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第三部份 “我必定事奉耶和華” 四、再回北京

　　神通過不同的方式揀選每個他所召的人，每個基督徒的道路都不同，蒙神恩典的時間不同，但大家的歸宿卻相同。基督徒的道路是一種殊途同歸式的道路，是條條充滿奇跡、充滿恩惠的道路。神就是藉著一場奇特的病，拯救袁相忱的家人，對袁相忱的禱告作出應允。

　　一九四五年五月，袁相忱收到了一封家裏的快信，是外婆親筆寫的。信中說，母親因患水臌症，目前已臥病在床。外婆年老，妹妹年幼，家中急需要人照料，希望袁相忱全家盡快回來，以便照料生病的母親。袁相忱接到這封信後，心中有一些疑慮，因為母親一向反對他們在農村傳福音。自父親病逝後，她更是多次寫信，找種種理由催他們回北京。這次是不是母親又編出來一個理由，要騙他們回去呢？為了弄清楚實情，袁相忱沒有馬上給家裏覆信，而是先給王明道先生寫了一封信。信中直接告訴王先生：“我家裏來信，說是我母親臥病在床，我不知道是否是實情，還是他們想讓我回去，所以不好答覆。希望您能派人去我家裏看一看，再寫信告訴我，我好盡快做出決定。”王明道先生接到信後，立即讓他教會的同工去袁相忱家中探望，看到袁相忱的母親確實臥病在床，並且病得很重，渾身腫得非常厲害。王明道先生知道真相後，馬上寫信告訴袁相忱：“你母親確實病了，並且病得很重，家中確實無人料理。”袁相忱接到信後，把農村的工作進行了安排，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初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啟程，回到北京。這是袁相忱自一九四零年夏隨裴牧師去河北後第二次回來。

　　一九四五年，袁相忱的母親與外婆住在北京豬市大街，是租的房子。袁禹庭在世時，袁家把整座院子都租下，做二房東，還有一些收入。但袁禹庭去世後，因袁相忱長年不在家，母親與外婆兩個婦道人家管一個院子不太方便，所以就不做二房東了，隻是租了兩間東房自己住。袁相忱全家回來，就與母親和外婆住在一起，袁相忱一家五口住裏屋，母親與外婆住外屋。袁相忱回到家裏，看到母親躺在床上，肚子腫得高高的，原本消瘦的臉也腫得胖乎乎的，連笑一笑都顯得不方便，臉色蠟黃蠟黃的，頭發已脫得差不多要光了，連動一動眼珠都困難。袁相忱看到母親這個樣子，眼淚忍不住就流下來了。他安慰母親，讓她不要害怕，母親無奈地搖搖頭，表示已將不久於人世了。

　　袁相忱滿腹傷心，覺得自己這幾年沒有好好照顧母親，很是虧欠。當時袁相忱在農村，沒有任何收入，母親和外婆在北京也是吃老本，前些年的一些積蓄已經折騰得差不多了，要給母親請好大夫看病，是支付不起了，並且袁相忱一貫堅持自己不吃藥，相信神有醫治的大能，所以他為母親切切地禱告，求神醫治母親，更求神拯救母親的靈魂。

　　在豬市大街離袁相忱住處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神召會的教堂。因為離家近，袁相忱就每天都去那裏為母親禱告。神召會的牧師看袁相忱是個陌生人，就與他交通，交通後才知道袁相忱也是自己的同行，並且在農村服事多年。當時神召會的牧師就向袁相忱約稿，希望他能為神召會的《信勝月刊》寫些東西，還邀請袁相忱在星期天講道，袁相忱答應了。他與神召會的同工們熟識後，有一個叫王哈拿的姐妹知道袁相忱的母親生病需要禱告時，就經常上他家裏與梁惠珍一起為袁母禱告。當時同仁醫院有一個姓於的大夫也是主內的弟兄，他知道袁家的情況後，就主動免費為袁母做檢查。凡到袁家來的弟兄姐妹，都勸袁母要相信耶穌，可袁母就是不表態。看到這種情況，袁相忱就更加恒切地為母親禱告，求神除掉母親剛硬的心，拯救母親。

　　一天傍晚，袁母正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忽然就看到一個穿白大褂的人站在她床前，手裏拿著一包黃色的粉末給她吃，她就吃了。過了一會，袁相忱的外婆又來叫她：“你該吃藥了。 ”袁母就回答：“媽，我不是剛剛吃過了嗎？”袁相忱的外婆很奇怪，就問：“誰給你吃了藥？”袁母回答說：“是一個穿白大褂的，我不認識的人。”外婆又問：“吃的是什麽藥？ ”袁母回答說：“是黃色的粉末”，並說，“我真的吃過藥了，不用再吃了。”說完就閉上眼睡覺。外婆很奇怪，就把這事對袁相忱說了。袁相忱想，全家人都沒有送藥給母親吃，當時屋裏也沒有外人，這難道是異象？是神藉著這個神跡讓母親親自體驗到神的醫治的大能？於是他就對外婆說：“母親不吃藥就算了。”說完後他又馬上回到房裏禱告：“神啊，感謝你在我們身上所做的一切。剛才的事如果真是你施行的奇跡，就求你盡快顯明你的旨意，好讓我們能更好地為你作見證。”

　　果然，從第二天開始，母親身上的腫就開始消退了。於大夫來給袁母做例行檢查的時候，反複地在袁母的肚子上量來量去，最後告訴袁相忱：“你母親的腫己比昨天好一些了。”袁相忱立即高聲讚美神，並對於大夫講了頭天晚上的事，於是大家又一同讚美神。從那天以後，袁母藥就不吃了，但身體卻一天天地好轉過來。腫消了，頭發又長出來了，眼睛也恢複了光澤和活力，吃東西也有胃口了，漸漸地又可以下床走路了。

　　在死亡線上打過一個趔趄的母親，重新站在袁相忱麵前時，已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新人了。她經曆了神的大能，逢人就說：“感謝神，我這病是神醫治的！我過去老不信有神，現在神就親自醫治我，讓我看到他的大能。我現在信了，再也不會去燒香念佛，拜那些假神了。”袁相忱的外婆當時已年逾古稀，她說自己活了多少年，就拜了多久的佛，但在七十多歲的時候，她看到了神在自己女兒身上所施行的大能，所以她與女兒一起砸碎偶像，開始敬拜真神。

　　袁相忱在神麵前深深地飲泣，以淚水表達他難言的感恩。整整十三年了，袁相忱無數次地為自己的家人流淚向神禱告，求神拯救他們，求神拆除他與家人之間因信仰帶來的隔閡，求神為他預備一個真正在神的裏麵合一的家庭，求神醫治他們這個家庭中所有的裂痕與創傷。這是一個受過無數次重創的家庭，是一個惟有用神的愛才能彌合的空缺。這一天終於來了！回過頭來再想想當初自己信主時家人的逼迫，那時袁相忱也是一百個想不通，曾無數次地間神：“為什麽讓我遇到這麽不理解我的父母？為什麽逼迫偏偏是從家裏來的？為什麽讓我們原本淡薄的親情，不僅沒有因我的信主而彌合，反倒如同雪上加霜？”現在他明白了，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家庭的逼迫是神許可的試煉，為的是要成就神對他無比的祝福，也要成就神對這個家庭的無比的祝福。

　　神啊，你給予你的兒女的都是愛。

　　從一九四五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冬天，袁相忱就是藉著星期天講道及平時做一些兼職的翻譯工作，維持著他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日子雖然緊了些，但心靈重卻很快樂。袁相忱自己信主十三年後，才第一次可以在自己家中有一個所有家庭成員都參加的崇拜。這是多麽來之不易啊！母親的身體一天天地恢複起來，袁相忱又有了新的計劃：過一段時間，等母親身體穩定後，他還是要去農村傳福音，並且要帶著母親和外婆一起去。

