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愛中華——戴德生傳記》第三十四章 愛是不嫉妒

    內地會的工作進展甚佳。杭州新巷的教會有十五名華人受洗，現在，教會人數已達到六十七人。王立群在四周的鄉鎮開設了四間布道所，有定期的聚會，也有七位全時間的中國傳道人和聖經分發者，都歸他監督。麥卡悌則不斷開辦查經班和布道訓練班，幫助培訓中國工人。這些中國同工常到華人家中探訪，或在茶館裏與人談道，傳講福音，有時是麥卡悌陪著他們，有時隻有他們自己。

    杭州的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在辦學方麵別出心裁，也很成功。戴德生到來訪問時，福姑娘便帶他參觀學生宿舍。一間長長的房間，有七個窗戶，一邊排著一行六張的床，供學生躺臥，另一角則是老師的床。每個學生有兩個小櫃子和一顆牆釘用來掛物。

   「這些孩子自己清理房間，」福姑娘告訴戴德生說：「也自己洗衣服。我特別雇了個老媽子替他們修補衣服，有時也幫忙洗熨。她為人很好，叫做楊媽。我每天給她四角錢和半個銅板，食物自己負責，由早上工作至下午五時。昨晚一個學童要求受洗，其它幾個也希望成為基督徒。」

    據王立群估計，杭州教會的會友中，至少有五十人以上是受了福姑娘的影響而信主。除了繁忙的校務，珍妮也常常到城中各處做探訪的工作。

    在1871年初，戴德生認真地考慮回英國一行。布迦夫婦不斷寫信催促他回去會談差會的各樣問題，並與支持的人會麵，順道看看在英國「三個強壯活潑的孩子」。

    其它內地會同工也到了休假的時候。福珍妮的父母不斷寫信提醒她在起初的時候，隻是答應到中國工作五年。所以戴德生和她打算聯袂返英，同行還有宓道生夫婦；因為宓道生健康甚差，恐怕受不住炎熱潮濕的夏季氣候。（後來宓道生康複了，四十年後才在華去世。）

    由於要負責接生，戴德生遲遲不能動身。他在五月替美國領事夫人接生後，到了七月又要為祝名揚夫婦的初生嬰孩祝康寧（Frederick Judd）接生。祝康寧長大後，成為內地會的領袖之一。

    戴德生寫信給他的孩子說：「我已經把風琴賣掉，錢用來完成建校的工作，以紀念你親愛的媽媽……今天是我最後一次彈這風琴，我彈了一些你媽媽喜歡的調子。」

    麥卡悌和福珍妮從杭州到鎮江，和戴德生商定計劃。麥卡悌將負起福珍妮在杭州的工作，而福姑娘則會到上海和密道生一家會合，與他們同船回國。中國內地會的幹事則由費查理（Charles Fisher）擔任。原定是戴德生隨時能夠抽身，便隨時先行返國，但最後卻是一起同行，還加上負責印刷工作的中國基督徒李蘭豐。

    戴德生和兩歲半的兒子小查理一起乘船沿長江往上海，同船還有天主教神甫石清格（Pere Sechinger），他是在揚州教案之後認識的。戴德生對石神甫的印象是「誠懇而虔敬」，又說：「他對中國信徒的觀感正合我心。」天主教在華的工作比基督教開始得早，他們的方法和戴德生一樣，深入中國內地，與商人團體完全劃分，而且穿著中國服飾。

    在航程中，宓道生的身體不適，而宓太太則需照顧孩於，不能分神。結果戴德生和福珍妮有很多時間共對。他們一起談話，一起禱告，不再苦於中國事工的壓力，一起享受輕鬆愉快的旅程。戴德生發現自己愛上了珍妮，並且向她求婚。這時瑪莉亞死後已逾一年，在當時而言，這樣的感情發展不算過於急促，困為那時的死亡率甚高，配偶死後及早再婚是極普遍的事，尤其是有小孩需要照顧者。當時戴德生三十九歲，福珍妮二十八歲。

