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病人的經曆和感受

                     一個病人的經曆和感受

                                      追      夢

                           2005年2月16日，星期三

多久了？是什麽時間？她被診斷為癌症？

那是在去年的九月份，她所修課的大學剛剛開始秋季的課程，而她所修的兩門課《心理學》和社會學之《人類在工作中的關係》也剛剛開始。一次慣常的體格檢查，將她帶入了人生的低穀，帶入了一段她從來不曾想像過的經曆。

從體檢開始發現的一個不正常的塗片，到最終確診，也就是兩個月的時間。這兩個月，她傷心過，失望過，也憤怒過，不平過，但卻從來也沒有懷疑過。

今天是她手術後的最後一個禮拜的恢複期，她下一個禮拜就要像正常人那樣回單位上班了，然而，這三個多月來的經曆，卻再也不能使她恢複到從前的模樣，無論是心理上，或者是身體上。三個月來經曆了三次全身麻醉下的手術，從用於診斷的微小的活組織塗片檢查，到活體組織病理檢查，直到最後的將所有可能或將來可能受到威脅的身體器官的切除，將她的人生帶到了一個不同的境界。

好像是有什麽預感，一向體壯如牛的她，自從來到美國後是那麽的在意這裏被作為常規的一年一度的體格檢查。當然，在美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保健醫生，所有的健康問題都有這個保健醫生負責。當然，這是對那些擁有醫療保險的人來說，沒有保險的人就花不起這個錢雇傭保健醫生了。其中之一的保健醫生的職責就是給客戶進行年度的體格檢查，假如發現什麽問題，再作進一步的檢查，並可向各科的專家轉診。而且對這種所謂的年度的體格檢查，被檢者是不用付任何費用的，全部由保險公司付，也算是對去接受體格檢查的人的一種鼓勵，目的大概是為了“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質”吧？

居美的生活節奏快而緊張，再加上工作之餘的為了提高生存能力的學習，使她連吃飯都降到了最簡單和最省時的地步：常常是早晨起來做一點相對喜歡的早餐，然後為中午和晚餐各做一個三明治，分別放在不同的盒子裏，放在背包中備用，然後快速享用早餐，急急的登上去上班的電車，然後是急急的轉車，直到按時到達上班的地方，刷卡，更衣，上崗… …然後就是一直忙碌到午餐時間，直奔休息室，匆匆掏出背包裏的
午餐三明治，配著自己衝泡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綠茶，狼吞虎咽的消滅掉這頓快餐，為的是利用這餘下的半個小時的午餐時間與同事一起到外麵轉一轉，一可鍛煉身體，二可呼吸一些新鮮空氣。然後，又是匆匆的趕上公共汽車，再轉乘電車，匆忙的趕往另一個工作崗位。在那裏的工作，更是繃緊神經，需要使用自己蹩腳的英語去接電話，接待來賓，為所有人解決麻煩和問題。待到下午5時下班時，又是匆匆的趕往公共汽車站，乘車去學校讀書，直到晚上9：30下課，再趕公共汽車回到住處，往往已是晚間10：30。

在美國生活的第一年，她即是全日製的工作人員，又是全日製的在校大學生。每周五天工作日，四個晚上的課程。好在有周末的休息，但又有家庭作業，有時還有周末課。但她卻是一定要保證自己有一個晚上的休息，要完全徹底的休息。她把這個晚上定在了周五，下了班，不用趕去學校，可以直接回家，休整片刻，然後將自己打扮一番，開始出發到自己喜歡的中餐館，不問價錢的點兩樣菜，兩瓶啤酒，獨自坐在那裏細細的品嚐菜的香味，酒的醇美。有時她也會去店裏買一些喜歡的蔬菜和啤酒，回家自己下廚，在家邊看電視，邊享美味，同時還要給家鄉的爸爸媽媽，兄弟姐妹和兒子及朋友通通電話。喝醉酒一睡24小時的時候也不是沒有，但是卻樂在其中。

