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第六部份 “賢惠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 二、袁相忱被捕後家庭的生活

      
　　一九五八年四月，袁相忱被捕了，從此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家中既有年邁的婆婆，又有年幼的子女，梁惠珍又是個沒有工作的家庭主婦，將來這一大家子的生活該怎麽辦？粱惠珍雖說對袁相忱的被捕早有心理準備，但事情發生後，她心裏還是很難接受。

　　當時，由於袁相忱全家的生活是長年憑信心事奉，沒有接受任何機構的薪金，也沒有任何積蓄，所以袁相忱被捕後，福音堂不能開了，一家八口連生活都成問題。梁惠珍度過了一生中最困難的半年，她家裏往往是吃了上頓，還不知道下頓吃什麽，經常是一整天吃白粥，或是喝糊糊，對付肚皮。有時白粥都吃不飽。孩子們身體在發育，餓不得；婆婆年紀大了，餓不得；梁惠珍就隻有苦自己。麵對生活的壓力，梁惠珍常常被愁苦的情緒所捆綁，她開始不斷地跟神講理：“主啊，我的丈夫是為你的緣故才被抓進監獄的！現在剩下我們一大家人，老的老，小的小，我又沒有工作，我們該怎麽辦哪？這付擔子實在太重了，我擔當不起。”

　　讓梁惠珍愁心的不僅僅是一家人的生活問題，而且還有個別信徒的冷落。袁相忱是為信仰的緣故被捕的，雖然被捕前有很多信徒支持他，但袁相忱被捕後，很多平時很熟悉、很熱心的信徒，卻都避開袁相忱的家人。有些曾受過袁相忱和梁惠珍幫助的信徒，看到梁惠珍卻裝作沒看見，低頭走過；有些信徒路過梁惠珍的家，都不會進來，說是怕人跟蹤。有一個姐妹，也是個傳道人的後代，很熱心的時候曾給王明道先生抄大字聖經，但後來卻加入三自，王明道先生知道後生氣得直拍桌子。袁相忱也曾勸說過她，不要加入三自。袁相忱被捕後，這位姐妹甚至不敢承認認識袁相忱，生怕被牽連。別人問她：“你認識袁相忱嗎？”她說：“袁相忱啊？我聽說過。”別人又問她：“那你認識梁惠珍嗎？”她說：“梁惠珍啊？我認識。”後來九八年的時候，有人問這位姐妹：“你認識袁相忱嗎？”事隔四十年後，這位姐妹才能坦率地說：“認識。但袁先生因為我去三自，就不理我了。”同樣的問題，不同的答案，但卻反映出了不同的政治氛圍下人們的心理。

　　袁相忱被捕的時候，最大的孩子十七，最小的才六歲，全部在上學。梁惠珍要為孩子們樹立一個堅強的榜樣，她從來不在孩子麵前流露悲傷，隻一個人悄悄地流淚。幾個大一點的孩子能懂得母親的心情，從不問父親的情況，而小六卻不太懂事，老問：“我爸去哪裏了？怎麽還沒回來？”梁惠珍就告訴孩子說：“你爸學習去了，學習完了就回來。”過了好久還沒見到爸爸，小六又問：“我爸是不是沒有日子回來了？是不是再也不會回來看我了？你告訴我上哪兒能看我爸爸，我想爸爸了。”說完就哭了。有一天，小六在外麵玩，不一會兒就哭著回來了。她告訴媽媽，別的小朋友罵她、欺負她，不跟她一起玩，說她沒有爸爸。她問媽媽：“我爸爸到底在不在了？”梁惠珍說：“你爸爸在。別聽小朋友胡說，以後不跟他們一起玩就好了。”梁惠珍一邊安慰孩子，一邊心如刀割。

　　袁相忱被捕後，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福音堂的房子的屋主要收回房子，梁惠珍一家大小就搬到白塔寺內四十號居住。經過抄家，梁惠珍所有的家產就隻有幾個用破布包裹著的包袱了。連她結婚時做的銅床也在大躍進時貢獻出去，大煉鋼鐵去了。梁惠珍就用磚頭墊在地上，上麵再鋪上木板，靠牆做成一個大通鋪，一大家人就睡在上麵。家裏除了一個水缸和幾個紙箱之外，別無他物。