　　一天，在神召會教堂禱告結束後，一個叫冉約翰的丹麥籍年輕人來找袁相忱。冉約翰的父親是神召會的傳道人，早年來華傳道，冉約翰就出生在中國，所以能講一口地道的北京話。日本投降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爭戰再次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美國成立了軍事調停委員會，總部設在北京協和醫院，專門調停兩黨之間的矛盾。英語、中文皆精通的冉約翰就在軍調部任翻譯。當時中國被日本占領八年，年輕一代學的都是日語；現在日本投降了，英語人才的需求量大了，但會英語的人卻不多。冉約翰聽過袁相忱幾次講道，對他印象很好；又聽說袁相忱的英語相當不錯，而生活又比較緊張，於是就來問袁相忱，願不願意去軍調部當翻譯？若願意的話，他可以舉薦，因為軍調部急缺中英文翻譯，並且待遇非常優厚。袁相忱回答他說：“我是傳福音的，這就是我的工作，我不會再考慮做其它全職的屬世的工作。”

　　冉約翰聽了後，很欽佩袁相忱的信心，就問他：“你願意在不妨礙傳福音的同時，做一些兼職工作以維持生活嗎？”袁相忱說，“可以考慮。”冉約翰就告訴他，東四有一個原屬美國人的華語學校，日美開戰後，被日本人占用，現在日本投降了，這個學校也應還給美國人。但目前美國人還沒有精力接手管理，所以冉約翰就以第三國的身份，把這座大樓先接手過來，把它改裝成一個旅館兼飯店，專門接待外國人。有許多從山東濰縣集中營出來的美國人，都要來北京辦事、買東西或等飛機回國，就住在這個飯店裏，所以生意還可以。冉約翰自己在軍調部工作，沒時間去打理飯店的生意，想找個可靠的人去幫他打理。袁相忱想了想，回答他：“我可以去，但每天隻能去半天，因為我下午還要出來傳福音，有時還要講道，帶領聚會。”冉約翰聽了很高興，就說：“去半天也可以，你就幫我收錢吧。有客人住後，你就登記一下，收一下錢；沒客人的時候，你就可以靈修。”於是兩個人都挺滿意，就算談妥了。第二天，袁相忱就去了飯店上班，邊工作邊靈修，有時還整理一些屬靈的文章。

　　一九四五年深秋的一天，袁相忱正坐在那裏看一份屬靈刊物，有一位客人來住店。這位客人是挪威籍的牧師，中文名字叫蘇朝生，屬挪威神召會。他在河北新保安一帶傳道，此次專程來北京是為醫治牙疾。袁相忱為他安排了房間，收了錢，又讓服務員帶蘇牧師去休息。以後幾天，蘇牧師出去看病，進進出出都與袁相忱相互問候，但並無深談。約一個星期後，蘇牧師下樓來找袁相忱，用中文問他：“你是基督徒嗎？”袁相忱回答說“是”，並問蘇牧師： “你怎麽知道的？”蘇牧師說，“我看到你的桌子上有英文聖經，還有一些屬靈刊物，有時還看到你在讀聖經。”蘇牧師還作了一個翻書的動作，逗得袁相忱笑了。就這樣，他們二人就算是在主裏又認識了一回。

　　有一天，蘇牧師把袁相忱請到他的房間，問他：“你識不識五線譜？”袁相忱說“識”，蘇牧師就告訴袁相忱，他聽別人唱過“耶穌家庭”出版的一本詩歌集，很喜歡其中的歌，可是因為那些歌譜是用簡譜標識的，而他又不認識簡譜，所以想學著唱一唱都沒辦法。他又接著說：“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幫我把簡譜翻譯成五線譜？”袁相忱說，“可以啊！你把詩歌本給我，我有空的時候就幫你譯一下。”於是蘇牧師就把詩歌本交給袁相忱，讓他幫忙譯成五線譜。

　　從那以後，袁相忱與蘇牧師就逐漸熟悉起來，大家在交通中了解了對方的信仰及工作情況。當蘇牧師得知袁相忱在河北農村工作過五年時，相仿的經曆更拉近了他們之間的距離。他們一同暢談工作中的得失感受，也更多地提到了如何在現在的情況下，更好地開展工作的一些想法。袁相忱幫蘇牧師譯的第一個五線譜曲子是詩篇第二十三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一天下午，蘇牧師又與袁相忱交通，交通時他說自己有感動要在北京開展工作，問袁相忱有什麽想法？袁相忱說：“北京已經有很多傳道人，這裏不需要我們了。我這次回來是因為母親生病，我將來還是要回農村去。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但農村的教會太少，傳道人也少。我的呼召是在農村，農村生活雖然苦，但做神的工作卻是甘甜的。等過一段時間我母親的身體穩定以後，局勢稍微好轉一些，我就帶著全家老小一起到農村去。”

　　然而局勢卻並沒有好轉。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國共和談破裂，中國局勢進一步惡化，共產黨為了實現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把河北的一段鐵路都拆了，並且對城市的包圍圈越縮越小。袁相忱想要全家拖老帶小地再回農村，就不大容易了，因為當時袁相忱的外婆已近八十高齡，她多次表示自己決不去農村。如果袁相忱非要去，那就把她一個人留在北京城裏。這讓袁相忱很為難，因為外婆就生了母親這麽一個孩子，除去袁相忱一家外，她就無依無靠。把一個無依無靠的高齡老人留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這一點袁相忱無論如何也是做不到的。

　　這一段時期，袁相忱心中有些迷惘。他老想著去農村，但條件卻總是不允許。先是母親身體不好，後來又是外邊局勢不穩，戰爭不斷，再後來又是妻子懷了第四胎，行動不便，不能長途旅行。袁相忱去農村的計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現實的條件所拖延，他心中有一種感覺：這拖延還會持續下去，到什麽時候，他也說不清。這時期袁相忱向神禱告的內容，重點就是求神引導他的工作方向，因為他總是搞不清楚神為什麽不許可他立即就到農村去，而老是讓他在城裏耽擱，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事奉。他更加謙卑地時時省察自己，害怕是因他自己的過犯而使神棄絕他的服事。當時他不明白，這也是神給他的一個新的功課，讓他學習洞察何為神的心意。他告訴自己說，也許有些事情，是神的旨意，但不是神的時間，需要靜心等候。“那我就等候吧！”有時他的心情也很苦悶，他還不知道神會藉著這一特殊的時間，要把一項新的工作交在他的手中，要親自地以事實提醒他：一個神的工人，在哪裏服事並不重要，關鍵是他的服事是否做在神的心意上，是否全心全意地投入神的工作。袁相忱不斷地求神使他能盡快地全心投入神的工作，他不知道神會以何種方式引領他以後的事奉，隻知道他不能再耽誤時間了，應該盡快進入事奉崗位，讓他的一切都百分之百地為神所使用。

　　一個下午，他和蘇牧師一起在房間裏編譯詩歌本。快到傍晚的時候，蘇牧師說：“休息一下，咱們出去走一走，透透空氣吧。”於是他們兩人就騎車來到街上，漫無目的地閑逛。他們邊騎邊聊，一直從住的地方騎到阜城門，忽然蘇牧師抬頭看見了路邊有座福音堂，門口的福音堂的大牌匾還掛著，但門卻是被貼上封條的。袁相忱也看到了，心想：這個福音堂怎麽會被封呢？於是兩個人就下車，過去看個究竟。門口的封條是民國政府封的，上麵有貼封的年月和國民政府的紅印。趴在玻璃上往裏一看，裏麵的麵積足有幾十個平方米，坐得下二三百人；屋子裏有一排排的長凳、風琴架，還有講壇，是一個現成的很好的福音堂。他們兩個都奇怪為什麽沒有人管理，於是就問在旁邊開店做買賣的人，有沒有人管理這個福音堂。那人告訴他們，福音堂有個看門的人還住在後麵的小屋裏，於是他們兩個又繞到房子的後麵，找到了那個看門人。看門人告訴他們，這福音堂以前是由日本人幟田金雄租下來的。日本投降後，幟田金雄被集中在東單集中營裏，等待遣返日本。國民政府以為這房子是日本人的，是屬於日本的產業，所以就把它封起來了，而實際上這房子也是日本人租的，不是買的，真正的房東是中國人，叫李少鵬。國民政府沒有認真調查就把房子封了，搞得房東也倒了楣，好好的房子空在這裏，一分錢的房租也拿不到。

