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第四部份 “我知道我的救主活著” 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從一九五二年開始，三自和中國政府開始對那些拒絕參加三自的基督徒進行引誘、拉攏和逼迫，目的是讓大家都加入，將所有的信徒，都由黨和政府來藉著三自統一領導，從而加強對宗教的領導。至一九五二年夏，他們己從各個不肯參加三自的教會中拉走了一大批信徒，孤立不肯參加三自的人。袁相忱的福音堂中也有一大批信徒離開，參加了三自。袁相忱對此毫不介意，他說：“主托付我多少羊，我就牧養多少。至於參加不參加三自，這是個人的事，由他們個人選擇。總之，我的選擇是不參加。”一九五三年五月，基督教聯合會又立公約，規定任何教會都不得請王明道、王鎮、袁相忱去講道。政府想利用各種壓力來迫使這十一個人就範。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到八月六日，“第一屆基督教全國會議”在北京燈市口衛理公會召開，吳耀宗做了一篇充滿政治性的工作報吉，緩筢發表《告全國同道書》，把“三自革新運動”更名為“三自愛國運動”，並正式成立了它的全國領導機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吳耀宗順理成章地成為主席；三自的領導權己經在全國範圍內得到鞏固。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北京市政府邀請不參加三自的十一個宗教團體的一百餘人，到中山公園中山堂後麵的議事廳去開會，這是政府對這十一個團體的又一次爭取。會上，宗教事務處李處長首先發言，勸大家加入三自。李處長發過言後，這十一個團體中的王明道先生也做了發言。他很坦率地講了他本人為甚麽不肯參加三自的原因，之後又有其他人發言，主要原因大致相同：一是這十一個教會團體本身很早就已經是三自的了，所以沒有參加的必要；二是這十一個教會團體都是基要派的，他們的信仰與“三自”的主要領導的新派信仰有很大的不同。王明道先生直言不諱地把新派稱之為“不信派”。這次座談會開得相當坦誠，這也是雙方第一次在桌前坐下，擺明自己的立場。會議的結果當然不會有令政府滿意的答覆，但他們至少搞清楚了這些人為甚麽不肯參加三自的原因，這十一個團體也把自己想說的話說了出來。散會的時候，政府發給每位到會者一本控訴美帝國主義的書，讓大家回去好好學習。座談緩筢不久，政府已清楚地知道目前要讓這十一個團體加入三自是不太可能了，但若就此讓這些人放任自流，政府也不放心。於是不久，政府又提出一個折衷的處理方法：你們這十一個團體的信仰既然跟三自主要領導的信仰不一樣，那你們就另外組織一個學習小組，參加政治學習，由政府直接派人來領導。政府的建議提出了，該如何回應卻很為難。從心裏講，這十一個團體的負責人都不願意在教會中開展政治學習，因為他們都很清楚，政治與宗教應該是嚴格分離的；但既然政府的建議是針對十一個團體提出的，那麽這十一個團體也就應該來討論一下該如何答覆。

　　一天，東大地福音堂的彭宏亮來阜成門福音堂找袁相忱，問他：“你收到了政府讓我們單獨學習的信了嗎？”袁相忱說：“收到了，我還正不知該如何答覆呢。”彭宏亮說：“那咱們就乾脆在一起商量一下該怎麽辦。這樣吧，你發幾封明信片，約個時間，讓大家一起到王明道先生的會堂裏聚一聚，商量一下，盡快給政府一個答覆。”於是袁相忱就給大家發了明信片，約好了某天下午三點鍾，一起去王先生的會堂商量。

　　那天，十一個團體的負責人都來了，大家就坐下來商量。先由袁相忱把發信的原因講了一下，袁相忱講完後，王鎮第一個發言。他說：“我看，咱們不能參加這個學習，如果參加了，難免以後不會和‘三自’走在一起，就好像兩群鴿子在天上飛一樣，開始是兩群，但飛著飛著，就難免會變成一群。”王鎮說完之後，每個人都做了發言，談了看法，大家意見基本上一樣，最後的結論是：“如果要參加學習的話，每個人就以市民的身份參加就行了，不以傳道人的身份，更不以教會團體的身份參加學習。既然以個人身份參加，就用不著政府特別派人來領導了。”他們的答覆很巧妙地回絕了政府的建議。