　　在袁相忱被捕後的頭三個月內，梁惠珍在沒有一分錢收入的情況下，幾乎把家裏僅存的一些東西都變賣掉，以維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生活的艱辛和靈裏的苦楚，使她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生命低潮期。每天晚上，她都一個人跪在床上禱告，但那禱告不是交托的禱告，而是爭戰的禱告，是和神摔跤的禱告。她不停地和神講理，不停地求問神，為什麽讓這些事臨到她的身上？為什麽不聽她的禱告，不救她脫離這困苦？她越是和神講理，心靈的擔子就越重；心靈的擔子越重，就越是堅持和神講理--惡性循環，反複發生，而神總是沉默。最後，這擔子重到把她壓趴下，使她透不過氣來。

　　就在看似無助的禱告中，神的話臨到了：“這事出於我。”

　　“不可能的！主，你不可能讓我們受這些苦。”

　　“這事出於我，因為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霎時間，梁惠珍得了安慰，更得了力量。她重新俯伏在神的麵前，對神說：“這事既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隻求你保守我和我家裏的每一個人，在任何景況下，都不至羞辱你的名。”

　　從此，身上的重擔脫落了，心頭的重擔脫落了，梁惠珍鄭重地對神說：“主啊，我相信你能扶持著我，度過一切難關。我要永遠背著十字架跟從你。”

　　當時，因為沒有收入，家裏僅有的一點糧食很快就如基立溪畔的水一樣，乾了。婆婆望著即將用盡的米麵，對梁惠珍說：“明天我到我姑娘家去躲躲饑荒吧！”梁惠珍聽了，心裏很難過，但她又不忍心讓婆婆跟她一起挨餓，就隻有默默向神傾訴。神用話語安慰了她：“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天父尚且養活他們，何況你們是神的兒女呢？”

　　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敲門，梁惠珍打開門一看，外麵站著一位素不相識的老太太。她看著梁惠珍問：“你家是姓袁的嗎？”梁惠珍說：“是”。她又問：“是袁弟兄家嗎？”梁惠珍說“是”。

　　看來，這是一個主裏的姐妹，當時，敢以“弟兄”的字眼來稱呼一個被捕的人，是很少的。但這個老太太是誰呢？梁惠珍請她進來坐，問她：“請問您怎麽稱呼？”老姐妹笑了笑，說：“你搬了家，叫我找得好苦啊！這幾天，聖靈一直催逼著我到你家裏來。”說著，隨手遞給梁惠珍一個信封和一個小包。

　　這位姐妹始終都沒有說出她的名字。她走後，梁惠珍打開小包，裏麵竟是五十塊錢！在那個年代，五十塊錢是足夠梁惠珍一家八口二個月的糧食錢！梁惠珍禁不住流下了感恩的眼淚：“主啊，你是信實的主，你從不誤事。而我卻是如此小信的人啊！”

　　袁相忱被捕五個月後，梁惠珍在建築單位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工資微薄，每天隻掙八角錢，縱使工作一個月，一天都不休息，也隻有二十四元，要應付孩子們的教育費和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實在不夠。孩子們都很懂事，知道家裏沒錢，就走路去上學；開學交學費的時候也都輪流交，因為梁惠珍實在一下子拿不出那麽多錢，所以老大交完老二交，每個月交一個人的。

　　但神卻感動許多不曾相識的主內肢體，補足他們全家的需要。東北一位人稱“易大娘”的老姐妹，曾把一塊肉裝在罐裏，凍在雪裏，托人捎來給梁惠珍。那個年代，肉是憑票供應的，易大娘把自己積了半年的肉票，買來這一大塊肉，帶給梁惠珍，並說：“我自己少吃一口沒關係，袁師娘帶著六個孩子、一個婆婆，太不容易了！我少吃一口，他們全家就能多吃一口。”弟兄姐妹們奉獻時，為了不讓梁惠珍知道姓名，很多都是用代號廠址寄來匯票的，而梁惠珍發出的謝函卻往往被退回來，並且還說明是因查無此人而遭退回，梁惠珍把滿心的感謝都歸給神。又有一次，有人寄來匯票，上麵的地址卻寫著“以馬忤斯路20號”。北京根本沒有這條馬路，所以梁惠珍根本無法回信。