　　幟田金雄是日本的一個牧師，在美國讀過書，後來到中國傳道，是一個較有名氣的日本牧師，當時曾任“中華基督教團”的領袖。袁相忱回到北京後聽說過他，但彼此並無聯係，並且袁相忱是六月份才回到北京的；回來後不久，日本就宣布無條件投降，幟田金雄也被集中了。

　　聽看門的人這麽一說，袁相忱和蘇朝生兩個人不約而同地：“房東的地址在哪裏？我們想打聽一下，這房子他願不願意出租？”看門的人就告訴他們：“房東住兵部灣十九號，叫李少鵬，你們去找找他，他肯定願意出租。”當時，袁相忱和蘇朝生還進福音堂的後院看了看，才發現這是很大的一處院子，前邊的福音堂是三間門臉，與後麵的大間房子呈井字型排列。後麵外帶一個小院，院裏還有三間小耳房，合起來一共是大大小小十二間房間，外加一個院子，真是理想的聚會場所。兩個人看後覺得非常滿意，於是袁相忱就決定找一個時間，去和房東談一談。

　　回到家裏後，袁相忱就把這事與妻子說了，梁惠珍以一個女性的細心勸丈夫：“這事你先別急，要好好禱告。你要確實清楚是否神的旨意，再考慮具體的細節。如果真是神的旨意，不僅為你預備事奉的地方，更為你預備事奉的平安道路。我們還是先禱告等候吧。”一連幾天的禱告，袁相忱覺得心裏很平安。這期間他多次自己一個人去阜成門，在那所被封條貼得死死的院子周圍走來走去，越走越覺得這真是個傳福音聚會的好場所。這三間門麵房緊靠北京的要道阜成門，交通方便，街市繁華，人群來往頻繁，再加上附近有著名的白塔寺，白塔寺每月就有兩次廟會。廟會時各種身份的人們從四麵八方趕來，有做買賣的、有舉家逛廟會的、更有友人相聚、結伴出遊的，是一個傳福音的絕好機會。更有利的是，這裏原來就是一個福音堂，有現成的設施，不僅免去了重新布置、打理的費財費時費力，而且肯定還會有一定的工作基礎，有固定的信徒隊伍。這些條件對於多年在農村事奉，對北京的福音工作己較生疏的袁相忱來說，是極好的，也是極其重要的。他越來越喜歡這個地方，多次趴在玻璃上往裏看，屋裏的板凳、黑板、講壇，這一切對他來說，都是既陌生又熟悉的：陌生的是這畢竟是一個自己不曾工作過的地方，熟悉的是這一切都是他從事奉之日起，就經常接觸的用品。他的心中滿有平安，也滿有喜樂，一掃前一段時間的迷惘之感。

　　一次他騎著自行車帶著六歲的大兒子袁福音，一起去了阜成門一百六十號，去看那座被查封了的福音堂。他抱起福音來，讓他趴在玻璃上往裏看，福音就問：“爸爸，這是什麽地方？ ”袁相忱就回答說：“這是傳福音的地方。”福音又問：“是誰的？”袁相忱就逗他：“以後我們全家就在這裏傳福音好嗎？”福音說：“太好了！我喜歡這裏，我來幫你一起傳福音。”袁相忱聽了很高興，就計劃近幾天抽空去找房東談一談，但他高興的同時又擔心這隻是他個人的喜好或想法，耽心他以個人的決定代替神的旨意，更怕他因個人的情緒愛好而攔阻了神的工作。所以在找房東前，他就對神說：“神啊，如果這是你的旨意，就求你讓這件事順利成就，讓房東能痛快地答應租這個房子給我，並且租價是合理的。如果這不是出於你的旨意，就求你在這件事上攔阻，顯明你的旨意，好讓我知道還應進一步等候。”

　　袁相忱去找房東前也與蘇朝生商量過，是兩個人一起去，還是袁相忱一個人去？最後兩人一致決定：由袁相忱一個人出麵去找房東，最主要的原因是考慮到房東因把房子租給外國人，才惹來了房子被封的麻煩，耽心房主如果再看到有外國人，心裏就會有顧慮，不肯出租。於是袁相忱就一個人騎車來到前門兵部灣十九號，一打聽就找著了房主。房主李少鵬是個性格直率的中年人，他聽說袁相忱想租他在阜成門的房子，很高興，但高興之後就是一大通的牢騷。他說，那處院子確實是他自己的，是當初日本人租用的；沒想到日本投降後，卻被國民政府誤當作日本人的產業而封閉。半年多了，他去找過幾次市政廳的人，但都不了了之，沒有給他一個明確的說法，這半年多房子就這樣空著，不僅拿不到一分錢的租金，還白跑了許多冤枉路，花了許多冤枉錢，受了許多冤枉氣，求爺爺告奶奶地一層層地往上托人找政府的官老爺們，結果直到現在還是沒有開封。

　　說完這一通牢騷後，他又很灰心地對袁相枕說：“我願意租給你，可是這房子你也不一定能租得成，因為現在關鍵不是在我身上，而是在市政府的官員們。他們給你開了封，這房子才能租；否則你就是一天給我一百兩黃金也不管用。並且現在看來，要找市政府開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咱們這些小老百姓平時就是跟那些官員們說句話問聲好，都難得搭得上話，更別說現在是有求於他們。這樣吧，你願意租這個房，我也願意租給你，咱們就先說好個價，你覺得價錢合適了，再去想辦法找市政府開封。若覺得不合適，就省得麻煩了，免得你花了錢，跑了路，幫我開了封，又因為價格不合適而白費力氣，這樣我也覺得過意不去。我們先把價談好了，你再去辦開封的事，辦成了你就租下，辦不成就拉倒，兩不虧欠。”

　　房主的意思很明顯，他己經不想再去跟政府打交道了。若是想租房子，就得自己去市政府想辦法開封。袁相忱聽了，覺得房主的話有道理，也很喜歡他的直爽勁。最後他們又談了幾次，就把房租的價格定為每月為三百斤小米的價錢。為什麽房租不用錢直接算而是用小米的價錢呢？這是因為當時正處在內戰時期，貨幣極不穩定，一貶再貶，用錢已不能準確地表達房子的價值了。袁相忱與房主商定，每月交房租的時候，就按當天的米價來計算，每月的房租就是交當天的三百斤小米的價錢；交的還是錢，但錢的多少卻由市場的米價來定。這真是鈔票的作用的一種倒退。這種交房租的辦法本身也說明了當時的局勢是多麽地不穩定，社會是多麽地混亂。

