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第三部份 “我必定事奉耶和華” 三、在河北、山東農村傳道

　　一九四零年夏，袁相忱攜妻帶子，來到了河北省南部的城安縣，在縣城東關的一座小教堂裏安家落戶。這是一片充滿泥濘的土地，下雨的時候遍地黃泥，天晴的時候，腳踩在地上，會有一路黃色的塵土隨著你，鞋和襪子片刻就弄髒了。但這也是一片事奉工作的熱土，到處是一顆顆饑渴的心。這裏的生活比起北京差了一大截子，吃的東西也非常簡單，每天就是小米粥、窩窩頭、酸白菜，好一點的就是紅蘿卜。袁相忱曾與裴牧師一起作過一首詩，來形容當時的飲食狀況，詩的上聯是：“紅蘿卜，白蘿卜，紅白蘿卜。”下聯是：“稀米飯，稠米飯，稀稠米飯。”橫批是：“頓頓如此。”裴牧師最喜歡喝小米粥，人們就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 “小米缸”，裴牧師也很喜歡這個名字，還經常主動告訴別人他的綽號。每逢吃飯時，裴牧師總是與別人開玩笑：“猜猜今天吃什麽？”說完後又用英語回答：“又是酸白菜！”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於是大家就一起快樂地吃飯。能吃得上酸白菜還算是好日子，一九四零年秋天欠收，莊稼打得少，結果到了一九四一年春夏，青黃不接的時候，他們天天吃的都是糠窩頭。河北南部盛產棉花，把棉花籽放在玉米麵中做成花籽窩頭，這成了他們當時很長一段時間的主食。這些東西中國人吃起來都難以下咽，更何況是平時吃慣了麵包牛奶的美國人。但裴牧師每次吃飯時都吃得很香，人們都沒有什麽怨言。

　　袁相忱與裴牧師以及當地一位叫尚誌榮的同工，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一起去各鄉村布道，而梁惠珍則與裴師母一起，在教堂附設的學校裏教書。梁惠珍教小學六年級的課程，上課的時候就把兒子福音托給工友看管，下課後還要備課洗衣服，晚上還要帶學生上晚自修，工作雖然累，但卻很充實。

　　去鄉間布道是很辛苦的。他們帶著一個帳篷和一些簡單用品，從縣城出發後，逐村去布道。裴牧師與他們兩個人一樣，都穿一身中國最普通的黑色長袍，頭上頂一盞汽燈，因為當時還沒有電燈，晚上就靠著頭上的汽燈照明。每進一個村，先把帳蓬支開，安營紮寨，然後裴牧師就拿出一部手風琴，尚誌榮就拉風琴，袁相忱敲鼓，開始唱詩歌。樂器聲和歌聲把人們吸引出來後，他們就開始傳福音，三個人輪流講。一個人在講時，其他兩人就在一邊禱告。每逢廟會，從各村來趕廟會的人川流不息，正是傳福音的好時候。人們聽到鼓聲，以為有什麽熱鬧，就紛紛從家中跑出來看他們。一看，原來是洋人來樂，就圍著裴牧師看新鮮。他們趁大家都圍上來的時候，馬上開始傳講福音，有時一天內每人要講兩三回，都是一些簡單的道理。那時正是日本占領時期，老百姓心中沒有平安，很容易接受福音。每天出去布道，都有人悔改歸主。對那些表示悔改的人，就約他們晚上來談，或在大樹下，或在他們的簡易帳篷外，帶領他們作認罪禱告。一直到很晚，他們才能進入帳篷內休息。至於吃飯問題，就隨便湊合。他們大約在每個村子呆四五天，然後又去另一個小村子，繼續敲鑼打鼓，遊巡布道。每次從縣城裏出來，都要走五六個村子，一個多月後才能返回到縣城。回到縣城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然後就是用開水燙衣服，因為長時間在農村，吃住條件差，所以身上長了虱子，但每次回來後，在縣城也休息不了幾天，他們又下農村去了。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他們走遍了河北南部的農村，一個村落、一個村落地走下去，把神的福音帶給饑渴的人。