　　政府仍沒有放棄用各種方法說服這十一個團體參加三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北京市宗教事務處向所有的教會團體的負責人發出請柬，邀請他們一月二十六日在新橋飯店聚餐，但卻惟獨沒有給王明道先生發請柬。袁相忱接到信後，並不知道政府沒有請王明道先生，也不知道政府也請了三自的人，他隻是想，既然是禮尚往來，去去也好。後來他又聽說基督徒聚會處的人也去，就於一月二十六日那天直接去了新橋飯店。李處長非常熱情地過來跟他握手，嘴裏連說幾聲“歡迎！歡迎！”並叫袁相忱坐在他旁邊。坐下後袁相忱才發現，原來三自的人都在座，並且不參加三自的十一個人中，隻有他一個人出席聚餐。他想：“我要不要走呢？” 可是又一想，既來之則安之，不就是吃一餐飯嘛！走了的話，就顯得太小氣了，所以就坐下來安安穩穩地吃飯。其實那天其他人也確實是準備去的，但在去的時候，不知是誰得到了政府也邀請三自的人的消息，大家又半路上返回了，結果就隻有袁相忱一個人坐在那裏，一枝獨秀。

　　席間李處長說：“大家都是有信仰的人，喝酒或者不喝酒，就請自便吧。”他頻頻給袁相忱挾菜，並詳細詢問了他家中的情況，然後又邀袁相忱與他碰杯。李處長喝的是白酒，袁相忱喝的是茶水。三自的領導對袁相忱也非常熱情。袁相忱是無意之間單刀赴會，李處長和三自的人卻理解成袁相忱有向三自靠攏的誠意，所以對他格外關愛。李處長對袁相忱說：“你才四十多歲，年輕得很！要好好學習，追求進步。”換言之，李處長認為袁相忱還有挽救的可能。這大概也是王明道先生一九五五年第一次被捕時袁相忱卻沒有被捕的原因，並且也沒有追究他發明信片召集大家開會的事，因為政府覺得袁相忱年紀又輕，脾氣又不是太明顯，還是有可能與政府合作的。他們把袁相忱去參加聚餐，當成是袁相忱有意向他們靠攏的證明。他們要給袁相忱留一些時間，讓他自己做出決定。

　　一九五五年五月，政府開始用強製手段打擊不參加三自的基督教界人士。外地不參加三自的陸續被逮埔，每天都有信徒被捕的消息傳到北京，政府希望北京的這十一個團體能夠在這種壓力下參加三自，所以把北京的強製行動放在最後。但政府的希望落空了，沒有一個人在這壓力下主動聲明加入三自。政府的忍耐期結束了，八月七日夜，王明道先生和太太在北京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十幾位傳道人和信徒。

　　當信徒告訴袁相忱有關王明道先生夫婦被捕的消息後，袁相忱就想到自己也快了。麵對前所未有的壓力，袁相忱的工作和信仰進入了一個低潮時期。政府在這一個階段也不斷地用各種方式勸說、威脅、強迫他們。一九五六年，政府成功地將北京所有的傳道人聚在一起，參加了政治學習，這是來之不易的成果，是政府從一九五三年起，就開始花大功夫來做的工作，現在終於在軟硬兼施中達到了預期的目的。袁相忱也從一九五六年起參加了學習，每次學習，李處長都親自帶領，學習的內容就是共產黨的有關政策，以及宗教該如何配合黨，把祖國建設好的問題。三自和政府的人心裏很清楚袁相忱的掙紮，所以每次都叫袁相忱坐在最前邊，一是表示關心，二是為了能更好地了解袁相忱的表情動態。每次去學習，袁相忱都是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因為他也實在不清楚自己該說甚麽。說一些不合政府口味的話吧，怕惹麻煩；說一些合政府口味的話，自己又不是心甘情願，所以就乾脆甚麽也不說。

　　此時，要不要繼續參加這種學習的爭戰，常在袁相忱腦中翻騰。對於袁相忱來說，這是一個特殊的肉體與神的旨意爭戰的時期。內心的爭戰使他變得沉默，也促使他重新反省以往的一切。

