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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秋--1966年春）
能夠回到北京，對袁相忱來說真是太好了！一是離家近，可以經常看到家人；二是當時正是最困難的時期，嚴重缺乏糧食，北京的監獄還比外地好一些。以前監獄不許家屬送吃的東西，但困難時期為減輕國家負擔，就允許家屬送東西。袁相忱在東北時，己經是吃菜窩頭了，後來連菜窩頭都吃不到，隻有吃糠窩頭。回到北京後，北京監獄常吃白薯乾，可見困難程度是很嚴重的。但就是在這麽困難的情況下，袁相忱卻沒受什麽苦，因為家裏每月都送東西來。
每到探訪時間，梁惠珍就拿著點心、糖，在監獄門外排隊等候。那時人們的生活真的是很可憐，一個人每月隻有二兩油、半斤肉、半斤點心。點心全家人一點都不吃，八口人四斤點心全留著，到探監的時候，全給袁相忱帶去。所以盡管這一時期外麵的生活很艱苦，但袁相忱卻是犯人中的富人，他的身體得到了較好的保養。
梁惠珍每次來探監時，都一大早就起來，先到賣糕點的商店裏排隊買糕點。那時商店裏東西很少，雖然有點心票，可也得一大早去排隊，如果去晚了，商店裏就沒有東西賣了。梁惠珍排隊買好糕點後，回到家裏，孩子們就都圍著糕點看，因為他們平時幾乎沒有吃過什麽糕點，所以都想吃。梁惠珍就說：“這是給爸爸買的，誰都不能吃。”孩子們都很聽話，不向梁惠珍要，但卻圍著糕點看個不停。
有一天，宋尚節博士的女兒宋天真來到袁相忱家裏，對梁惠珍說：“我是宋博士的女兒。有一次監獄接見的時候見過你，所以我有感動送點洋點心給你。”這種洋點心在當時特別貴，可見宋天真是多麽有愛心的人。梁惠珍原來不認識宋天真，隻是因為宋天真的姐姐宋天嬰當時也在北京監獄，所以探監的時候就彼此見過麵。宋天真還告訴梁惠珍，她曾在父親的日記中看到袁相忱的名字，時間是在三六年宋尚節主領全國第二屆查經會的時候。梁惠珍聽了很感動，當時參加查經會的約有幾千人，宋尚節博士是名家，卻還記得袁相忱這麽個小小的孩子。後來梁惠珍把這些洋點心都帶給袁相忱吃，並告訴他是宋天真送的。袁相忱就說：“宋博士去世時，還很年輕。很多人都不理解，神為什麽不留他的仆人多做一些工？現在知道了，是神恩待他的仆人，讓他免受痛苦。如果宋博士還在的話，他現在肯定也在監獄裏。”
袁相忱六二年回到北京監獄後，先在監獄毛巾廠工作，後來又調到塑料廠，給象棋染色。幹這些室內的勞動，袁相忱還是能勝任的，勞動成績也不錯。六四年，袁相忱的大女兒結婚後，大女婿對梁惠珍說：“媽媽，我還沒見過爸爸呢！下個月接見的時候，我想去看看他。”一個月後，袁相忱的大女兒袁安湖就帶著丈夫，到北京監獄探望袁相忱。袁相忱很高興，自己的女兒都長大成人，並且結婚了，作父親的有一種深深的自豪感。
一九六五年十月底，袁相忱的二兒子袁福聲己被批準去寧夏參軍，是在生產建設兵團。福聲離開北京之前，就去右安門第一監獄看父親。當時不是接見時間，開始領導不同意他見，但福聲不肯走，死磨硬蹭地反複說明：“我就要去寧夏了，不知什麽時候才能回來，您就幫幫我。”最後監獄領導終於答應了。袁相忱走進接見室，看見兒子在那裏，很吃驚。福聲就告訴他，自己就要去寧夏了，這次是特意來看父親。袁相忱聽了很高興，握著福聲的手說：“你十八歲了，自立也好。出門在外，自己多保重，要多寫信回家。我這裏一切都好，你不用掛著。去農村也好，我傳福音也是在農村。”又問福聲：“你現在對信仰有沒有信心？”福聲說：“有。”袁相忱又問：“還會不會唱詩？”福聲說：“會。詩篇二十三篇我現在還記得很熟。”袁相忱聽了很得安慰。接見的半個小時中，父子兩人就這樣拉著手輕聲地交談著。福聲去寧夏後不久，就接到家裏的來信，說袁相忱又上東北去了。袁相忱和福聲見麵時，他還不知道自己又要再回到東北去。福聲從六五年十月以後，直到七九年年底才與父親再次相見，那時是袁相忱獲釋回家。其中相隔整整十四個年頭。
