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第五部份 “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 二、審 訊

　　就在袁相忱的家中被警察翻了個底朝天的同時，袁相忱自己卻被押上另一輛汽車，拉到北海後麵的草嵐子胡同，那裏是預審犯人的地方。到了之後，預審股的人就把袁相忱的手銬摘下來，又讓他蹲在旮旯，派出所和預審股的人在互相交接有關袁相忱的材料，這期間沒有問袁相忱一句話。

　　約到半夜兩點鍾，預審股的人又把袁相忱帶到一間監舍裏邊，吩咐他在這裏睡覺。監舍大約隻有十多個平方米，裏麵卻有十來個人，每人一條很窄的木板，差不多一翻身就會掉下去。警察告訴袁相忱睡在那條空的木板上，之後就把門鎖上了。裏麵的人原本都已經睡覺了，被開門關門的聲音驚醒後，看到又新來了一個斯斯文文的戴眼鏡的中年人，也沒什麽特殊表示，大概這裏來來往往的人太多了，所以對新來的人已經失去了新鮮感。

　　袁相忱和衣躺在木板上，根本睡不著，心裏一片紛亂。不知道家人現在知道他的情況了嗎？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將是什麽，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孩子將會怎樣，一切都是不知道。他想了很多，但想來想去都沒結果，就好像什麽也沒想一樣，惟留一顆惶惶的心。第二天早上七點鍾，監獄到了吃早飯的時間，有人把飯菜用一個大盤子端進來，袁相忱一看，每人一個窩頭，一碗白菜湯。袁相忱一點食欲都沒有，這種時候哪裏還能吃得下飯？可一想，萬一要是被審問的話，還得要有足夠的精力來應付，所以還是要勉強吃一點。可再一看，就奇怪了：每個碗上都隻有一根筷子，袁相忱想這怎麽能吃呢？但看到別人就這樣狼吞虎咽地吃了，他也就拿著那一根筷子，挑起白菜湯，把湯都喝了，窩頭則剩在那裏，不等袁相忱說話，就有人把他的窩頭拿過去吃掉了。袁相忱到後來都不明白為什麽每人隻給一根筷子。

　　按預審股規矩，犯人每天起來洗完臉吃完飯就穿好衣服，準備被提訊。提訊時點名，叫到的人就跟著當兵的走，沒有叫到的繼續留在監倉裏。每天早晨八點鍾就開始叫號提訊，天天如此。二十日早上，第一個就提訊袁相忱。提訊的時候，前邊有一個領路的，後邊有當兵的拿著槍，跟在後邊，袁相忱走在中間。院子的另一邊有一個單獨的地方，這是專門用來審訊犯人的。袁相忱被帶到一間房子裏，裏麵已經坐好了三個穿製服的人。他們眼光冷峻地把袁相忱上下打量一番，然後讓他坐到一張硬板凳上，開始問話。

　　問完姓名、年齡、籍貫之後，袁相忱被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寫信召集人開會的事。中間那個年紀大一點的問：“你有沒有寫信給其他人，召集大家到史家胡同王明道的會堂裏開會？”袁相忱在心裏一直在禱告：“主啊，求你賜給我當說的話語。”當他聽到這樣的問題後，就點頭承認。那三個人互相交換一下眼神，大概是沒想到袁相忱這麽老實、這麽快地就承認了。他又接著問：“你是什麽時候給他們寫信的？”袁相忱想了想，說：“我忘記了。”其實袁相忱說的是實話，他的記憶力確實是很差，又何況事隔這麽久？並且自己發明信片的時候，既沒有把這當作一件大事，又沒有付出多少心思，隻是草草地寫上地址，告訴大家聚一下罷了，誰料到這事反倒成了大事？但審訊他的人卻不認為這是真的忘記了，以為是袁相忱在抗拒，就喝令他從實回答。之後，又問他承不承認寫黑信召集大家開會這件事是犯罪？袁相忱說：“我寫的是明信片，連郵遞員都能看到上麵的內容，沒有什麽不可以讓人看的，不是黑信。再說，寫信讓大家來聚一聚，純屬基督徒之間的肢體聯係，根本不是罪。”審訊他的那個中年人聽了，氣得不得了，就威脅他說：“如果不認罪，就等著瞧！”袁相忱以為他們會動粗，但他們隻是嚇唬他一通而已，並沒有太為難他，最後又讓他回去反省。