　　價格談好後，剩下該辦的就是如何使市政府同意開封了。袁相忱是個在北京舉目無親的平民，他本來就不是北京人，再加上近幾年又都在農村，回來也是在教會這個小圈子裏，所以在北京辦這些屬世的、與人打交道的事，他根本就不知道該找什麽路，最主要的是他本來就不是一個適合辦這類事的人。可以說，他這個人除了傳福音比較在行，其他一切基本上都不行。而蘇牧師也是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出頭辦事也有諸多的不便和不了解。他們兩個人一商量，市政府連一個認識的人都沒有，更不要說是肯幫忙辦事的熟人了。二人就有些泄氣，但泄氣之後心中又有很大的責備：為什麽沒有想到求神呢？袁相忱責備著自己：“這本來就是神的工作，如果是出於神的旨意，神必會負完全的責任，為這件事打開通達的路，讓一切在世人眼中看為不可能的事，都變成可能。我的信心為什麽竟然這麽小？一有事情，就被那些表麵的問題所難住，忘了自己做事的本源，真是虧欠啊！”於是袁相忱就一個人在屋子裏禱告，他把這件事完全交托在神的手裏，求神按他自己的意誌來成就，使這件事情的結果成為神對在阜成門開福音堂這件事是否允許的又一個憑證。他和蘇牧師也約定好了日期，準備一起到市政府，直接找管事的部門，不送禮、不請客，完全托付在神手中，看神如何帶領。

　　當時日本已經投降，美國有許多軍用物品因戰爭的結束而顯得多餘了，就決定把許多能夠轉為民用的物品在中國市場低價出售，一輛吉普車才賣五百美金，非常便宜。蘇朝生牧師知道這一消息後，就趕去天津買了一輛舊的吉普車，價格雖然低，但卻非常好用，蘇牧師用一句中國話來形容這輛車：物美價廉。蘇牧師和袁相忱一起把買來的車進行了一番改裝，把車身塗成了白色，在車身的側麵和後麵都寫上“福音車”三個字，這部吉普車退役後不僅成了民用車，而且更是身負使命的福音車，徹底摒棄戰爭的硝煙味。蘇牧師駕著福音車在北京街上一走，有很多人都圍著看，他就給圍觀的人發單張傳福音，福音車真正派上了用場。

　　蘇牧師和袁相忱去市政府的那一天，也駕著這輛剛買的福音車，他把車直接開到市政府所在地西花廳。一下車，門口站崗的就對他們非常客氣。他們找到了負責管理查封日本人產業的辦公室後，辦公室的人員一看進來了一個高鼻子、黃頭發、藍眼睛的外國人，就以為蘇牧師是美國人，而美國人當時在中國是格外受到優待的，是高貴的朋友，所以就對他們格外熱情。聽蘇牧師講完事情的來由後，負責人就一個勁地說，“這件事好辦、好辦！我們一定會盡快查清楚，在最短時間內解決。”之後，又恭敬地遞上自己的名片，告訴蘇牧師：“以後有事，盡管來找我們，我們調查後一定馬上給你們答覆。”他們兩人出來的時候，市政府的人還握手送他們到門口。在沒著手辦之前想得千難萬難的事，沒想到卻辦得這麽順利。他們兩個人從市政府出來後，高興得都笑出來，這真是神的恩典，是神為他們開的路。

　　袁相忱拿出主管人員送的名片，仔細一看，又發現了一個大的驚喜：這位姓劉的主管人員的住址，竟然與袁相忱的老師王克忱先生相同，是住在同一個院子裏的鄰居。王克忱先生是王明道先生的同工，也是袁相忱在青年會讀書時的數學老師，多年來與袁相忱都保持著聯係，並且彼此關係很好。袁相忱把這一發現告訴蘇牧師後，蘇牧師也感到非常驚喜。兩人商量過後，就決定下午去王克忱先生家裏，把這件事跟他也說一說，看看他有什麽感動沒有。

　　當天下午，袁相忱又帶著蘇牧師來找王克忱老先生。王先生聽完他們的來意後，很讚同袁相忱開福音堂的做法，也為他找到合適的地方而高興。他還告訴袁相忱，市政府的劉先生確實住在他們院子裏，並且兩家關係還不錯。按王先生估計，如果阜成門的門麵真的是中國人的產業，是被誤封的，應該很快就能開封。他勸袁相忱安心禱告，靜心等候，他會找鄰居再說一說實情。如果是神的旨意，神一定會成就的。

　　接下來的日子，袁相忱就一麵禱告，一麵藉著信心預備福音堂開辦所需要的準備工作。那時他還是上午在冉約翰的飯店裏收錢，下午去傳福音或做一些屬靈文章的翻譯工作。空閑的時候，他一個人常常設想著以後如果真的開了福音堂，該如何工作。越想信心就越大，信心越大就更加盼望能早日開始工作。兩個星期後，市政府的人通知房東李少鵬：“根據調查，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確實是你私人產業，被誤認為日本人產業屬誤封。現在市政府決定為阜成門一百六十號開封，歸還私人使用。”房東接到通知後就馬上來找袁相忱，說：“我沒想到這麽快就開封了！現在就把鑰匙交給你，房租還是按我們以前商定的。”袁相忱就去找蘇牧師，把這一情況告訴他，蘇牧師也很高興。當天，兩人就來到阜成門，看到封條已經撕了。他們用鑰匙打開門後，第一次進入裏麵，看到了整個福音堂的原貌，福音堂裏麵積滿了厚厚的灰塵，一些基本用具雖然東倒西歪，但卻一應俱全。

　　更讓袁相忱高興的是，講壇的前方，有一個地窖，用木板蓋著。打開木板一看，原來是個施浸用的大水泥池子。袁相忱在受洗問題上也是主張施浸。這個池子是在地下，袁相忱以前幾次從外邊看，都沒看到，就以為沒有浸池，還準備拿到鑰匙後，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動手買材料砌一個浸池，沒想到這一切神都為他預備好了，又為他節省了一筆不小的開支。袁相忱對妻子說：“神真是體恤我們，知道我們沒有錢，所以就為我們預備了一個不需要再買用俱或裝修的地方。現在我們就隻要把它打掃乾淨，寫一些宣傳標語就行了。”梁惠珍說：“這些事情我們自己動手做吧，我來負責打掃衛生和寫標語。”

　　第二天，梁惠珍就帶著大兒子袁福音，從家裏帶來了掃帚等工具，用兩天時間把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的所有房間，都打掃得乾乾淨淨。福音真的是像個大孩子了，他幫媽媽一起幹活，收拾東西，跑前跑後，十分賣力。有些高處的或重的東西，就由袁相忱下午從冉約翰的飯店下班回來後再做。一家人忙了幾天，屋裏屋外都變得乾淨利落了。梁惠珍又去買了筆和墨，寫了兩幅經文條幅貼在門兩邊的窗上，一幅是：“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的路”；另一幅是：“罪的工價乃是死，神的恩賜是永生。”梁惠珍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她的字端莊秀麗，頗拿得出手。福音堂的窗玻璃上也被她做了各種設計，布置了一些簡單的圖畫來傳福音。福音堂一改往日灰頭土臉的樣子，變得容光煥發。袁相忱準備近日內就把家全部搬過來，要在這裏開始他新的事奉。

　　一天下午，蘇牧師來了。他看到福音堂已裝飾一新，很高興，這裏看看，那裏摸摸。過了一會，又拿出尺子來量外邊牌匾的尺寸。袁相忱看他爬高爬低地量個不停，就很奇怪，問他要幹什麽？蘇牧師說：“量牌匾啊！不量尺寸怎麽去做牌匾呢？”袁相忱更奇怪了：“外邊不是有一個現成的牌匾嗎？牌匾還能用，就不要花那些錢了。”蘇牧師說：“你看看，這個牌匾能用嗎？上麵寫的什麽？”袁相忱看了看牌匾，雖然牌匾有些舊，但前兩天己被他用布擦乾淨了，上麵的“福音堂”三個字端莊得體，沒有什麽不能用的地方。蘇牧師看他一幅迷惑樣，就說： “我們是神召會，要掛神召會的牌子，不掛這個福音堂的牌子。”