在這樣忙碌的生活中，做過18年醫生，而且一向健康的她，卻毫不誤時的簽下了保健醫生，並約定了自己的年度體格檢查。那是在2000年。

以後的她，嫁給了一個愛她，寵她，一切由著她的美國紳士。生活中的一切突然變得輕鬆起來，她有了一位專為她服務的駕駛員，有了一雙為她服務的專聽英文的耳朵和專讀英文的眼睛。雖然仍然在工作，卻不再單為生存而奔波，雖然仍然在上課，卻是為了自己的愛好和理想在努力。她變得懶惰起來，不再為簽保健醫生而操心，也不再為約定體檢的時間而費心。她將這一切順其自然的交給了先生，一切由他處理。但忙碌的丈夫是不可能麵麵俱到的，他尤其是不在意年度體檢這樣的在他看來沒有什麽意義的事情。所以，盡管妻子曾經數次催促，仍然是一拖就是三年。直到有一天，他自己因為胸痛而不得不去看急診，他才意識到他們夫婦需要一個全麵的體格檢查。那是在2004年的9月份。也就是這次檢查，醫生發現了她身患癌症，而那個待她視若掌上明珠的丈夫為此傷心，悔恨到了極點，隻怪是自己的粗心害了心愛的妻子，嚎啕慟哭不止數次。然而，從2000年到2004年，也不過4年的時間，而且此種癌症，要從0期發展到1期就需要大約10年時間，她的癌症在發現時仍然是在0期，因此，過去的三年之中是否做過體檢，對此病情並無太大關聯。這是她在安慰丈夫時的解釋。

曾經做過18年醫生，一向自認為堅強的她，對婦科的所有操作過程都是深惡痛絕的，更何況這些操作的對象是她自己？但九月份那個常規的體格檢查是她自願的，一個禮拜後的另一個婦科的專業檢查也就成為必然，以後的兩次組織活檢更是無奈的接受，其間的多次檢查就更沒有理由拒絕。

其實，對於這個看似可怕的診斷，她從內心並沒有真的感到害怕，原因之一，可能是對醫學知識的了解，知道雖冠有罪惡的名字，卻並不真是什麽不治之症。而連她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她竟然也沒有很快的到網上尋找資料，這對她來說是一種意外，因為她是那種對任何事務都要搞清楚所以然的人，而她最愛使用的工具便是互聯網。開始真正的尋找一些資料是在第二次細胞活檢之後，因為要做進一步的診斷（同時也是一個治療的方法），需要切除部分組織，她才開始給與部分重視，網上查了一些資料，同時還打電話給國內的婦產科醫生朋友了解情況。但內心的她並沒有認為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照樣吃飯，睡覺，工作，讀書，看新聞。可是她的先生卻在第一次檢查結果出來後便開始失眠，厭食，情緒壓抑。而且早已經在網上查找了所有的信息，早已與周圍的朋友調查並討論了所有的可能，也在同時早已經將自己嚇得半死。他曾經不止一次的在晚間慟哭：他擔心妻子會因此離他而去，他承受不了沒有她的日子。他要拚力一搏，要保護妻子的安全。反而是作為病人的妻子不得不多次安慰他，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是的，這是她根據她的醫學知識和女人的直覺而得出的結論。

其實，她也曾經哭過，那是因為孤芳自憐：畢竟剛剛四十出頭，竟然患了癌症！她也曾經不平：她生命中嚴守道德準則，從不曾做過任何對不起別人的事情，為什麽偏偏是她？但總體的她，還是用一顆平靜的心來對待這一事件。倒是曾經為手術後的要有超過一個月的休息而興奮過：現在的她不是十分喜歡工作。

