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第四部份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 一、“三自運動”引發的風波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日，解放軍進入北京。二月二十三日，北京各教會成立了“北平基督教聯合會”，主要工作是討論如何應付環境，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裏求得生存。在起初的那一段時間裏，許多教會的傳道人都處在一種自我恐慌的無序狀態中。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共產黨宣揚無神論，新政權上台後，就會鏟除一些對自己有妨礙的東西，會不會首先就拿教會開刀？如果共產黨對教會采取措施的話，教會該如何應付？

　　袁相忱卻和原來一樣，對這一切變化都安然處之，有時有弟兄姐妹把這種擔憂與袁相忱交通時，袁相忱就笑著勸大家：“你們太過憂慮了！首先，我們傳福音的與政治沒有甚麽關係，誰掌權我們的工作都一樣，誰掌權我們的工作都照樣做，因為我們是為神工作，不是為某個人或政權。第二，共產黨也並非傳言中說的那樣，‘共產共妻’，純粹是沒有的事，並且共產黨的政策中有一條：宗教信仰自由。解放軍進了北京城，一切都很好。在宗教問題上他們也不會亂來的，你們就放心好了。”

　　這並非是袁相忱用來安慰大家的話，他的的確確是這樣認為的。他對共產黨頗具好感，認為這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隊伍，事實也是這樣。一九四九年全年，共產黨沒有對基督教采取任何措施，與傳道人也沒有過任何接觸。然而，現在沒有發生的事不等於將來不會發生。

　　一九四九年冬，袁相忱帶著幾位信徒在白塔寺大街上打鼓布道。鼓聲一響，照例就有許多人圍上來。袁相忱就開始向大家傳福音，正講著，忽然人群外圍傳來幾聲呼喝：“都散開！不要圍在這裏！快點散開，別站在馬路上！”隨著這聲音，人們呼拉一下就散開了，有幾個穿軍服紮皮帶的人出現在袁相忱麵前，領頭的一個問他們：“你們怎麽回事？在大街上敲敲打打地幹甚麽？誰讓你們在這裏的？”袁相忱馬上明白過來了：碰上解放軍了。他回答說：“我們是傳福音的，以前就一直在這裏傳。”領頭的那個人打量了一下袁相忱，看到是個斯文瘦弱的中年人，就想了一下，說，“不許在這裏聚集，跟我們到軍管會去。”軍管會就是軍事管製委員會，是解放初期的一個維持治安的組織，由軍人擔任。於是就有幾個穿軍服的人上前來，七手八腳地把袁相忱他們帶來的鼓、釵等東西統統拿走，大步地朝當時軍管會設在西四的辦公地走去。袁相忱他們幾個就跟在後麵。到了軍管會裏麵，領頭的那個人態度就比剛才在大街上好了許多。他問袁相忱：“你是幹甚麽的？”袁相忱回答說，“我是阜成門福音堂的傳道人，叫袁相忱。” 那人點點頭，就說，“以後不許在大街上布道，明白了嗎？”袁相忱就問：“你們共產黨不是說有宗教信仰自由嗎？”言外之意就是，既然有自由，為甚麽又不許我在大街上布道呢？那人楞了一下，口氣更加緩和下來，解釋說：“宗教信仰的自由是有的，隻不過現在剛解放，外麵比較亂，現在最好不要在外麵。你們可以把自己的東西拿回去了。”袁相忱看那個幹部態度很好，就不再說甚麽，於是他們幾個就抬著鼓回了福音堂。從此以後，袁相忱就不在外麵布道了，但每逢聚會，他都把門窗打開，裏麵唱詩、講道的聲音都能清楚地傳到外麵，也有行人經常聽到這聲音就駐足不前了。

　　北京解放初期，因政局還不是很穩定，所以沒有馬上處理宗教問題，政府隻是一切以安定為出發點，還沒有直接染指宗教生活。這一段時期，倒是一段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時期，雖然前後隻有一年多時間，但現在看來，這段時間是多麽寶貴啊！那一段時間，宗教雖然沒有和政治緊密結合，但從雙方來看，卻又都有聯合的傾向和條件。在宗教界這方麵，解放後隨著大批外國傳教士的撤離中國，留下了一大堆問題。首先是教會的財產問題，然後是教會醫院、教會學校的運作問題。這些機構以前都是由不同宗派的外國人經營管理，或是由外國人監管的，現在一下子好像群龍無首，人心惶惶，這一大攤子該怎麽辦？該由誰來管理？該怎樣領導？另一方麵，共產黨作為一個標榜無神論的政黨，在執政後自然會對與帝國主義有著某些聯係的基督教頗具戒心，早就想插手，但又沒有合適的時間和機會。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共產黨沒有主動來聯係宗教界人士，但宗教界中的一些人，卻開始積極主動地向政府靠攏。於是中國基督教界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時期，一些對中國宗教政策的發展方向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也開始粉墨登場。這裏麵，最活躍的就是吳耀宗先生。

