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第七部份 “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 一、獲假釋

　　一九七九年，中國進入了一個以發展經濟為目的的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當時鄧小平正式主政，在思想、政治和經濟領域都提出了一係列改革措施，對以前的極左錯誤路線也進行了批判，稱為“撥亂反正”，並為以前的許多冤假錯案平反。許多被劃為右派的人，都得到平反，這其中包括宗教界的人士。但袁相忱此時卻還在東北監獄裏，接受改造，他絲毫沒有想到，神對他的新計劃已經開始啟動了。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一方麵中國的政策開始放鬆，對一些有冤假錯案的人雖然沒有平反，但也不至於像五六十年代那樣濃鬱的政治氣氛。另一方麵，東北監獄也開始飽和。一大批失去勞動能力的老犯人，長期在監獄中，為政府增加了負擔。政府為了要減輕負擔，就決定把那些凡是年齡六十歲以上、失去勞動能力、並且在監獄中政造二十年以上的人，釋放出來。是一批批地分批釋放：有家的回家，沒有家的，就地分配工作。政府之所以敢把反革命份子放回去，一方麵是政府知道過去所判刑的反革命犯中，有很多是冤枉的，有很多是量刑過重的，他們對社會其實並沒有多少危害，隻不過是趕在那個政治風頭上，有時因為幾句話就成了反革命，是屬於時代的犧牲品。二是因為在這二十多年中，社會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反革命的溫床也沒有了，把反革命放回去，估計也不會危害社會了。

　　從七九年下半年開始，黑龍江第一監獄裏就開始有符合釋放條件的老犯人，斷斷續續地離開。袁相忱知道這一情況後，心想：“我也是符合條件的。難道是神讓我出去再繼續為他工作？”他這樣想，但心中又有疑惑。直到後來，經監獄中其他已獲釋的犯人們證實，政府確實有這樣一個政策，就是要分批釋放勞政二十年以上的重刑犯，他就馬上寫信給家裏，要他們思想上有準備。他告訴家人：“若是主許可，我也許很快就能獲釋。”梁惠珍接到信後，先是非常高興，但高興之後，又不相信，認為這是不太可能的事。其實，當時他們不相信也是很正常的，因為連袁相忱自己開始也不相信。這確實是一件出人意外的喜事。在他們還沒有想到的時候，神卻替他們成就了。

　　梁惠珍雖然不相信袁相忱馬上能回來，以為是監獄裏的謠傳，但為了穩妥，她在接到袁相忱的信後，還是馬上讓大兒子福音寫信去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問詢是否有這件事。她想，如果真的是要釋放的話，法院應該是最清楚的，問一問法院，就可以知道袁相忱的信的可信程度了。但她忘了，七九年是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期，各方麵、各部門之間的工作還沒有協調好，正處在一個雜亂的轉接點上。這次的釋放計劃就是這樣：直接通知監獄，監獄放人後，才再到法院備案。福音也很想知道父親到底有沒有可能回來，他在寫給法院的信中說：“我是袁相忱的兒子，我父親是五八年四月被捕的，但我不清楚我父親到底犯了什麽罪，我不知道，我家裏的人也不清楚、不知道：為什麽我父親會被判這麽重的刑期？我覺得我父親不應該判得這麽重。現在有許多冤假錯案都得到了平反，我父親這種情況，能否平反？”半個月後，法院就來了一封信，讓福音去麵談，福音就去了。

