歎自己收入低下的時候，結婚必須的房子卻離他越來越遠。在經曆了幾年的房價高漲後，他所住的小區房價從每平米不到1000元漲到近3000元。而離這個老小區不遠的地方，新樓盤正拔地而起，50平方米的單身公寓，總價超過25萬元。

還在談戀愛期間，他曾在小賣部對鄰居感歎，自己一輩子都買不起房，這也意味著婚姻艱難。他曾向鄰居承認，一個女人因他沒有房子而不願意和他結婚。

陳阿姨覺得，辭職後，鄭民生的生活每況愈下，一個可以證實的例子是，“以前他買肉吃，最近連7元一斤的肉都不買了。”鄰居也曾聽到他哥哥罵他沒工作。

錢，工作，房子，這些問題都極大地挑戰著鄭民生的自尊心。最後，連女朋友都分手了。鄰居們認為，這讓他徹底崩潰。

為何是實驗小學

讓鄰居們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麽鄭民生把作案地點選在南平市實驗小學，作案對象是普通的小學生？

“他很喜歡小孩子的，自己的侄女疼愛得不得了。”陳阿姨說，他常常帶著侄女到小賣部來，侄女想要什麽，他就給買什麽。

另一位老人告訴本刊記者，有一次鄭民生開著電動車，帶著好幾個小孩子到街上去，給他們買薯片等零食吃。回到社區後，老人對他說，你帶我孫女出去玩，怎麽也不告訴我一下。他很不好意思地對老人說：“對不起。”

實驗小學是南平市最好的小學，除了按片劃分入學的學生外，其他通過關係進入實驗小學的學生也不在少數。按照出租車司機馮剛的話說，那裏的學生家庭“非富即貴”。他告訴本刊記者，在開家長會的時候，學校旁邊的道路上停滿了各式各樣的轎車。

離鄭民生所住小區不遠的地方，至少還有兩家小學，為何他舍近求遠？這讓許多人認為，鄭民生有精神病。

案發後，網絡上一度流傳鄭民生有精神病的說法，社會輿論無法相信一個正常人能做出這麽極端殘忍的事情來。

3月23日晚10時，南平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包括本刊記者在內的眾多記者提問：鄭民生究竟是否精神病患者？南平市公安局副局長徐京平表示，“要等專家鑒定後才知曉。”

鄰居不認為他有精神病。他們覺得，鄭民生就是想把最好的小學、這些“非富即貴”人家的孩子當做報複社會的目標。他報複的是“有錢人”，是“有勢力的官員”。因為在這個社會裏，他自己是個徹底的失敗者。

一切都是後話，一切沒有前兆。

陳阿姨最後見到鄭民生是在3月23日早上7時左右。天氣晴好，她正在開小賣部的大門，看到鄭民生與往常一樣，似乎是要出門鍛煉。他踏著小步，擺著原地跑步的姿勢，拍著一位晨練老人的肩膀說：“走，我們跑步去。”

20分鍾後，他坐摩的從容到達實驗小學。

5分鍾後，驚世血案發生。■

一個人的恐怖主義

“如果重新給你一次選擇機會，你還會殺人嗎？”熊振林沉默幾秒鍾，說：“會，我不後悔。”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 王開 | 北京報道

3月23日，福建南平血案。13名小學生瞬間倒在凶手鄭民生刀下。

2月1日，天津市特大交通惡意撞人案。凶手張義民劫持一輛大客車，橫衝直撞好幾條大街，狂奔7公裏，連奪9條人命，另有11人受傷。

再往前回溯到2009年12月，福州羅源縣一名男子連殺3人，原因是“心理煩躁”。

2009年，“湖北隨州特大殺人案”、“成都公交車放火案”、“湖南望城縣出租屋特大殺人案”，一係列惡性暴力犯罪以其相似的麵目讓人們錯愕不已：凶手都是普通人，能被推斷的殺人動機都是“報複”，手段都特別殘忍。