第一次接受全身麻醉，真正的接受手術治療，對她來說既不緊張，也不痛苦，而好奇的成分還要比較多一些。

“你妹夫的父親急性胃出血住進了市中心醫院，目前仍然在搶救。原因不明。你的伯父在一周前去世了，很安詳，葬禮已經安排妥當，將他送回老家與你奶和你娘葬在一塊。但是你的外婆和我們都挺好，爸爸的病也見好轉，不要掛念。有空給你伯父家的哥去封信，表示慰問。”聽著電話那邊媽媽的言語，遠在大洋彼岸的她故作鎮靜的講著“好，我一定。您們一定要多多保重自己。尤其是爸爸，伯父是他唯一的哥哥，要讓他多保重。”卻已是淚流滿麵，幾乎哽咽得泣不成聲，但又不得不掩蓋自己的悲痛，免得使遠在國內的父母擔心。

看著在通電話時流淚的妻子，不懂中國話的丈夫很是不安，不知道家裏發生了什麽大事，又不忍心打斷，隻是擔心而又心痛的守在妻子的旁邊。但他知道妻子心中的壓力，自從被診斷為癌症後，妻子外表裝著沒事的樣子，都是為了安慰他。而為了不使遠在家鄉的父母擔心，她一直沒有把患了癌症的消息告訴父母。她至少每周給家裏打一次電話，但總是報喜不報憂的。這就是他深愛的妻子，從來都是為別人著想，唯獨沒有她自己。

是的，她 的淚水不單是為了那些從電話那邊傳來的不開心的消息，
更為所有這些不開心的事情怎麽都湊在了一起而傷心，尤其是想到了自己身患絕症，卻不能倒在媽媽的懷裏哭上一場，甚至連在電話上對著媽媽哭上一場也不可能，就不由得不心酸。但她必須堅強，絕不能給年邁
的父母增加任何負擔。

但她就是感到委屈。委屈為什麽是她，年僅43歲就得了這種病，她還有很多的事情沒有做完，還有很多的計劃沒有實施，還有很多的夢想沒有實現。盡管她從理智上是了解這種病並非是真正的如其名曰的絕症，但這個不吉的名字卻使她怎麽也免不掉那種自哀自憐的感覺。真是人性的悲哀啊！

“不，這次手術我必須要求一個好的麻醉師來做我的麻醉。”一生中總是怕給別人添麻煩，一生中總是怕成為別人的包袱和累贅的她，這次決定就做一次難對付的病人。她不想再受像第二次手術後的那樣的折磨了，她要要求第一次給她麻醉的醫生再次為她麻醉。

因為生命中第一次手術的順利，使她沒有感覺到一點的手術和麻醉的可怕。所以，以她的性格，她就充分的信任這個在這座城市裏有名的大醫療中心而沒有為自己的第二次手術提任何的要求，一切，由醫院安排。但是由於第一次手術後的一個小插曲，使她對這第二次手術有些許的緊張。事情是這樣的。

第一次手術後切下來的組織病理檢查報告，原位癌的診斷可以確立，但是對是否有微小的侵襲仍有疑問。主治醫生的方案是做第二次手術，切除整個器官。而周圍所有的朋友都建議她請一次腫瘤科的醫生會診以明確治療方案。畢竟主治醫生是一個婦產科醫生，她對腫瘤病人的經驗不如腫瘤科專家多。因此，她就與主治醫生的辦公室聯係，希望他們幫助與市內的腫瘤專家聯係，但卻遲遲得不到一個約見的時間，而第二次手術的日子已經訂好，而且在一天天迫近，而她的手術後休假的請求也已經批準，主管已經排好了班。依大大咧咧的她的性格，做了完事，不用再過分的麻煩，小心。