從六二年到六六年這段監獄生活中，袁相忱最大的收獲就是認識了一位真正可以交心的好朋友--劉浩。劉浩本是一個中學老師，五八年在幹部下放農村時，看到農村被現行政策搞得烏煙瘴氣，農民敢怒不敢言，知識份子的良知就促使他起來表示反對，結果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抓入監獄，判處無期徒刑。他和袁相忱關在一個監倉裏，漸漸熟悉後，就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兩人的認識先從勞動中開始，然後又相互交談被捕的原因。袁相忱告訴劉浩：“我是個傳道人，因為不參加三自而被捕，但我信的沒有錯。”此後，他就利用一些方便的時候，給劉浩傳福音。劉浩聽了，覺得袁相忱所信的神是真神，但苦於當時的環境，他不敢明確表示接受，但兩人卻是互相都明白對方的心意。六六年三月，當袁相忱第二次被送到東北去的時候，劉浩也在同去之列。
北京監獄的整個監舍呈八掛形，每個監舍之間都有一個三角空隙，犯人們就稱之為“三角院”。每逢節日，犯人們就被允許在此“自由活動，搞個人衛生”。因為平時在監舍裏犯人多，工作的時候也不方便談話，所以惟有在節日休息時，惟有在這個三角院中，他們兩人才有機會談心。三角院成了劉浩靈命初級培訓的好場所。
劉浩是個學政治、哲學的大學生，他對真理很尋求。袁相忱根據他的特點，就從約翰福音開始講起，向他講什麽是真正的“道”，什麽是真正有意義的信仰和人生。袁相忱還告訴他，禱告是信徒屬靈的呼吸，雖然在監獄中，但是我們並不孤單，可以與神隨時交通。
當時各地“一貫道”的迷信活動很猖獗，政府到處鎮壓那些巫婆、神漢。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什麽是迷信，什麽是真的信仰，所以都把人的信仰看作是迷信。一天，管教幹部拿來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冊子給袁相忱，對他說：“你要好好看看這些書，這些書能解決你的思想問題。”袁相忱看了一會，又還給管教幹部說：“我的信仰不屬於這些迷信東西，所以我不看。”袁相忱的這番話使在場的人都很震驚，因為管教幹部讓人們幹什麽，大家都會唯唯諾諾，照章奉行。當時也在場的劉浩為袁相忱捏了一把汗，怕他惹麻煩。沒想到那個幹部聽了袁相忱的話，沉思了一會，就說：“你既然不是這些迷信的範圍，那你一定是個和尚了。”袁相忱說：“我不是中國的和尚，如果要算和尚的話，也是個洋和尚。”一句話逗得幹部哈哈大笑起來，也就不追究袁相忱什麽了。從此，“洋和尚”這個名號就一傳十、十傳百地在北京監獄傳開了。以後一提洋和尚，大家都知道是指袁相忱。
袁相忱和劉浩是知心朋友，無話不談，每月接見家屬時，劉浩和袁相忱總是排在一起，所以彼此的親屬都見過麵。有一次劉浩感慨地說：“我們在監獄裏，家裏的生活也不知道該怎麽辦？我有老母親和一個女兒，你有老母親和妻子，還有六個孩子。他們的生活將來該怎麽辦？”袁相忱說：“聽從上主的安排吧。神就是愛，我們相愛，不隻在言語和舌頭上，也在行為和誠實上。我愛人也信主，我相信她會妥善安排這一切的。”
一九六五年年底，北京監獄又人滿為患，主要原因就是當時中國正處於政治上極其動蕩的時期，文化大革命已揭開序幕，再加上中國與蘇聯的關係當時己初步穩定，不至於發生戰爭，所以政府決定又要把重刑犯送到東北去。劉浩和袁相忱這兩個現行反革命罪名的無期徒刑犯人，就一起被押送到東北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