　　在曠野的帳篷裏，三個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背景、不同區域，但卻有著同樣為主工作心誌的人，藉著禱告，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裴牧師身為一個外國人，但他擁有的卻是一顆坦誠的摯愛中國失喪靈魂的心。他常常徹夜為中國人流淚禱告，那一顆為福音工作迫切的心，常常使兩位中國同工倍受感動。裴牧師身體力行地帶領了袁相忱，使他在實踐中明白，神最喜悅的是愛人靈魂的心；神的工作不依靠勢力，不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靈才能做成。作為一個傳道人，不在乎你有沒有口才，不在乎你有沒有文憑，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愛人的心，有沒有救人靈魂的托付。曠野從來就是鍛煉神工人的場所，摩西在米甸曠野的操練，大衛在曠野的牧羊，都是神所預備的最好的教育場所;不經過曠野的學習，就很難成為神合用的器皿。袁相忱在中國農村這個曠野中，學到了他在神學院課堂裏所學不到的一切，在這裏神把空泛的知識化作一種與工作現實相融合的祝福，使他的工人在牧養別人的同時，更得著神親自的牧養。

　　“我與神更加接近了。”袁相忱曾這樣告訴亦師亦友的裴牧師。他找到了中國福音化的路徑：到農村去，那裏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有一顆顆單純的心，有一個個瀕臨滅亡的靈魂。

　　一九四零年夏到一九四一年年底，袁相忱在河北南部的城安、永年、廣平、衛縣等五縣，以及附近山東五縣的各個村落往返傳播福音，他的足跡遍及了這十個縣區的每一個村莊，每到一處都廢寢忘食地傳福音。他不僅適應了鄉村的布道生活，而且還很快就摸索出了一條農村傳福音的決竅。農村的老百姓文化程度低，向他們傳福音時切不可說些高深的術語，要從最實際的問題入手，並要關心他們的生活，讓他們真切地感受到亂世之中有神的愛，讓他們感受到惟有在耶穌基督裏，才有永遠的平安和喜樂。戰爭製造了無數的慘劇，但也為福音的傳播創造了良好的時機，因為經受了戰亂的人們才明白和平的可貴，哀痛中的人們才懂得幸福的含義。所以在短短的一年半中，他們所傳福音的地方，得救的人數不斷地加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袁相忱又去山東漕城等地傳福音，裴牧師留在城安縣做其他工作。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偷襲美軍駐紮在珍珠港的艦隊，日美正式交戰。因當時日本幾乎完全占領了中國華北，所以從第二天開始，日本人就對在華的美國人動手，把美國人都集中起來，關入山東濰縣的集中營。裴牧師一家四口也難幸免。日本人從城裏套車來到城安縣東關，闖入教堂內，帶走了裴牧師一家人，還搶掠了他們所有的東西。皇協軍，就是漢奸部隊，還闖進了袁相忱夫婦住的地方，看到好一點的東西或者值錢一點的東西就搶。當時正是冬天，日本兵在外打仗，沒有好的衣服穿，就把袁相忱夫婦的毛衣毛褲及皮鞋都搶走了，臨走時還把袁相忱的放在桌上的一隻懷表順手牽羊地帶走。當時留在城安的梁惠珍才二十二歲，日本人進來之前，教堂的一個工人跑進來告訴梁惠珍說：“日本人已經封鎖了城門，不許自由進出，恐怕過不了幾分鍾就會到教堂這裏來了。你還這麽年輕，又帶著一個孩子，丈夫又不在身邊。聽說日本人正四處找花姑娘，你還是趕快躲一躲吧！”於是梁惠珍就在臉上抹上鍋底的黑粉，然後抱上孩子躲進後院的地窖。她剛下地窖，日本兵就進來了。粱惠珍在地窖裏不停地禱告，求神保守孩子千萬別哭出聲來，否則，如果孩子一哭，日本兵就會發現，後果不堪設想。日本人帶走了裴牧師全家後，又把整個教堂上上下下搜掠了一番，才坐車離開，臨走時還告訴看門的人，他們還會再回來。過了一會，日本兵果然又回來了，這次隻是幾個當兵的來，帶著槍，站在門口站崗，表示己從美國人的手中接管了這個地方。教堂裏己亂成一鍋粥，裴牧師全家被帶走後，教堂裏還有幾個傳道人及同工，大家都一愁莫展，不知該如何辦。梁惠珍就抱著孩子在地窖裏呆了幾天，因為大家告訴她，現在還不能出來，日本兵還在門外，隨時都會進來。每餐飯大家都幫她送到地窖中。她又擔心袁相忱，不知山東的情況怎麽樣，會不會和這裏一樣？好在日本兵並沒有再進來找麻煩。教堂裏的人不知道該走該留，在毫無辦法中隻能向神切切禱告。