輿論把這些凶案稱為“一個人的恐怖主義”。這些瘋狂濫殺無辜的凶手，是有著凶徒性格的天生惡魔？是精神病人，還是心理障礙患者？他們到底要報複什麽？梳理近期這一係列普通人報複性暴力犯罪，可以得到怎樣的解讀？

都是突然“變瘋”

與鄭民生一樣，在周圍人看來，“湖北隨州特大殺人案”凶手熊振林、“湖南安化殺人縱火案”凶手劉愛兵等等，此類凶手都是“突然”起殺機的。

他們的手段通常殘忍而低劣。斧頭、錘子、砍刀⋯⋯他們操著並不複雜的凶器，指向的往往是與自身並沒有利害衝突，更談不上不共戴天的無辜者，其中不少被害人是親屬。

慘案發生前，幾乎所有親朋好友都認為他們性格和善，平時為人不錯，沒有什麽跡象顯示他們會轉眼間變成凶徒。慘案發生後，周圍的人又不約而同地表示“絕對不敢相信”。

熊振林用斧頭、錘子和叉先後殘殺8人，其中6人是熊所雇用的垃圾站幫工和隔壁鄰居，2人是其收留的智障人，再加上自己的情人及其年僅2歲半的孫子；劉愛兵縱火燒死了包括自己父親在內的8名親人，又用隨身攜帶的鳥銃、柴刀連殺5名鄉鄰。

名單上的“瘋子”還有去年11月26日“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特大殺人案”凶手溫鐵栓、11月16日“昆明祿勸縣烏蒙鄉特大殺人案”凶手陳文法。

溫鐵栓的“發瘋”使得李家20號村這座隻有18戶人家的小山村一日死亡6名壯勞力，而他自己也隨後服毒自殺。陳文法殺死了自己的父母、伯父母、奶奶和堂哥。

其中，陳文法已被司法鑒定為精神病發作而脫罪，劉愛兵也曾有精神病史。“武瘋子”案件一度使“應對精神病患加強管理監護”的呼聲高漲，但是另一些同樣恐怖的案件，卻因為凶手無法貼上精神病標簽而讓公眾更加憤怒、不解。

如去年11月23日的北京大興滅門案，凶手李磊殺人的過程就像一部恐怖片。

當日晚10點左右，李磊駕車返回家中，屋內除了李磊妹妹還在房間裏玩電腦，其父母妻子與兩個兒子都已入睡。李磊走到臥室，抽出事先準備好的單刃刀將妻子殺害，隨後又來到妹妹的房間，將其殺死，緊接著又殺死了聞訊趕來的父母。

做完這一切，李磊一個人呆坐在客廳裏，兩個兒子還在臥室熟睡，大的6歲，小的2歲。一個小時後，他又走進臥室，閉上眼睛，用刀將熟睡中的孩子一一捅死。

案發半年前，北京大興天宮院村剛剛拆遷，李磊家的兩套房和一處舊工廠共獲得6套房加200萬元現金的拆遷補償。李家不缺錢，單是其妻月薪已近萬元。同時，也沒有確鑿證據證明李磊不是正常人。

在全國精神障礙者刑事能力評定大綱課題組成員劉錫偉看來，這些突然“瘋了”的凶手，與馬加爵、邱興華、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槍手趙承熙等人一樣，都具有“精神異常”的特征。

生得局促，死得局促

這些凶手濫殺無辜的理由，往往被籠統概括為“報複社會”。社會是什麽？他們並不很清楚。他們多是被邊緣化的“失敗者”，長期處於被人漠視的境地，渴望受人矚目，但卻總是受到傷害，經濟窘迫，婚姻生活不如意，生活圈子狹隘局促。