然而，深愛她的丈夫，卻不能容忍不請腫瘤科專家會診就將自己的妻子送入手術室。城內的腫瘤科專家聯係不上，他就聯係了臨近的波特蘭的醫科大學的婦科腫瘤專家。那是個在整個西海岸婦科腫瘤專家群體中為首的一個經驗豐富的專家。約見的日子正好是手術前的兩個禮拜（11月2號，手術日是11月17號），但因為不是駐地區域的醫生，又是自己要求會診，保險公司是不負責付款的，一切費用，必須自理。但在丈夫的心中，錢及其它妻子生命以外的東西都不再重要，他唯一的祈求就是妻子生命的安全。他根本不在乎要花多少錢，要費多少事。所以，他們就來到了這個專家的門診。專家看完她的病曆，詢問了情況和病人的擔心，並做了全麵的體格檢查，最後，領他們到會診室詳細的討論她的病情。專家那提綱協領，圖示加講解的討論，以及有理有據的分析和柔中帶剛的建議，使他們心服口服，同時也認識到了這次會診的必要性。專家稱她需要讓他們醫科大學的病理專家將第一次手術後的病理切片重新檢驗以明確診斷。假如醫科大學的病理專家的意見與原來的病理報告有相同的觀點，做第二次活體組織檢查就成為必要，因為要確切的搞清楚是否有侵潤。假如有，手術方式會有很大的不同，要做大麵積的清掃。假如沒有，原來的手術方案可繼續。

回到家中，立即與病理科聯係派送病理切片，並於主管醫生辦公室聯係。在第二次手術前的醫生麵談時，醫生詢問起波特蘭之行，她自然是詳細告知並轉述了波特蘭專家的意見。不曾想醫生立即火冒三丈，言稱：“假如那是你所希望的，請你找那位醫生治療。”

第一次在美國經曆此種情況，而且又是滿肚子的委屈，看到自己把生命都托付給與的醫生的態度，多日來蓄積的淚水傾盆而下，想止也止不住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認為您並不了解我的心情。我們到醫科大學的會診，無非是尋找另一個專家對我的病情的看法。”流淚中的她斷斷續續的說。恰恰在這個時候，醫生的助理敲門進來，要她接聽電話。大約5分鍾後，醫生返回診斷室，態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稱那個電話是她等了一個禮拜的電話，是一個市內的婦科腫瘤專家的電話，她們是討論她的病情。她講，醫科大學的專家講的很有道理，我們就按照她的建議來，反正10月17號我們是要做點什麽的，要麽是第二次活檢，要麽是手術切除。我們等待她們對病理切片的最終意見，好嗎？

就這樣，就有了第二次的手術：仍然是活體組織檢查。但醫生講了很多的比第一次手術發生機率高的可能的並發症和危險性等。雖說她明白這是所有手術前醫生談話的常規，但經曆了第一次手術和與醫生的小小意見不和，使她對這第二次手術有了一些擔心。這就是為什麽她在術前感到緊張的原因。

由於那些許的緊張，這次她沒有拒絕術前的鎮靜藥，術後當她從麻醉狀態中醒來後也沒有拒絕使用鎮痛藥，因而她感到了一些藥物的副反應：呼吸費力，全身肌肉緊張，不能放鬆，雙腿肌肉疼痛，而且還有嚴重的咽喉疼痛。但講出來似乎沒有人注意，在護士們看來都成了正常反應。當天回家後呼吸好轉，但咽喉痛和肌肉痛不但沒有減輕，反而在第二天轉變成全身的肌肉痛，連麵部肌肉都是疼痛的。打電話詢問醫生，仍然稱是手術後的正常反應，但她在同樣的第一次手術後卻沒有任何的不良反應，因此，她堅信是麻醉用藥的不同所引起的反應，而丈夫也堅信是麻醉師使用的一種肌鬆劑所至肌肉痛，而喉嚨插管技術不良引起的咽喉部粘膜損傷導致了一個星期的咽喉疼痛。所以，她一定要第一次給她麻醉的醫生來做她第三次手術的麻醉。