　　袁相忱被捕後，梁惠珍沒有告訴自己的娘家，因為他們很多人都還沒有信主，怕他們因此而更加遠離神。袁相忱被捕快一年了，梁惠珍的弟弟從天津來北京出差，順道來看梁惠珍。進門看到袁相忱不在，等了好久還沒見他回來，弟弟感覺不對勁，就問姐姐：“大姐夫呢？”梁惠珍就避開這個話題，談別的。弟弟問了三次，梁惠珍才說：“告訴你吧，走了快一年了。我是怕你們擔心，才不告訴你們。你也別告訴媽媽，怕她受不了。”弟弟埋怨道：“你怎麽不跟我說，自己一個人在這裏過苦日子！我不怕受連累，你是我手足之親。你現在這個樣子，我理該幫助你的。”弟弟一邊說，一邊就掏出錢，交給梁惠珍，說：“你用這些錢給孩子們買些布做衣服吧。你是我的親姐姐，你的丈夫是我的姐夫，你的孩子是我的親外甥，我不怕受連累。姐夫不在，我照顧你們是應該的。”從那以後，他就每月都給梁惠珍寄錢來。也是從那時起，梁惠珍的娘家才知道袁相忱被捕了。梁惠珍的母親也寄衣服和吃的來。每年過年，從初一到初四，梁惠珍都帶著孩子回到自己的娘家，直到七四年母親去世。

　　不論生活有多苦，梁惠珍都不放鬆對孩子們的教育。六個孩子都是神的恩典，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沒有一個學壞的。她常為孩子們禱告：“神啊，不要從我和孩子們的身上羞辱主的名。”梁惠珍常說，“我的孩子都是神帶大的。”在那種境況下，孩子們很容易學壞、自暴自棄，但袁相忱的孩子卻個個都很聽話。曾有一個弟兄說：“你看到袁相忱的六個孩子，不和人吵，聽話，就知道神的恩典了。從他的孩子的身上就看出神的同在。”每個孩子都很早就學會做飯了，放學後不是像其他的孩子那樣出去玩，而是學梁惠珍的樣子，圍上圍裙，在灶前做飯。孩子的老師在知道梁惠珍的家庭情況後，深有感觸地說：“你一個人還把孩子教育得這麽好，真是不容易！”梁惠珍就說：“我們信耶穌的不做壞事，都按的道理教育孩子。”老大袁福音在袁相忱被捕半年後，主動放棄繼續升學的機會，報考了首鋼技校，為的是早一點出來工作，幫助家中的生活。他在技校讀書時，一邊參加勞動一邊學習，每月有十六塊錢的補貼，他就交給母親十元錢，自己隻留六塊錢，作為一個月的生活費。老四福樂生在北京阜城門，學習很好，是在重點中學三十五中的尖子生。當時學校到處亂哄哄的，學生們忙於造反，不安心學習，惟獨福樂卻認認真真，一考就是一個滿分。那時家裏很窮，福樂買不起月票，就每天走路上學，也沒錢在食堂買飯吃，中午就吃從家裏帶去的飯，隨便湊合一頓，福樂的中餐幾乎天天都是吃頭一天家裏剩下的窩窩頭。一到吃飯的時候，同學們就嘲笑他，還給他起了一個綽號：“窩窩頭腦袋”。福樂每次考試，幾乎都是全班第一，不服氣的同學就欺負他，說：“你這個窩窩頭腦袋，憑什麽考試就考得好”，他就回家對梁惠珍說：“媽，咱們就吃一回饅頭吧，你就給我帶一回饅頭吧！堵一堵他們的嘴，就一回，好不好？”梁惠珍心裏很難過，但她卻說：“不行！等到過'六一兒童節'的時候，我們才能吃饅頭。”小六一直到六四、六五年的時候，還沒有穿過毛衣，直到大姐安湖結婚後，才把舊毛衣送給小妹穿，梁惠珍家裏的生活才有所好轉。小六小學是大隊長，中學是校學生會的幹部，各方麵都表現突出。她很聰明，功課特好，回家來從不看書，但成績卻總是第一。她是家中最小的一個孩子，對袁相忱的記憶最模糊，不知道父親被捕的真正原因，隻單純地覺得父親有問題，自己覺得心中有愧，所以加倍表現，學毛選比別人積極，幹什麽都積極。但社會卻不接納她，連集體活動都不許她去，說她是屬於黑五類，沒有和反革命家庭劃清界線。六七年，爭強好勝。小六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自己把名字改為梁永紅，取母親的姓，表示要與反革命父親脫離關係。她天真地以為，改了姓自然就脫離了關係，就不會被排斥在社會之外，就不會再有不公平的待遇。但她完全不了解當時的社會。六九年的時候，她初中畢業，按說不應下鄉，但學校卻讓她報名，說：“黑五類不下鄉，誰下呀！”至此，小六才明白，自己無法被這個不公平的社會所接納、所承認。當袁相忱出獄後，得知女兒改名的過程，他沒有責怪女兒，因為他知道，女兒小小的年紀，己經過早地承受了她不該承受的壓力。在那種環境下，孩子們也實在是不容易。