鄭民生42歲還是單身；溫鐵栓娶了個殘疾老婆；熊振林因無子，被人私下議論“不是男人”，他與妻子離婚後也未能成功和情人結婚，更糟糕的是，他離婚後資產已所剩不多，2008年上半年高價收購的大量廢品在金融危機影響下，價格急劇下降；劉愛兵朋友很少，內心孤僻，他很想改變自己的家庭狀況，卻始終無能為力，在外打工，掙不到錢又受人欺負，回到家鄉，連個夥伴都沒有，每天隻能無所事事。

有很多理由，卻找不到特別突出的一條。所謂報複社會，在這些凶手眼裏，並沒有落到某些具體的責任人身上，他們自己甚至都沒能弄清楚內心黑暗的根源。對於他們來說，記仇已成為習慣。

逃往海南的熊振林，在短短5天後就因為忘記不了生活中的一些過節而潛回湖北。被抓後，他對警察說：“如果不是被你們抓到，我還要回隨州再殺9人，包括我的前妻。”

劉愛兵不知為何堅信自己家的100畝山林被同村人騙光。“如果有一天我不想活了，漆樹村的人一個都不放過，全都殺光。”他在日記中寫道。

總是沒人有心思關注他們的情緒變化。“如果早點發覺他有問題就好了⋯⋯”劉愛兵的姐姐和家人曾經自責地說。家庭關係緊張，親情淡漠，也是幾乎所有此類凶手的共同特點。

在李磊的描述中，他之所以殘殺全家，是因為“長期的家庭積怨”。父母對自己管教太嚴，妻子又一貫強勢。尤其是在拿到拆遷補償款之後，家庭積怨更加突出。

目前，李磊正等待著審判。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心理研究所所長馬皚分析，李磊所理解的家庭積怨，和大多數人的認知不太一樣。在他看來無法解決的深仇大恨，可能在其他人看來完全可以化解，是他的偏執導致了極端行為。

此類凶手的社會影響特別惡劣，被“報複”了的社會不願意看到他們以“精神病”為由苟活性命，其中的大部分，還是被“從重從快”地執行了死刑。

他們生得局促，死得同樣局促。

真相不止於案發現場

網絡猜測真假難辨，精神鑒定引發質疑，公安和政府部門的信息發布簡單得“惜字如金”---驚世命案發生後，凶手的麵目在公眾麵前是一團模糊。

除了還原案件過程，在報複性重大惡性殺人案件的報道中，唯一清晰的，隻有殘酷血腥的犯罪現場。其他前因後果，往往由開始的撲朔迷離而最終煙消雲散。

比如，熊振林為什麽會去殺害那兩個曾經在街頭流浪、後來被其收留的智障人？他平時總是與這兩個智障人吃住在一起，從沒有嫌棄。

張義民駕車撞死9人案，僅僅是媒體發起的疑點提問，就多達五六處。張義民要報複些什麽？

劉愛兵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李磊真的是個正常人嗎？幾乎每一個案例在被忘卻前，都無法以完整的真相示人。記者無法采訪，也鮮有犯罪心理專家能替公眾釋疑解惑。

轟動一時的馬加爵案，倘不是馬加爵姐姐選擇了直麵公眾以及馬加爵被捕後與心理學家的對話被公開，又有誰能相信這個殺害自己4名同學的大學生，內心並不是一個完全的惡魔。

從2006年邱興華案直到現在，人們對於此類惡性事件的了解程度都還沒有能夠超過馬加爵案。包括邱興華、熊振林等凶手的精神鑒定申請，都被法院當庭駁回。已經被執行死刑的邱興華、熊振林到底走過了怎樣的心路曆程，已然無法去印證。

來自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研究數據表明，在2009年發生的故意殺人案件中，有幾類犯罪案件比較突出：發生在家庭成員間的惡性倫理殺人案件多發，且犯罪手段殘忍，被害人多為犯罪者親人家屬，社會影響十分惡劣；報複社會的重大惡性殺人案件多發，犯罪人出於泄憤或報複的目的殘忍地濫殺無辜；精神病患者實施的惡性殺人案件危害嚴重，各類精神疾病重症患者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定時炸彈”之一。