　　在一個接待室裏，一個女的坐在桌子後，福音坐在前麵的小板凳上。像審犯人一樣，那個女的問過福音的姓名和工作單位後，就說：“你父親的問題很複雜，不能跟你說。他跟王明道一樣，是反革命集團的首惡，我們五八年對他的量刑是很確切的，也是很恰當的，不能改變。”福音說：“我父親的問題再複雜，也應該能說得清楚。如果說不清楚，你們又是依據什麽判刑的呢？”那個女的看福音很激動，就說：“你的出身是不可選擇的，但道路可以選擇。你不要背包袱，好好工作。”福音說：“我父親的事我了解，我是他的大孩子，他被捕時我己經十七歲了，我知道他沒幹什麽壞事，但不知道你們怎麽就判了他是反革命。劉少奇當初不也被判反革命嗎？後來你們又說是判錯了。你們都能把國家主席判錯刑，更何況是其他人？”法院的人就生氣地說：“你別往劉少奇那裏扯！劉少奇是劉少奇，你父親是你父親。你父親的這個刑期判的沒有錯。你以後也不用再來找我們了。”說完就把一張紙條交給袁福音，這是法院正式的答覆。名稱上寫著：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函。正文是：“袁福音：你的來信已收悉。經複查認為：原我院（58）中刑字第1013號刑事判決，對袁相忱的定罪、量刑都是正確的。特此函告。”日期是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還有一個中級人民法院的大紅印章。

　　袁福音拿著法院的通知，步履沉重地回到家裏。梁惠珍迫不急待地問：“法院的人怎麽說？”福音把法院的通知拿給母親看，梁惠珍看了後，歎了口氣說：“交托主吧，我們隻能等候。”經過這一次的法院確認，袁相忱的全家人都不相信袁相忱能回來，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過了幾天，袁福聲的妻子對福聲說：“我夢見你爸了，夢見他回來了。”福聲聽了，笑了笑，並沒有放在心上。當時福聲和妻子因為沒有房子，就在梁惠珍住的屋外，自己搭了一個六平方米的小房間。袁福聲的妻子根本沒有見過公公，福聲想，妻子可能是前幾天聽到父親寫信說要回來的事，才有了這種想法的。他們全家都認定，袁相忱不可能在近期內回來--誰能有法院說的準呢？

　　但是，在人看來不能的，在神卻凡事都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袁相忱從工地收工回來吃午飯。正吃的時候，監獄領導進來念公告，袁相忱和其他犯人就都起立，認真聽著。當時每天都要念幾個人的名字，宣布釋放。他們的農場中己有三十多人分批釋放了。二十日那天，有袁相忱的名字。這一切既是在袁相忱意料之外，也是在他意料之中。他當時沒有什麽感覺，因為在長期的勞動中，人的感覺已麻木了，根本不會有大喜大悲的感情波動。但後來卻越想越高興。領導叫獲釋的人，吃完飯後就趕快收拾東西。袁相枕收拾行李時，把有些東西丟掉，有些東西送人。監獄又為要出獄的人每人發了一身黑色的棉襖棉褲，把灰色的、後麵有“犯”字的勞改服裝換下來，就表示不是犯人了。此外還每人發了六十元錢，作為遣返費。監獄領導還問袁相忱的家住在哪裏，袁相忱說：“北京白塔寺。”領導聽後，就說：“現在全國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己經不能進戶口了，你有沒有兒子在小地方居住？可以把戶口上在你兒子那裏。”袁相忱說“有”，就把大兒子的地址寫下來。袁福音的住址在北京石景山，袁相忱一邊寫福音的地址，一邊想：自己被捕時大兒子才十七歲，媳婦根本不認識，怎麽能把戶口上在他家呢？但領導問，他就隻好寫，因為犯人無權要求，也不能發表意見。

　　袁相忱立即把自己獲釋的消息寫信告訴家人，用快件掛號寄出去，興奮得整夜難眠。那天下午，袁相忱已不用勞動了，收拾好東西隻等著回家。第二天清早，監獄為他們發了釋放證。袁相忱一看上麵寫的地址是白塔寺，就高興得不得了。心想要不然的話，戶口隻能上在農村福音的家裏了。其實他不知道，二十年後的石景山早已不是農村了。

　　袁相忱得到的是編號為“79刑清字第655號”的《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的假釋證明。裁定書中寫著：“對罪犯袁相忱予以假釋，考驗期限和剝奪政治權利均為十年，從假釋之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止。”裁定書的時間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發裁定書的單位是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二庭。裁定書到達袁相忱手裏的時間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說袁相忱雖然獲得了釋放，但還需要加上十年的考驗期，才能獲得公民權。這沒有公民權的十年中，按規定不能離開北京，耍離開北京就要向派出所請假，並且還要定期匯報思想。