　　梁惠珍開始在建築部門工作時，先是做體力活，但幹了三天後，領導發現梁惠珍是個有文化的人，寫得一手好字，並且工作細心認真。當時，有文化的婦女還不是很多，但又有很多工作需要有文化的婦女來做，所以領導就把她選拔到辦公室，負責管理倉庫和財務工作。靠著主賜的智慧和能力，梁惠珍在工作上的認真態度和突出成績，使領導和群眾對她都很滿意。

　　但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作為反革命家屬，梁惠珍和孩子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衝擊。有一天梁惠珍上班時，一踏進辦公室的門，就看到屋子裏貼滿了大字報，上麵寫著：“反革命家屬不能在辦公室裏擔任要職！把反革命家屬下放到第一線勞動改造！”滿屋子的大字報雖然沒有正式點梁惠珍的名，但大家心裏都清楚指的是誰。

　　第二天，領導通知梁惠珍：“從今天開始，你就到工地上去工作。”梁惠珍沒有分辯什麽，隻是默默地點點頭。從此，她的工作地點就不停地更換、流動，工作量則一次重過一次。開始時梁惠珍被派去用小車推磚，限定每十五分鍾走一趟，每趟要推150塊磚，共750斤重。後來又分配梁惠珍去篩沙子，最後是去推石頭子、供灰泥、剝抹麵粉。這是工地上最累的活，工作量大，並且要求速度快。夏天的時候，汗水從梁惠珍的頭頂流到腳底，整個人像在淋浴一樣，她脖子上圍著的毛巾，一擰就能擰得出水。冬天，寒風吹來，梁惠珍凍得直打哆嗦，手腳都僵硬了。但不論是怎麽樣的環境條件，監督她的人都要求她必須按期完成配額任務。下班回到家後，她還要照顧整個家庭，常常是深夜了還不能休息。她為了省錢，就把袁相忱的衣服改一改，給大孩子穿，再把大孩子穿過的衣服改一改，給小孩子穿。她經常到半夜才能睡覺。有一次婆婆出去探訪人，把腿摔斷了，躺在床上不能動，梁惠珍就一邊上班，一邊伺候婆婆。婆婆在床上拉屎拉尿，她也從來沒有嫌棄過。