針對這三類惡性暴力犯罪，有專家指出：一些本應由公共機構承擔的社會問題，在缺乏製度介入之下，不得不轉嫁給親情關係來承擔、解決；而親情倫理無法提供解決通道時，問題還是要爆發。這提醒我們，過多的社會問題不能全仰賴親情紓解，公共機構也要擔起責任。

“不後悔，不恐懼”

2010年初，廣東東莞“雙刀客”黎恩旺，從菜市場拿了兩把殺豬刀，衝上東莞四環路，一遍遍劈砍路旁一家建築公司的大門，在與當地警方對峙數小時後，他束手就擒。

“雙刀客”留下諸多“名言”：“我們從小被欺負著長大”；“死也要讓世人知道，有我這個人曾經存在，所以說法律已經阻止不了我了”，等等。

好在這位宣稱“窩囊了一輩子，要做件大事”的黎恩旺，最終隻是演出了一幕荒誕劇。

然而，他的這些“名言”與真的做成“大事”的凶手們驚人相似---鄭民生說“你們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你們活”；熊振林說“現在感覺到比較絕望，對生活、生命、婚姻都感到比較絕望”。

導火索不知會在什麽時候點燃。

就在一個多月前的除夕，在北京六裏橋長途汽車站附近一座天橋下又發生一起凶殺案。被害人在跟女朋友準備進長途車站回家過年時，突然被人追上去捅了十幾刀。

犯罪嫌疑人梅小講和被害人都是摩的司機，相互認識。講起為什麽殺人時，他對記者說，人家過年都熱熱鬧鬧的，可自己還得蹲在冷風中趴活，心裏很不是滋味。這時他恰巧看見被害人帶著女朋友要回家過年，“一下就變得瘋狂起來”。

又見“瘋狂”，卻不是精神病人的瘋狂，而是被自己清楚認知的瘋狂。不僅是他，熊振林、劉愛兵、李磊等，還有最新加入名單的鄭民生，他們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也似乎已經準備好為此付出代價。

“在他的思維裏，他認為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而不按社會道德標準來評判，他認為別人跟他有仇，就可以殺他們。”劉愛兵的大姐劉愛玲在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

據媒體報道，2009年4月16日，在執行死刑押赴刑場途中，熊振林麵部表情平靜，但雙腿卻一直在微微發抖，臉上悄悄流下了眼淚。曾經有人問他，“如果重新給你一次選擇機會，你還會殺人嗎？”熊振林沉默幾秒鍾，說：“會，我不後悔。”

同樣有人問過劉愛兵：“你殺了這麽多人，有沒有後悔？”劉愛兵說：“不後悔，他們都該殺。”

善良的人們以為被捕後的凶手必定會幡然悔悟，至少也會對犯罪後果發生恐懼。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不後悔。■

為何如此煩躁

一些社會影響很大的家庭滅門案和報複不特定人群的暴力犯罪，看似都與心理障礙有關，人們會追問為什麽現代人的心態這麽浮躁，而實際上，心理隻是果，不是因

 

禮拜三，上海市民的“上訪日”。

中午時分，49路公交車剛開車門，一隊人擠上車。

49路停靠人民大道200號，上海市信訪辦所在地。

同一午後，常熟路113弄內，滬上“一號人民調解員”柏萬青化了淡妝，正在工作室內接待三名來訪者。外間辦公室內熱線鈴聲此起彼伏，街道的爺叔和大媽們分頭接線。

沒人注意這兩個場景，它們被龐大的城市消化了，就像從北方飄來的沙塵暴這幾日偷襲上海，絕大多數市民並沒發覺。

“浮躁的心態就像沙塵暴，不去治理，有可能演變成黑風暴。”心理谘詢師張昊告訴本刊記者。

撫觸民意痛點

張昊曾在上海市信訪辦“老上訪戶接待室”當過一段時間心理觀察員。

“初次上訪戶基本都是來解決問題的，老上訪戶中心理障礙人群比例的確高許多。”張昊說。

這正是信訪辦聘心理谘詢師的原因，合作雙方想就這個課題展開研究，成果發表在內部刊物《上海信訪》上。

一名接待員、一名心理師，正在傾聽一位老太的“狀子”。聽完，他們和顏悅色地說：“阿婆，你的問題我們了解了，你先回家吧！”每隔七天，老太就要來重念一遍上訪書，念完就回去，似乎隻是為了聽接待員這句話。

