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愛中華——戴德生傳記》第四十五章 麵對不同的質疑

    中國和日本兩國為了爭取朝鮮的控製權，經過多年敵對，終於爆發了戰爭。

    日本軍隊攻擊山東的威海衛時，約有兩百名中國士兵受了重傷，但還是沿著海岸，在冰天雪地中艱難地撤退了四十哩，到達煙台。他們的衣服都染滿了血，有一個士兵膝蓋碎了，仍蹣跚地走著；另一個士兵的肺部中了子彈。還有一些用手代腳爬行，到達時，雙腳都凍壞了；另有一些則在途中死去。

    在煙台，有一位在中國工作了二十年的外科醫生竇偉德（ArthurDouthwaite），開辦了一所中國內地會的醫院，每年都有超過二萬人來求醫，施過數以百計的手術。當時，他馬上召集了一批未受醫學訓練的傳教士，幫助他進行緊急的手術。他們從一個士兵身上取出七粒子彈。中國內地會的醫院接收了一百六十三人，照顧他們；在他們極需關懷時，把基督的愛帶給他們，令他們以往對傳教士的憎厭一掃而空。

    甲午戰爭後，一名中國將領來到煙台的醫院，同行正有一個銅樂隊和一隊士兵。他在醫院裏豎立了一塊銀金字的牌匾，以表達中國軍隊的感謝。他聽見煙台一所新學校需要石塊來建築校舍，便立即吩咐一個軍用的石礦場供應所需的石塊，並由軍隊幫助運送。

    曆代以來，中國人都十分鄙視日本人 。所以，這次被日本軍隊擊至潰不成軍，實在是對國體的一次重大打擊。1895年4月簽訂的馬關條約，結束了這場戰爭，但也迫使中國承認朝鮮的獨立，並賠償了大筆金錢，而台灣和其他一些地區也割讓給日本。

    這場戰爭結束時，剛好已屆上海傳教士聯合大會招募一千位宣教士的五年期限。戴德生是招募委員會的負責人，要向大會報告結果。他的報告指出在這五年期中，共有1，153位新同工加入中國的宣教行列。他一方麵為神奇妙地垂聽他們的禱告而獻上感謝，另一方麵也指出這一千多位傳教士中，隻有480位是男性。而且大多數是在沿海省分工作，要把福音傳給中國每一個人，還需努力。

   「中國曆史中一個重要時刻已經到了，」他代表委員會這樣說：「戰爭雖然結束，但事情並非到此為止。中國將會更開放，並有很多新的發展。如果基督的教會不設法從這些新開的門進入去，其他宗教便乘勢湧人，以後這些門也許又會再次關閉……時間很快過去，如果五年前需要一千人的話，現在的需要就更大了。……」

    中國內地會現有621位成員，分配在122個主要的布道所中，其中九十個設於從前未有人傳福音的省分內。1895年5月２１日戴德生六十三歲生日的那一天，他發了一張通告，邀請每一位中國內地會的成員，跟他一起祈求有更多聖靈充滿的宣教士來到中國。

    戴德生知道自己日漸衰老，就想把內地會的組織結構鞏固起來，使他這樣的創辦人不能管理時，仍有合適的人來領導。他選了顧正道（MilliamCooper）作為中國的助理副總主任。顧氏三十四歲，在中國工作已有十二年。他負責處理一切行政上的書信往來。除了是寄給範約翰和戴德生的信，或者標明「私函」字樣的信外，其它皆由他負責。他外型健碩，有堅強的信念和獨立自主的思想；不過，他說話時十分有禮，甚至顯得有緬碘。

    不想時常都反對你的意見，」他早年在中國委員會時，有一次這樣對戴德生說：「我想最好還是辭職。」

   「不要這樣，」戴德生回答說：「我珍惜這些反對的意見，這可以使我少犯錯誤。

    自1886年5月起，包蘭頓（James  Broumton）出任差會的司庫和統計員。「每一件事情都要清清楚楚，不能有錯，」他說：「戴德生先生對於細節特別留意。」

    吳淞路的大樓啟用後，包蘭頓加入了上海總部同工的行列，獻身作會計和統計的工作達十一年之久，得到戴德生高度的讚譽。費查理十七年來作宣教士和行政人員，之後，他也遷到上海。範約翰、顧正道、費查理、包蘭頓四人成立了一個常務委員會，當中國委員會的其它成員分散各省時，就由他們代替委員會。