工作在同一所醫院，要她找到她喜歡的麻醉師並不難，但生性責己的她卻不願因為自己的事情而耽擱太多別人的時間，更不想打醫生用來急診的呼機而為自己的要求交談。但在美國這個地方，人際關係的淡漠是盡人皆知的，除了通過醫院的官方手段聯係醫生外，很難與醫生直接談話，更何況她工作的部門與麻醉科風馬牛不相及。但她有自己的辦法。每天都有一個她的同事要到入院前檢查部門配合麻醉師做手術病人的入院前檢查，而每天的麻醉師又各有不同。所以，很難講那一天會是她喜歡的麻醉師在那裏值班。但因為她有這個想法比較早，總有機會的。她就告訴那個要到入院前檢查部門工作的同事，當她們看到是那個醫生，就電話通知她，她會趕去與麻醉師當麵談自己的請求。她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她接到同事一個電話，說袁醫生就在哪裏上班。她就趕快請了半個小時假，趕到入院前檢查部門，與麻醉師袁醫生交談並要求由他來做她的麻醉師。幸好袁醫生是中國人，雖然她手術那天正好是他的休息日，他仍然決定特意到醫院來為她麻醉。

“多久了？手術已經做完了嗎？很快嗎。”當她聽到她的醫生的呼喚聲：“喂，該醒醒了！”恍恍惚惚的想。除了感到有時需要用力呼吸外，並沒有感到特殊的不適。但有過往的不愉快的經曆，她還是告訴了護士自己的感覺。護士還交給她一個按鈕開關，告訴她，假如她感到疼痛，她可以自己按壓這個按鈕，因為這個按鈕是裝有麻醉性鎮痛藥嗎啡的輸液泵的控製裝置，當按壓按鈕時，她可以給自己由靜脈輸入鎮痛藥嗎啡。而嗎啡對人的呼吸中樞是有影響的，這就是為什麽她感覺到要用力呼吸的原因。但她是太累了，也許是因為剛剛經曆了大手術，也許是因為麻醉藥的作用，她隻是昏昏沉沉的想睡覺，而又因為要用力呼吸而不能完全的睡去。不知道過了多久，帶著兩個輸液泵，一個留置的導尿管，她從複蘇室被送到了病房，見到了等待了三個多小時的丈夫，病房護士前來自我介紹，“這裏是230房間，我是您的護士，有什麽需要，請按鈴呼叫。”“為什麽是這裏？”迷迷糊糊的她心想，但什麽也沒有說，隻說“好，謝謝。”但她清楚的記得，這裏是產科的病房，她應該到外科的。但由不得她，也許外科床位緊張吧。住在什麽科並不重要，但是問題是她在手術前聽同事講過在產科生孩子的經曆，她們講產科有一個病房有鬼魂，一個同事曾經在那個病房有過奇特的經曆。生性大大咧咧的她，單單對鬼魂獨有忌諱，而按照她不太清楚的記憶，好像那個鬧鬼的病房就是230房間。她要在這裏留住兩天，那可不行。但她又不確定自己所記的鬧鬼的房間號是否正確。就差丈夫到科室問個明白。不一會，領命而去的丈夫歸來，告訴她不是她所在的房間。在迷糊中她還是懷疑他不過是在安慰她，因為他知道她對鬼魂是多麽恐懼。

在病房中留住的日子對她是一種新的經曆。剛剛手術過的她24小時的靜脈輸液，24小時的留置導尿管，幾乎是24小時完全的禁食狀態。生命中第一次躺在床上不用做任何事情，可以足足的睡一次覺，這似乎是在手術前她所隱隱期待的。然而，此時的她，在大量的麻醉性鎮痛劑的作用下，昏昏沉沉，每一次剛剛要熟睡了，卻因為停止呼吸引起的體內二氧化碳的積聚而不得不用力的呼吸而醒來。這樣子連續不斷的循環，再加上後來搬進來的室友的夜半的意外，醫護的間斷巡視，使她雖然是在專職的睡覺，卻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睡眠。當悟到了是嗎啡的作用後，她開始停止使用靜脈的嗎啡泵，在排氣後，要求口服的止痛藥，但麻煩的是，每次當她按鈴要求服務時，總要等待很長的時間才可以得到想要的服務，仍然是不能很好的睡覺。還有對自己房間的是否鬼魂房間的疑問，使她每次剛想入睡就又迷迷糊糊的因有鬼魂夢境進入而致恐懼入夢。