柏萬青的傾聽風格完全不同，她是急性子，會“氣勢洶洶”地發問，問完還會再多一句：“你們打算上電視嗎？”

來訪者是一對離婚夫婦，為房屋糾紛而來。女方同意上電視調解，男方不同意。

節目叫“新老娘舅”，自從柏萬青加盟後，在上海當地的收視率不斷飆升，最高達到10.3%。有專家呼籲要把柏萬青打造成美國黑人名嘴歐普拉那樣的熒屏偶像。

“老娘舅”這個稱謂在江浙滬語係中有特殊地位，舊指坊間生活中一個比較客觀公正的人物或族群中有地位、威望的長者，當家庭或鄰裏發生糾紛，就請來這位“老娘舅”一錘定音。

“老娘舅”節目起到了“社會減壓器”功能。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長劉忠定說：“現在上海每年大約有20萬件通過人民調解得到解決的民間糾紛，這是個很大的數字。”

無論柏萬青還是張昊，都在正常司法通道之外，走著疏通社會矛盾的旁道，也更直感地撫觸著民意的痛點。

作為人民調解的主管單位，上海市司法局給了老娘舅欄目“實質性幫助”。司法局工作人員告訴本刊：“蓄積的社會矛盾若不通過這些毛細血管般的支流泄洪，集中在主動脈就引起高血壓，極端情況下，還會發生血管爆裂，那就是《法治藍皮書》所說的各類暴力犯罪事件。”

心是果，不是因

張昊在擔任心理觀察員期間做了一個粗略統計，老上訪戶中約有1/3是有心理障礙的。

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主任孫東東有過更過激的言論，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曾稱老上訪者99%以上都有精神問題，引起全國範圍內的口誅筆伐，並有上訪者到北大找他算賬。

複旦大學心理學係教師高山川解釋說：“某些屢教不改、極端殘忍的犯罪分子有可能屬於‘反社會人格’，之所以如此冷血，有可能存在某種至今未探明的神經生理缺陷，但這不是暴力犯罪的主流。”

高山川說，根據心理谘詢和變態心理學的經驗分析，實施暴力行為者不僅有個人原因，其家庭教養、經濟條件、父母階層等因素也不容忽視。很多社會問題是心理谘詢師或社會工作者解決不了的，需要政府從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麵去改善大環境。

基於這個原因，張昊擔任了幾次心理觀察員後，與信訪辦的合作就終止了，也沒有科研成果在《上海信訪》上發表。他說：“去年發生了一些社會影響很大的家庭滅門案和報複不特定人群的暴力犯罪，看似都與心理障礙有關，人們會追問為什麽現代人的心態這麽浮躁，而實際上，心理隻是果，不是因。”

他認為，不能將老上訪戶等同於導致暴力犯罪的因素，但暴力犯罪分子確有相當部分是在訴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走向極端。

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心理因素的確在暴力案中發揮著作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在新著《犯罪心理研究》自序中說：“為何年年嚴打，犯罪數量仍居高不下？原因在於，少數人決定刑事案件的多數。”

“減少犯罪數量並不在於整體的嚴厲打擊，不在於總體抓捕判決犯罪人數的多少。若要有效地減少和控製犯罪數量，需要識別和監控少數具有危險人格的犯罪人，他們往往以犯罪的方式解決生存中的基本需求。在過去的20多年裏，我們恰恰缺乏對這類人有效的研究和對策。”李玫瑾說。