　　工作上的重擔可以以吃苦來承受，經濟上的重擔可以用節約來彌補，但因政治因素造成的壓力和心靈上的煎熬，卻遠比其他的重擔更令人難以承受。

　　由於梁惠珍是“反革命家屬”，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裏，無論她做得多麽好，也永遠無法享受正常人的待遇。她默默地承受了別人的冷眼，甚至白眼。她所在的小組被評為先進，每個組員都有獎品，但惟獨沒有她這個平時幹活最多的人的份。發獎的人走到她麵前時，卻一躍而過，不把該得的獎品發給她。不單是她個人，甚至她的孩子們都受到牽連。老三福聲中學畢業後，原本被分配在北京自行車廠工作，但學校管分配的人卻壓著他的通知書，不肯發給他，並且還說：“家裏有被關押的人，都不能夠留在北京。”結果，袁福聲就被改派去了寧夏生產建設兵團，九年後才返回北京。老五袁平湖是個非常老實本份的孩子，工作後在單位各方麵表現都很好，但卻因著“反革命父親”的緣故，處處受排擠。國慶遊行時，單位不許她去參加，將她和那些社會上的不良青年一樣對待，視為不安定份子。她因工作中任勞任怨，多次被工友們評為先進，可每次報到領導那裏，先進者的名字就換成了別人的。領導還要找她談話，問：“你知道為什麽不許你當先進嗎？”平湖說：“我知道，不就是因為我父親的原因嗎？”有的工友為她打抱不平，去找領導反映，對當時的軍代表說：“出身不好不能怪袁平湖，人的出身不可以選擇。你不是總說要給這些人出路嗎？她自己表現好就行了，為什麽不能讓她當先進呢？”軍代表回答說：“對於這樣的反革命家屬，我們已經夠寬大了，她現在工作，還能拿工資，給她工資就算是給她出路了，她還想要什麽呢？”軍代表的回答，就是當時那個時代對待所謂“反革命家屬”政策的最好解釋。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梁惠診所遭受的逼迫也步步升級。有半年的時間，她天天被圍攻批鬥。單位有十九個人，專門負責鬥爭梁惠珍。這一夥人天天輪番上陣，逼問梁惠珍，弄得她心力憔悴。他們先是讓她批判自己的信仰，不再信神，並說：“你信耶穌就是和無產階級對抗，是沒有好下場的。你若不信耶穌，我們就可以吸收你入黨。你隻要肯當眾表個態，一切就都好辦了，不用受這麽多苦了。”然後又逼梁惠珍和丈夫離婚、劃清界線。當他們得知梁惠珍和監獄中的丈夫還保持經常的聯絡時，就更加氣極敗壞，警告她說：“若是再發現你和反革命份子袁相忱聯係，定不輕饒！”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梁惠珍和袁相忱的聯絡才暫時中斷了。但她卻從未放棄自己的信仰，從未背棄過自己的丈夫。

　　那些負責批鬥、折磨她的人，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每天總有新花樣出來，目的就是逼她就範。有一天，他們忽然對梁惠珍說：“你的信仰問題是你自己心裏的事，你離不離婚也是你自己的私事，我們現在可以不管了。但有人反映你貪汙公款，你這次沒法抵賴了吧？”梁惠珍一下子就楞住了，她沒料到他們會卑鄙到誣陷人的地步。“我沒有貪汙過一分錢，”梁惠珍說。“我們己經掌握了很多確鑿的證據，也有許多人揭發你，你要放明白了：現在我們是給你一個機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可要考慮好了。”“我沒有貪汙過一分錢，”梁惠珍又說。她開始想，這樣回答可能會激怒他們，但她又想起聖經上的話：“你們在患難之日若膽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了。”所以她就理直氣壯地反駁他們的誣陷。

　　那些人還不甘心，還在做最後的攻擊，他們威脅梁惠珍說：“你如果不承認的話，我們就要展開調查了，到時候你可別怪我們沒提醒過你。”

　　梁惠珍說：“我沒有貪汙，一分錢也沒有貪汙。”任憑他們怎樣威嚇、怒吼、逼供，梁惠珍都沒有因懼怕而軟弱。白天，她在單位勞動、挨鬥，夜晚回到家裏就在神麵前流淚禱告。在那段痛苦的時期，她的心緊緊貼近主懷，主就賜給她出人意外的平安，讓她安然度過那段時間。他們如此折磨梁惠珍半年之久，找不到一點證據，所以隻好作罷。而另一個被他們批鬥的組員卻因受不住折磨，被逼瘋了。梁惠珍深知，若不是靠著主，她自己根本無法獨自承擔那麽多的重擔；若不是靠著主，她也早就像其他人那樣自殺或者被逼瘋了。

