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愛中華——戴德生傳記》四十三章 渴求聖靈的能力

   「傳教土是西方各國侵略中國的先頭部隊；他們使用法術敗壞中國人；他們把胎兒從母親腹中取出，把死人的眼睛挖來製銀子；耶穌更誘惑猶大的婦女，由於侵犯了皇帝的妃嬪，被判死刑；基督徒敬拜『豬』『主』的諧音字），不肯拜天、地、日、月、星宿、祖先和先賢。」

    上述的指控記載於長沙出版的一係列小冊子之中，長沙是排外情緒激烈的湖南省首府。這些仇外書冊的刊印，還得到一位官員的鼓勵及協助。結果在1891年，長江沿岸一帶都爆發了暴亂。甚至在上海，也是擾攘不安，政府也要鎮壓搶掠和暴力之事。有一位循道會的傳教士，他不是中國內地會的成員，在等候長江的渡輪時，被人殺死了；有一位歐洲海關人員試圖上前救助，一同慘遭殺害。天主教的傳教士也同樣遭害。但中國內地會的成員卻沒有一個喪生，他們的布道所盡管受到不少威嚇，仍沒有為暴徒襲擊。

    西方各國政府派遣軍艦保護他們的僑民，並要求中國政府命令各省官員，協助保護宣教士。北京政府不大樂意擔此重任，但麵對西方列強的壓力，沒有選擇餘地，隻好應允行事。

    「我認為近日的暴亂是撒但對聯合大會決定招募一千位傳教士而作出的反應，」戴德生記述說：「不過，神也有他的工作；仇敵雖然凶猛，但隻有神是全能的。」他發了一封通函給中國內地會所有傳教士，指示他們在這危險時期應如何行動。他說：「我們不斷鼓勵信徒勇敢麵對逼迫，為基督的緣故受苦犧牲。他們會認為我們說得容易，因為依他們來看，我們生活安逸，不用麵對危難或損失。所以，在我們危急的時刻，他們會留心我們的行為，並且判斷我們對於『惟獨倚靠他的膀臂，使我們有穩妥的保障』這句話究竟信心如何……我們在此時的行為表現，比我們多年的教導來得更有果效。」

    到了十月，暴亂終於平息了。一方麵是由於不停的下雨（中國內地會的同工一直為此祈求），一方麵也由於北京向各省官員施加壓力。

    範約翰擔任了五年副主任的沉重職務後，終於不得不回到英國休息，剩下戴德生獨力主持大局，不能離開上海。「親愛的侯爾道，」戴德生寫信給倫敦內地會內務主任說：「你很難了解這邊的情況，我要了解和愛護我們親愛的同工，聆聽他們的愁苦和困難，他們的失意和掙紮；而且知道有人患病，有人需要幫助時，伸出援手；收到在急難中要求指示的電訊，或是報告有人去世時，給子恰當的指引；收到屠殺、縱火的報告，還有各種不同的事故作出適切的行動；再加上日常的職責，以及應付一個將近五百人的差會在經費上的需求，真使我疲憊不堪。隻有一個方法使我不至於倒垮了，就是把各樣事情帶到我們的主麵前。他必定幫助，他必能了解。」

    中國委員會修改內地會的《原則與實踐》和《協議書》之事，使倫敦委員會某些成員不滿。這些衝突一直持續到1890年，引致近三十位傳教士辭職。戴德生也指出：「撒但確實十分忙碌。」戴德生不在倫敦時，倫敦委員會有些事情沒有通知他。海恩波因為參與反鴉片運動而分心，似乎不能專心作中國內地會的行政工作，但海恩波認為這樣的指摘對他非常不公平。