　　袁相忱楞住了。在這之前，蘇牧師反複地說過“咱們兩個一起同工”，袁相忱也表示歡迎，可是他所認為的“同工”，隻是一同工作，沒有涉及到教會的所屬問題；而現在看來，蘇牧師想的卻是教會的所屬問題。這個分歧終於出現了。袁相忱想了想，對蘇牧師說：“不要掛神召會的牌子，就用這個福音堂的牌子。”蘇牧師說：“那不行。如果不掛神召會的牌子，房租也沒有組織替我們出，你的工資問題也解決不了，教會的零碎開支更是沒有著落。現在剛開堂，沒幾個信徒，靠信徒的奉獻，絕對解決不了這些需求，更不要說再往大擴展了。”

　　聽到這裏，袁相忱全部明白了：蘇牧師是希望這個福音堂用神召會的名義開辦，然後各項費用，包括袁相忱的工資，都由神召會總部來解決。這個辦法當然既省事又可靠，可是袁相忱卻最不能接受這種事奉方法。他認為一個傳道人可以在工作中與人合作，但生活的問題一定要單單地仰望主，否則就會出現依靠組織、依靠人過於依靠神的現象。蘇牧師的擔憂確實是實情：教會剛開辦，單靠信徒的奉獻連交房租都不夠；這時候如果能有一個組織來幫助，確實能解決很多實際問題。可是袁相忱一直都不願意這麽做，因為他覺得一旦加入一個組織，就難免會由於錢的緣故，受很多出於人的領導，以致於不能夠單單地仰望神，不能夠學習如何在困難中單單地信靠神。

　　回想一九三八年，他結束神學裝備後，完全可以留在遠東聖書學院服事，過一種不愁吃穿的穩定生活，可是他不願意接受以工資為形式的事奉所得，所以就一個人去了天津。在天津雖然沒有完全擺脫這種事奉形式，但畢竟走出了有獨立意味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三九年，他回到北京後，一邊做翻譯掙錢養家，一邊事奉，就開始嚐試一種不受工資約束的自由事奉。通過這次嚐試，他知道了一個傳道人就是應當這樣，受神直接的供養與差派。在農村的五年中，袁相忱作為一個傳道人，就住在鄉親們家裏，受神直接的供養。這五年使他形成了自己基本的一套事奉方法和觀念，也使他的信心由理論而結出了豐碩的實踐之果，使他更加堅信：一個傳道人，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應該堅持直接受神的供養，而不是加入某個組織，按月領工資，如同世俗的人一般。

　　但為主工作的時候，經常會遇到一些很實際的問題，也經常有一些直接就能解決問題的方法，要比等候或禱告看起來更實際，所以人的信心也常會受到挑戰，受到引誘。此刻袁相忱又麵臨這個已是老朋友的問題，但他依然很堅定，他相信這是神對他個人的帶領方式。他向蘇朝生牧師表達了他的想法：“我非常感謝你為我所設想的這些，但是我不想加入任何一個組織，尤其是外國的差會；我也不想拿任何組織的固定工資，如同外邦人上班打工一樣。我隻願意在這個福音堂裏做主所托付的工作。主給我一個羊，我就牧養一個；給我兩個，我就牧養兩個。傳福音的當靠福音養生。工作少，奉獻少，我就可以用帶職事奉的辦法維持家庭生活；工作多，奉獻夠我們的基本開銷後，我就專心全時間完成神的托付。我不求名聲響，也不求排場大，隻願意做一個忠心的小仆人。主托付一份工作，我就努力做好一份。神的恩典是夠我用的。”

　　蘇牧師聽了，好久沒有說話。過了一會，他又很堅決地對袁相忱說：“袁弟兄，你可想好了？這麽大的一處房子，租金問題就夠你受的了！你不掛神召會的牌子，工資也沒有，一家老小怎麽生活？你再仔細想想，先不要做出決定，以免以後後悔。我說這些全是為你好。”袁相忱說：“我不用再想了！這個問題從我讀神學畢業起就開始想了，我一輩子都不準備加入某個組織，也不準備領這種工資，但我相信，神一輩子也絕不會讓我缺乏，必負我完全的責任。我希望你能夠尊重我的意思，拋開組織，拋開金錢，大家就在這裏彼此同工，牧養這個教會的信徒，完成神所托付給我們的工作。”蘇牧師說：“我是挪威神召會差派來的牧師，我不會脫離母會的，並且現在不拿現成工資的傳道人有幾個呢？這也是神供養我們的一種方式。再說有教會在背後支持，對以後的工作開展擴大會很有利，至少免去了你經費上的籌措問題。我還是勸你不要匆忙做決定，掛神召會的牌子對你會有很大好處的。你再考慮考慮吧！”袁相忱說：“我相信神對每個人的帶領方式都不一樣。使徒時代的工人從來沒有固定的工資，但是他們傳福音的火熱和功效是無可比擬的。我們今天要把福音傳出去，也應該像當初的使徒們一樣，使徒們的所作所為就是我們的典範。大家都傳一個耶穌，不要設立什麽派別，更不要以派別而劃定範圍。我不同意掛神召會的牌子，就是這個意思。我不加入任何宗派，也不領任何組織的錢。”

　　話說到這種情況，彼此都有些僵，蘇牧師一再耐著性子讓袁相忱考慮一下加入神召會的事，而袁相忱也反複表了態。兩個人誰都不肯讓步，連一點緩和的餘地都沒有。最後蘇牧師撂下一句話：“如果這樣的話，咱們無法同工，那我就退出。如果你以後有困難了，再來通知我。”他的意思很明顯，他不相信袁相忱能獨力把福音堂的工作支撐下來。每月三百斤小米的租金，對袁相忱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蘇牧師說完了話，頭也沒回地走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在市政府開封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的幾天後，福音堂就正式開堂了。但開堂不久，袁相忱果然就遇到了經費上的問題。開堂布道前，袁相忱估計因為這裏是老福音堂，會有一些老信徒因福音堂的重開而回來，結果卻根本不是這樣。原因很簡單，當初幟田金雄在這裏的時候，其實就沒有多少中國信徒，再加上袁相忱近幾年都在農村服事，對北京的信徒根本不熟悉，所以也沒有信徒知道這裏開了福音堂，也就是說，這個福音堂光有支出，沒有收入。第一個月內，袁相忱看到這種情況，除了在冉約翰的飯店工作半天之外，又在外麵接了翻譯的工作在晚上來做，有時甚至要做到半夜才休息。但一個月下來，他所有的收入加起來都不夠交房租，這還沒算全家人的日常開銷。

　　到了交房租的那天，梁惠珍拿出了結婚時娘家給自己的一些陪嫁錢，補足不夠的那部份款，袁相忱才去前門房東家裏把錢交了。這困難也是預料之中的，但又比預料中的更大。蘇牧師對形勢的分析是對的，經費的問題是這個小福音堂的一個很大的壓力，但他沒想到，麵對這種壓力，袁相忱卻沒有回頭去找他，沒有去要那份等候在那裏的支持。他隻是對妻子說：“ 不管怎麽樣，我們一定要等候神，自己生活苦一些沒關係，這是神對我們的試煉，看我們能否堅持到底。”

　　袁相忱認為最大的困難不是經濟上的，而是來自於傳福音的果效上。開堂的第一天，袁相忱把母親和妻子、孩子都發動起來，讓他們坐好了，然後自己就站在講台上開始敲鼓，領家人唱詩。他把所有的門窗都打開，為的是讓街上的人能聽到鼓聲，能聽到唱詩的聲音，好進來一起聚會。盡管北京當時還是春寒陣陣，但他們全家卻毫不在意。外邊的人確實是聽到鼓聲和歌聲了，但大家隻是圍在門口往裏看，袁相忱再三地請他們進來，他們都不肯；並且袁相忱越是邀請他們進來，他們就越往後退，最後又都散開了。倒是有個人探進身來問了一句： “你們這麽熱鬧，是賣藥的嗎？”原來這人根本不知道“福音堂”為何物，看到個“堂”字，就以為是藥麽。當他得知這裏是傳福音的地方後，就轉身走了。開堂第一天，袁相忱就為自己的家人講了一個專題講座：“如何把你所求的告訴神。”袁相忱講的時間很短，講完後全家人一起為福音堂的工作向神禱吉，求神開路。