　　十二月二十一日，袁相忱拿到假釋證後，就馬不停蹄地立即起程。他先是從監獄中步行三公裏，趕到汽車站，再坐汽車到革誌縣城，再從革誌縣城轉火車回來。革誌是個小車站，隻有慢車經過，火車要經過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最後才能到達北京。火車從黑龍江革誌起程後，因為天氣太冷，所以蒸汽機車怎麽也燒不起來，車速就減慢，慢車就成了慢慢車。袁相忱那時歸心似箭，在慢吞吞的火車上如坐針氈。車開到吉林太平川那站，袁相忱當機立斷，下了這列火車，準備在太平川換一輛快車回北京，哪怕能早一秒鍾見到家人都好，所以即便多花些錢也在所不惜。袁相忱下車後就直接去賣票的地方，買了票又趕到車站電報室打電報，要家裏人二十三日晚十點半去接車。他打電報的時候已是下午五點多了，電報廳快要關門了，營業員一個勁地催促，所以匆忙之中他忘記寫自己的名字，隻寫了：“我十二月二十二日乘車，二十三日晚十點半到。請接我。”這幾個字，營業員也應付了事，急著下班回家，沒有提醒袁相忱加上名字，所以這封無名無姓的電報就這樣發了出去。梁惠珍是在二十二日下午五點多收到電報，她剛下班回家，看了電報後心想：“這是誰發的電報呀？連名字都不寫。”再看看電報的地址，是吉林省太平川，也是個陌生的地方，她實在想不出有誰會在這個叫太平川的地方給自己發電報。傍晚正好袁福聲的同學來了，他愛人是東北人，曾到北京看病，在梁惠珍家裏住了一個月。梁惠珍就問他：“這是不是你愛人來的電報呀？沒有寫名字。”福聲的那位同學看了看電報上的地址，說：“不是我愛人發的電報。我愛人在吉林。”福聲眼前一亮，說：“媽，說不定是我爸發的電報。”梁惠珍想，忘記寫名字的馬虎風格倒是像袁相忱，可地址也不對啊？袁相忱是在黑龍江，不是在吉林。福聲己經興奮得跑到屋裏，找出一本列車時刻表，一看，高興地大聲說：“沒錯!一定是我爸回來了！你看，從革誌有車到太平川，從太平川又有車到北京，爸爸一定是在太平川上的車。明天就能到了。”梁惠珍看著兒子的興奮樣子，自己也興奮起來，但又一想，好像不太可能，因為十一月十六日法院剛下的通知，說是不可能改判。一家人興奮了一會兒之後，又都變得垂頭喪氣起來，因為大家都相信法院說的話，不相信是袁相忱回來，隻以為是哪個朋友要來。最後商量好，總之不管是誰發的電報，既然收到了，就一定要去接。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福聲先下班回到家裏。他看到有一封寫著母親名字的信，筆跡是父親的，就急忙打開。這是袁相忱在監獄裏發的那封快件信。袁相忱告訴家人：“我就要回來了。你們要做好思想準備接我。接站的日期，我再打電報告訴你們。”福聲看完後，高興得直流眼淚。梁惠珍五點半下班回來後，還沒進門，福聲就衝出門來，向她大喊：“媽！”梁惠珍被這喊聲嚇了一大跳，還沒反應過來，福聲又接著說：“我爸來信了。我昨天說是我爸要回來，你不信。你看，他的信來了！”福聲一邊說，一邊流淚，他們母子二人就在門外邊又把信看了好幾遍，一邊看信一邊掉眼淚。福聲的妻子就催促大家趕緊吃飯，好早點去車站接人。

　　那天晚飯，誰都吃不下去，大家隻喝了點粥，就準備去車站接袁相忱。福聲又跑去大姐安湖的家裏、老五平湖的家裏，告訴他們收到了爸爸的信和電報，今晚就去車站接人。於是當晚梁惠珍、福聲、安湖，以及安湖的丈夫張仲賢四個人去接站。他們大概八點半鍾就到了車站，其實袁相忱坐的那輛車要十點半才能到，但他們個個激動異常，生怕去晚了。他們四個人，把住火車站當時僅有的四個出口，一直從八點半站到十二點鍾。一批又一批的人流湧出車站，他們望眼欲穿，但始終都沒見到袁相忱。