    也許倫敦委員會和中國委員會之間的對峙是無可避免的。戴德生本來希望中國委員會有執行的權力，運用各區監督的經驗去處理每日碰到的實際問題。可是，倫敦委員會自視為中國內地會的總會，其餘各地的委員會不過是輔助性質。沙威廉（William Sharp）提出由倫敦委員會掌握最高權力。他認為倫敦委員會要向中國內地會在華工作的支持者和捐獻者負責及交待。沙威廉說話尖刻；他對戴德生說：「你的委員會不應徒具虛名，它應有實際的

行政權力，當它跟你的觀點不一致時，你總試圖強逼委員會接受你的觀點。我希望你可以容許差會自行運作，而你自己可以集中精神去闡釋聖經，以及激勵教會。」

    讓倫敦委員會掌握大權，有違戴德生創立中國內地會的基本原則——以中國作指標。當倫敦委員會幹涉一些傳教士反對《協議書》中某些方麵時，戴德生的反應是：這是工場的事，不是母會的事。

  他和中國委員會的主張是：在中國的事情該由在中國的人處理。基於中國內地會至今已成為一個國際性的機構，他們說：「把全體同工聯合，成為一體，是當前急務。所有使人感到有所區別和分離的事情，都要一概避免。『沒有人可以事奉兩個主。』以倫敦委員會為最高權力的建議，不僅使很多人心中不服，並感到：『我們是來自某某團體，我們是隸屬它們，不是你們。』……這個本已十分困難的工作，將因此難上加難。」

    倫敦委員會仍堅稱英國教會不會喜歡戴德生把行政權力給予中國委員會。他自己必須作出罷免的決定，倫敦委員會必須對內地會的《原則與實踐》和《協議書》有最後之決定權。他們也要求有派代表出席中國委員會的權利。

    當倫敦委員會的信在1891年11月寄到上海，陳述他們的要求時，戴德生覺得差會已經到了一個最嚴重的危機。他對倫敦委員會說：「你們沒有經費支持五百位傳教土，你們不能保障他們在暴亂中的安全；你們不能到這裏來管理差會的事務；我們必須行在神的麵前。他按著他們信中各點逐一回複。珍妮感到他那時實在太辛苦了，差點要了他的命。

    不過，這個組織麵臨的危機並沒有完全占據了他的時間。他也可以抽出時間細心料埋他從洛機山脈收集得來的植物標本，並清理他放在吳淞路房子的陽台上、從多利士海峽（Torres Strait）一個島上所采得的標本。

    戴德生也沒有因製度問題引起的爭論，而忽略了差會的屬靈需要。 1892年3月，戴德生發了一封重要的通函給中國內地會每一位成員。他在信中報導了他最近與一些海員、中國仆役、居民和到上海的旅客談道之經過，他說：「現今人們對差會的需求，是聖靈同在的明證。分發了數以千百的單張和聖經冊子，福音信息傳講了數以千次；宣教路程也不知走了多少萬哩；但在使人歸主上，這一切又是多麽微小。作為一個差會，我們務需在神麵前謙卑。我們也蒙受神的賜福，可領一些靈魂得救，但那些追趕千人，或是二人使萬人逃跑的在哪裏呢？那些曾經幹渴，現今得著滿足，從他裏麵湧流活水江河的，又在哪裏呢？

   「也許我們很少人會對我們工作的結果感到滿意，有些人或許想道：如果我們有更多、更貴的機器，我們必會做得更好。可是，我們需要的，是屬天的能力，不是機器。如果我們現令每天接觸到千百人，卻不能使他們歸向基督，那麽，即使有機器可以幫助我們，接觸到雙倍數目的人，又有什麽用呢？我們倒不如暫停現今的工作，在神麵前謙卑、禱告，隻求聖靈的充滿，使他無可抗拒的能力可以透過我們流通開去……