　　第二次開堂布道的時候，袁相忱總結了上次的經驗，覺得光在屋裏敲鼓唱歌是不行的，縱使你把門窗打開，但人們一般也不肯貿然進來。所以，他就決定主動出擊，一大早就把鼓抱出去擺在門口，然後他們全家人就站成一排，大家一起隨著袁相忱的鼓點唱詩歌，所唱的詩歌簡潔明快，反複重唱：“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有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為要救罪人。”這一招果然奏效，歌聲一響，人們忽拉一下子就圍了上來，看有什麽事。他們全家依然繼續唱。等圍的人很多了，袁相忱就對大家說：“我們是傳福音的，想得永生的人請進來聽我們詳細地講。”於是人們你看我，我看你，但沒有一個挪動腳步的。袁相忱又繼續說：“這福音是白白送給我們的，不要花一分錢就可以得著，得著的人就有永生，就能上天堂。”人們一聽不要花一分錢，就放了心，於是有幾個愛熱鬧又膽大的人就帶頭走了進來，後麵又有幾個也就跟著進來，袁相忱就回到講台上，趁熱打鐵地向大家傳起福音來。但聽了一會，有幾個人就不耐煩了，出去幹別的事了；還有幾個勉強聽到最後，也沒什麽表示，並且以後再也不見蹤影了。

　　傳福音本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是一項極其繁瑣的工作，需要極大的耐心和毅力，也需要工作的方法和技巧，更需要耐心等候。袁相忱為福音的工作一邊切切地祈求禱告，一邊又對自己說：“等候吧！我隻是撒種的，真正能讓種子生長的是神。我現在應該隻問耕耘，不求收獲，因為還不到收獲的時候。”他依舊滿懷盼望的心，每星期三次帶著全家老小在門外敲鼓唱詩，以最簡單、最熱鬧的方式來傳達一個一成不變的真理。若是碰上白塔寺有廟會，袁相忱也會多加一次布道，因為廟會實在是個傳福音的好機會。

　　阜成們福音堂開堂不久，袁相忱就去了東單的集中營看望幟田金雄。他之所以要去，原因很簡單：福音堂中的許多用俱都是幟田金雄留下的，雖然他現在是作為戰犯被集中，失去自由，而且這些東西一起被政府查封，又一起交還給房主；將來幟田金雄被遣返回日本的時候，也不能把這些東西帶走，但這些東西畢竟是他的，袁相忱覺得用了人家的東西要領情，並且也應該趁著他還在中國的時候去跟他打個招呼，以示起碼的禮節。

　　他到了東單的集中營中，告訴看守，他想見幟田金雄，看守就問他是幟田金雄的什麽人？袁相忱想了想，就說算是認識的朋友吧。看守進去請示，不一會就又出來，請袁相忱進到一間屋子裏。過了一會，幟田金雄就被帶來了。袁相忱就對他說明來意，告訴他：“我己經去市政府開了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的封條，並且向房主李少鵬租下了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現在己經在那裏開堂布道了。你的那些椅子講台等用俱，暫且也沒有其它用處，所以我就先用了。我來就是向你打一聲招呼，告訴你這些情況，也來向你致謝。”袁相忱極謙和地說了這番話，沒想到幟田金雄聽完後卻非常生氣。他用中國話對袁相忱說：“你用我的東西是小事情，那些東西又不值什麽錢，我也不在乎；但最關鍵是你用我的福音堂，要先徵得我的同意。你沒有經過我同意，怎　能隨便打開我的福音堂使用呢？”袁相忱又向他解釋：“第一，這個福音堂不是我自己打開的，而是國民政府開了封條，房主給了鑰匙打開的。第二，你雖然租了這個地方，但後來你被集中了。房子先是被封，後來又歸還給房主使用。不管你當初是與房主如何簽約的，但在這種情況下，房主完全有權利處理他自己的產業。”幟田金雄聽了，仍然不高興。他一再強調，袁相忱應該先找他，經他的同意後才能用那所房子。袁相忱也就不和他計較，知道他被集中這　久，可能心情不好；又想自己來隻是盡一點本份，不被理解也就算了，反正這個福音堂是合法開辦的。

　　在開堂的最初一個月裏，基本上就是袁相忱一家人在聚會，但袁相忱依然鄭重其事，唱詩、禱告、講道，沒有絲毫馬虎。他心裏知道，在看不到明顯的效果的時候，更需要自己謹慎自守。他們全家經常圍坐在一起，切切地求神為他們的工作開路，也求神賜給他們合適的同工。

　　一天下午，袁相忱正一個人坐在福音堂的凳子上看書，忽然聽見有人在門外扣門。門本來就打開著，袁相忱一邊說“請進！”一邊抬起頭來看是誰。門口站著一位非常慈祥的老者，寬寬的額頭，炯炯有神的眼睛，更特殊的是，老者有著一捧極為罕見的長胡須，邊笑著往裏看，邊撫著他的胡子。袁相忱放下書，迎上前去，將老者請進來。老者問：“誰是這個福音堂的牧師？”袁相忱說：“是我。小姓袁，叫我牧師不合適，叫我牧者，或者就叫袁先生吧。”老者又說：“我也是信耶穌的。今天剛好路過這裏，看到這個福音堂開了，很高興，就進來看一看。”老者滿口京腔，邊說話邊撫胡子。袁相忱就問：“老先生貴姓？聽口音像是北京人吧？”老者回答說：“鄙人姓夏，夏天的夏，名露川，北京人，信主好幾年了，很高興看到現在服事主的人越來越多。”於是夏先生就與袁相忱交談起來，兩人越談越投機。夏先生作為本地人，又對在北京開展工作提了很多建議，諸如應該注意什麽，應該如何對本地人傳福音等。袁相忱覺得非常好，都一一記下。他們聊了很久，夏先生才告辭。袁相忱留夏先生吃飯，夏先生謝絕了，但說下一次開堂的時候他一定來幫忙。果然，再開堂的時候，人們就看到這個福音堂中多了一個總是笑嗬嗬的長胡子老者。他向人傳福音，招乎人們入座，忙裏忙外。從此，每次開堂他都是最早來、最晚走，袁相枕就有了他的第一個同工。後來，因工作量加大，袁相枕就乾脆請夏露川老夫婦倆住在福音堂中，他對夏老先生說：“神己經為我們預備了足夠的地方，我們就享受兄弟和睦同居的福份吧。”

　　福音堂開了以後，第一個在這裏重生得救的人叫梁德芳。他本是河北武安縣人，為逃避戰亂帶著妻子女兒從老家來到北京，偶爾做些兌換銀元的小買賣，就住在阜成門南順城街，與福音堂相距不過幾百米。福音堂剛開堂時，袁相忱的鼓聲一響，他就總站在人堆裏看熱鬧，也曾經進來聽袁相忱講過一兩次，對袁相忱所講的人的罪，他深有認同感。但成熟的年齡和性格，又使他不是急於表示自己的回應，而是一再地深入觀察。一個多月來，他總是到福音堂聽袁相忱講道。

　　一天，袁相忱講完後，他還沒有走，袁相忱也看到了他，就過來跟他單獨談話。袁相忱問過他簡單的個人情況後，就單刀直入地問：“你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是罪人嗎？”大多數的人聽到這個問題，都覺得不可理解，頂多也是隨口附和，心裏卻多少覺得牧師有點故弄玄虛。但梁德芳卻不一樣，他很誠懇地回答說：“你說的沒錯！人心不是性本善，而是性本惡。我知道我有很多罪，這些罪有時算不得法律上的罪，但人的良心常常會提醒人。”袁相忱聽他這　一說，心中就暗暗感謝神。一個認識到自己有罪的人，他離神的救恩就不遠了。他又接著問：“你既然承認自己有罪，那願不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你個人的救主，讓　除去你一切的罪？”梁德芳非常肯定地說：“我願意。我現在就願意！我已經找了很久了，總找不到歸宿，現在終於找到了。”