　　袁相忱在山東也同樣遇到了這些情況，隻不過日本人在山東的做法比在城安縣文明一些罷了。當袁相忱騎車傳福音到了山東的範縣，也就是與城安縣相臨的一個屬山東的小縣城時，他住在宣聖會在範縣的一個小教堂中。夜裏，日本人來了，還帶著翻譯官，把在裏麵的傳道人都叫醒後，宣布這裏己由日本人接管，屬於中國人的東西都可以帶走，屬於美國人的東西都留下。袁相忱一看這種情況，就想大概城安縣的總部也被日本人接管了吧？心中就惦念著妻兒和教會的同工們，尤其是裴牧師全家的安危。第二天，袁相忱就起程回到城安縣，進城門時，發現日本兵己荷槍實彈地站在城門口，並且規定：每一個進城的人都要接受檢查，並向日本人鞠躬，才能進入城內。接受檢查無所謂，袁相忱在範縣時已被檢查過，也沒拿什麽讓日本人敏感的東西，但向日本人鞠躬，就不太舒服了，所以從此以後袁相忱就很少進城來。

　　袁相忱來到東關教堂門外時，看到也有日本兵持槍把守著，就知道裴牧師一定已被他們帶走了，但裏麵的其他同工如何，就很難想像得到了。他在教堂周圍轉了轉，希望碰到一個熟人或是從裏麵出來個人，好讓他能了解一些情況，不致於冒然進去。但等了一會，既沒有碰見一個熟人，也沒有看到有人出來，他就走到一個僻靜的地方，脫了長衫，摘下禮帽，隻穿著裏麵的短衣服，如同當地的農民一樣的打扮，放下自行車，走到教堂門前，向日本兵說明自己的身份。日本人聽不懂，但馬上就叫來一個翻譯，袁相忱又對翻譯說：“我是中國人，是這個教堂的傳道人，裏麵也有一些中國人，我要進去跟大家商量一下該如何處理眼下的事情，也要安排一下想回家的人怎麽回家。”翻譯是個東北人，還是通情達理的，跟日本兵說了一通後，就讓袁相忱進去了。