   「現在無數靈魂正走向沉淪，因我們缺乏這能力……神賜福那些憑信心，向他追求這恩福的人。萬事都預備好了，隻待我們作好準備。讓我們求他查明我們，除去一切攔阻，以致他可以更大使用我們。我們中間任何人，若曾論斷同工，或曾輕率及開玩笑地說『不方便』；或如果我們容許次要的事占去我們的時間和注意力，代替了神的工作；又或如果忽略了讀經和祈禱，我們就要在神麵前認罪，祈求他的寬恕，避免將來重蹈複轍。當除去一切攔阻，重新把自己奉獻之後，我們就要憑信心接受聖靈的充滿，讓他占據和管治這潔淨了的殿。」

    1892年4月 16日，內地會的中國委員會會議暫停。會議記錄這樣記著：「中國委員會暫停舉行會議，與上海布道所的成員同心祈禱，懇求聖靈充滿他們，充滿在中國的整個差會，以及充滿倫敦的委員會。」

    他們的禱告蒙神垂聽。

    珍妮在同一個月裏記述說：「神在我們中間工作，使我們每一個人都倒空、謙卑，被聖靈充滿。我們經常聚會，充滿自由和能力。」

    1892年5月，戴德生和珍妮一同乘船赴加拿大。一方麵是出於霍亨利的建議，也為了與北美委員會的成員會麵。霍亨利勸他留下來，完全休息。回到英國後，戴德生首先跟委員會個別成員會談，然後才和全體委員開會。盡管仍有不同意見和少許不滿，他們的要求已經軟化。有人以為海恩波會引退，戴德生希望化解這個危機，就建議舉行為期一天的禁食祈禱。

    當時，差會麵對的不僅是製度問題。1892年也出現入不敷支的情況。1887年，就是發動招募一百位傳教士的那一年，中國內地會收到三萬鎊捐款，1888年的奉獻則接近三萬三千鎊；1889年有近四萬九千鎊；1890年約有三萬鎊； 1891年的獻金剛超過三萬六千鎊。但在1892年，每月的收入隻有二千鎊左右。捐獻的降低，幾乎可以肯定是由於差會管理出現問題，以及長期為製度爭持不下，以致謠言四起。

    1892年7月3日，戴德生從蘇格蘭回來，發覺九月份的奉獻數字特別低，通常他們在每月發給上海的電報裏，報告了每月的撥款，現在卻仍未發出。司庫費查理正等待與戴德生商討應付之策。

   「我想我們應多等候一天，才發電報到上海，」戴德生說：「目前，我們應把平常的事務放下，來到神麵前，為經費祈求。」

   「但我們不能把祈禱後收到的奉獻，加入九月份的撥款中，。費查理提醒他。經費通常是按月寄發的。

    他們二人同意把九月的奉獻數字發電報給上海知道。在中午時，培蘭路的同工特別為著這幾個月來不理想的奉獻收人和經濟危機，一起禱告。

    到了下午，有一封信寄到培蘭路，內中有一張五百鎊的支票，並指明是要「立即轉往中國」的。

    當時，內地會的中國委員會正舉行秋季會議，他們收到第一封電報，提到九月份很少奉獻。委員會成員便一同為神過去曾解救他們脫離危機而感謝神，並祈求更多的奉獻會接著寄來。果然，二十四小時後，他們接到那五百鎊奉獻的消息，範約翰也宣布他收到另外五百鎊的奉獻。會議記錄這樣記著說：「各委員一同起立，頌唱讚美詩。」

1893年1月，霍亨利從加拿大來到倫敦，他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不僅使差會的製度問題的爭論得以調停，並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他門選舉了一位商人史洛恩（Sloan）為差會幹事，負責倫敦辦事處的日常工作，並參與委員會，使總幹事海恩波有更多時間參與反鴉片運動，以及公關工作。到了三月，那個幾乎使差會陷於分裂的難題終於得到了解決。大家同意倫敦、中國和北美的委員會隻有給各區監督提出建議，而無執行的權力。引起爭議的《協議書》則分成數段，分別用來指示不同等級的傳教士。霍亨利被選為北美辦事處的內務主任，範約翰則被接納為內地會的副總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