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愛中華——戴德生傳記》第二十四章 伯萊墩的奇事

   「中國人會成為世上最好的基督徒 ——他們用心鑽研聖經，象他們研讀古代經書一樣。」

    戴德生聽過這樣的話，但他知道如果沒有大量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中國人又怎能成為基督徒呢？

    他盡力向各差會進行遊說，鼓勵他們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內地還沒有福音傳到的十一個省去。他寫信給英國各大教會，又拜訪他們。他們每次都細心聽他講述，並且表示同情，但答案總是：「我們的經費不多，連目前的工作也應付不來，討論增加新的負擔！最好還是等候神把中國完全開放再說吧！」

    然而，戴德生這樣想：「如果使徒等到情況轉好的時候才傳福音，哪裏還有歐洲的基督教？如果現存的布道組織和教會團體不能傳福音，或者不願承擔此責，那麽誰會去做呢？」

    當他和高富一起修訂寧波話聖經的時候，他們常常舉目望著掛在牆上的中國大地圖，想起未曾聽過福音的千萬生靈。戴德生想：「今日，又有三萬三千個中國人在沒有神、沒有希望之中死去。」

    1864年底，戴德生開始計劃重返中國，但時機還未來到。他揀選的五位傳教士中，第二位已在12月20日離英赴華。她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小姐，名叫金樂曼（Jean Notman）。戴德生送她到南安普敦（Southamptofl）上船。她的船票和行李都是戴德生的支持者捐助的，包括布迦、穆勒和托頓鹹的朋友們。戴德生對金小姐的衣物行李，都有詳細的記錄：一件冬天大衣、二條裙子、一襲傘型大裙、三套印花裙、三條內襯裙、六套睡袍、三件背心、十二條長筒睡褲、九件襯衫、一條絲質圍裙、兩打（二十四條）手帕、九對襪子。記錄中還有許多雜項，包括由牙刷到書桌，以及一切零星物件。

    1865年春，他完成了一部小冊，書名是《中國—— 屬靈的需要與要求》（China:Its Spirirual Nees Claims），引起很大的影響。事實上，這本書是戴氏夫婦合作的成果。戴德生在書房中來回踱著方步，把意思說出來，由瑪莉亞手錄成書，就如多年前他的父親口述講章，由母親筆錄時的情況一樣。他為書的每一段祈禱，最後寫成一本很好的書。例如他描述中國地大人眾，用了一個傳神的比喻：「如果中國人排隊經過你麵前，以每日走三十哩的速度計算，他們不斷地走，日複日，年複年，也需要走上十七年又三個月，這條人龍才走得完！」

    但書中的話並不叫人讀著會感到心安理得：「英國的基督徒能否袖手，坐視不救，眼見這千萬人走向滅亡？他們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不知道福音。但英國卻充充足足的得到這個知識；使英國有今日，也使我們有今天，全賴這福音。我們的主怎樣教訓我們？是否一百隻羊之中不見一隻，也要放下九十九隻去尋找失掉的那一隻？現今的比例幾乎可說是相反的，我們在家守著那一隻羊，卻不理會那九十九隻正走向滅亡！基督裏的弟兄們，想一想我們偉大的救主和領袖賜給我們的重要使命——到世界各地，把福音傳給萬民聽！想一想貧窮愚昧的中國裏有千千萬萬人，竟沒有一個主的門徒願意帶給他們『大喜的信息』，或者告訴他們救恩的福音！……」

    這部小書或許使很多讀者難過不已，且它的銷路極佳，多次重印，到1887年已經印了七版。戴德生寫成這部書，似乎也經曆不少痛苦。在研究和思想中，戴德生得著更深一層的異象，使他明白要到中國內地傳教，必須有一個特別的組織。當然他可以設立這樣一個組織，但應該采用怎樣的體製？會不會引起其他宣教團體的不滿？會否象中國傳道會一般，遭遇同樣的不幸和危機？

    雖然有這種種顧慮，但他還是清楚知道設立這樣一個組織是必須的。它將會是一個海外布道團體，由不同宗派背景，但對宣教、植堂和教會培訓很有負擔的男女信徒組織而成。他們需要借著祈禱，單單信靠神的引導和供給，進人中國內地，向十一省未得之民傳道。這個組織至少需要二十二名傳教士。

    他反複地想：是否應該立刻按照計劃去做，還是開始時不要動用太多的資源？他和瑪莉亞、布迦、皮爾士及托頓鹹的友人們多次懇切的討論和祈禱，又坦誠地切實商量各種策略和可行性。由於不停思想和考慮，以致他數月來不能好好安睡，每次隻睡得兩個小時，有時甚至完全不能入眠。他是否願意跟隨主的呼召呢？他相信在他思考的當兒，每月就有一百萬中國人走向滅亡。