　　之後，袁相忱就帶梁德芳一起作了認罪禱告。開始是袁相忱說一句，梁德芳跟著說一句。禱告完了，梁德芳又對袁相忱說：“我還想自己再做一個禱告。你能陪著我嗎？”袁相忱說“ 好”。沉默良久，梁德芳開始用他那疲憊的嗓音禱告，雖然話語有些不太流暢，但這是發自內心的真正傾訴。他對自己的罪的深刻認識，對耶穌基督的救恩的衷心領受，使袁相忱的預想得到了充分的印證：這是一個在耶穌基督裏有份的人；一個人對自己的罪認得越清、越深，他所蒙的恩就越大，他的屬靈生命成長得就越快。那天臨走的時候，梁德芳對袁相忱說： “下次我來的時候，一定也把老婆孩子帶來，讓她們也得著這個福份。”果然從此以後，每逢袁相忱開堂布道，梁德芳一家三口就總是坐在最前邊。不久，他的妻子和女兒也表示接受耶穌基督作救主。他們一家三口的歸主，大大鼓舞了袁相忱的信心。他對別人介紹梁德芳時說：“這是我敲鼓敲來的第一個神所賜的禮物。”

　　福音堂剛開堂的時候，袁相忱聽說北京八裏莊有一所盲人學校，是一個外國的福音機構辦的，凡想入學的盲人都必需要相信耶穌。袁相忱一直想去看看這所學校，但因怕主辦機構有不高興的地方，所以就一直拖著沒去。沒想到一天有兩個盲人來到他的福音堂聽道，散會後袁相忱便來與他們交通。他們告訴袁相忱，聽人說阜成門這裏己新開了一個福音堂，所以就專程趕來參加聚會。袁相忱很感動，就問他們學校的一些具體情況。盲人學校的情況與青年會學校的差不多，都是以信仰為名，以社會福利為實：有福音的外表，但沒有信仰的實質。盲人為了入學，就都說自己相信，但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卻不多，學校裏也沒有固定的聚會。學校中有幾個真心追求的學生，就自己出來四處找地方聚會。袁相忱聽了這些情況後，就問他們： “我能為你們提供一些什麽幫助呢？你們這樣走來走去，不是很方便，有沒有其他聚會的辦法？”兩個盲人青年想了想說：“我們現在也想不出有什麽辦法，等我們回去與其他人商量一下，下次再來告訴您。”談完話後，袁相忱就留他們吃飯，吃完飯又親自把他們送出阜成門，送到車上；又反複叮囑他們路上小心，然後自己才回來。

　　一個禮拜後，開堂布道的時候，阜成門福音堂的長凳上多了四五個手持盲杖的青年人，他們都是盲人學校中在主的真道上比較追求的青年學生。散會後，袁相忱連一杯水都來不及喝，就過來與他們談話。他們告訴袁相忱，為了趕來聽袁相忱講道，他們一大早就從學校裏出來了，這次來收獲很大。他們很希望袁相忱能帶領他們一起查經；如果袁相忱有空暇的話，最好今天就能確定一下，看每星期能有幾天的時間可以與他們一起查考聖經。袁相忱想了想，就定在每星期二晚上一起查經，並問：“我去你們學校方便不方便？應該能找到一個地方一起查經吧？”盲人中有一個叫王德明的年輕小夥子說：“這樣麻煩您，多不好意思，還是我們來吧。我們一起到這裏來，免得讓您跑來跑去，耽誤您的時間。”袁相忱很感謝這個青年人對他的體貼，但還是堅持說：“如果你們學校中有地方聚會的話，我還是在每星期二去你們那裏吧！星期天上午如果你們有時間，又方便的話，就來我這裏參加崇拜，這樣大家可以一星期中有兩次見麵的機會。”

　　於是大家就初步這樣決定了以後的聚會時間。從此袁相忱就每星期二風雨無阻地出現在八裏莊盲人學校中。八裏莊離阜城門很遠，聚會的時間又是在晚上，袁相忱都是騎著自行車去。春天的時候，突如其來的大雨常常把正在路上騎車的袁相忱淋成落湯雞。有幾次聚會前忽然下起大雨，盲人學生們都以為袁相忱不會去了，沒想到他卻準時到場。冬天的時候，北京的氣候異常寒冷，北風呼嘯，有時還會下大雪，但不論天氣如何，袁相忱都保證能準時到場。他嚴謹的作工態度、熱情的助人精神，給當時的學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相忱在帶領他們查經的同時，也得到了幾位很好的同工。盲人中有位叫陳邦恒的年輕人極富唱詩的恩賜，他的嗓音宏亮，音準極佳，並且記憶力和樂感都非常好：任何一首新歌，隻要是有人先彈琴把曲詞唱一兩遍，他就能準確地重複，不會出錯。他學一首新歌的速度，比其他人都要快。袁相忱看到他有這種讚美的恩賜，就問他有沒有感動出來帶領大家讚美敬拜？他起初不好意思站出來領唱，袁相忱就鼓勵他：“這是神給你的恩賜，你要充分地利用發揮，主所賜的要為主所用。”陳邦恒在袁相忱的鼓勵下，每星期在阜成門的福音堂裏領唱詩，他逐漸從一個性格比較內向害羞的人，成長為一個非常出色的崇拜聚會的帶領者。他常常對人說：“是袁牧師培養了我。”但袁相忱卻說：“是主賜給你恩賜，又親自地培養了你。我從你的身上都看到許多值得學習的東西。你要更加地依靠主，主就會更加地使用你。”

　　每逢星期天，袁相忱就讓大兒子福音去城門外的車站，迎接這些趕來聚會的盲人青年。聚完會，梁惠珍就把做好的飯菜端出來，請他們吃飯。剛開始時，盲人青年不肯吃，因為盲人吃飯會有很多的不方便，需要人幫助挾菜、端飯，每一件小事都需要人照顧。袁相忱夫婦那麽忙，他們就不好意思多打攪。但每次聚完會，他們要走時，袁相忱都會說：“不要回去，先在這裏吃完飯，然後再利用一點時間，如果有疑難問題的，就可以問。”梁惠珍更是忙裏忙外，把盛好飯菜的碗、筷子一一遞到這些青年人的手中，自己就站在旁邊，不停地給大家盛飯挾菜，等全部人都吃好了，她自己才吃。吃完飯，靈裏渴慕的青年們就不停地向袁相忱問一些自己不明白的問題。在袁相忱解答問題的時候，梁惠珍看到哪個人的衣服破了，就會拿出針線來替他縫好；看到哪個人的衣服髒了，就拿出袁相忱的衣服叫他們先穿上，自己馬上去把盲人青年的髒衣服洗了，曬乾後，讓他們穿著乾淨的衣服回學校去。有時正要回去的時候，忽然下起雨來，袁相忱就讓他們住在福音堂中。盲人青年來到袁相忱的家裏，就像回自己家一樣，所以雖然路遠，他們卻是非常喜歡來，盼著快點到禮拜天，好去聽袁相忱講道。

　　一九四六年秋，神為袁相忱的事奉打開了另一扇門。當時北京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中央廣播電台專門開了850和770千兆的福音廣播頻道。此頻道每星期天中午都要請一個天主教的神父和一個基督教的牧師去講道，每人半個小時。