　　足足等了四個鍾頭，看了四個鍾頭，他們四個人腿站得酸了，眼睛看得疼了，但還不忍心離開。等出站的人都走完了，出口的工作人員要關門了，他們還不甘心，問關門的檢票員，還有沒有人在裏麵，是不是車晚點了。關門的人說：“那輛車早到了，人都走完了，沒人了。別在這裏傻等了，你們回去吧。”

　　勞累、失望、不知所措，他們四個人就這樣站在寒冷的北風裏，大家都沉默著。梁惠珍又不禁流出眼淚來。她不停地默禱：“神啊，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安湖歎了口氣，擔心地說：“我爸別是又出了什麽問題，回不來了。”

　　深深的愁緒籠罩著這一家人。從極度的興奮激動到極度的失望，這種大起大落的情緒波動，使他們精疲力竭。安湖怕母親晚上回到家後，又一個人胡思亂想，所以就說：“媽，你今晚就去我家吧，明天再回來。”梁惠珍說：“不用了，我明天還要上班呢。”女兒又說：“我給你們打個的士吧，現在也沒車了，打的士回去方便些。”梁惠珍說：“不用了，打出租車多費錢哪。我和老二坐環城車回去，挺方便的。”於是他們四個人就坐夜班車回來，一路上默然無語。環城車隻開到西四，到西四後，安湖和丈夫就回自己的家，梁惠珍和福聲要從西四走一站路，才能到家。

　　梁惠珍坐在汽車上、走在路上，都不停地四處張望，看是不是袁相忱不認識路，四處亂走。但街上沒有一個人，離家近一步，她的心情就低沉一下，進了白塔寺的廟門後，她已低沉到了極點，淚水就在眼裏打轉。她再一次地向神發問：“神啊，這到底是怎麽回事？難道我是空歡喜一場？”

　　福聲想安慰母親，但又找不出合適的話，正不知該說些什麽，他一抬頭，發現母親屋裏的燈是亮著的。梁惠珍一向節儉，不浪費一度電，今天臨出門時福聲親眼看著她關掉燈、鎖好門，把鑰匙交給自己的妻子。這麽晚了，自己的妻子也不會一個人呆在母親的房間，難道是父親回來了？梁惠珍也看到了屋裏的燈光，他們兩個互相看一眼，但又沒有信心，不敢再說什麽，就隻好彼此不約而同地快跑起來。一進門，看到一個光頭的人正坐在板凳上洗腳，再一細看，才認出是袁相忱。他們兩人就奔到袁相忱麵前。袁相忱也認出了妻子和兒子，他連忙站起來，腳還浸在腳盆裏，伸出雙手來，緊緊地握住妻子和兒子的手，一家三口抱頭痛哭。袁相忱一邊哭一邊說：“這些年你們受苦了。”

　　福聲的妻子聽到他們回來的聲音，就從自己的房間裏出來，看著他們三個人抱頭痛哭，自己也忍不住直掉眼淚。但她又想，公公今天能回來，應該是高興才對，所以她就想使氣氛輕鬆一點，故意對自己的丈夫打趣說：“福聲，瞧你笨的！被接的人都回來了，你這接人的還沒影兒。”於是一家人經她這麽一打趣，又破啼為笑。