    自1886年，「劍橋七傑」之一的蓋士利在四川開展宣教工作。在1895年凱錫克培靈會（Keswick Convention）中一個星期六舉行的宣教會議上，主席宣布蓋士利將被委任為中國西部的會督。英行教會將會負擔他的薪金，把他看為是他們的傳教士；但他仍然繼續其在中國內地會的工作。蓋士利於1895年10月18日在倫敦正式接受按立。「我認為這樣對中國有好處，」戴德生評論說：「蓋士利無論在靈性方麵或是工作成就方麵，都成績斐然。」

    1896年5月，戴德生和珍妮返回英國。當時，範約翰也想留在英國，因為戴德生有信心相信顧正道可以承擔在中國的事務。

    有好幾年，由於有人要求由英國方麵管理整個內地會，所以，在培蘭路的辦事處便不敷應用了。回溯1893年5月，倫敦委員會曾考慮另購一個新的總辦事處，就是在紐恩登林蔭路（Newington Green），距培蘭路不過一石之遙。新址設有辦事處、會議廳、三十個廳房、公用廳，並有一個接待宣教士學生的地方。

    1896年夏天，戴德生和珍妮回到倫敦，他們離開已有兩年，新的總辦事處已經啟用了。盡管紐恩登林蔭路的同工都知道他們正在回程中，但他們故意不通知眾人火車抵達倫敦的時間。

    星期六晚上的祈禱會座無虛席。當時，戴德生和珍妮乘坐計程車抵達在紐恩登林蔭路的新總部。他們步向會議廳的大門時，好奇地望著那狹長的三層建築物，在人字形的屋頂上還加蓋了房間。戴德生在1893年詳細構想的計劃，現已成為事實。門上的石碑，刻有一行字：「要信靠神」。他們進去後，安靜的坐在後麵。直至禱告會完畢，戴德生的朋友和擁戴者才驚訝地看著他們，圍著二人互相問安。戴德生和珍妮現今就以此地為家了。

    戴德生夫婦還在中國時，海恩波已經退休，但他仍住在培蘭路二號。史洛恩（Sloan）接替海氏擔任幹事。戴德生當時記載說：「我的目的是使每一部分的工作達到一個地步：即使沒有我，仍然可以繼續下去。我存著這個意念，去探訪各個不同的部門。」他在英國各地一連串的聚會中講道。他常講的一個題目是「前進運動」——把福音傳給萬民的異象。

    1897年春天，戴德生訪問德國，遇上一些對中國內地會存有敵意的人。信義宗國家教會（Lutheran State Church）的領袖並不同意中國內地會超宗派的立場，也有些人懷疑他們憑信心籌款的主張。但很多教牧領袖和宣教團體的總幹事，聚集在柏林（Berlin）德根男爵夫人（Baroness vonDungern）的會客室裏，要一起評價六十五歲的戴德生，但氣氛似乎並不十分友善。

   「來到我們這裏的戴德生先生，」男爵夫人說：「並沒有出眾儀表，但那金色的卷發使他看起來比較年輕。」

   「你是一位循道會牧師的兒子，」第一個開始發問的人說：「也跟浸信會有聯係。你最近接納了一批受過高深教育的年輕人，他們是聖公會的會友。試問他們怎麽可以跟循道會、浸信會或其它宗派的人同工呢？」

   「我們主要的目的，」戴德生回答說：「是在基督裏成為一體。再者，中國幅員廣大，有足夠的地方讓傳教土分布不同的省分中，保持每一宗派特有的教會製度。最近，我們歡迎了一位英國主教，他是中國內地會的會員，去到中國西部工作。因此，我們中間來自聖公會的同工，便不會欠缺屬靈的領導和指引。龐大的宣教工作，向我們所有人呼召，要我們拋開神學上的歧見。而我們的口號是：『在基督耶穌裏合而為一』。」

