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和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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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老華僑的中國心(1)

(2006-06-12 21:33:13) 下一個

今天,意外的接到了朋友榮女士的電話,意為邀請我去參加她和先生的50周年結婚慶典。但是突然想到在他們結婚慶典的時間,我正好在國內,隻好作罷。但我告訴她,我的先生會去參加的。

我們在電話裏談了很多。

認識這位八十多歲的老華僑完全是一次偶然:我們同到市內唯一的一家中國雜貨店去買食品,在結帳時,她看到我買的貴州“老幹媽”商標的辣醬和冷凍的手抓餅,就問起我“為什麽”買這些,“很好嗎?”我高訴她:“這是我目前知道的最好的辣醬。隻要見到這個照片上的女士,隻管買。”我是非常信得過“老幹媽”的品牌的。然後我們又談起了手抓餅的製作,真是一見如故。然後我們一起走出小店,看到她和朋友是走過來的,我就問:“您們需要搭個便車嗎?”開始她還說不, 但是因為談的開心,然後就說:“Sure, we can take a ride, so we can talk more.” 就這樣,在我們送她和她的朋友回家的路上,我們有了一些簡單的交談,我了解到她是一位俄勒岡大學的退休教授,在美國已經生活了50多個年頭。現在依然在我們醫院做義工,發揮自己的餘熱。臨別時,我們互留了電話。

以後的日子裏,我們不時的有一些交流,也在醫院裏碰過幾次麵。我還將自己賣的《紅樓夢》的電影的CD借給她欣賞,因為她是這裏大學裏的中文教授,曾經給學生們講過多次的《紅樓夢》… …

去年,當父母來美探親時,我邀請了他們夫婦和另外兩對中國夫婦到家裏來做客,一方麵是讓父母有個可以談話的同齡人,另一方麵是為了介紹另外兩對夫婦相互認識,他們可以在以後的生活中相互幫助。在美國的中國人比較不抱團,可能是因為國家太大,使人沒有群體意識,也可能是什麽別的原因。我知道朝鮮人,越南人和日本人,人家都很抱團,連香港人和台灣人相互之間都很靠近。唯獨中國大陸人是一個不同。很困惑,但不知如何解決。就決定以自己的能力,團結可以團結的人,讓大家相互認識,盡可能的結為朋友。

在這次聚會中,我了解了一些榮女士的生活。她是北京人。她講,當時北京有福榮和窮榮之分,他們家是屬於窮的那個。五十多年前,當時的戰爭時期,她還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女孩子,來到美國讀書,她當時的專業是英國文學。等戰爭結束,她也畢業,準備要回國,寫信給媽媽,媽媽講:“現在所有學習英語的都改了俄語了,你回來沒有用的。”她就想,“好,那麽,我就再念一個學位好回去有用處。”思來想去,她最後決定念圖書館係,因為她認為不管什麽樣的政策,國家總是要有圖書館的吧。等她拿到了圖書館學的學位,給媽媽去信要回國服務時,媽媽講:“你的年齡太大了,回國是找不到丈夫的。你就在美國找一個丈夫,安家吧。”

可憐的她,又一次被拒絕,隻好在美國找了個丈夫結婚了。然後就是幾十年的回不了家鄉,因為大家都明白的原因。終於等到了改革開放,她第一次回到了家鄉,見到了日思夜想的親娘,而父親卻早已去世。想接母親到美國生活,母親問:“你的先生是美國人。他會講中國話嗎?”“不會。”“那麽,你有兩個兒子,他們會講中國話嗎?”“也不會。”可憐的她搖了搖頭。她不是不想教他們講中國話,也不是沒有能力,她就是中文教授!但年輕時的她是太忙了,忙於事業,忙於家庭,她沒有時間教她自己的兒子講中國話,而在她的家裏,真正的中國人隻有她一個,所以,孤掌難鳴,她沒有辦法像其它的中國家庭那樣在家裏營造一種中文的語言環境。最後,媽媽拒絕了:“他們沒有人講中文,而你又是忙忙碌碌的。我還不寂寞死?我不去。”

但是,唯一的哥哥也在文革中去世,而母親身患重病,作為女兒的她就隻有遂媽媽心願,主動接受帶學生在北京某大學學習的任務,留在北京,守在了母親身邊,直道母親去世。

沒有了父母的她,也沒有了牽掛,因為僅存的親屬 - 那些侄兒侄女們,哥哥的孩子們沒有人在意她這個
姑姑的存在。她寫信給他們,托人捎信給他們,托人帶禮物給他們,然而卻從來也沒有得到片字的回音,她的心寒了,放棄了努力。

但是,她那一顆中國心卻始終也沒有改變。在唐山地震時,她堂堂一個教授,在大學門口擺起了地攤,為那些崇尚中國文化的人書寫中文名字,將募捐來的錢寄回了中國,為的是在祖國畏難時盡一己之力。然而,她寄的錢被退了回來。對於那些可以找到的募捐人,她還可以將錢退給人家,但是,那些她用自己的毛筆為人寫中文名字而得來的錢卻無處可退,最後,她隻好將這筆錢捐給了當地的一個慈善機構 … …

這是我目前所了解的她,一個有著一顆沉重的愛國心的老華僑。

我問過她,她是否寫有什麽關於她自己的生活?她講:“沒有,沒有人讀的。更何況我又沒有做出什麽。那麽多有成就的人死了之後人們都將他們忘記了,更何談我?”我講:“我想讀。我想了解您更多一些,因為您有著一顆赤誠的愛國心。”“那倒是,我對自己祖國的這份愛是深沉的,不容置疑的。假如您想讀,我就不用寫了,你來,我講給你聽好了。你願意,你可以記錄的。我還可以送你一本我翻譯的詩集,是一本來自台灣的詩集,我將他們翻譯過來的。”電話那邊的她似乎是對我的話語有了一絲的感動。“好!我從國內回來後馬上給你打電話!”如同得到聖旨的我高興得快要跳了起來,因為這是我很久以來的願望。

掛了電話,眼前晃動的都是她的身影,耳邊回響的都是她的話語。她因為對有些日本人的有關中國漢字的演說憤慨而即將要給一群老年人做一次關於中國漢字的演講,問起我行書和草書的不同,知識貧乏的我隻能回答:“我認為行書要比草書更正式。”“我也是這麽認為的,我就是這麽準備的。給他們演講,不宜太深,他們不懂的。”因此,有感而發,將自己的感想記錄於此,與大家分享。

等從國內回來後,我一定會有更多的關於榮女士的故事講給大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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