　　為什麽梁惠珍和孩子們沒有接到袁相忱呢？原來，袁相忱坐的車晚點了，本來是十點半到，結果十一點多鍾才到站，那時出站口的燈是紅眼燈，看不清楚，再加上袁相忱穿著一身黑，又戴著大皮帽，隻露出兩隻眼睛，所以四個人都沒有認出他。袁相忱本來是應該認得出妻子和孩子們的，但因為火車晚點，他的性格又急躁，從出站口出來時沒看到家人，他就想，或者是家人沒有收到電報，或者是來接他的人等不到他，就先回去了，所以也就沒有仔細看。其實當時隻要他稍微停留一下，或是回頭再看一下，就會看到家人的。但歸心似箭的袁相忱卻出了車站後，就急忙去找103路車的站牌，迫不及待地想早一點回家見家人。到了103路站牌下，一看時間，沒車了。他就打算叫一輛出租車回家去，花點錢也不怕。正當他準備打出租車的時候，很奇妙地，站牌下又來了另外兩個人，這兩個人看了時間後就互相商量，一個說：“我要去白塔寺，現在103路車沒有了，我隻能去坐夜班車了。”袁相忱一聽那人的地址和自己家的一樣，就想，既然有夜班車可坐，他又和我同一個站下車，我就乾脆跟著他，去坐夜班車，省些錢也好。他就一路跟著那人，來到夜班車的站牌下等車，袁相忱也是坐到西四，下車時，因為身上沒有零錢，他就給售票員十元錢來買票，售票員找不開錢，就沒收他的錢。下車後，袁相忱就往西向白塔寺方向走來。他想，隻要找到白塔寺的廟門，就能找到家了。但因為廟門已被拆了，所以袁相忱就走過了頭，到了白塔寺東岔。因為袁相忱走後才搬的家，所以他不知道家的具體位置，感覺不對頭了，就憑著直覺又往北走，一路走一路喊梁惠珍的名字，但沒人答應。走到最裏邊，還有一家沒睡覺，裏麵有人答應說：“就在那間大屋子呢。”袁相忱也不知道是哪間大屋子，猜想是走過了頭，所以又往回走，仍然是一邊走一邊喊。福聲的妻子本來是在家等他們接公公回來，可是因為等得太晚了，她就不知不覺地睡著了。袁相枕的喊聲把她喊醒，她聽到外麵有人在喊婆婆的名字，就在屋裏答道：“我媽去車站接人了。你有什麽事？”袁相忱說：“她接的就是我。”福聲的妻子一聽，趕緊起來，出門看到袁相忱，卻不知道該說什麽。這是她第一次和公公見麵，隻說自己是福聲的媳婦，就拿出鑰匙來開門。袁相忱就進到自己家裏，媳婦又為他拿來臉盆、腳盆，為他倒好水，他就開始洗涮。正洗腳的時候，梁惠珍和福聲就回來了。其實，他們坐的是同一次夜班車，隻不過袁相忱坐的車比梁惠珍和福聲坐的早一趟而已。

　　袁相忱終於平安地到家了。他走了整整二十一年零八個月。走的時候，孩子都還小；回來的時候已是兒孫滿堂。走的時候，母親健在；回來的時候，隻能看到母親的遺像。這二十一年多，這個家就是靠著梁惠珍那柔弱的肩膀支撐著的。“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常人難以想像的事，神卻親自為袁相忱的全家成就了。

　　袁相忱開始為主工作時，認為有個家庭，工作起來比較方便，所以沒有獨身的打算，他在婚姻上是順其自然的。他認為，作為一個主的仆人，如果你為主的事情掛心，主也必為你的事情掛心；這是主的恩典，不用自己瞎忙乎的。二十一年的監獄生活，使他不能對家人盡應盡的責任：孩子們正需要培養的時候，他走了；母親正需要人服侍的時候，他也不在；但梁惠珍卻替他完成了他沒有完成的事情。袁相忱在監獄裏時，每月發二元五角錢買生活用品，但他從這僅有的一點點錢中，還能攢下錢給家裏寄來。袁相忱與父母的關係開始時因信仰而產生不和，但他始終都很孝順、關心父母，直到母親信主後，他們家庭關係才有所改善。袁相忱被捕後，袁母曾對梁惠珍說：“我兒子在時，我也不是天天吃酒席；現在兒子走了，我吃我兒媳婦的，也是一樣。所以我沒有掛慮的，一心仰望主。兒子不在了，但媳婦也對我好。有你吃的就有我吃的，你吃什麽，我就吃什麽。但我又覺得過意不去，你還要養一幫孩子。”梁惠珍就說：“媽，不是吃我的，我們都吃主的。”袁母信主後有禱告醫病的恩賜，她給一個姓李的老太太按手禱告，老太太的瀉病就好了。她常出去探望別人。八十歲開始患老年癡呆症，不認識人，八十二歲去世。這二十一年中，一直是和兒媳梁惠珍生活在一起的。聖經說，“智慧婦人建立家室。”這二十一年中，梁惠珍用神所賜的智慧，為袁相忱保留著一個最溫暖的居所。