「我想我不該再用理智考慮了，」他寫道：「但我不願降服！最後我病倒了。瑪莉亞對我的心事略知一二，但我不能對任何人傾吐一切；我不願把這樣一個重擔壓在她的頭上。」

看到戴德生這個情形，皮爾士認為他應該稍作休息。他邀請戴德生在6 月24至26日到伯萊墩度周末。星期日早上聚會時，他聽到長老會的牧師鄧尼頓（J M．Denniston）講道，很受感動。之後，據他自己說：「看見一千多基督徒在那裏喜樂地聚會，千萬人卻因不知道福音而失喪，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在沙灘上漫步，靈裏極其痛苦；這時，救主征服了我的不信，我完全降服在他麵前，獻上自己，為他所用。我把一切困難和後果交托給他，我和我的同工隻能作他的仆人，服從他，跟隨他——由他引導，由他看顧，由他帶領。

   「不用說，平安立刻湧進我煩惱的心裏。在此時此處，我要求他差遣二十四位同工到中國去，十一省每省二人，另加上兩人往蒙古。我把這個請求寫在聖經的頁邊上。回家時滿心喜悅和平安，是多月來沒有嚐過的，同時還有主的應許：他會賜福他的工作，我也必分享他的賜福。我以前曾經祈禱，也懇求別人代禱，求主興起工人到那十一個福音未傳到的省分去，求主使他們奮勇向前，靠賴他的供應，卻從不肯屈服下來，叫自己成為他們的領袖。」

    戴德生提字在旁的那本聖經，至今尚存；數天前；我還把它捧在手裏。打開聖經，在約伯記第十八章上麵，有戴德生親筆寫下的一行字：「為二十四位甘心而能幹的工人祈禱。——伯萊墩，1865年6月25日」。再往後看，又見幾行字：「爭戰已經結束——隻有平安、喜樂。仿佛要立刻振翅高飛，越過車站旁的高山，直朝皮爾士先生的家飛去……那晚睡得真香甜！戴太太以為神在伯萊墩行了奇事！但確是如此。」

    他把握時機，立即和皮爾士到倫敦郡立銀行，用「中國內地會」（ChinaInland Mission）的名義，開了一個戶口，存入十鎊，雖然數目不多，但正如戴德生後來所說，它是「十鎊另加神所有的應許。」

    接著下來是一段極為忙碌的日子，主要向著兩個目標努力：一是鼓勵他的家人和朋友為這二十四名傳教士祈禱；另外是馬不停蹄地到英國各處講道。在這些聚會中，戴德生無意強調新成立的內地會，也沒有懇求捐助，而是論述中國的情況，以及神如何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有一位聽過戴德生講道的商人，如此描述戴氏：他說話的聲音很輕，用字謹慎。最使他印象深刻的，是當戴德生談到中國時，他聲音充滿深情，對各差會正在進行的宣教工作報導得很詳盡，但也指出內地還有許多需要。他沒有咬文嚼字，也沒有呼籲捐獻，他的講道隻專注在屬靈的影響和能力上。

    戴德生在挑選二十四位傳教士的標準上，似乎和一般宣教團體不一樣。英行教會（CMS）及倫敦會派遣的人都先要按立為牧師，最好是大學畢業。所以戴德生不在這些教會裏尋找人選。他要找聰明的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不論男女，但最重要是其屬靈質素。因此，一些少受正式教育的人，還是有機會被選上的。戴德生認為最重要的屬靈質素是——對神的信實絕不疑惑，加上有能力地和甘願地去相信他。

    其它差會很少差遣女傳教士，而少數被差的婦女多半是在學校當教師的。從內地會創立始，大門即向適合的婦女開放，愈是年輕愈合適，因為她們會很快學懂當地的語言。內地會的女傳道在中國婦女當中工作，扮演著不可缺的角色。

    新加入的人都得接納戴德生和瑪莉亞為領袖：因為隻有他們具備在華生活及傳教的經驗。相對而言，戴德生會提供他們基本的訓練，以及為他們預備製服。

    戴德生原定中國內地會有六樣特色：第一，它的傳教士並非來自一個宗派，而是從許多教會來的——隻要他們簽署一份簡單的信仰宣言即可。事實上，當內地會不斷發展，它的傳教士還會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