“躁化”的社會

“社會心態為什麽浮躁？房子！”在心理因素外，柏萬青根據自己的調解心得，給出一個社會視角的重要理由。

柏萬青接待的矛盾高發人群包括下崗工人、農民工和外來媳婦。

下崗工人中尤以“後三屆”為主，上世紀60年代出生，上學時趕上“文革”，“沒文化技術，大事做不來，小事不願做，不像‘老三屆’有文化基礎。買不起房，碰到房產、家產、父母贍養和感情問題時沒能力解決。”

農民工問題集中在夫妻感情和子女教育。他們文化活動缺乏、工作勞累、缺少夫妻生活，往往居無定所，且子女到高考需返鄉，特別容易產生夫妻離異和孩子教育缺失問題。

外來媳婦大多來自農村，對上海的期望值太高，嫁的上海丈夫多是殘疾人或“二流子”。她們勤儉持家、忍辱負重，為的是15年後報上上海戶口，可婆家怕外來媳婦有戶口後跑掉或分房產，又阻止她們報戶口。

複旦大學社會管理與社會政策係副教授、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曉分析道，我國收入差距、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的現實，增加了某些底層民眾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他們的長期壓抑如果因為某個突發事件而爆發，就完全有可能轉化為對政府部門乃至整個社會的仇恨。

“他們徘徊在無能為力卻心有不甘、自卑卻不能接受現實的矛盾心態中，往往將個人的生活挫折產生的痛苦歸咎於社會，容易出現以最簡單的暴力方式對其他生活順意的人們進行痛苦性的報複。如在人群集中區域進行自殺式的殺人案，包括以前在北京、河北、珠海等地開車撞人案件等。”李玫瑾說。

中國社會要“加濕”

“中國社會太幹巴巴了，需要加濕。”克萊.舍基的《未來是濕的：無組織的組織力量》一書的譯者之一胡泳說。

“濕”是一種隱喻，指協調合作的態度，也可指社會資本的積累，還有思維方式的一維變萬維。胡泳很強調互聯網對中國的“加濕器”意義。

中國社科院今年2月底公布的《法治藍皮書》指出，個別地方政府網站信息獲取不便，有些網站在欄目設置、信息編排上缺乏科學性，忽視使用者獲取信息的便利性。

信息流不暢通的後果就是造成若幹“不明真相的群眾”。而某些地方政府處置突發群體性事件時習慣使用“極少數壞人”和“暴徒”唆使等簡單化的總結性語言來應付上級機關和公眾的質疑。

中國傳播學會副會長戴元光認為，民意在互聯網上的順暢表達有利於疏解矛盾、發泄情緒。“現在的社會對於關愛生命、珍視生命的宣傳太少。尊重生命是人性的基礎，但草菅人命的事件常有發生，而我們對此已經習慣漠視，更可怕的是，這種對生命的不尊重是會傳染的。”

戴元光曾在美國做過犯罪研究，他表示暴力犯罪是個國際性、社會性問題。這與滕五曉的觀點不謀而合：“極端暴力行為實施者之所以將私憤泛化放大，與社會矛盾進入易發、多發期相關。在西方，當人均GDP在 1000至3000美元期間，也同樣出現過暴力犯罪上升的現象，這是由於經濟發展速度大大快於社會體係建設，而社會體係滯後過於嚴重。”■

（實習生林歆、章涵意對本文亦有貢獻）

當暴力犯罪率調頭向上

--- 專訪《法治藍皮書》撰寫者靳高風

中國犯罪率自2001年起就一直處在高位狀態，那時每一萬人中有34個人犯罪，現在也差不多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楊明 | 北京報道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0年《法治藍皮書》顯示，2009年中國犯罪數量大幅增長。這是2001年以來，中國暴力犯罪量首次調頭向上。

藍皮書撰寫者、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學係副教授靳高風分析，犯罪率大幅度上升，與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頒布、經濟危機以及國家加大暴力犯罪打擊力度有關。