　　袁相忱一進去，裏麵的人都立刻圍上來，大家劫後重逢，悲喜萬分。袁相忱看著妻子臉上的鍋黑，又看著在妻子懷中熟睡的兒子，連聲說著“感謝神！感謝神。”同工們告訴袁相忱，裴牧師一家四口人可能被送到山東濰縣的集中營去了，但目前也沒有確切的消息。於是大家又為裴牧師一家人禱告，求神保守他們平平安安地在主的裏麵。接著又討論起人員的分流問題，袁相忱說：“願意回家的，並且家遠的，就先把教會剩下的錢作路費，按路程遠近平均分配。”教堂被封，很多人都願意回家，再尋找事奉的途徑。教會剩下的錢很少，根本不夠大家的路費，但大家都沒什麽怨言。在一旁的尚青梅弟兄看袁相忱自己沒有要錢，以為是他知道錢不夠，故意不要。等人都散了後，尚青梅就拿出五元日幣，給袁相忱說：“你拖家帶口的也很不容易，家又那麽遠，我給你五塊錢作路費吧。”遠相忱說：“我不回去，我還要留在農村傳福音呢。”尚青梅聽了這話很吃驚，他以為袁相忱是跟著裴牧師來的，現在裴牧師不在了，袁相忱也該回去了。但袁相忱到農村來不是跟著人，而是順服神的呼召，所以裴牧師在也好，走也好，他都會繼續留在農村的。袁相忱看尚老先生如此驚奇，就對他說：“ 我真的不回去。農村這片廣大的禾場還等著我呢！現在工作好不容易有了點起色，我怎麽能離開呢？”尚青梅這才相信了。他被袁相忱的事奉決心感動了，就對袁相忱說：“既然你已決定不回去，現在教堂又被日本人占了，你就乾脆住到我家吧，我們還能在一起工作。”尚青梅第二天就從家裏套了一輛牛車來，把袁相忱一家三口接到了他的家中。尚青梅家住在離城安縣八裏遠的北散湖村，袁相忱就在尚青梅家中的一間小西房中安下了一個簡陋的家。從此，他與農民同吃同住，成為一個真正的農民。

　　一九四二年三月，梁惠珍在這裏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也是第一個女兒。袁相忱給女兒取名為袁安湖。“安湖”這兩個字就取自於城安縣北散湖村的地名。這是一個頗具紀念意義的名字。多年以後，一說起女兒的名字，袁相忱都會講述一番北散湖村鄉親們的真情厚愛。

　　一九四二年春，袁相忱在河北城安縣北散湖村辦起了第一個家庭聚會點，因為在城安縣的教堂被日本人占了，在農村又不可能有錢蓋教堂，但神的羊群需要牧養，信徒不能停止肢體生活，於是聚會就轉入家庭中。每天晚飯後，袁相忱的小屋裏就坐滿了人，先是由梁惠珍帶著大家唱詩歌。農村的人大多不識字，更不識譜，全靠梁惠珍一句一句地反複教唱。唱完詩歌後，就由袁相忱講道。有時是他帶領大家一起查經。幾乎每天晚上都有人來；鄉親們都很愛來這個幾乎空無一物的小屋，愛逗袁相忱的一雙小兒女玩。有時候一些生活上的小問題，也都來請教袁相忱，而袁相忱夫婦不論事情大小，鄉親們隨叫隨到，隻要能幫得上忙的，他們總是毫不推辭。梁惠珍還義務教鄉間的婦女們認字，讀聖經。鄉親們總是誇梁惠珍賢惠能幹，每逢這時，梁惠珍卻說：“我其實什麽都不會幹，是來向你們學習的，你們教會我很多生活上的學問。”梁惠珍說的是實話，這個在富裕家庭中長大的嬌小姐，此刻已在農村磨煉成一個非常能幹的婦女。生完女兒後的第三天，因袁相忱外出傳道，她就下地自己燒火煮飯。像河北南部的每個婦女一樣，粱惠珍每天清晨五點就下地，在高粱地裏摘高粱葉子，也就是將高粱最外邊的那一層葉子剝下來，晾乾，再用來燒火做飯或取暖。嬌小的梁惠珍要踮著腳才能夠得著高粱的上部，她伸手把高粱葉子從頂上直剝到根部，再扯下來放在地上，接著又去摘另外一棵高粱。摘好後，還要把葉子搬到田埂上，捆成捆。太陽出來的時候，再把這些葉子都背回家裏，攤開來曬在地上。高梁地離她所住的地方足有五裏路，她每天都要來回走幾趟，並且還背著濕的高梁葉子，因為這些高梁葉子就是他們全家燒火用的，做飯用它，取暖也用它。在那片遠遠高過梁惠珍頭頂的高梁地裏，她用自己一雙嬌嫩的手，擔負起了生活的擔子。早上的露水打濕了她的頭發，沾濕了她的衣服。從地裏出來時，梁惠珍已不是那個玉指纖纖的女孩子了，而是一個被露水沾得像是從水池子裏撈出來的標準的農家女人。她在這片土地上鍛煉著、成長著，不論是在靈性上，還是在生活上，這一時期她都有了一個大飛躍。也是由於那一段時間過度地勞累，梁惠珍背負了遠超過她身體所能承受的一切，她的身體受到了極大的損害，尤其是因為長期用肩扛那些又濕又重的高粱葉子，致使右肩變形，日積月累更進一步地形成了輕微的駝背。

