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第三部份“我必定事奉耶和華”一、天 津

　　一九三八年初，袁相忱結束了在遠東聖書學院的為期三年半的學習，來到了天津聖會所事奉。這是他正式事奉工作的第一站。

　　天津聖會所是由宋尚節博士在天津創立的布道團演變而來的。布道團先由張周新和陳善理夫妻負責，後來張陳二人把家產賣掉，開辦了聖會所，並且在天津南市建了福音堂。袁相忱與張周新在布道團中認識，後來張周新就邀請袁相忱來南市的福音堂布道。袁相忱就從北京來到天津，在福音堂向人傳福音，帶領聚會，吃住都在福音堂中。那時，袁相忱有機會常去阿珍家裏，但當時因天津太亂，阿珍的父母就讓阿珍和兩個妹妹住在租界租的房子裏，那裏很安全，日本兵不會進去。所以相忱常去阿珍家，卻沒有看到過阿珍，隻聽阿珍的媽媽講，阿珍現在也信耶穌了，每天都在家裏讀聖經，脾氣性格也有很大改變，不像以前那樣愛生氣了。她還想去讀神學，隻是神學院隻招走讀的，而阿珍的媽媽又不放心她一個女孩子在外麵走來走去，因為時局實在太亂了，所以就沒讓她讀。相忱聽後很高興，這也算是他所結的一個果子，他沒想到阿珍真的信了，並且信得這麽好，就很為阿珍高興。一次相忱又去阿珍家裏，阿珍的母親告訴相忱，有人給阿珍介紹對象，對方是一個銀行行長的兒子，可是阿珍一聽人家不信耶穌，就一口回絕了，連麵都不肯見，使阿珍的爸爸非常生氣。後來阿珍就乾脆對家人明說：“聖經上說，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負一軛；我信了，就要找個信的對象，以後你們就別給我瞎張羅了。”阿珍的媽媽說：“你看看，這個樣子，我們怎麽能不管呢，都快二十的大姑娘了，每天跑出去聚會。外麵那麽不安全，並且女孩子越大越不好找婆家。阿珍的個性很強，她說要找個信的，別人再勸也沒用。阿邦，你也是信耶穌的，認識的人多，看看有沒有條件好一點的基督徒給阿珍介紹一個。” 袁相忱點頭答應了，他一回到福音堂的住處，就立即給自己的父親寫了一封信，告訴父親說：“阿珍的媽媽讓我給阿珍物色一個對象，我挺喜歡她的，如果父母也覺得合適，就請父親寫封信給阿珍的父母，向他們提親。”袁禹庭接到兒子的這封信，非常高興，覺得這是兒子最近幾年來最讓他們滿意的一個舉動。袁相忱的外祖母此時正患重病，但一聽袁禹庭念完了這封信，就高興得合不攏嘴。要知道按一般的世俗眼光，袁家當時是無法和梁家相配的，但相忱既然寫了信，就應該有點把握。俗話說，“人逢喜事精神爽”，外祖母一高興，病就好了，並且可以下床走動了，於是全家人就合計該怎麽給梁家寫求婚信。最後還是由袁禹庭親自執筆，寫了一封非常懇切的長信給阿珍的父親，大意是：“得知令愛阿珍也信了耶穌，並且說非基督便不嫁，我們很為她高興。我家阿邦也是信耶穌的，如您不嫌棄，就懇請向令嬡提提這件事，看看他們兩個的想法。我們也知道，按理說我家阿邦無論從各方麵都配不上阿珍，如果您能與令嬡商量一下此事，我們將感激不盡。”

　　這是一封近乎懇求的求婚信，阿珍的父親收到信後很為難了一陣子，他知道阿邦是個好孩子，不抽煙不喝酒，為人正派，可是要成為他女婿的話，又似乎太窮了，恐怕女兒將來要跟著他受苦。他思來想去，最後還是把這封信給女兒阿珍看了，要阿珍自己表態，並反複對阿珍說：“你自己可要考慮清楚了，阿邦雖然是個好孩子，但他家實在太窮了，房沒一間，地沒一畝，他自己又是一個傳道人，也不可能賺大錢。你要考慮以後的生活問題，別急著答複，終身大事要慎重。”阿珍考慮了一段時間，最後的結論是：“就衝著他是一個為主工作的傳道人，我答應了。”於是袁相忱與粱惠珍在三八年五月份訂了婚，並於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舉行了婚禮。

　　袁相忱與梁惠珍雖然算得上是青梅竹馬，沒有介紹人，但嚴格地說並不是自由戀愛，因為他們兩個人之間從未談過戀愛。結婚前兩天，梁惠珍由母親和妹妹陪著坐火車來到北京，住在旅店中。那時約有半個月的時間天天都下雨，梁母就說結婚時下雨不是好兆頭，並且下火車時因為拿的東西太多，結果就把傘放在火車上忘記拿了，梁母就更加不高興。可是到了二十二日結婚這一天，卻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晴天，袁相忱與梁惠珍的婚禮在王府大街的大飯店舉行，是半中半洋的，坐的是中式的馬拉車，穿的卻是西式的婚紗。袁家請了一百多個客人，其中的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各占一半，還有一些外國牧師來參加。婚禮先由牧師證婚，之後又按中式規矩進餐，吃飯前，飯店先按中國的規矩給新郎新娘每人一碗麵條，服務員給新郎新娘道喜，說：“新郎一碗長壽麵，新娘一碗長壽麵，長長久久到永遠。 ”然後就把兩碗麵條擺在新郎新娘麵前。袁相忱一聽，就不高興，說：“我是信耶穌的，不信這個。”邊說邊拿起自己的那碗麵往地下一擱，然後又把梁惠珍麵前的那碗麵也往地下一擱。袁母的臉刷地一下就變了，可礙於新娘和客人的麵，又不便發作，過了好久臉色才稍微緩和一些。可是袁相忱卻絲毫不在意，又繼續招呼大家吃飯。這段婚禮上的小插曲一直讓梁惠珍記憶猶新，這是她第一次從近距離領略丈夫的風格。

　　婚後，袁母曾對兒媳梁惠珍說，“阿邦脾氣急，想到哪就做到哪，是直腸子，你以後多擔待他，別跟他計較。”梁惠珍卻心裏想，這才是真以色列人的脾氣呢。不久，袁相忱又回到天津繼續事奉，梁惠珍也跟著他回到天津，暫居在娘家。約過了半個月，袁相忱服事的地方遷到天津葛沽，在教堂後麵收拾好了一間小屋後，才把妻子從嶽母家中接來。

　　在葛沽的小教堂中，經常會有日本兵進來，但多數的日本兵也隻是進來看看而己，並不鬧事。有一次，兩個日本兵進來，把槍擱下，拿起粉筆在小黑板上寫下了“戰爭罪惡”四個大字，一問，才知道他們也是基督徒，是被迫來服兵役的。看來普天下神的兒女都是痛恨戰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