   「這樣混合不同的教派的情況，在我們來說是不可能的事，」葛士那差會（Gossner）的主任輕聲說。

   「主怎樣揀選他的器皿是很令人歎服的，」戴德生繼續說：「即使是最卑微的人，在他手中仍可以彰顯他的榮美。這就如創造一樣，有壯實、美麗的橡樹，也有生於草地上細小的花朵；兩者都是神手所栽植的。又以我為例吧？既沒有特殊的恩賜，性格害羞；但那充滿恩慈的父神垂顧我。我年輕時，信心不足，他就使我剛強。他教導我在無助中投靠他。為各樣小事祈求，雖然這些事在別人看來，是可以自己解決的……

   「他知道我心中的欲望，所以我隻需象孩童一樣，單純的信靠他，在禱告中把各樣事情帶到他麵前。因此，我很早就經曆到他是何等願意扶助、堅立和滿足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在後來的日子中，每當我祈求，金錢就來到了。」

   「你是否可以告訴我們，」有人問：「你曾經感動過一群會眾對宣教工作的需要作出奉獻，而當有人起來收集獻金，你卻拒絕呢？」

   「我曾多次這樣作，」戴德生回答說：「這不是我們收取獻金的方式，因為我們不想挪用其他差會的奉獻。我們接受自由奉獻，卻從不想加給別人的壓力，聚會之後，如果他們願意的話，是可以很容易找到機會，把奉獻寄給我們。一直以來，我們都沿用自由奉獻的。」

   「我們聽說，」一位路德會教士說：「由於這個做法，帶來了巨額的獻金。但我們的目的，是要訓練會眾有定期奉獻的習慣。」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戴德生回答道：「不過，各人有不同的帶領。每個人都必須按照他所領受的亮光行事。正如我同才才所說，由於我的軟弱，主指示我作工和祈禱的方式，但我從沒有要求別人仿效我。你們訓練各人，以及全教會定期奉獻，也是很好的……」

    經過了超過一小時的問話，德根男爵夫人發言：

   「戴德生先生今晚要參加另一個聚會，我們應該讓他休息一會。他要求站著講話，而我們卻舒適的坐在他周圍。」

   「剛才，」男爵夫人後來記述道：「有一線陽光照在他的臉上，使他看來充滿喜樂和平安 ，這似乎是從上麵而來的光采。我頓時想起司提及，他看見天開了，耶穌坐在神右邊的情景。」

   「在這個人麵前，我們應該感到慚愧，」有人低聲說。

   「是的，」葛士那差會的主任說：「你說得不錯。我們不會再麻煩我們的朋友了。」說著，便起來，走過去擁抱戴德生，並親吻他。

    女主人最後說：「這位有屬天智慧的人，存著謙卑的心，征服所有反對他及其工作的人，這真是多麽奇妙的事啊！」

    那年夏天回到倫敦，戴德生發覺差會的經常奉獻數目十分少。於是他祈禱，努力工作，並安排了很多聚會，終於把身體拖垮了。由於嚴重的神經痛和頭痛，迫使他接受醫生的勸告。

   「要完全休息，讓別人代管差會幾個月吧！」

    戴德生和珍妮便前往瑞士的達浮斯（Davos）旅行。最好的藥物，就是神垂聽他們的禱告，這遠勝山中清新的空氣。原來有一位倫敦的批發商莫東（J、T.orton），奉獻了一萬鎊給差會，作為經常費用。

    莫東慷慨奉獻了這筆金錢之後，過了數日就去世了。戴德生夫婦回到英國，知道莫東先生的遺囑，是把他產業的四分之一送贈中國內地會，價值約為十萬鎊！這筆遺產指定用作傳福音和教育基金，每年分期給予一萬至一萬二千鎊，以十年為期。

    這筆奉獻大大扭轉了中國內地會的經濟情況，特別是當時英鎊的價值高，在中國的購買力強。大概我們要把當時的數目乘以五十倍，才相等於現今的數值。

    戴德生認為這筆奉獻並不純粹將是一個祝福，它也可以帶來壞的影響。它可能使差會減少倚靠神的心，並且到十年期滿後，過去由這筆錢發展開來的工作可能會出現困難。他肯定相信這筆奉獻是神垂聽禱告的結果，但若不是同時有屬靈能力、信心的增長和禱告的支持，這就毫無用處。他把此事與他八年來一直祈求的事連起來禱告——就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都起來，把耶穌的福音傳給中國每一個人。

1897年11月，戴德生夫婦再度經北美到中國去，計劃盡他們所能，在中國各省為傳福音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