    船經過紅海時，戴德生寫信給珍妮的父母：「我不是……請您們舍棄女兒，而是請您們……從心底裏也接納我。」他又說他很快樂，因為他的愛得到「完全的回報。」

    戴德生和福珍妮無拘無束地談到瑪莉亞，戴德生永不能忘記她。珍妮也敬愛瑪莉亞。兩人以後常常談起她，一點也不感到尷尬。

   「瑪莉亞向我表示她最後的願望，」戴德生寫著：「就是如果她被神接去，我應及早再婚……我知道我對她的愛不會改變和減少，我是絕不能在三五年間忘記她的。你不知我愛她有多深，很多時候，她的影子縈繞在我腦際……親愛的珍妮也不會要我把她忘掉。她在我心裏有她的地位，因為她的愛沒有嫉妒。」

    1871年9月21H，船抵達法國馬賽。他們先乘火車到巴黎，四天之後便到達倫敦。

    福珍妮的父母對戴德生說：「我們可以答允你倆的婚事，但得在珍妮回家一年之後才成婚。」

    當然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他們要遵從這樣的吩咐。但他們不願違逆雙親，珍妮流淚央求，戴德生也希望能說服他們。

    福太太說：「我之所以反對你們過早結婚，是因為你們兩人現在的健康都不甚佳。」

    終於福太太不再堅持兩人要一年後才結婚，福先生原本也不是強烈反對，所以婚禮便順利於11月28日在麗晶教堂（Regent’s  Park  ChaPel）舉行。婚後他們沒有度蜜月，就回到倫敦邁德美公園路（Mildmay Park）64號和孩子們同住。

    布迦夫婦的健康都不大好，而且布迦先生受到別的困擾。他接受了一種神學見解已有一段日子，認為有些非基督徒死後不至於受永遠的刑罰。聖公會、浸信會及弟兄會都把傳揚這種觀念的人驅逐出會，如果大家知道布迦是讚同這種見解，那麽支持內地會的正統派信徒一定表示不滿，甚至以後不再援助內地會。

    布迦為內地會鞠躬盡瘁是鐵一般的事實，但他在公共關係方麵一直做得不好。他編輯《不定期報》（tjccasJ’onal），刊登內地會傳教土的消息，寄給內地會的支持者。他的編排有序，但風格呆板乏味。他也知道自己不是這方麵的專才，所以請戴德生找人接替他的工作。

    1872年1月初，戴德生在培蘭路（Pyrland Road）六號租了一座新房子，離開紐惠敦格林（Newington Green）不遠，旁邊是田野和一個鴨子池塘。他們全家在1月15日搬進新居，此後培蘭路六號便成了倫敦內地會的中心。戴德生帶著李蘭豐到處參加聚會，也和他參觀倫敦的名勝；此外，戴氏又接見和指導準傳教士，而且盡可能親自向捐獻者回信道謝。

    他又到西部一趟，在班士德堡（Barnstaple）見過翟文（RobertChapman）牧師，又在布裏斯托的伯賽大教會（Bethesda ChaPel）中講道，晚上在穆勒家裏度宿。

    回到倫敦後，戴德生被邀在邁德美大會中講道，而另一位講員是美國著名布道家慕迪（D.L.Moody）。赴會的人數極多，他們大聲唱著「飄送，飄送，福音隨風飄送」這首詩歌，然後坐下來聽戴德生講道。戴氏站起來，眨一眨眼睛，但相當嚴肅地說話。

   「親愛的朋友們，」他說：「風永不能將這個愛的故事飄送到地極的黑暗之處，一定要有象我們一樣，……希望遵行宣教大使命的人把它帶去。」

    會議期間，一對來自德文郡（Devonshire）的小姐住在培蘭路六號戴家。她們是蘇爾陶（Soltau）津師的千金：漢莉達（Henrietta）和露絲（LllCy）姊妹。一天午餐後，戴德生、珍妮、自安美和蘇爾陶姊妹一起來到客廳，站在一張中國大地圖之前，上麵注明了九個還沒有內地會工人去到的省分。