法律的效率、公正出了一些問題

《瞭望東方周刊》：近年來的嚴重暴力犯罪案件，有沒有一些突出表現？

靳高風：值得關注的是報複性暴力犯罪。比如2001年時發生的靳如超爆炸案，非常可怕，2009年也很多，像“打砸搶事件”，圍攻政府的事件，還有“通鋼事件”。

報複性暴力犯罪，在中國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的這個階段是難以避免的。以前更多是個人間報複，慢慢被害對象擴大，演化為報複社會。

去年此類犯罪上升有兩個原因，一是經濟發展中遇到難題，犯罪誘因增多，特別是無法就業帶來的犯罪；另外一個原因，社會發展中積累下來的矛盾，比如環境汙染、土地、拆遷、補償、治安問題等等。環境汙染導致的衝突，比如陝西的“血鉛事件”，影響人數很多，很嚴重。

《瞭望東方周刊》：對此，國家采取哪些措施解決？

靳高風：全國政法係統都在加強政法工作，主要是把問題解決在基層，盡量不造成這麽多上訪、矛盾衝突。

我們現在出了事就想到去找人，沒有想到要去找法律，為什麽？有傳統文化的影響，還有一個，就是法律的效率、法律的公正出了一些問題。如果找法院解決不了，掏1萬塊錢給黑社會卻能解決，效率很高，這樣的話，為什麽不找黑社會呢？

公安機關也加大了打擊力度，但是公安係統工作任務壓力很大，先是奧運安保，然後進入國慶安保，接著迎來雙節，隨後又是世博，連軸轉。

缺乏挫折感教育

《瞭望東方周刊》：從報告來看，“90後”青少年犯罪呈持續上揚態勢，而且他們的犯罪類型以盜竊、搶劫、搶奪、故意傷害為主，暴力性明顯？

靳高風：青少年暴力犯罪以前沒這麽多，現在明顯多了起來。我們調研發現，青少年暴力犯罪這麽嚴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網絡遊戲在進行暴力亞文化熏陶。現在的小孩子，在遊戲裏殺人，都是舉手之勞，對生命沒有敬畏。

還有一個原因，現在的年輕人心理素質和自我調適能力明顯比父輩差了很多。像政法大學弑師案，作為一個學法律的學生，在課堂上拿刀把老師砍死，這是一個極其不正常的現象。在政法大學這個案件發生前，全國發生過四五起類似案件，多數都是因為一些小事引起的。

這一代年輕人缺乏挫折感教育，突然間遭遇挫折，不能調適，就產生兩種傾向，一是自殘，二是攻擊他人，暴力犯罪。一個女生因就業和父母發生矛盾被當街大罵了一通，她回家後就投毒殺了父母。

《瞭望東方周刊》：去年家庭倫理暴力犯罪案件也很突出？

靳高風：我們分析過27起倫理殺人案件，超過半數是起因於夫妻關係不和。小三、情人，這些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念裏引以為恥的東西，現在反以為榮了。我們查獲的很多高官背後都有情人，還不止一個，幾乎成了鐵律。

倫理殺人裏麵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報複某一家庭成員，往往會波及到其他親屬。問他為什麽殺媳婦，他說媳婦有外遇。可是，你把媳婦殺掉了，為什麽殺你孩子啊？為什麽還殺父母？大部分都是這樣解釋的，老婆殺死了，孩子沒媽了。我也完了，孩子又沒爹了，孩子、父母在這個社會上很難生存，與其這樣，還不如讓他們解脫。

近年來的幾個滅門大案，基本上都是這種情況。

《瞭望東方周刊》：從媒體報道看，近些年來暴力犯罪的手段似乎特別殘忍。

靳高風：這一般與臨時起意有關，得啥是啥。在農村，凶殺的手段一是農藥，一是放火，還有就是菜刀。

根據我們的統計數據，在家庭殺親致被害人死亡案件中，多為刀具所致。從個案可以看出來，一些案件是酒後發生的，包括大興滅門案，說明多數人起殺人之意時，並沒有事先預謀好。