　　一九四二年秋，袁相忱收到母親寫來的一封快信，信中說父親因患肺病，己經病危，要袁相忱全家速回。袁相忱接到信後，就與梁惠珍商定：夫婦二人立即帶上女兒安湖返回北京探望父親，兒子福音則留在農村由鄰居照管。這樣決定一是因為袁禹庭見過了孫子福音，但還未見過孫女安湖，讓老人見一見，也了卻一樁心願；二是因為袁相忱覺得父親年紀還輕，才剛五十，說不定能好轉起來，他們就可以速去速回，不用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走來走去了。於是他們天婦倆就帶著安湖回到北京。

　　袁禹庭因長年嗜酒，且生活不規律，對身體損耗很大，雖剛過五十，但肺病卻很重，加上當時醫療條件的限製，對肺病沒有好的醫療方法，所以袁相忱回來時，袁禹庭已經是走到了生命最後關頭的病人了。醫生隻囑咐家人好好照顧他，想吃甚麽就給他吃點甚麽，言外之意就是已經沒甚麽好辦法治療他了。袁禹庭見到孫女安湖，很得安慰，看到兒子如今是和和美美的一家四口，也就放了心。此時他已不能多講話，兒子媳婦向他傳福音，他就點點頭。袁相忱回家一個多月後，河北農村的教會又來信，催他回去工作。他與父母及妻子商量後，決定留下妻子和女兒陪父母，自己一個人先回去，把那邊的工作安排一下再回來。沒想到袁相忱這一走就再也沒有見到父親的麵。他走後沒幾天，父親就病故，兒媳梁惠珍在病塌前殷勤服侍，直到袁禹庭去世前，她仍不忘向他傳福音。埋葬完公公後，梁惠珍又立即帶著女兒回到河北農村，與丈夫繼續在農村服事。

　　袁相忱在農村的聚會點越來越多了。他從最初在北散湖村的小房間裏苦苦耕耘開始，逐漸地恢複了廣平、衛縣等原有的家庭聚會點，更是與弟兄姊妹詳細交通。不久，各縣農村的小聚會點就零星地建立起來了，袁相忱就去各聚會點帶領聚會。尚家父子是他那一時期最好的同工，他常與尚誌榮一起騎著車在鄉間往返布道。當時正是日本占領時期，袁相忱一向對政治毫無熱忱，他隻知道他的工作是傳福音，隻要環境許可，他就不停止工作。有許多人勸他：現在世道這麽亂，農村又這麽苦，你還不如回北京找一份好工作，安安穩穩過日子，工作之餘再事奉，不也挺好嗎？袁相忱回答說：“我這個人，隻適合做傳福音的差事，世道亂，更要趕快把福音傳開。我是傳福音的，隻對傳福音感興趣。”

　　他在路上的時候，屢次被日本兵攔截，但都蒙神的保守。日本人知道他們是傳福音的之後，就把他們放走。那時河北南部白天由日軍控製，晚上有八路軍出來活動。袁相忱與尚誌榮在外出的時候，身上同時會帶上日票和八路軍通用的兩種錢票，因為如果碰上日本人，你身上隻有八路軍票，他就以為你是八路軍，會引來很多麻煩，對福音工作不利。若是隻帶日票，碰上八路軍時，又會被誤認為是漢奸，同樣不好。所以他們身上都帶著兩種錢，各有不同的用處。但不論碰見誰，他們都會坦言：“我們是傳福音的。”一般情況下，他們很少被刁難。