　　終於有一天，袁相忱在禱告後很高興地對妻子梁惠珍說：“我已經決定了，再也不去參加學習了。”那天他果然沒有去，他整天都高興得很，一改往日愁苦的樣子；他不停地哼著歌，像個小孩子一樣。梁惠珍看在眼裏，疼在心裏，她知道丈夫這些日子受了多麽大的壓力，可是這種壓力是她無法幫助解決的。她看袁相忱那麽高興，就想，“不想去參加學習乾脆就不要去了。不去，政府也不會把我們怎麽樣，我們又沒幹甚麽壞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開始，三自又組織大規模的學習，袁相忱又被叫去開會。那時，李處長親自主持會議。開會的前幾天，袁相忱照例一言不發，坐在那裏隻是聽大家發言，後來李處長就說：“袁相忱，你也該發發言了。怎麽老是坐著不說話？”袁相忱說：“我不用發言了，聽聽大家的就行了。”李處長說：“不要害怕，有甚麽話就敞開來談，有甚麽意見也要說出來，沒關係的。”李處長其實很明白，袁相忱是從心裏不願參加學習的，隻不過沒有明著表態罷了。他想到袁相忱可能會有很多不滿或意見，就用沉默表態；他也很想了解袁相忱真實的心理狀態，所以他就又鼓勵袁相忱說：“沒關係的，有甚麽話就說出來。你們要多給我們提意見，才能促使我們把工作做好。不論大家提出甚麽樣的意見，都歡迎。有則該之，無則加勉嘛。”袁相忱沉默良久，心裏想，“既然是你叫我說，那我說說也無妨的，況且這些天我的心裏也實在是悶得難受，說說也好。”

　　袁相忱思考良久，終於開口說話了。他在會上說的第一條是：“現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對各宗教存在不平等的待遇。就拿基督教與回教相比，二者同為宗教，但宗教政策卻極其不平等：對回教的政策很寬鬆，對基督教卻很緊，基督教的信仰沒有自由。”第二條是：“在三自隊伍中有一些根本不是三自的人。這些人可以說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來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國人來了就領美國的津貼，現在又搖身一變成為三自的人，其實他們是最不‘三自’ 的。他們隻不過是基督徒隊伍中混飯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袁相忱的發言結束後，會場一片肅靜，李處長也沒有做任何表態。袁相忱心裏倒是覺得暢快得很，他終於可以一吐為快了。發言結束後，袁相忱就想：“我以前怎麽那麽傻？把心裏話說出來的感覺是這麽痛快淋漓！我以前怎麽不說呢？早說了，也許就不必受這麽多的罪了。真是何苦啊！以後有甚麽想法一定要說出來，不能再委屈自己了。”

　　會議結束的那天，袁相忱所在的學習小組的組長王毓華宣布說：“按政府要求，每個小組要產生四個右派。根據大家的發言記錄，袁相忱被劃為右派。”接著王毓華又解釋說，“右派是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希望被劃為右派的人不要灰心，而要更加積極地參加學習，常常反省自己。”

　　袁相忱聽了，沒做任何表態。他回到家後很平靜地對梁惠珍說：“從今天起，我是右派了。” 梁惠珍急忙問：“右派有甚麽處罰嗎？”袁相忱回答說：“閉門思過。我真的要好好在神麵前安靜地反省反省了。”

　　從此袁相忱就不再去參加三自的學習。三自曾派人來叫過他幾次，他也沒有去，後來三自的人也就不來了。“三自”這個名詞好像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樣，他每天照例天一亮就起床，禱告讀經，照例一星期三次開堂布道，照例督促孩子的學習，照例每天查考聖經至深夜。他的生活又好像恢複到了一九五三年之前的樣子，一切都平平靜靜。

　　在每星期的三次講道中，袁相忱多次根據聖經，針對當時的情況，講了什麽是神所喜悅的教會，什麽是神所喜悅的工人等專題。最後，他明確地表態：“教會的領導不是宗教事務處，也不是三自；教會的頭是基督。共產黨設立宗教事務處，領導一切宗教事務。我們有真信仰的拒絕參加，這是出於不參加政治而考慮的，並不是出於對政府或黨有什麽不滿。基督是教會的頭，統戰部宗教事務局和所謂的牧師都不是教會的頭；宗教和政治是兩碼事，加入三自和愛國也是兩碼事，不應該扯在一起。以公民的身份參加任何政治活動都是可以的，但不應該以教會的名義做什麽。教會不是人民團體，教會是屬天的，是屬靈的。”

　　很多次聚會結束後，都有信徒提醒袁相忱說：“袁先生，你以後還是稍微小心一點。今天聚會的時候我看到有幾個很陌生的人。”袁相忱說：“沒關係的。我們傳福音就是要傳給陌生的人，隻要他想來聽，我們的門是敞開的。我講的這些，都是聖經上的。有些人是因為不知道聖經是怎麽講的，所以才會走偏了。”