　　吳耀宗先生是廣東人，一八九三年出生於一個非基督教家庭，一九一八年信主後，先後在紐約協和神學院及尼布爾門下進修，接受了新派的神學思想。所謂新派，簡單說就是不相信童貞女生耶穌、不相信複活、不相信三位一體、不相信末日審判、不相信耶穌再來等他們認為不合理性的教義。吳耀宗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參加了中共組織的保衛中國大同盟，為八路軍、新四軍募集醫療用品，是具有明顯親共政治傾向的基督徒。吳耀宗先生的思想可用他自己的文章來說明。他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的《天風》上發表題為《共產黨教育了我》的文章，文章寫道：“ 在過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經過兩次巨大轉變，第一次接受基督教--從懷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會科學理論，把唯物論思想通宗教信仰打成一片。”

　　吳耀宗先生於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為全國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然而，這五位代表卻並非由基督教團體所選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以吳耀宗為首的基督教訪問團成立。一九五零年五月，基督教訪問團在訪問北京後，先後在五月二日、六日、十三日三次受到周恩來的接見，會談的中心內容是：基督教應自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它裏麵的力量和影響。也就是說，早從五零年起，中共就為基督教的發展定出了方向，以後的一切行動，都是由基督教界人士出麵，按中共所指的方向走的。他們認為，中國的教會目前最該辦的兩件事就是：一是與帝國主義割斷聯係，二是要實行三自，即自治、自傳、自養。

　　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吳耀宗聯合其他發起人，將題為《中國基督徒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宣言》及徵求簽名的信寄出，開展全國範圍內的簽名運動，“三自愛國運動”正式開始。此宣言的中心內容是：警惕及肅清基督教與帝國主義間存在的關係，作為政治立場，並在短期內完成教會的自治、自養及自傳運動，作為教會革新與發展的基本方針。此宣言在新的任務中明確說明：“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徹底擁護共同綱領，在政府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為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通過這一“宣言”，宗教與政治堂而皇之地正式接軌。

　　一九五零年八月，中國政府統計，全國約有天主教徒三百萬，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基督徒約七十萬，百分之七十分布在農村。

　　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三日，《革新宣言》即《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發表，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為“三自運動”定性。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八日，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在上海召開第十四屆年會，通過了開展三自運動的決定，並選舉吳耀宗為副會長。從此吳耀宗正式進入全國基督教界的領導層。

　　這一時期，三自運動還處於意識狀態下，或者是步履艱難的起步期。三自的領導人原計劃用五年的時間，在全國範圍內實現統一的領導，但沒想到的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來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二十七日，美國參戰；七月二十七日，聯合國軍參戰；十月二十五日，中國開始了抗美援朝戰爭。三自運動的反帝愛國的真正目的，在這一時期完全表明，三自運動利用抗美援朝的戰爭，加快了國內“三自運動”的步伐，也加強了運動的力度，迫使基督教界迅速作出抉擇：你是支持自己的國家呢，還是支持帝國主義？換言之就是：你若不參加三自，就是支持帝國主義，就是不愛國，更甚者，就是反革命。“三自運動” 利用宗教作幌子打政治牌的本質暴露無遺。

　　“三自運動”這個以在教會內部實行自治、自養、自傳為藉口而開展的改革運動，此刻已名正言順地變成了政治運動。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第六十五次會議，公布了《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一九五一年四月召開了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的會議，全國各宗派、各團體的一百五十四名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其中也有一些是與美國差會沒有任何關係的教會領袖。三自運動的成員已由接受外國津貼的教會擴大到所有的教會。大會專門用兩天的時間，對帝國主義在中國教會中的種種劣行進行了控訴。這次會議還產生了一個新的全國性的基督教領導機構：“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吳耀宗為主席，劉良模為書記，吳耀宗在中國基督教界中的頭把交椅正式坐穩。這次會議還通過了《中國基督教會各教會、各團體代表聯合宣言》和《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辦法草案》，並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由政務院正式公布。聯合宣言中指出：中國教會因倚靠上帝的幫助，藉著毛主席的領導及黨政府的鼓勵，必能群策群力，發展一種更純粹、更完全的基督教事業來服務人民。

