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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祭》第五部份 “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 三、初期監獄生活

(2009-11-02 18:17:54) 下一個




(北京監獄,1958年冬--1960年夏)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望眼欲穿的梁惠珍終於收到了丈夫從北京監獄發出的第一封明信片,上麵寫著:“請於本月幾日來自新路北京監獄探監。”梁惠珍看著丈夫的筆跡,眼淚忍不住就往下掉,但她又怕孩子和婆婆看見心裏更難受,所以就強忍著。那天是星期天,梁惠珍一大早就起來,到街上買了些袁相忱愛吃的點心,就帶著婆婆和小女兒一起坐公共汽車來到自新路。

  當她們來到自新路監獄外的時候,小六問梁惠珍:“媽媽,這是什麽地方?怎麽有這麽高的牆?”梁惠珍說:“這是爸爸學習的地方。”她一直告訴女兒,袁相忱去學習了。走到門口,小六又看見高高的炮樓,上麵還有士兵背著槍站著,心裏就有些害怕。梁惠珍就把小六抱起來走。到了一個小小的黑色的門,梁惠珍把袁相忱寫的明信片交給站崗的士兵,那士兵看過後,就讓她們三人進去。進了監獄,才看到裏麵有很多人,老老少少的,都是來等著探監的。探監的人太多了,所以就分批進去,每一批半個小時。梁惠珍就像大家一樣排隊,大約等了一個鍾頭,才輪到她們進去。她進去的時候有士兵把明信片從她手中拿去,又讓她們坐在一張小桌後等著,然後按著上麵發信人的名字喊犯人進來接見。梁惠珍看到袁相忱從裏邊的小門進來,頭發按規定剃成了光頭,看起來比以前更瘦了,走路好像沒有勁。梁惠珍鼻子又開始發酸,她告訴自己,不能在這時候流淚的。袁相忱也看到她們,快步走過來,坐到桌子對麵。梁惠珍、袁相忱、袁母三個人幾乎同時伸出手去,緊緊地握在一起。小六看了半天,終於認出眼前這個光頭的人就是爸爸時,高興地喊出了聲,袁相忱又摸著女兒的臉龐,大家一時激動,都不知該說什麽好。

  還是袁母先說話。她告訴兒子:“家裏現在一切都好,你不用惦著。在這裏要吃好、穿暖,千萬要注意自己的身體。”梁惠珍說:“你在這裏一定要多保重,自己要學會照顧自己。我給你帶了些衣服和吃的東西,有什麽需要就寫信告訴我。”袁相忱說:“我在這裏也很平安,你們也別惦著。肉體受點苦沒什麽關係,我現在心裏很喜樂。肉體是算不得什麽的,最要緊的是心裏好受。我現在心裏很平安,分配我在毛巾廠勞動,不是很累,你們放心好了。”梁惠珍還想告訴丈夫一些外麵的消息,因為她想,自從袁相忱被捕後,又有很多弟兄姐妹被捕,大概袁相忱都不知道,但有個看守總是站在他們旁邊,所以她又不好說什麽。她告訴袁相忱,現在搬家了,是住在白塔寺內以前喇嘛的西配殿;老大福音已經小學畢業,考上了首鋼技校,二年後可以直接分配進首鋼工作。梁惠珍自己也找了份工作,所以生活沒有問題。袁相忱問梁惠珍:“你在建築單位會不會很累?不要累壞了身體。”梁惠珍說:“沒關係的,我沒覺得太累。”然後又拿出帶來的幾包糕點給袁相忱。袁相忱說:“監獄裏不讓帶吃的東西,這些東西還是你們拿回去吃吧。”又對袁母說:“媽,我不能在你身邊孝順,你一定要多保重自己。”袁母說:“你放心,我和你在的時候一樣,惠珍對我很好。你倒是要多保重自己。”半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警察吹起哨子,犯人就都站起來,排隊走出去了。