　　一次他和尚誌榮兩個人正在鄉間走著，忽然就聽到前麵傳來槍聲，他倆連忙跳下自行車，一邊往前走，一邊把身上所有的錢都扔出去，因為不知道前麵來的是甚麽人，也不知道該拿甚麽錢，所以索性把錢都扔掉，免得麻煩。走近了一看，才知道是八路軍，真是虛驚一場。八路軍對他們非常好，知道他們把錢都扔掉時，很同情他們，就請他們到山上的營部烤火，又請他們一起吃早飯。他們看到當時八路軍的生活非常艱苦，早上吃的也是小米粥。有一個領導模樣的人和他們一起吃飯，聽到士兵叫他郭司令，但不知道他的名字。吃過早飯，郭司令還派人護送他們下山，囑咐他們在路上要多加小心。

　　自從袁相忱從城安縣東關的教堂搬到北散湖村後，他就很少再進城。這其中有幾個原因：一是因為城門都由日本人把守，進城時要向日本人鞠躬；袁相忱不樂意，所以搬出來後除了福音工作上非去不可的事，他一般絕不進城。第二個原因是袁相忱來往信件較多。一次他去縣城裏的郵電局取信時，一個在郵局中工作的信徒很緊張地把他叫到一邊，對他說：“今天在您的信中發現了八路軍的抗日傳單。幸好是我看到了，要是被別人發現了，告訴日本人，這可是很嚴重的大事情。”袁相忱接過信一看，裏邊有一大疊抗日傳單，看看落款和郵出地址，根本不認識，但信封上的收信人名字確實是他的。在郵局工作的那位弟兄對他說：“這幾天日本人查抗日傳單辦得很緊，你最好不要來了，免得惹麻煩，耽誤神的工作。以後有你的信，我想辦法托人帶過去。”袁相忱一聽，覺得有道理，所以此後就很少進城。當然，袁相忱不進城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沒有閑暇。他實在太忙了！農村的信徒由於絕大多數不識字，看不懂書，所以在真理上需要更多的喂養，需要傳道人在口頭的傳播工作中付出更多的辛勞。袁相忱就在鄉間不同的聚會點中跑來跑去，加上當時交通不便，使得他一個月中有二十天的時間是花在跑路上，家中的事就全交給粱惠珍料理了。

　　一九四四年，袁相忱在衛縣北皋村所建立的聚會點，人數越來越多了。信徒們沒有甚麽文化，卻非常渴慕神的話語。每次袁相忱在北皋一住就是幾天，走的時候信徒們都依依不舍地囑咐他：下次來的時候多呆幾天，我們還有許多問題要問呢。袁相忱每次從聚會的地方回來，都會滿懷感恩之情地對神說：“神啊，農村才是最好的神學院啊！信徒們的火熱常使我覺得對你是多麽地虧欠。”最後因衛縣的工作漸漸成了袁相忱服事的主要內容，又有衛縣的弟兄姐妹們熱心為他們預備了住的地方，袁相忱全家就於一九四四年秋搬到衛縣的北皋村。他的第三個孩子袁福聲就是在北皋村出生的。