　　王明道先生和袁相忱先生都在被邀之列，講道的時候，電台就派出汽車來牧師的家中接送。袁相忱每禮拜天早上在自己的福音堂中講完道後，就與個別聽道的人交通，等到中央電台的車來接了，就去電台布道。有一次他與天主教設在定府大街的修士班的幾位修士一起去中央電台錄音，回來的時候袁相忱就用英語與他們交通。他向修士們講述了自己重生得救的經過，還談起了馬丁路德的改教，又邀他們到阜成門的福音堂小坐。後來袁相忱也去定府大街看訪過他們。經過交通後，袁相忱相信在天主教和東正教中，也有一些信徒是得救的，他們與基督教雖然外表的形式、儀文不同，但內裏卻是相同的，都是相信十字架，相信神的救恩。袁相忱對青年人說：“我們看別人要首先看到人家的長處，我覺得我有三樣東西比不上天主教的神父：一是神父們不結婚，我沒有這種恩賜；二是神父們沒有私人財產，他們的衣服，手表都是一樣的；三是神父們絕對地服從教皇。這三樣我都做不到。”

　　一九四七年，阜成門福音堂全體會眾在克服困難、靜心等候神之後，看到了工作的果效，得救的人數不斷地加添，每禮拜天參加聚會的人，由初開堂時的隻有袁相忱全家的境況，迅速上升到近二百人。福音堂還開設了主日學，專門給小孩子們傳講福音。袁相忱規定，不論是自己家的孩子，還是隨家人來聚會的小孩，在大人聚會的時候，都必需參加主日學，必需按時完成主日學老師布置的功課。

　　一九四七年夏，阜成門福音堂為第一批得救的人施浸。施浸前袁相忱與每一位要求受洗的人詳細交通，了解對方的信仰根基和是否真的清楚得救。從此阜成門福音堂每年都在夏天有一次施浸，受洗的人數從四七年的二十多人，逐年增加，四八年為三十多人，四九年為四十多人，五零年達到了五十二人。

　　一九四七年，袁相忱受瑞典傳道人傅約翰和傅安得生夫婦之托，照顧初來北京開展工作的年輕傳道人艾喜德。傅氏夫婦在陝西北部的荒漠地區傳福音，與袁相忱相識多年，是謙卑柔和、生活檢樸的牧者。傅氏夫婦早年帶領艾喜德歸主，後來艾喜德蒙神呼召來中國傳道，但因不懂中文，遇到了很多困難。袁相忱帶她到自己的福音堂參加聚會，鼓勵她用中文介紹自己，還告訴她：“迅速學會一門語言的方法隻有一個，那就是多與當地人交談。”艾喜德非常喜歡與梁惠珍在一起，梁惠珍以女性的細心教導她獨身在異鄉時的許多功課。梁惠珍對艾喜德說：“你就把我的家當作你自己在中國的家。有什麽難處就告訴我們，我們是一家人，千萬不要客氣。”袁相忱與艾喜德在談到中國教會的發展時說：“中國基督徒應該建立自己的教會，並且是自立的教會。我現在就是靠翻譯來維持生活，補貼教會的開支。中國教會應該向自立自養自傳的方向發展。”艾喜德看到阜成門福音堂的信徒們在聚會時熱心參與，非常清楚自己是得救的天國子民。

　　後來艾喜德先後在內蒙、天津等地開展工作，但她與袁氏夫妻亦師亦友的感情，一直未曾間斷。艾喜德在天津工作期間，袁氏夫妻有機會經常去天津探望她。一見了麵，袁相忱總要問艾喜德學習中文的進展情況，並抽出時間幫她輔導中文。當時中國正處在政權交接的關頭，很多傳道人紛紛撤離，人心惶惶，袁相忱勸勉艾喜德繼續努力學好中文，回應神的呼召，作一個“在中國人中間傳道的傳道人”。袁相忱經常向艾喜德談起主的工人所應有的做事原則，無論麵對什麽樣的環境，都要堅守神的話語。一九五一年，艾喜德離開中國大陸，前往香港，但她始終沒忘記袁相忱對她說的話，她也回應了神的呼召，繼續在中國人中傳福音。袁相忱夫婦對她的幫助，使她在香港事奉的四十年期間，大得益處。

　　一九四七年後半年開始，袁相忱辭去了一切外麵的工作，專心傳道。到一九四九年，每逢聚會，阜成門福音堂的二百多個座位都坐得滿滿的。袁相忱在福音堂的房木項上豎起了八個大字：“轉回吧，何必死亡呢？”這八個藝術體的大字從老遠都能看得見。這八個字也曾救過一個感覺人生失意、準備自殺的東北青年的生命。

　　有一天，一個從東北流亡到北京的青年學生，因覺得生活動蕩、人生失意，就想在阜成門外護城河投河自盡。他正要自殺時，一抬頭，看見了福音堂上的這八個大字：“轉回吧，何必死亡呢？”這話深深地打動了這個正在走向死亡邊緣的人。他想：“這話不正是對我說的嗎？我難道真的隻有死這一條路嗎？”他就徘徊猶豫了很久，最後，又決定進來看一看到底是誰寫的這句話？他有什麽好的辦法沒有？於是他就來到了福音堂門口，當時袁相忱正在裏麵，看到一個陌生人，就主動問他：“有什麽事沒有？”年輕人還沒說話，淚就流出來了。他嗚咽著把自己的煩惱和解不開的悲觀失望都說了出來，也把自己剛才在自殺前看到的那句話說了出來。袁相忱看著他說：“年輕人，你來對了！我也許不清楚你到底有多大的難處，非要走自殺的路，但我可以告訴你：你沒有權利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為是上帝創造了你，給了你生命。你隻能好好地珍惜生命，並且要知道是誰創造了你。好好地信靠上帝，你就不會覺得生活是多麽苦了。”那個年輕人以後就信了主，來阜成門聚會，後來又滿有喜樂平安地回老家去了。

　　大陸解放前，許多傳道人看到前景黯淡，擔心共產黨執政後會帶來許多不好的結果，所 以紛紛遠走他國。遠東神學院院長吳智先生來找袁相忱，告訴他，聖公會召牧師，要求 會英文和廣東話，要到印尼開展工作。他覺得袁相忱合適，所以就來問問他本人的意思 。吳智說：“這件事你要好好禱告神，如果是神的旨意，你就去，如果不是神的旨意， 你就不要去。”袁相忱告訴他：“我不去。神給我的呼召是在中國，中國有這麽多沒有 得救的靈魂，我要在這裏安營紮寨，踏踏實實地把神的工作做好。”一九四八年年底到 一九四九年期間，大批的傳教士離開中國。當時在北京開展福音工作的芮牧師問袁相忱 ：“共產黨掌權後，恐怕福音工作就不好開展了，並且極有可能會受逼迫。你如果想離 開中國的話，現在還來得及，我們帶你一起走。你英文那麽好，在國外照樣能服事。” 袁相忱回答他說：“我的托付是在中國。到外國幹嗎呢？共產黨在宣傳宗教信仰自由， 我想他們不會做得太離譜。再說，神既然呼召我在中國傳福音，他一定會負責到底，會 為我開路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解放軍首批部隊進入北京城。軍隊從阜成門進城，就經過袁相忱的家門口。梁惠珍把玻璃用膠條貼成米字狀，謹防部隊進城時的震動把玻璃震碎。梁惠珍還買了一些米麵儲存在家裏，以防物價上漲，但袁相忱卻認為這是過分的擔憂。他看到解放軍隊伍整齊、軍紀嚴整，更加感到放心，因為他認為，有紀律的部隊是不會亂來的，並且自己不過是個傳福音的，基督徒和政治沒什麽大的關係，不管誰來掌權，隻要自己遠離政治、不犯法，還是像以前那樣傳福音，是不會有問題的。

　　政權變了、環境變了，而袁相忱傳福音的心誌卻始終沒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