　　一天，祁庭鐸牧師來到了袁相忱的福音堂。寒喧幾句後，祁牧師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當時正是吃飯的時間，袁相忱就邀他一起吃。祁牧師以前和袁相忱關係還不錯，但三自成立後，祁牧師就積極加入了，所以兩個人這幾年來也沒什麽深的交往。他們兩個邊吃邊談，祁牧師忍不住歎氣說：“袁弟兄，我還是要勸你幾句。也許你不愛聽，不過我還是要來勸你。我聽說你沒有去參加學習，這是很危險的，這種情況下，你就把個人的脾氣忍一忍，裝裝樣子，主動去向他們要求參加學習。現在你如果還堅持不參加三自，後果不可想像。你家裏有老有小，這麽多人，你若是有個什麽不好的結果，他們怎麽辦哪？”說到這裏，祁庭鐸的眼淚就流下來了。袁相忱不知道他是三自派來的說客，還是他自己來的，但看得出他還是真心的，所以也就很感激他的提醒。但感激歸感激，他還是不能認同祁庭鐸的立場，更不認同他的做法。他對祁庭鐸說：“我不是因為個人的脾氣才不參加的。我不敢糊弄神，也不願意糊弄人。”

　　又有一次，袁相忱去看望一個生病的信徒，姓王，就住在袁相忱家的附近。袁相忱探訪過後，正要離開的時候，祁牧師也來了。袁相忱就說：“你們談，我先走了。”祁牧師跟著袁相忱出來，又勸他加入三自。祁牧師說：“中國有句古話：‘既在矮簷下，豈能不低頭？’我們現在也是沒辦法：共產黨要求加入三自，我們就不得不加入。有什麽辦法呢？”袁相忱隻是聽著，就是不表態，心裏說：“今天所以有這種局麵，就是因為膽小的基督徒太多了！你是在矮簷下，我才不在呢，所以也沒什麽好低頭的。”

　　通過兩次和祁牧師的接觸，袁相忱明白了，政府是不會放過他的。祁牧師說的沒錯，不參加三自的話，後果不堪設想。他不知等待他的會是一個什麽樣的結局，但他已預感到，危險在一步步地逼近。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北京進入了深秋季節，這是北京最漂亮的時候，淡黃色的銀杏葉子飄落滿地，秋風起時，滿地厚厚的葉層就隨風而動，秋的美麗楚楚而來。袁相忱對妻子梁惠珍說：“我們兩個還沒有去長城玩過呢！這兩天天氣正好，我們去一趟長城吧。”

　　嫁給了一個傳道人，除了幫助丈夫傳福音外，還要照料六個孩子，梁惠珍每天忙得腰酸背痛，袁相忱也是忙得很，所以在北京住了這麽長時間，兩人卻沒有去過長城。丈夫提出了這麽好的建議，梁惠珍卻還有點不忍心浪費時間。她說：“要不以後再去吧，我還要趕時間給孩子做棉衣呢。”袁相忱說，“你陪我去吧。你嫁給我這麽多年，我還沒有帶你出去玩過呢。” 梁惠珍說：“怎麽現在倒有玩的心了？”袁相忱說：“我就要離開家了，以後說不定想陪你玩都玩不成了。”梁惠珍聽了怔在那裏，她看袁相忱絕對不是開玩笑的樣子，也就不再說什麽，點點頭答應了。