　　北皋村是個風景優美的小村莊，村旁有一條幽靜的小河，叫漳河。每年春天，漳河水漲起來，又消下去，農民們就開始耕田犁地，撒種插秧了。袁相忱一身農民打扮，每天與弟兄姐妹們一道下田，一道收工。農田裏的細活袁相忱始終幹不好，他就做一些犁地的粗活。他第一次真切地體會了“手扶著犁向後看”的滋味；他看到了田地裏的農民是如何撒種、如何澆灌、如何培育秧苗；他看到了莊稼如何一天天地成熟起來，從最初的點點綠意，一直生長成為漫山遍野的青翠。主的話不會錯：“那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田裏的莊稼熟了！耶穌對每一個信靠他的人說：“莊稼多，工人少，所以當求那莊稼的主，打發工人來收莊稼。”那莊稼的成長過程多麽像信徒的靈命長進啊！靈程的複雜過程被主耶穌用一個如此恰當的比喻就說明了。隻有創造萬物的主宰才能告訴我們這其中的奧秘與關聯，才能一語中的地說明萬有的本質，其實萬物的存在本身就是為了證明神自己的存在。

　　在這個偏遠閉塞的小村莊裏，神藉著他手所造的大自然啟示他的工人，造就他的工人。樹蔭下、田埂上，都是最好的聚會場所，邊犁地邊唱詩是對神最好的讚美。在這裏他與農村的信徒們真正是打成了一片：他幫農民鍘草，喂牲口，還護送因病需要住院的鄉親去邢台。他像這裏的每個土生土長的農民一樣，種五轂雜糧，吃粗茶淡飯；他不再是穿著長袍、戴著禮帽的袁先生了，他是農民們信賴的袁弟兄，是裹腳老大娘能夠和他搭得上話的“福音的爸爸”。梁惠珍也在北皋的一所學校裏教書。所謂的“學校”也就是隻有幾個孩子的一間房子。她教孩子們認字、畫畫，向他們傳福音。淳樸的孩子們深深地喜愛梁老師，喜歡聽她唱一首又一首的讚美詩。

　　一九九六年，有北京的弟兄姐妹們去北皋傳福音的時候，遇到了一個當地的老姐妹。她向他們打聽，是否認識袁相忱和梁惠珍？北京去的弟兄姐妹回答說“認識”。北皋的老姐妹告訴他們：“當年就是袁相忱向我們全家傳的福音，我們都信了。梁老師曾經做過我的老師，她教我的詩歌我現在還記得。”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在農村這片廣大的禾場裏，袁相忱的事奉工作已經進入了一個成熟的階段。他得到了神所賜的異象，也順著這異象奔跑，他找到了一條神所賜的傳福音道路：不加入任何組織，不依靠任何勢力，隻單單地信靠神，以傳福音為工作，傳福音的就靠福音養生。這一段時期正是中國人生活最困苦的時期，外憂內患，民不聊生，但是神卻以他的大能養活了他的工人。信靠耶和華的，必不致缺乏。

　　在農村的這幾年，因為工作繁忙，袁相忱隻是在一九四二年父親病重時回過家一次，也隻是住了一個月。雖然當時父親已病危，但為了福音工作的緣故，袁相忱又匆匆返回農村。作為獨生子，他沒有在父親臨終時守候在父親身旁。父親去世後，家中隻有母親和外婆相依為命，靠以前的積蓄過清苦的日子。不過，每逢過年過節，袁相忱就格外思念家中的親人，更為他們至今不肯相信耶穌基督而難過。他是傳道人，在外麵傳福音使別人的靈魂得救，可是自己的親人卻還正走向滅亡的邊緣。他心中焦急，屢次寫信，但母親都沒有表態，他就惟有在神麵前為自己的親人流淚禱告，求神使母親剛硬的心回轉，求神救母親和外婆脫離假神的束縛，脫離魔鬼的捆綁。每年過年，等家人都睡後，袁相忱就獨自坐在燈前，為家中的母親和外婆徹夜流淚禱告。從他自己信主到現在，已經十三年了，他為家人禱告也有十三年了，但仍沒有一點起色。母親佛照拜，香照燒，麻將照打，對基督教信仰的偏見依舊，對兒子的不理解依舊。袁相忱對神說：“主啊，你應許我們，‘當信主耶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我信你的應許，但我在這漫長的等待中信心漸微，我信，但是我的信心真是太小啊！求你赦免我這小信的人，並賜下你的恩典拯救我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