　　袁相忱回到房間去的時候，同房間那些沒有被提訊的人都問他情況如何，袁相忱沒有說什麽，但那些人卻以老大哥的身份來教袁相忱。有幾個老犯人對袁相忱說：“你要認罪，認了罪就判得輕。”袁相忱說：“我沒犯罪，認什麽呢？”接下來就是漫長的審訊期。他們提了很多問題，並且問的非常詳細。這樣的日子對袁相忱是痛苦的，因為他實在不記得那些瑣碎的事情。並非他的記憶力不好，而是因為他這麽多年來養成了從來不去為這些事情操心的習慣；家裏所有的事情都由梁惠珍一手打理，他隻管傳福音。他所能記得的都是有關福音方麵的東西，所以每次提訊時，公安人員問什麽，袁相忱都回答，但答案卻都是“不知道”或“忘了”，或者說自己沒犯什麽罪，他也確實不知道那些就是“罪”。他們問他為什麽想不起來？袁相忱就說，“不習慣記這些事”，但審訊員說，“想不起來就是抗拒。”袁相忱就沉默。袁相忱出獄後，甚至連他們審訊時提的問題都不記得了。隻記得公安人員曾讓他複述自己的右派言論，袁相忱說：“我隻記得兩個觀點，一個是宗教政策不平等，另一個是三自隊伍中有人是最不三自的。”審訊員說：“還有一個你為什麽不老實交待？你說過‘老和尚為什麽不說話’，又是什麽意思呢？”袁相忱覺得莫名其妙，他根本不記得有這回事，但公安人員說，“你這些話是指著毛主席說的。”袁相忱說：“我真的不記得有這麽回事。你們現在定我為右派言論，但開始全是因為你們讓我發言，讓我說的。我本來是不發言的。”他們說：“不讓你發言怎麽能了解到你的反革命思想呢？還有人揭發你，你曾說過共產黨是‘大紅龍’，多次在講道中煽動信徒不要愛黨愛國。”袁相忱回答：“我講道的時候講的都是聖經上的道理。”

　　後來審訊員又問到誣蔑三自領導是“三朝元老”這個問題時，袁相忱說：“我確實是說過這樣的話，不過我說的都是事實：王梓仲是公理會的一個牧師，原是美國教派，日本人來了後，又做了‘中華基督教團’的負責人，在三自時又做了副主席。這些事，每個基督徒都知道，是事實就不是罪。”公安人員還問到袁相忱護送胡俊德姐妹去廣州的事情：胡姐妹是眼科護士，在袁相忱的福音堂聚會。她的丈夫在美國做生意，看著國內的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胡姐妹就決定自己也出國。一九五六年，胡姐妹從廣州坐飛機去美國找她的丈夫，她一個人帶著兩個雙胞胎兒子，又帶著許多行李，坐火車去廣州，諸多不便，就請袁相忱幫忙。袁相忱就送她去廣州，當時到了廣州的時候已是晚上，就在大馬站林獻羔那裏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胡姐妹就坐飛機走了，袁相忱也坐火車回北京來。這是袁相忱第一次見到林獻羔，但時間倉促，並沒有交通，隻是在他家裏住了一夜就走了。這次公安局又把這件事提出來，並且強加給袁相忱的罪名是：“裏通外國，勾結外國人”。袁相忱說：“我隻是幫助人而已，並且以後並無任何聯係。”

　　公安局還讓袁相忱詳細交代阜成門福音堂與日本牧師的關係。袁相忱據實回答：“一九四六年開辦阜成門福音堂的時候，日本牧師幟田金雄已被集中。我是直接從房東那裏租的房子，與幟田金雄沒什麽來往，並且幟田金雄一九四六年秋就被遣返日本。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時候，他隨一個訪華團來到北京，並且去阜成門福音堂參觀，三自還派牧師陪著幟田金雄。我事先都不知道他要來，怎麽能說我和他勾結呢？如果真有勾結的話，也是三自和日本人勾結。”但公安人員卻說：“我們說你和日本人勾結，是指在一九四六年之前。”袁相忱說：“我是四五年在日本投降前兩個月才回到北京的。當時我母親病重，我在家裏忙於照顧她，兩個月之後，幟田金雄就被集中了，我怎麽可能有機會和他勾結呢？”但公安人員堅持說：“不管你怎樣狡辯，我們認為你有漢奸的嫌疑。”

　　在審訊期間，公安局對袁相忱的評價就是：“你任何問題都不肯老實回答，不肯認罪，回答問題時要不就說忘記了，要不就說這不算罪。你的行為是公開表示抗拒。”為了懲罰袁相忱，他們就決定把他交給其他犯人去教育，讓他好好反省反省。