  這是梁惠珍自丈夫被捕後第一次見到他。相隔半年多,丈夫身體是瘦了,但精神還很好,梁惠珍也就放心了。從此,每月到了探監的時候,梁惠珍都去。她每次都帶不同的孩子去見袁相忱,讓他有機會看到所有的孩子們。

  有一次監獄的接見日中,袁相忱看到了自己的老師蕭太太,他心裏別提多高興了,可是卻不能和他的屬靈啟蒙老師說句話,隻能點點頭以示問候。蕭太太的女兒蕭語平當時也在北京監獄,被判刑勞改,蕭太太是去看女兒。雖然同在一所監獄,但男女犯人平時根本見不到麵;即便是男犯人,也很難見到,因為幹活或是吃飯,都是以監號為單位進行的。不在一個監號裏,很難得有機會見麵。

  監獄裏還規定,每個禮拜犯人必須去看一次電影,好改造思想。電影是經過特選的,不外乎是些革命的進步影片,往往是一部片子看了又看,裏麵的台詞都幾乎能背得下來,但還是被要求去看。看的時候每人帶一個馬紮去監獄的操場上,坐在露天中,前麵扯起一塊白布,大家就坐在下麵看。

  五九年有一次看電影時,袁相忱拿著馬紮往前麵走,忽然看見王明道先生坐在那裏,王明道先生也看見袁相忱了。這時候袁相忱才知道王明道先生又被捕了。因為監獄中不許犯人隨便講話,他們兩人隻好對視一下,袁相忱仰頭看天,王明道先生也向上看,意思是仰望主。他們兩個都讀懂了對方的意思,點點頭,袁相忱就又往前走。

  袁相忱也與張周新有過一次有趣的碰麵。犯人要上廁所,都要按房間號,按不同的時間分配,稱為放茅。一個房間十幾個人,一起去廁所,並且也是排隊,這一房間的出來後,下一個房間的再進去。有時兩個房間的犯人能碰上,但不能說話。裏麵的人要出來時,先要喊:“多少多少號報告”,表示下麵的人可以進廁所了。一天袁相忱和他們房間的十幾個人在外麵等著,就聽有人喊:“十三號報告”。袁相忱一聽就想:“難道這麽巧,正碰上張周新?”因為袁相忱在三八年到三九年的時候,曾和張周新一起服事過,做過同工,對張周新那濃重的福建口音很熟悉。在北京監獄中,有這麽重的南方口音的人也不是很多。果然,出來的是張周新。兩人見麵都楞住了,袁相忱向張周新點點頭,張周新在與袁相忱擦肩而過的一瞬間,故意用胳膊碰袁相忱一下,順手塞給他一卷手紙,然後又匆匆離開。在那種情況下碰見老熟人,非常難得,所以印象就異常深刻。

  監獄裏有許多人都想要做出點好成績,爭取立功減刑,而立功減刑的最好、最省力的辦法就是揭發人。袁相忱看到有好幾個人判了十多年的刑,但因為屢次揭發有功,所以多次獲減刑。在這種環境下,袁相忱很注意說話的謹慎,因為他已經吃了很多這樣的苦頭,所以一般的情況下,不與別人說話,除非是特別熟了,才說一些。也可能是因為袁相忱被判無期,己經是最高刑,所以大家也不把揭發的重點放在他身上。袁相忱自己也根本不會想到他要盡力表現,以獲減刑。從判決書下來的那一天,他就想:“我老死在監獄裏就算了,隻求神保守我不論在何處,都持守他的道。”

  監獄裏有一個小夥子,原來是賓館的服務員,有一次忍不住偷了外賓的照相機。雖然他是初犯,可偷外賓的東西在當時是關係到國情的大事,所以就判得較重。但他後來因揭發有功,表現突出,隊長又對他非常好,就減刑釋放了。但獲釋不久他又被抓回來了,因為他在監獄裏又學習了偷盜技術,出去又繼續偷。可見除了神的救恩外,一切都救不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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