　　從此中國基督教界進入一個轟轟烈烈的控訴時期，《怎樣開好控訴會》、《我們要控訴》等具有明顯政治意味和操作導向的文章，占據了基督教的刊物《天風》的大部份位置。吳耀宗和劉良模等人多次發表文章，在政治意義下重新解釋了基督教的“論斷”與“重生”等教義，引起了一些維護聖經的基督教界人士的不滿。但截至一九五二年九月，已簽名擁護三自運動的信徒達三十三萬多。三自運動初見成效。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上海開辦了第一屆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幹部學習班，對信徒的思想教育及改造藉此開始。然而，全國各地還是有許多人拒絕參加三自運動。當時北京有六十多個宗教團體，但有十一位教會或宗教團體的負責人拒絕參加三自運動。他們拒絕參加的理由很簡單：“我們早就是自治、自傳、自養了，所以沒有參加的必要。”這十一位代表是王明道、袁相忱、畢永琴、王鎮、彭宏亮、吳慕迦、王偉明、張周新、陳善理、吳文靜、劉秀穎。

　　袁相忱曾多次對信徒闡述過他為何不參加三自的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是他的教會早在一九四六年開辦之日起，就是三自的，沒有加入任何外國差會，也沒有做任何機構或團體的附屬，以取得支持。他也是北京六十多個教會中唯一的一個租房子聚會的教會，他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和福音堂的房租，都是由信徒的奉獻和他自己做翻譯的收入來維持，早就是自治、自傳、自養的了，所有沒有必要參加三自。第二個原因是他認為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屬神的，是童年，不應該與一切屬世的聯合。政治和宗教要絕對地分開，神的東西要歸給神，該撒的東西要歸給該撒。這是兩個領域；政治不能利用宗教，教會工作也不應依靠政治。國家用宗教事務局來管理一切宗教活動，認為宗教是人民團體之一，也要在黨的領導下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是袁相忱無論如何都不能認同的。第三個原因是他對三自某些領導人的信仰不認同，袁相忱具有傳統福音派的神學觀點，不讚同新派的信仰。他認為吳耀宗先生的新派神學觀點雖然承認有神，但這個神是抽象的；袁相忱相信的是有生命、有位格的神，與他們的不一樣。所以他就常對別人說：“信的和不信的不可同負一軛，這是聖經上教導我們的。他們信的神和我們信的神不一樣，所以我不和他們在一起。”

　　從一九五一年開始，這十一個人與三自領導人之間的立場，已劃分得非常清楚了，參加三自的和不參加的信徒，也漸漸地有了分水嶺。也是從一九五一年開始，袁相忱請王明道先生每月去他的阜成門福音堂講道一次，兩人間的聯係比以前更加緊密。

　　這期間不斷有信徒帶著關於參加三自與否的各種疑惑來請教袁相忱。一次，有一個信徒問袁相忱有沒有看過劉良模發表在當年《天風》第十九期上的一篇文章，寫的是參加政治學習的感受。文章中說，以前想不通基督徒為甚麽要參加政治學習，現在想通了，這種感覺就是基督教裏所說的“重生”。這位信徒問袁相忱：“耶穌與尼哥底母所講的重生是這樣的嗎？” 袁相忱明確地告訴他：“這種說法不對！重生是指我們信耶穌後所獲得的新生命，與政治學習毫無關係。隻有耶穌的寶血有赦罪的功效，隻有信耶穌才能讓人獲得新生命。”那一段時期，三自的領導們頻頻在《天風》刊物上發表一些所謂指導性的文章，這些文章大多數都是政治性強、革命性強而屬靈性弱：有的是用革命性、政治性的理論，來指導屬靈事工，有的乾脆就是純政治性的。信徒們看了，除了不能夠得到造就外，還產生許多迷惑。袁相忱就告訴大家：“不要看這些對屬靈生命毫無益處的文章，如果有時間的話，就去多讀讀王明道先生寫的文章，王先生的文章都發表在《靈食季刊》上，這樣的文章才值得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