每一萬人中有34個人犯罪

《瞭望東方周刊》：根據報告，2001年以來，殺人、傷害、搶劫、強奸等嚴重暴力犯罪一直呈下降態勢，而且下降幅度較為明顯，但是2009年出現了較大增幅。十年來，全國暴力犯罪出現首次增長，為什麽？

靳高風：2009年犯罪率突然增長有其特殊原因。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對犯罪率影響很大。比如1987年，犯罪率直線上升，原因是立案標準變了，原來是盜竊800元立案，當時變成300元；同樣，1998年犯罪率直線上升，原因是新刑法實施，新增了很多罪名。

2009年也是如此：刑法修正案(七)頒布，將一些新行為犯罪化了，比如組織非法傳銷的、組織未成年人實施違法犯罪的，還有關於公民個人信息的、證券市場老鼠倉等。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社會環境的變化：金融危機使得案件數量增多；國家刑事政策又開始趨緊，以前國家“不大管”的小案件，比如打架鬥毆，一般通過調解處理，現在都進入警方視野，犯罪率就上去了。

其實，中國犯罪率自2001年起就一直處在高位狀態，那時每一萬人中有34個人犯罪，現在也差不多。

最根本的還是社會環境、社會矛盾以及經濟發展

《瞭望東方周刊》：去年犯罪率上升，據統計，安全感也上升？

靳高風：是的。安全感與多發性犯罪的多寡，以及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直接相關。

比如，你的同事在上班途中錢包被偷了，大家聽說後會覺得無所謂；但是，如果一周內這個同事的錢包連續被偷，你會明顯感覺安全感在降低。

另外，安全感還與案件的嚴重程度有關。錢包被偷對安全感影響不大，但同事如果是被搶劫，還被殺害了，那肯定人人自危。

去年，北京大興的一個小區連續發生三起殺人案件。這個事情，起初對公眾安全感影響很大。但是，再了解到案件都發生在家庭內部，發生在熟人之間，並非是陌生人之間的搶劫、殺人，這對公眾的安全感影響就不那麽大了。當然，對特定區域內的當事人影響依舊很大。

還有一個對安全感影響很大的因素，就是破案率以及破案速度。發生了搶劫殺人案件，公安部門一個月不吭聲，公眾一定會恐慌。但是，公安部門如果第二天就能把犯罪嫌疑人抓到，公眾的安全感就會是上升的。

再來看為什麽去年的公眾安全感並沒有下降，反而上升。2004年公安部門要求命案必破，之後幾年來，涉及命案的破案率基本上穩定在95%以上。去年，包括前年奧運和後來的六十年國慶等原因，刑事政策又開始一輪趨緊，破案率相應上升，安全感自然不會下降。

《瞭望東方周刊》：你預測一下，未來兩三年內犯罪率是否會繼續上升？

靳高風：在犯罪學上有一個著名理論，一個特定社會，有其容納的飽和犯罪量，犯罪實際發生數圍繞著這個飽和點上下波動。環境變化了，或經濟發生重大波動，犯罪數都可能會上升下降。過一段時間後，犯罪數又會回到這個飽和點。

今年犯罪率估計會小一些。原因是經濟形勢好轉了些，就業矛盾衝突少了一點，另外，今年的刑事政策也不可能像去年那樣，因為經過奧運安保、國慶安保，形勢得到了好轉，加上今年的世博、亞運會也沒有以往那麽敏感。

一般情況下，刑事政策趨緊後的第二年、第三年，犯罪率會下來。這在中國曆次嚴打時都有印證。

當然，最根本的還是社會環境、社會矛盾以及經濟發展。現在中國經濟稍微趨穩一點，這是好現象。但是，從我們掌握的信息來看，整體形勢還很不穩定。第二次金融危機會不會來？這是個未知數。目前物價指數在漲，通脹會到什麽程度，這些都在考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