　　袁相忱所住的監號是個犯人來路很雜的地方，除袁相忱之外，其他人的問題都比較輕。袁相忱剛去的時候，裏麵有一個小夥子是天主教徒，袁相忱自然對他有一份親切感。他也是因為不肯參加天主教愛國委員會而被抓的，進監獄的時候隻有二十多歲。有時候他常自己坐在一邊哀聲歎氣，袁相忱就安慰他幾句。這個年輕人很害怕會在監獄裏呆一輩子，所以每次提訊前都緊張得要命。袁相忱問了他的情況，得知他不是教會負責人，隻是一個平信徒而已，所以就對他說：“你可能沒什麽大問題。你這麽年輕，又沒犯過大錯，公安局了解了解情況就會放了你的。其實我和你一樣，我們都是為義受逼迫的，不過就是信仰問題而已，沒什麽大不了的。神隻是用這個小試煉來試一試我們是否忠心。”袁相忱的這番話是真心話，他在大難臨頭的節骨眼上，還認為這個問題隻是信仰問題，可見他的確是很單純的。他還不明白，在特殊的製度下，在特殊的時代下，不參加三自就是“不愛國”，不愛國就是“反革命”，他的罪已不是信仰問題了，而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

　　年輕人在被提訊過幾次後，從審訊他的人的口氣中看出自己可能真的沒有什麽大問題，心情也就漸漸安定下來，開始計劃出獄後的事情。那個年輕人是河南人，在北京被捕，袁相忱怕他擔心出獄以後沒錢，回不去老家，就告訴他說：“你出獄後如果有困難的話，就上阜成門找我的愛人，姓梁。你告訴她你是天主教徒，她一定會幫助你的。你可以從我愛人那裏拿錢做路費回家。”之後，袁相忱又向他說起了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區別，勸他仔細想想。沒想到，那個年輕人第二天就去把這些都匯報給隊長了，說袁相忱拉攏他，在監獄裏還繼續傳道。隊長就說袁相忱氣焰囂張，在監獄裏繼續反革命。這後來也成為他的一條罪狀，一起寫在判決書裏。而那個年輕人則因為揭發有功，不幾天就被釋放了。

　　與袁相忱同一監舍的還有兩個人，更是冤枉得很。他們因為在參加國慶遊行喊口號的時候，不小心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喊錯了，喊成了“中華民國萬歲”，結果被揭發，關到監獄裏來。袁相忱開始隻跟那個天主教徒說話，但後來被出賣，吃了大虧，就更加謹慎自己的口舌。他一般不說話，隻是靜靜地坐著，思想或是默禱，所以大家對他都不了解，摸不清他的底細，也就不敢太放肆。這也是神的保守，使得他在後來的犯人鬥爭犯人的時候，沒有受太多的苦。監獄中所謂的犯人鬥犯人，就是針對那些不肯認罪的人，要讓同監舍的犯人幫助你反省認罪；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經過許可的監獄內的暴力。幫助的內容主要有三項：一是開批鬥會，大家一起來口頭批評，然後就是罰被批評的人做一些疊被子、倒尿盆之類的小事，這是最輕的。另有一種是讓人坐在硬木板上反省，反省的時候兩條腿要盤起來，身子要坐直；雖然不痛，卻是讓人累得受不了。被幫助的人每次最少坐一個鍾頭，有時甚至一個晚上都要這樣坐著，等到睡覺的時候，兩條腿麻木得早已失去了知覺；有時實在受不了，還會從木板上摔下來。但隻要那些幫助你的人不肯點頭，就還得再爬起來接著坐。最嚴厲的一種方法叫“坐飛機”，就是把人的手舉起來，使勁往後拽。這種刑罰的特點是：鬥爭人的人根本不費力，但被鬥爭者卻是疼痛難當。每天晚上都能聽到從一些監舍裏發出慘叫聲，大家心裏就會說，不知道是哪個人又在被鬥爭。這時候監獄的公安人員都聽得很清楚，但他們從來不去管，因為這些事情本來就是他們授意的。

　　袁相忱在監舍裏很少說話，在提訊的時候雖然是有問必答，但答案卻往往不能讓審問者滿意。所以袁相忱就成了他們監舍裏的重點幫助對象。監獄領導曾多次明說或暗示其他犯人，可以對袁相忱實行嚴厲一點的幫助。可神卻保守他，使他在這期間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他所得到的最重的“幫助”，也隻是盤腿坐在硬木板上。這一點，連袁相忱本人也頗覺得奇怪，實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惟有感謝神的保守。