    第二，內地會的傳教士並無固定的薪金，隻信靠主的供應；所有收入大家分用，不能向外借貸。

    第三，內地會不會進行募捐，也不設收捐站；捐獻者的名單亦不公布。但捐獻者將收到一份注明日期和編號的收據，可與列出之奉獻數目參照比較，然後再對照每年印行之收支報告表。

    第四，由於避免重蹈中國傳道會的複轍，戴德生決定國外的傳道工作不得由國內的委員會管理，應由在中國工場裏工作的人自行負責，將來也應由在中國的傳教士繼續領導。

    第五，內地會的活動必須有係統，並切合實際。要福音傳遍中國，需要有詳盡的計劃，知道如何在一些重要之地建立據點，目的並非增加內地會的人數，而是盡快使福音傳遍整個中華。誰是收害的人，隻是次要的問題而已。

    第六，為了對中國人民表示尊重，內地會的傳教士均穿著中國服裝，在中國式的房子內崇拜——而非象寧波一樣的西式教室。

    到了1866年，戴德生的身體已經完全康複。春天時，他在英國西岸巡回訪問，分別到過依薩他（Exeter）、托爾庇（Torbay）。普利茅茨（Plymouth）及幹沃爾（Cornwall）的柯靈頓（Callington）。他在托爾庇收到弟兄會一位虔誠而備受尊敬的牧者翟文（Robert Chapman）寄來的信，懇求他到班士得堡（Barnstaple）教會講道。他依約前往；翟文在六、七年後告訴他：「自從你到了中國，我每天都探望你。」意思是每天為他禱告。

    五月，戴德生又接受普傑上校（Colonel John Puget）的邀請，到巴納附近的托特烈治（Totteridge）講道。象往常一樣，他預先聲明會中不收捐獻。但普傑上校提出抗議，說從來沒有這樣的規定，不過他最後還是答應了戴德生。

    在那次聚會中，戴德生掛起中國的大地圖，告訴會眾關於中國的地理。人口，以及屬靈的需要。普傑上校看到會眾深受感動，因此在戴德生講道後起來發言：「戴德生先生請求我們宣布在聚會中不收捐獻，但是我覺得如果不給你們一個機會，為中國的傳道工作盡一點力的話，你們必定耿耿於懷。我現在所作的提議，完全是我個人的意見，但我相信也代表了會眾中多人的心願。我希望戴先生不會反、對我們在會中收捐吧。」

    然而，戴德生立刻跳起來，說：「主席先生，我請求你還是遵守先前的諾言。雖然我聽過不少讚成收捐的理由，而你提出的理由尤其叫人無可推搪。但我不想會眾現在因為受到情感的影響而進行收捐，乃是希望每一位會友在回家之後，心裏對中國有負擔。並求神指示他們當作的事。

「反省及禱告後，如果他們認為需要捐獻金錢，那麽他們大可捐給任何差派傳道人往中國去的宣教團體，或者寄給我們內地會的倫敦辦事處。

    「但很多時，神所要的並非金錢的奉獻，而是擺上自己為主到海外工作，又或者把兒女獻上，為主事奉。這種奉獻更勝於金與銀。我認為收捐予人的印象是金錢最重要，但其實沒有一個金額可以叫一個人悔改歸主。我們需要的，就是受聖靈充滿的弟兄姊妹，獻身為主工作。我們絕不會缺少金錢去支持他們。」

    當天晚飯時，普傑上校對戴德生說：「我想你可能犯了錯誤。縱使有少數人把些微捐獻交給我，但我仍是認為我們錯過了一個大好機會。」

    第二天甲早餐時，郵差送來一封信，是給戴德生的。它帶來了一個好消息：一艘叫「蘭茂爾號」的船正在倫敦下碇，將於5月20日啟航赴華。整個船艙已經包下來，載送內地會的傳教士到中國去，請戴德生立即到船上視察，看看是否合用。

    普傑上校這時才從樓上下來，看來昨晚沒睡得好。他說：「我整晚沒有好睡。」早餐之後，他請戴德生到書房中，說：「這裏是昨晚收到的奉獻，用來支持你的工作。我昨晚以為你不收捐是錯誤的，現在才知道你說得對。昨晚我想起那些中國人一隊隊的走向黑暗，禁不住流起淚來。我問主說：你要我做些什麽？我想我已經得著他的引導，這是我的奉獻。」說著，普傑上校便遞給戴德生一張五百鎊的支票。他說：「如果昨晚收捐，我大概隻會拿出幾英鎊而已！」

當時的五百鎊，價值高於現在的一萬鎊，是個相當大的數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