　　袁相忱曾問妻子：“這二十一年多，你是怎麽過來的？”梁惠珍用一句話回答他：“困難很多，恩典更大。”

　　袁相忱回來後對子女說：“我走的時候，你們還小；現在你們長大了，我要給你們說明白：有兩條大路擺在你們麵前，你們走哪條，要有個選擇了。”老大福音和老三福樂最早清楚得救，後來安湖、平湖也相繼受洗，使袁相忱很得安慰。這六個孩子都為人正派、孝順，沒有不良嗜好。袁相忱為此很感謝主。他說，我的生活是每天唱哈利路亞的。

　　袁相忱生活很有規律，傳道很嚴謹，他是靠著主做每件事，而不是靠著人。對教會的接班人問題，他說：“神的仆人是由神親自揀選的。憑自己的意思做事，這不是對待神的態度。”他非常正直，總是盡力培養年青人，隻要是追求的，一律培養。

　　袁相忱的大兒子福音一九八零年在缸瓦寺三自教會受洗。那裏的牧師知道袁相忱從監獄裏出來了，也知道福音也受洗了。福音受洗前跟父親談過，父親說：“你自己拿主意，你受洗我當然很高興，但這是你和神的關係，你首先要自己清楚神的心意。”福音的單位知道他受洗後，就讓他參加三自會，但福音不參加，並且告訴他們說：“我與他們觀點不一樣。”後來他們又來找過福音一次，福音還是同樣的答覆：“我從小就是反革命，也不怕什麽，我和他們道路不同。”最後他們就不來找了。袁相忱從來不要求子女受洗，而是等孩子們清楚後，自己來要求，他隻在平時注意引導孩子們的靈性和人生觀。現在他的五個在北京的孩子中，有四個已經受了洗。

　　袁相忱在監獄裏呆了二十多年，政府敢把他這樣的現行反革命份子放回來，主要是認為，經過二十年的社會變化，他的思想已經跟不上潮流了，已經失去了反革命的溫床了。這話隻對了一半。在生活層麵上，袁相忱確實是已經落伍了，他所理解的都是老觀念。出監獄的時候，發了六十元遣返費，他就高興地對梁惠珍說，“我還帶回來六十元錢，給你買點什麽東西吧。”他在監獄裏呆了二十多年，根本不知道六十元錢已經不算什麽錢了，還覺得是個大數目。梁惠珍說：“我不要你的錢，隻要你人回來就好了。”袁相忱的行李還存在車站，他帶了一條被子回來，梁惠珍一看，都爛了，就把那條被子扔了。袁相忱笑著說：“我要是知道這時我家裏那麽闊，我就不用大老遠地把那些破爛帶回來了。”二十年前他走的時候，石景山還是農村，是個農場，有農民在種菜、種糧、養雞、養豬；二十年後，那裏早已成了北京城市的一部分，農場變成了鋼廠，農民成了市民。袁相忱回來後，梁惠珍天天變著花樣給他做好吃的，但袁相忱覺得，籠養的雞沒有以前農民家裏自己養的土雞香，他就讓在石景山工作的大兒子去買隻老土雞來。福音哭笑不得，對父親說：“爸，現在農民都富了，不養雞也不種地了，石景山的人吃的也是市場裏買的籠養雞。”

　　但在信仰層麵上，卻完全不是這樣的，因為昨日今日直到永遠，上帝都是一樣的，所以信仰是一種永遠不會過時的東西，隻要你是真心相信，你就永不會覺得過時。袁相忱回來的時候，已經快六十六歲了。有一個街坊很關心他，就說：“老頭子回來怎麽辦呢？找其它工作都不好找了。這樣吧，我想辦法幫你介紹一個賣晚報或看門的工作吧。”袁相忱很感激鄰居的好意，但他謝絕了他的幫忙。其實袁相忱有六個孩子，孩子們都有工作，如果他要去賣晚報的話，孩子們都不答應。信徒楊津廣獲釋後繼續在醫院工作，他也很關心袁相忱的生活問題。一次他對袁相忱說：“現在百科全書宗教部份需要翻譯。你外語那麽好，可以做這方麵的工作，賺點錢。你不用去上班，隻要把需要翻譯的東西拿回家裏來做就行了。”袁相忱說：“不，我不準備做任何工作了。我現在有惠珍的工資，再加上孩子們都很孝順，我們的生活已綽綽有餘了。我要趁著還能動，要多做點神的工作，把以前的時間補回來。”

