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anuary 2, 2006
我的一天
追夢
小學時代
(寂靜的柏油馬路上,身上穿著那有點小了的紅白格子線呢上衣的“套腿”騎在自行車上的妹妹,和跟在旁邊的,穿著爸爸的舊軍裝的我。)
清晨,大約6點半鍾,比自行車高不了多少的我和妹妹兩個人騎著一輛沒有鏈子盒,沒有前閘,有著高高橫梁的成人28型的郵政蘭的飛鴿牌的老掉牙的自行車,從父親在軍管會的辦公室(那裏有一張床,我和妹妹晚上在那裏睡覺)往在大約1.5公裏以外的地革委家屬院的家裏走去。因為太過幼小,我們隻會“套腿”騎車,而且不會帶人,隻能是兩個人替換騎,而另一個人就隻好走路。
那時的軍管會就是現在的中級法院。清早的文化宮上坡到人民路,使小小的我們感到是那麽的陡峭,那麽的遙遠和那麽的安靜,常常讓我們擔心會從路旁忽然飄出一個鬼影子來。雖然,那種想象從來也沒有發生過,但是聽多了鬼故事的我們,在每天早晨回家的路上的恐懼卻是從來也沒有間斷過。
這樣的生活大概持續了半年多,直到媽媽費盡了周折,求爺爺告奶奶的在離家不遠的同一個大院的角落,要了一小間可以放下一張床的別人不用的小灶屋給我們姐妹做臥室。
那是我們全家搬到南陽市的最初的一段日子。早在外婆和我們姊妹還沒有從社旗縣搬來時,在地委下屬的衛生局工作的媽媽,在地委西院七排分到了一間房子,爸爸媽媽他們兩個人就在那裏住了一年多。後來,因為要徹底的把家,把我們搬過來,媽媽曆經艱辛,在四排又要到了一間房子,可以放上一張床。外婆,已經是中學生的姐姐和年僅四歲的弟弟就睡在同一張床上,並外加一間小灶屋,以解決全家的做飯和吃飯問題。而仍然在上小學的我和妹妹,就隻有到我們感到非常遙遠的爸爸的辦公室去睡覺。
那時家裏沒有鍾表,而我們的起床時間,則是根據窗外的光亮而定。現在想起來,真使自己吃驚:那時小小的我們竟然能夠按時起床,不誤了上學,也真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啊!”但也不是沒有過失誤。記得有一天,可能是窗外的月亮太過明亮,使一覺醒來的妹妹以為天已經亮了,急急忙忙的把我叫醒,我們匆匆的往家趕,那天早上的我,兩條腿前所未有的疲倦,帶著“我怎麽感到我的腿沒有歇過來哪?”的問題回到了家裏,才知道那時僅僅是深夜1點多,外婆隻好讓我們在她的床上擠到天亮。
(一家七口人圍坐在紅色的小方桌旁吃早餐,桌上是清炒綠豆芽和高粱麵,小麥麵做成的花卷饅頭,每個人的碗裏是金黃的玉米糝糊糊。)
到家了,每天都是早已經起床的外婆在忙著做全家的早餐,同時安排我和妹妹洗臉,刷牙,安排弟弟起床,然後是全家圍坐在一個小方桌旁,享用外婆的傑作。
記得最清楚的,是外婆帶動起來的比賽:看看誰的碗吃得最幹淨。小小的我們,都想做那個“最”好的。而要想把盛著玉米糝粥的碗吃幹淨並不是那麽簡單,不是光靠決心可以達到的,這裏還有一個訣竅,那就是絕不要在剛剛盛滿玉米粥的碗裏攪和,要有耐心,等待碗裏的玉米粥放溫,使稀稀的玉米粥結成一個大大的象碗一樣的軟塊(注意,這軟軟的玉米粥塊可是極容易碎的,一不小心,便會前功盡棄,變成一碗粥,也就難以成為吃的最幹淨的一個了),然後,隻從一個入口開始往嘴裏喝,直到完全消滅那整碗的粥。而此時的碗,則如沒有使用過一樣的幹淨。常常是為了得那個第一,我們姐妹都將稀飯放在最後吃,先吃饅頭和蔬菜。這種辦法也適用於其它種類的粥,象白麵湯(河南人稱麵疙瘩),紅薯麵粥,高粱(鞱薯)麵粥等等。也有不能達到完美的時候,比如當粥做的太稀時。這時,外婆有另外的辦法:她將開水倒在碗裏,將粘在碗上的剩餘粥用筷子將他們洗淨,然後喝下去。連做飯的鍋,外婆也每每如法炮製,從不浪費一點糧食。“拋米拋麵對刀磨研”是不識字的外婆對我們的教誨。我們姊妹四個,就是在這樣的教育下長大的。
(紮著兩條小辮,背著書包走在上學路上的我們。妹妹仍然是那件小了的紅白格子線呢上衣,書包是外婆縫製的,象現在人們的錢包一樣的藍色的布包。我仍然是爸爸的舊軍裝,書包與妹妹的一樣。我們背書包的樣子是挎在一個肩膀上,而書包則在另一側的髖部。姐姐也是舊軍裝,但改得較為合體,她身上挎的是一個軍用挎包,而且是垂直的挎在一側的肩膀上。)