就這樣，她迎來了手術後的第一個黎明，醫護人員對她的術後刀口進行了必要的處理，並開始給她使用激素替代療法以維持她身體的功能和骨骼的健壯。並將她轉移到了外科病房（正如她所預料的，前一天外科滿床。而這一天產科卻不得不將她驅除而使真正的產婦可以入住）。

轉科後一個有過類似經曆的同事來看她，無非是交流恢複的經驗，表示對共患難者的關心。她還帶來了一個特殊的禮物：一套睡衣。這在美國人來說是很不尋常的，因為美國人的禮物通常是小而簡單，而且極便宜的。一套睡衣可算是很重的禮了！而她在同事手術時卻未曾有過任何的表示。同事說，睡衣的目的是，在以後的一個半月裏，她將以床為伴，會很方便的。她當然並不缺少睡衣，但同事的真情著實感動了她。當然，一天多的經曆，也使她深切的感受到了作為病人的艱辛：“其實，手術對我們來說並不痛苦，我們安然入睡，操心的是做手術的醫生。但是，恢複卻是我們的責任。這個過程才是我們的痛苦所在。”她對同事如是說，同事深表讚同。

在外科病房的室友是一個酷愛說話的美國婦女，不停的在房內打電話，而且音質尖，音調高，談話充滿激情，使極想睡覺和休息的她得不到片刻的安寧，而饑餓的她又因為鎮痛藥引起的惡心什麽都吃不下。噪音的騷擾，病痛的折磨，內心的煩躁，雖然她並沒有說什麽，卻使丈夫看了都心痛，他悄悄的到護士站要求給妻子換房間。她很幸運，正好有一個單人房空閑，護士和丈夫一起將她移了過去，從此，她可以安安靜靜的休息了。而且她也因為強力鎮痛劑的停止使用而能吃東西了，雖然沒有對胃口的東西，但畢竟不惡心了。到了晚上，她獨自一個人留在了房間，卻因為自動床墊的噪音的騷擾而仍然是沒有睡上一個好覺。住院真的不是一件愜意的事情。更可怕的是，醫生來查房時告訴她，要她再留住一夜，觀察她的疼痛的程度並減少鎮痛藥的用量。她不得不迫不及待的聲明，她已經很少使用鎮痛藥，她認為自己可以出院。好在美國的醫生尊重病人的意見，醫生批準她出院。

回到了自己的家，睡到了自己的床上，她立時感到好轉了好幾倍！手術後，她第一次睡了一個好覺！

以後，在家休養的日子，她接到醫生的電話：所有病理檢查結果均沒有發現癌細胞。當然，標本上發現了很多的良性的小腫瘤。這說明，癌細胞在第一次活體組織檢查時已經完全切除，而以後的手術也是必要的，因為那些良性的腫瘤遲早會有一天給她帶來麻煩。

休養的日子，她並沒有真的無所事事。她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她翻譯了三份醫院的宣傳冊《病人的權利和義務》，《理解您的疼痛》和《了解麻醉》，同時她還手工為幾個幫助過自己的同事編織了獨特的帽子，手套和圍巾。當然，她也心安理得的看了很多的中國電影和電視劇。

現在，她終於又恢複了正常的體能狀態，回到了工作崗位上。作為一個癌症的幸存者，她並沒有感到有什麽不幸，也沒有那種“生命短暫，及時行樂”的感歎，她已經完全恢複到了發現癌症前的狀態，仍然是向上的，充滿活力的。她仍然覺得前麵的路很長，要做的事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