　　那半年中，梁惠珍在單位中沒有見到過一張笑臉，沒有遇到過一雙暖手。

　　有一天，像在夢境中一般，批鬥她的那位組長居然對她笑著說：“你雖然沒有問題，可還要繼續革命啊！你可以起來揭發別人。”

　　梁惠珍明白了，在那個時代，揭發別人是表現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最佳方式。隻要她肯，她就立刻能從被批鬥者的身份，一躍而成為批鬥別人的人，不僅可以報一箭之仇，而且可以加入批鬥小組，成為人上人。但基督徒的良心時時提醒她：“我要行在神所喜悅的正直的路上。”於是，她回答組長說：“我隻知道我自己沒有貪汙，別人的事，我不知道。我隻說我知道的話，不能誣陷別人。”

　　又過了半年，他們實在查不出梁惠珍有一絲一毫的失誤，就隻好停止了對她的批鬥。隊長把她叫到辦公室中，對她說：“經過對你多方麵的調查，我們發現你確實沒有什麽問題。現在你應該正確對待群眾的檢舉，也要正確對待自己。過去的事就都忘了吧！組織決定讓你還做原來的工作。”對梁惠珍曆時兩年多的不公正待遇，才正式結束。

　　袁相忱被捕時，梁惠珍還不到四十歲，但從外貌上看，她遠比自己的實際年齡要顯得年輕，顯得漂亮。有些同情她的人，看到她丈夫被判無期徒刑，就極力勸她離婚改嫁，對她說：“你丈夫是無期徒刑，回不來了，你何苦還背著這個反革命家屬的包袱呢？”更有人熱心為她搓合對象，也有不少男士想盡辦法追求梁惠珍，找各種理由到她家裏來，跟她套近乎。有人用錢財、房子等好的物質條件，作為吸引她的手段；有人甚至替她寫好離婚書，求她遞給領導批準。每逢這種時候，梁惠珍就明確表態：“你們不要瞎忙乎了！單位那樣逼我，我都沒有離婚，我不會再考慮婚姻上的事的。”

　　情感上的事是對當時帶著六個孩子艱難生活的梁惠珍的一個重大考驗。六個孩子有父親，卻形同孤兒；梁惠珍有丈夫，卻形同寡婦。隻要她把離婚書一遞，“反革命家屬”的帽子就立刻能摘除了，不僅她自己的身份、地位馬上提高了，連孩子們也會跟著沾一點光。但不論處在何種困難的境地中，神的光卻一直照在她心裏，使她有力量拒絕任何誘惑，持守當年在主麵前鄭重許下的婚約：無論是福是禍、是苦是甜，我都跟從丈夫到底。

　　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裏，梁惠珍以其堅強的信心，度過了中年，進入老年。弟兄姐妹們對她的支持和堅持恒久為她禱告，伴隨她走過這段刻骨銘心的路程。

　　袁相忱被捕後，袁相忱的老師王克忱先生的太太是最常來看望梁惠珍和孩子們的人。王老師曾幫助袁相忱租阜成門福音堂。王師母是家庭婦女，但很愛主，他們的兒子原是積水潭醫院的骨科大夫，因信仰問題被發配到懷柔，但他依然持守信仰。梁惠珍也經常去王克忱老師家裏，與師母一起禱告。當時與梁惠珍接觸較多的人還有劉淑潔，是楊津廣的愛人（楊津廣曾被以'王明道反革命集團成員'的罪名送到茶澱勞改，六二年與袁相忱在茶澱相遇）。她來問梁惠珍，生活上有什麽難處需要幫助的？梁惠珍說：“你能來看我，我就很高興了。我生活上沒問題，我有工資，夠生活的了。”袁相忱六六年被送到東北後，劉淑潔曾含著眼淚對梁惠珍說：“我以後每個星期天都不休息了，我要把休息的日子攢下來，什麽時候你要去東北看袁先生，一定要叫上我，我和你一起去。”梁惠珍聽了很感激。這是當時惟一的不怕到監獄看望袁相忱的信徒。