　　袁相忱回來後沒幾天，梁惠珍就帶著他去見王克忱老師的妻子王師母。這是袁相忱去拜訪的第一個主內肢體。王師母在袁相忱還在監獄裏的時候，就為他恒切禱告，並有信心相信在她有生之年，能見到相忱活著回來。袁相忱出獄時她已九十多歲，雙眼已失明。她聽到梁惠珍問她：“師娘，你猜我帶誰來看你了？”王師娘摸索著伸過手來，摸住了相忱的手。袁相忱說：“王師娘，我是相忱，我來看你來了。”王師娘聽了，卻不太相信，又問：“真的是相忱嗎？”袁相忱說：“是我，我回來了。”師母這次聽出真是相忱的聲音，就高興得眼淚都流出來。她握著袁相忱的手說：“主真是聽我的禱告了。他是信實的主。神讓我活到九十多歲，就是為了讓我活著看到你回來呀！”王師母又活了六年，以九十六歲的高齡安然辭世。

　　袁相忱去見的第二個信徒是梁惠珍的弟妹，是個睡了二十多年大覺的基督徒。她看到袁相忱在監獄中二十多年還愛主依舊，就很受感動，說：“我以前就信，但在文革中不敢承認。現在我要好好地信靠神了。”

　　袁相忱的六個兒女中，有四個是在北京，有兩個在外地。老四福樂在貴州工作，在七七年去革誌探望過袁相忱。倒是隻有在山西大同工作的老六，是袁相忱十四年之久不曾見過麵的。休養了一段時間後，袁相忱決定自己去大同看看小六全家。八零年春節前，袁相忱就去了大同，過了正月十五才回來。去大同的時候，女兒和女婿去車站接他，分別把住兩個出口。女婿看見一個老頭在那裏走來走去，像是在找人，心想：這個老頭是不是嶽父呢？上前問一問吧。一問，就是袁相忱。女婿又領著袁相忱去另一個出口找小六，小六看到袁相忱，很清楚地認識這就是自己的父親，隻不過以前覺得父親很高大，現在顯得又黑又瘦又矮。小六請了假陪著父親，共敘天倫。袁相忱在女兒家重操舊業，向女兒女婿的朋友傳福音，小六的兩個朋友都決誌信主了。

　　袁相忱回來後，麵臨兩條很現實的出路：一是參加三自，不僅能夠平反，而且還能獲得不少好處，至少老了不用發愁退休金；三自也多次派人來表示願意接受他。二是仍然堅持不參加三自，自己在家裏服事神。袁相忱選擇了後者。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來看他，很多人勸他：“現在很多案件都得到了平反，五七年和你一起被打成右派的那些人，都己經得到了平反，隻剩你一個還沒有平反。你應該去找他們，讓他們給你平反。”袁相忱知道，他的案件明擺著的是冤假錯案，應該平反，可是他卻不去找他們，因為聖經上寫著：“寧可讓步，聽憑主怒”；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主耶穌當時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隻將自己交在那公義審判人的神。我自己受的這些，和主比起來，又有什麽大不了的呢？有的牧師告訴他說：“你寫啊！寫材料讓他們給你平反，你去上訪，花多少年也值得。你死了還能為六個孩子摘去反革命家屬的帽子。”但袁相忱不這樣想，他解釋說：“我本來是應該死的人，主讓我活到現在，我應該好好地利用這些時間服事他，哪有什麽時間去寫什麽伸訴材料？主的權柄遠比一頂反革命的帽子大得多。我已經得著最大的了，所以就不在乎這些小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