　　這是袁相忱第一次說出他的預感。

　　一九五七年年底，梁惠珍接到一個由李處長辦公室的秘書打來的電話，叫梁惠珍和袁相忱的母親第二天早上九點去李處長的辦公室，說李處長要找她們談話，很重要的，一定要去。辦公室就在長安街宗教事務處。梁惠珍和婆婆商量了一下，決定先不讓袁相忱知道，免得影響他的情緒，等談完話回來了，再告訴他。第二天一早，梁惠珍吃完早飯後就帶著婆婆來到了長安街的宗教事務處。李處長在自己的辦公室裏與她們談了約一個小時，中心話題是要讓他們動員袁相忱，趕緊向政府靠攏。李處長說話時很嚴肅，他說：“我找你們來是很要緊的事情，是關係到你們切身的問題。袁相忱沒有參加學習，也沒有向政府靠攏。我請你們來，就是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要他趕緊向政府靠攏，懸崖勒馬，不然我們再也不能容忍他了。我們看他還年輕，才四十四歲，還有挽救的可能，所以就找你們來。你們是他家裏最近的人，回去要好好勸勸他。你們家有六個孩子，有老有小。他出事了，你們怎麽辦呢？我們給你們一條出路，要袁相忱趕快悔改，向政府靠攏，參加學習，這樣我們才能對他放心；不然的話，我們怎麽收拾王明道，照樣怎麽收拾袁相忱。我們一直在給他機會，等他回頭，不過我們的線不能拉得太長，我不能等他太久了。他要是再不悔改，不向政府靠攏，我們就要采取行動了。對他，我們己經算是仁至義盡了。你們不信就等著瞧！我們收拾他很容易，但他要是進去了，你們家一堆孩子怎麽過呀？你是他妻子，所以你要多勸勸他，不要和政府做對；否則的話，會自食其果的。”李處長又對袁老太太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這麽一個兒子。你也要想一想，如果沒有兒子，你怎麽生活呀？你要回去好好勸勸他，讓他好好參加學習，好好參加三自，向政府靠攏，回頭是岸。要不然，你們這一大家子怎麽生活呀？我是為你們好，所以才把你們找來。你們記住我的話，回頭是岸，要不然的話，後果自負。”

　　談話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梁惠珍和婆婆在回來的路上都沉默著；她們己經知道，最後抉擇的時刻己經到了。她們回到家時己經快中午十一點了，梁惠珍進家後先做飯，因為有孩子要吃完飯去上學。等到大的孩子們上了學，小的女兒睡午覺後，梁惠珍才來到袁相忱身邊。袁相忱正在看書，梁惠珍看著丈夫，就有一種悲哀襲上心頭。她想：“要不要把這件事告訴他？”最後她決定還是要告訴他，讓他知道也好。袁相忱也看出妻子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就問：“你怎麽了？”梁惠珍就告訴他說：“李處長今天找我和媽媽談話了。”袁相忱聽了，楞住了，過了一會才問：“談什麽？”梁惠珍說：“要我們勸你參加三自，向政府靠攏。” 袁相忱又問：“是政府叫你們去的嗎？”梁惠珍點點頭，袁相忱又問：“你和媽都去了嗎？”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後，袁相忱馬上明白了，這是最後的爭取，也是最後的通諜，並且這通諜中帶著最實際的利益的威脅：如果袁相忱不肯就範的話，這一大家子怎麽辦？

　　屋裏是一片死一樣的寂靜。袁相忱又把目光集中到書本上，但卻一個字也看不下去。良久之後，袁相忱歎了一口氣，說出了八個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此刻的袁相忱已經完全從那種畏懼、膽怯、軟弱的桎梏中解脫出來了，天好像在刹那間雲開霧散，他對神的信心大增，與神的關係又得到了修複。他告訴妻子：“在神的真道上，懦弱是一種罪；人在軟弱的時候，就是被這種罪所捆綁。所以神對約書亞說：‘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我們也應當剛強壯膽。以前那麽多苦日子不也過來了！我相信神不會給我們承受不了的重擔的，我們若恒久禱告，一心靠主，主就必定保守我們。”

　　危險依舊在一步步地逼進。一天，袁相忱剛講完道，就有一輛汽車“嘎”地停在福音堂門口，有幾個公安人員進來，把在這裏聚會的郝文利帶走了。在袁相忱的福音堂裏逮捕別人，殺雞給猴看的用意是何等的明顯！緊接著就是與袁相忱從一九三四年起就有配搭工作的老同工郭孫惠卿也被捕了。郭太太對袁相忱的福音工作從始至終都是非常支持的，這是政府故意讓袁相忱看一看政府的威風。袁相忱也明白政府的用意，他告訴梁惠珍說：“一個基督徒，要想得著天上的，就不能在乎地上的。”

　　這時期，袁相忱一麵做好了被捕的準備，一麵又堅信，隻要他有信心，神就必保守他脫離這網羅。但他卻忘了：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人不能測透神的旨意，人更無法知道神的計劃。

　　夜晚，輾轉難眠的袁相忱在反複地讀《約伯記》，約伯的話使他大得安慰：“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 黑暗中，神的仆人向神做最深切的禱告：“神啊，不論外麵是何種的環境，我都深信，我的救贖主活著。求你保守我的心懷意念，永遠在你的裏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