　　在監獄裏，袁相忱所麵對的最大的試煉，還是來自家庭的壓力。在關押他的監舍中，有一個小小的窗戶，窗戶外就是居民住的地方。每到傍晚，小孩子們在街上嬉鬧的聲音就從窗子傳進來，袁相忱就開始想起自己的六個孩子，擔心他們會不會被人欺負，擔心他們的生活問題如何解決，擔心他們將來的成長教育問題。還有，看到監獄裏做飯菜時，聞到炒菜的香味，就想家。梁惠珍做得一手好菜，飯菜的香味就是一個家庭的象徵，可是他現在卻享受不了家庭的溫暖了。當這些煩惱湧上心頭的時候，袁相忱就在這矛盾中變得軟弱。母親需要兒子的照顧，妻子需要丈夫的扶持，孩子需要父親的嗬護。一麵是家中有老有小的困境，一麵是監獄的高牆鐵網，此刻人最容易手扶著犁往後看，最容易跌倒。但每次當他最軟弱的時候，總有一句話臨到他：“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人，不配進神的國。”袁相忱此刻經曆了不能夠愛父母、愛子女超過愛主的痛苦抉擇。他每次在軟弱中都得蒙神的保守，得以重新站立在神的麵前。

　　還有令袁相忱割舍不下的是教會的同工。袁相忱是在四月十九日被捕的，審訊期間不許探監，所以他沒有教會同工的任何消息，但心中卻擔心他們會因自己受牽連。阜成門福音堂開辦後，每年五月一日、十月一日，因為放假兩天，袁相忱的教會就利用這兩天的時間安排兩次教會同工聚會，大家在一起座談，彼此分享。他被捕後，不知教會是否還有正常的敬拜生活，不知這些同工還有沒有堅持服事？其實，自從他被捕後，阜成門福音堂已無任何聚會，同工們各自分散，但他對這一切卻一無所知，惟有在禱告中紀念他的同工，求神保守他們。

　　在長達半年的審訊期裏，袁相忱過著一種完全與外界隔絕的生活：沒有家人的消息，沒有教會的消息，沒有關於時事的消息；有的隻是不停地回憶、交待，不停地被別人揭發，也不停地被要求揭發別人。袁相忱告訴公安局說：“我的記憶力不好，自己的事都記不清，能記清的我都已經說了。至於別人的事情，你還是問別人好了，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同監舍裏的人，有人比袁相忱遲關進來，都一個個地結案了，惟獨袁相忱一個人在那裏老結不了案。之所以結不了案，是因為官方認為袁相忱不認罪，不認罪就無法結案。公安局多次對他說：“抗拒是要從嚴的。”而袁相忱卻說：“我沒有不認罪，因為那些根本就不是罪。我也沒有抗拒，隻是實話實說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月，袁相忱入獄整整半年後，法院要他寫一份親筆供詞，承認自己的罪。袁相忱知道，這就表示要為他結案了。寫了供詞後不久，他就被轉到在自新路的北京監獄，開始勞動。先是在毛巾廠，後是在襪廠勞動。在襪廠的時候，每天都有犯人收到判決書，有的哭，有的笑，甚至有人在聽到判決後當場暈倒。法院的人要當著犯人的麵念判決書，袁相忱聽了別人的罪名和判決，就自己估算刑期。直到這個時候，他還幼稚地認為，他的問題還是信仰問題，達不到反革命的份。

　　十一月，袁相忱的判決書下來了。發判決書的時候，袁相忱正在勞動，法院來人了，叫袁相忱的名字，他就站起來聽判決。首先宣讀罪狀，然後是依法做出判決，判處“無期徒刑。”判決書中特意說明，袁相忱是屬於反革命的首惡，又加上在審訊過程中態度不好、抗拒，所以要從嚴處罰。至於判決書的具體內容，袁相忱己忘記，隻記得法院的人告訴他，如果不服判決，十天之內可以上訴。袁相忱說：“我不上訴，因為基督徒從來不主動打官司。”

　　關在自新路監獄的人，若是被判無期徒刑，很多當事人一聽就會暈倒，但袁相忱卻沒什麽感覺。他沒想到會判他無期，因為他認為自己沒犯什麽大罪，但判了無期也沒覺得太難過。袁相忱此刻的心態是，在監獄裏呆一年和呆一輩子已沒有什麽區別。經過火的試煉後，他重新剛剛強強地站立在神和人麵前，隻準備為主殉難，死在牢裏。