吃完早飯,我們背起書包,沿著人行道去上學。剛剛從小縣城來到市裏的我們,感到這裏的馬路是那麽寬,人行道是那麽幹淨和寬敞,而馬路邊,人行道上的法國梧桐樹又是那麽的高貴,洋氣,連秋季從樹上落下來的毛針也是那麽的新鮮。
(坐在課堂上的我,衣著同上。旁邊是打扮漂亮,穿著洋氣的女同學:楊亞娜,樂融融,姚建軍等。講台上是有些發胖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趙子惠,她在給同學們念李心田的小說〈閃閃的紅星〉。)
我們注冊的學校是南陽師範附屬學校,是由小學一直可以上到高中畢業的那種,而且當時可稱是市裏的貴族學校,地委和軍分區幹部的子弟都在這所學校就讀。
那時,正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是文化大革命幾近尾聲的時代。但是,在地委的大院裏,仍然可見星落滿布的大字報。當時小學文化的我們,在大院裏玩耍,看到了很多的大字報是關於一個叫姚學廉的,具體內容已經不記得了,但是仍然記得我們將這個人的名字的三個字念了兩個白字,成了“跳學兼”。但心裏對大字報本身沒有什麽太大的關心。隻是後來才知道,那個大字報上的“跳學兼”原來是我們班的姚建軍的父親,是軍分區的副司令員。而姚建軍當時是我們班的副班長兼體育委員,是一個打乒乓球的好手。她紮著兩個梳得高高的羊角辮,深深的眼窩,白白的皮膚,常常顯得很高雅,很傲氣。但不久,聽老師講,她主動與父親劃清界限,所以她仍然可以作班級的幹部和運動員。我因為是剛到的新生,對一切全無概念。隻記得,當時班裏有一個叫曾憲軍的男同學,因為家裏窮(蔬菜隊的),姚建軍給他拿了棉鞋和帽子等禦寒的東西,受到了老師的表揚。而很多年以後,當中國的高考製度恢複以後,這個當年的走資派的女兒考上了一所大學的英語係,聽說畢業以後留在了大學教書。而那個曾經得到過她幫助的男孩子,卻因為偷東西而被勞教;也是為此,他淪落在社會上,開始與那些打打鬧鬧,不求上進的頑主為伍,雖然沒有被真正關進監獄,但也終究是沒有什麽出息。
(一群十幾歲的小姑娘在跳皮筋,踢踺子。裝束都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小學生的打扮,羊角辮,平布衣服,沒有什麽花樣。)
放學了,和所有的小孩子一樣,高高興興的回家,寫作業,玩耍。在那個時代,我們是沒有什麽玩具的。我們有限的可以玩的象跳皮筋,踢毽子什麽的,都是自己製造的玩具。皮筋是從垃圾堆裏揀到的廢棄自行車內胎,用剪刀呈螺旋形的剪開而成的;而踺子則是當家裏過節殺雞時采下的雞毛翎,用布條綁上小皮錢(古時候的銅錢),然後將雞毛翎查進小皮錢裏做成的。還有我們玩兒的沙包,皮牛,鐵圈等等,都是自己想辦法做的。我們還因為好玩,愛玩,學會了使用縫紉機的線軲轆,釘上釘子,用廢舊的線織成當時小孩子中間流行的褲腰帶。
記得在一次放暑假的時候,因為百無聊賴,不知道是哪位小朋友建議的,到院子前麵一座不知道為什麽關門很久的大會議廳去玩。雖然門是鎖著的,但是難不倒我們這幫調皮的孩子。有一間屋子的玻璃窗爛開了一個缺口,正好可以將我們的小手伸進去,將窗戶打開,這樣我們就可以從窗而入,到裏邊探險。我們是趁大人們睡午覺的時間進去的。到了裏邊才開心的叫了起來,原來這間房子是一個乒乓球室,裏邊有擺放整齊的乒乓球桌,還有高級的海綿球拍和高質量的乒乓球。雖然因為長期關閉,屋內到處是灰塵,乒乓球桌上也覆蓋了厚厚的一層灰塵,但終究是我們這些調皮的孩子有了真正的玩具。以後的整個暑假,我們這幫孩子的午休時間都是在那裏度過的。因為怕被大人發現,估摸是大人起床的時間,我們就趕快偷偷溜出來。也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喜歡上了乒乓球。
這就是我們的童年,無憂無慮的童年。
(回到文化宮上坡的柏油馬路上,這次,是相對擁擠,燈火輝煌的晚間,是我騎在那輛老掉牙的有著高高橫梁的成人28型的飛鴿牌自行車上,妹妹在旁邊走著,是朝往文化宮上坡的方向去的。)
平凡的一天結束了,我和妹妹又回到了七二年爸爸在當時的法院軍管會的辦公室去睡覺。玩兒累了一天的我們,照樣會甜甜的睡上一覺。然後,開始周而複始的平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