　　當時還有盲人陳幫恒、張永和等經常來看梁惠珍。有一個禮拜六下午，陳幫恒來了。他一進門就說：“昨天晚上我夢到袁牧師回來了，站在講台上講道，今天我就一定要來看一看袁牧師是否回來了。”梁惠珍說：“還沒有。”但她非常感激神藉著弟兄姐妹的關心來看顧他們全家。陳幫恒很有歌唱的恩賜，他常和梁惠珍全家一起唱詩歌：“等候，等候，不用憂愁......”安慰在患難中的袁相忱一家人。

　　還有一個住在大成胡同二十九號的馮老太太，她也不怕被牽連，時常來看望、幫助梁惠珍。

　　還有蕭語平，也來看她。蕭語平被管製時，被分配去蹬收破爛泔水的車，每天在街上倒泔水。一天，她和梁惠珍在街上碰到，兩人都流下了眼淚，相約彼此代禱。梁惠珍曾去蕭語平的家看望過她和母親蕭太太。蕭語平所住的院子中，有一個解放軍，是負責看管蕭語平的。有一次梁惠珍去的時候，被那個解放軍盤問好久。蕭語平的外院中也有另一個姓李的護士，她也是信徒。她對梁惠珍說：“你以後如果來給蕭語平送東西，就先交給我，我再幫你轉過去。我經常上裏院，因為廁所在裏院。”以後梁惠珍就把東西先交給李護士，再由她轉交蕭語平。梁惠珍去看蕭語平時還碰見過張周新的女兒張錫恩。大家都相約彼此安慰，彼此代禱。

　　有一個姓高的老太太，獨身一人，住在阜成門附近，是梁惠珍帶小四看病的時候認識的。粱惠珍向她傳福音，她後來就悔改、信主，並且非常熱心，四處傳道。五二年的時候，高老太太出門傳道，不小心摔壞了腿，梁惠珍就把她接到自己家裏，在木床上挖一個洞，底下放個尿盤，伺候她半年多。文革中，有一次高老太太生病住進了醫院，梁惠珍雖然在上班，但還是天天去看她。別人就問高老太太：“這人是誰呀？天天來給你送吃的。是你兒媳婦嗎？”高老太太說：“你們說是兒媳婦，那也行。”別人聽她這樣說，又問：“是你女兒嗎？”高老太太又說：“那也行。反正她非常愛我。”高老太太病好後，又暗中四處傳道。

　　有一次梁惠珍把自己好不容易才積攢好的一百元錢送給一個有需要的弟兄，但第二天，自己忽然急需錢時卻沒有錢用。她正不知道該怎麽辦好，就有一個人從天津來，送給梁惠珍六百塊錢。梁惠珍既不認識給錢的人，也不認識來送錢的人。送錢的人隻對梁惠珍說：“這是一個姐妹，聽說了你的情況後，特意給你的，你一個人帶六個孩子不容易。”以前梁惠珍的工資是三十多塊錢，她還拿出十分之一資助一對叫張惠源的無兒無女的夫妻，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停止過自己的十一奉獻。

　　梁惠珍堅持每月一次去王師娘的家中禱告。王師娘是個很有信心的人，她說：“主啊，我相信我沒去世之前，一定能看到相忱回來。我有這個信心，等著他再為主做工。”梁惠珍則在禱告中說：“求主不論在何種境況下，都能堅固相忱的心，不要讓他向後看，不要因顧念家裏的妻兒老小，就妥協。讓他以你的名為重，能在監獄中持守到底。”

　　在那暗無天日的歲月裏，梁惠珍的身上經曆了神的慈愛，更經曆了神的信實。她常說：“弟兄姐妹們這麽愛我，我覺得自己不配。”神在一個孤苦無依的弱女子身上，見證了他自己的信實：“神在他的聖所裏做孤兒的父，做寡婦的伸冤者；神叫孤獨的有家，被囚的出來享福”（詩6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