    戴德生問她們：「現在你們有沒有信心和我一起向神呼求，請他給我們十八個人，一對對進入這九個未有福音傳到的中國省分去？」

    漢莉達和露絲向戴德生承諾，每天為此事祈禱，直到實現；然後所有人手牽著手，由戴德生帶領，為那十八位生力軍祈禱。

    在戴德生的生日那天，五歲的女兒小瑪莉亞送給他一份禮物，是她自己製造的。他把她抱在膝上，看看她究竟送他什麽。那是一塊小木板，上麵插著一隻夾子，夾上掛著半個貝殼。戴德生不明所以，便想試問女兒那是什麽。女兒說：「我想這是你最喜歡的船，可以帶你回中國去。」

    戴德生十分快樂。他記述說：「我從來沒有收到一份禮物使我這麽高興，或是如此值得我珍惜和懷念的。」

    小瑪莉亞說得對。戴德生和珍妮準備行裝，重回中國去的時候到了。這次他們留下一個全麵的小隊，在英國負責「內務」：由安美接替布迦先生的工作，蘇亨利（Henry Soltau，即漢達和露絲的兄弟）和另一位建築及土木工程師何理察（Richard Hill）同時擔任新成立的中國內地會管理委員會[即後來簡稱為倫敦委員會（London Council）〕的義務秘書。其它委員包括司庫查約翰（John Challice），他是一家公司的總裁；賀威廉（WilliamHall），他是白蘭斯頓教會（Bryanston Hall）的執事；還有侯爾道（Theodore Howard）、韋約瑟（Joseph Weatherley）和蘇喬冶（GeorgeSoltau，亨利的兄弟）。蘇喬治負責訓練準傳教士。

    戴德生也說服了一大批人出任中國內地會的顧問，包括巴納道先生（Thomas Barnardo）、班主德堡的翟文先生（Robert Chapman）、金尼斯先生（Grattan Gumness）、穆勒先生（GeoTge Muller）、賓法特牧師（William Pennefather）和韋士托爵土（Lord Radstock）o

    1872年１O月，戴德生夫婦回到中國。他們先在杭州停留，珍妮接替麥卡悌監督教會，而戴德生則計劃在聖誕節過後，到杭州以南各城鎮探訪。

    1873年4月，珍妮流產，一對嬰兒胎死腹中。她很快恢複過來，在她給母親的信中說道：「這段日子是戴德生最焦慮的時刻。」現在她盼望五月中搬到揚州，以那裏為根據地。

    戴德生向來希望杭州的中國信徒能夠負起教會大部分工作。這一直是他全盤計劃中的主要策略。他希望內地會的工作能夠本土化和內地化，盡可能減少外國同工。他的最終目的是每一省隻設一位監督和兩位助理，由外國教士擔任；而每個重要城南皆有中國同工，一些不大重要的地方則設專人分發聖經，也由華人擔任。同時，他希望在1873年底之前，能夠開辦一所聖經學院，訓練中國工人。

    看到中國信徒增多，而且在傳道及植堂的工作上效率增高，戴德生很感高興。他相信中國教會的將來是寄望在這批中國同工上。他寫道：「我看我們外國傳教士如建屋時搭的台架，屋子建成後愈早拆掉愈好；或者愈早搬到別的地方愈好，以便在別處做同樣的工作。愈旱建立，愈快遷拆，愈對未有福音傳到的地方有更多好處。」這種策略一直是內地會發展傳道工作的方針。

杭州及浙江一帶等地，工作發展甚速。最令人鼓舞的是，不單內地會在此地區工作，其它差會也陸續而至。自1864年太平軍敗北之後，浙江省的中國傳道人數目，在十年來已由十五或二十人增至一百人，信徒人數也由四百增至一千四百人，其中有百人以上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士。中國教會逐漸壯大，開始裝備自己，為將福音傳遍全國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