　　袁相忱坦然麵對自己那已沒有未來的未來。他隻求自己有一顆順服的心，卻沒想到這其中包含著神多少的美意。他沒想到自己還能活著從監獄裏出來，更沒想到，如果他五八年不被捕的話，在文革中他早就會被活活打死了。如果沒有獄中的勞動鍛練，他瘦弱的身體也活不到現在。在中國最動蕩的時刻，神把他的仆人送進了保險箱。多少人死在勞改農場上，而袁相忱卻在二十多年的鐵窗生涯中，一次都未病過。神在他身上成就了何等大的神跡！

　　一九五八年袁相忱被捕後，北京的六十四所教會合並為四所。一九六六年後，所有的教會都被迫關閉，共產黨己暫時達到了清除宗教的效果。

　　一九五八年八月底，梁惠珍搬離阜城門福音堂，帶著六個孩子和婆婆，遷到白塔寺內大街四十號居住。四十號原本是白塔寺的西配殿，後來喇嘛就把這裏租出去，最終又被收歸國有。梁惠珍攜母帶子，八口人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間裏。她所有的家當就隻有幾個包裹著全家老小的衣服的包袱。梁惠珍帶著孩子出去找來幾塊木板，用磚頭墊起來，再鋪上一層褥子，他們全家就睡在這一條通鋪上。那時她家的生活可以說是非常清貧。梁惠珍在丈夫被捕後，自己就去房管所找了份工作，養家糊口。當時房管所是建築單位，又苦又累，工資又低，沒有人願意去，但梁惠珍作為一個將近四十歲的婦女，能找到這樣的工作，已是非常感恩。

　　但是比清貧的生活更讓她痛苦的是心中的掛念。她對丈夫的情況一無所知，她也無法麵對孩子們的痛苦。小六還不懂事，想爸爸的時候就哭，有時候一個勁地追問：“爸爸到哪裏去了？”梁惠珍怕孩子幼小的心靈過早地受到傷害，就告訴她說，“爸爸去學習了。”於是小六又天天盼著爸爸早點學習完了就回來，再帶她去街對麵的小店吃炒肝。小六是袁相忱最小的孩子，也是個極其聰明的孩子，伶牙利齒，非常出眾，袁相忱非常疼愛她，小六也非常喜歡爸爸。每天晚上她都要讓袁相忱給她講故事，袁相忱就把她抱在懷中，一邊講聖經故事，一邊搖著她入睡，等她睡著了，才輕輕地放到床上。小六老是問梁惠珍：“我爸爸到底去哪裏了？為什麽學習這麽久還不回來？別人的爸爸為什麽總在家裏，我爸爸為什麽要出去？”梁惠珍忍住眼中的淚，強作歡顏來安慰孩子，因為她知道，現在這種情況下，她一定要剛強，全家人都要看她，也都要靠她的信心來維持家庭的平衡。

　　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大約六點鍾，梁惠珍還未起床，就有人在外麵敲門，梁惠珍連忙起身開門，一看，是兩個不認識的人。來人問她：“你姓梁嗎？是從阜成門搬來的嗎？是袁相忱的家屬嗎？”梁惠珍連忙答“是”，心中明白丈夫有消息了。那兩個人接著說：“我們是從法院來的。袁相忱的判決書已經下來了！我念，你聽著，最後我會問你聽明白了沒有。”當念到“判處無期徒刑”時，她心中一楞，但最後還是回答：“聽明白了。”法院的人把判決書交給梁惠珍，接著又說：“如果你要上訴的話，還有機會。十天之內你可以向高等法院上訴。”梁惠珍說：“我不上訴。”法院的人說：“那好吧，”並告訴她，袁相忱現在在北京監獄，因為己經過了審訊期，所以就可以接見家屬，每月一次。袁相忱會從獄中發明信片，上麵寫有接見日期，按日期來就可以接見。說完就走了。

　　法院的人走後，梁惠珍才看判決書上所列出的袁相枕的罪狀，一共是七大條：一是右派言論；二是反對破壞“三自愛國運動”，汙蔑三自領導人是“三朝元老”；三是策劃開黑會，反抗政治學習；四是誣蔑政府，說信仰沒有自由，與回教不平等；五是在監獄裏繼續反革命，氣焰非常囂張；六是有漢奸嫌疑；七是裏通外國。後來有人聽到袁相忱被判無期徒刑的消息後，就勸梁惠珍說：“這樣判是太重了，你為什麽不上訴呢？”梁惠珍答道：“這一切都是出於主。我丈夫又不是搶又不是偷，這些事情的發生都是主所許可的。作為一個基督徒，我不想主動打官司。既然判的是無期徒刑，我也隻好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