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愛中華——戴德生傳記》第二十九章 誰言要安息

    1867年的聖誕節早晨，新巷大宅舉行一個盛大的慶典——路惠理和貝瑪麗共諧連理，結成夫婦。他們乘船在河上度蜜月後，就回到工場。路惠理負責監督印刷部門的工人，貝瑪麗則繼續幫忙照顧戴德生的孩子。

    1867年底，中國內地會把新巷一號旁邊的房子也租過來。原先的大宅留給已婚的傳教士和未婚的姑娘，麥卡悌一家和未婚的男士則搬進新租來的二號。這樣安排，叫外人看來才算合體統。

    現在的戴德生年近四十，體重也略有增加，更能擔負長期的體力勞動。1868年初，他攀山越嶺的徒步前往蔡文才（Josiah Jackson ）正在工作的泰州。在路途中，他不斷地想：每隔兩三哩就有一個鄉村或市鎮，許多還是相當大的城鎮呢！千萬人在這些鄉鎮裏出生、長大、老死，從來沒有離開家鄉半步。令人一想到這裏，就感到非常痛苦。由此鄉到彼鄉，從此鎮到彼鎮，每次回頭遙望，都教人心情沉重不已。這些可憐的靈魂何時及怎樣才可聽到

福音呢？

    雖然戴德生的身體較以前強壯，但壓力卻令他透不過氣來。他的神經性頭痛愈來愈厲害，一切日常事務皆交由瑪莉亞處理。福珍妮認為戴氏的頭痛完全是由於焦慮與勞累過度所致。現時的內地會在組織和人數上，已經接近當時中國最大的差會——倫敦會。

    在英國方麵，布迦先生也百務纏身，終日為內地會晤以及挑選傳教士。戴德生給他寫信，說：「我們與其他差會不同。當我們的教土來到這裏，差不多都會問：『為什麽美國的傳教士可以這樣做，聖公會的傳教土可以那樣做，而我們就不可以？』……其他差會的教土都有較好的房子，好的家具，住在歐洲式建築物裏。然而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會在內地定居，住在民

眾當中。除非有人願意特立獨行——和其地差會的人分別出來——，否則他們就不應該加入我們的行列。……應該事先給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是真心的、忠心的內地會會員，他們將會受到嘲笑和譏諷，甚至敬神的人也起來反對他們。」

    他在信中繼續對布迦清楚地說：「我所需要的是那些充分準備好進入內地的人，他們須穿著本地的服裝，盡可能連生活也象本地人一樣。那些不願意如此工作的人，我不會再輔助他們。中國是開放給任何人的，但我的時間和力量有限，工作卻極多，所以我不再嚐試和那些不能同心合意，而且不讚成我工作方針的人一起工作。……

   「要中華歸主，我們不能靠那些安靜、溫柔和可愛的男女，……我們需要的是在任問時間，都把耶穌、中國和靈魂放在首位的人——他們甚至認為生命也是次要的……這樣的弟兄姊妹，盡管差來，愈多愈好，他們比寶石還要珍貴！」

    現在是繼續向內地發展的時候了。戴德生打算減少杭州內地會的人手，向內地開展新工作。目前浙江南部地區的大小城鎮中，已有一批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在工作，聖公會、長老會及浸信會也都認寧波向外發展。戴氏以為最佳策略是讓麥卡悌夫婦和福珍妮留在杭州，因為他們和本地信徒感情最好。其餘的將繼續向內地發展。童跟福已經開始在未有福音傳到的地方進行開荒工作，現在是其它人支持他，步他後塵的時候了。

    不是所有人都讚成這個策略。布迦先生請求戴德生先在現時的工場上加強訓練，穩固基礎。但是大部分在華的傳教士都支持戴氏的異象，讚成他主張的擴展工作。戴德生把他的想法寫成一首詩：

        誰言要安息？安息在天家。

        地上無安息，隻因工作多。

        天父差我來，時日不我待。

        惟有勤工作，未敢有輕疏。

        不論忙或苦，恩典必夠用。

        勿言要安息，安息在天家。

    其它事情帶來的壓力，尤其是關於衣著的問題，仍然存在。另外一兩位女教士也支持倪義來。布迦寫信給戴德生，提出一個嚴重的問題：他正在考慮是否應該容許倪義來留在會中，因為倪氏說他已不能信任戴、布兩人。戴氏反複思想，為了排除倪義來可能引致的困擾，他還是希望倪氏能改變初衷。

    1868年6月1日是內地會擴展事工的一個大日子。一艘大船從杭州沿著運河北上，經過三哩寬的長江，入運河再向北駛十二哩，來到江北的大城市楊州。船上載著戴德生夫婦和四個孩於、戴氏的秘書白安美、孩子的看護路惠理太太，以及四個來自杭州的中國基督徒。此外，還有十一年前為戴德生所收養的年輕人天喜，以及內地會印刷主管李蘭豐的未婚妻安馨。

    在十三世紀元朝忽必烈統治中國時，馬可勃羅曾經在揚州當過官。運河婉蜒自城的東南穿過架在上麵的許多美麗拱橋。揚州除了以富饒和美女著名外，還有一座人所皆知的八角寶塔，以及許多大古雅的寺廟和美麗的花園。但是，揚州也有些人以好鬥而惡名昭著。

    揚州城很少有路經的外國傳教士，這裏隻有一間天主教教會辦的孤兒院，而主管是一位中國人。

    由於聽過揚州流氓的惡名，所以戴德生在初來時特別小心從事。他們留在船上，避免引人往意，隻吩咐同來的中國基督促到市內找房子。但數天之後，下起大雨來，船篷不住地漏水，再也不能久住，他們惟有入揚州城裏，尋找瑪莉亞所譽為揚州「第一流旅店」。

    到了7月20日，他們才能夠搬進一間破落不堪的房子裏住，這就是他們以後在揚州的家了。這間房子和幾家鄰舍共用一個約有一百碼長的進口通道，在通道的北邊有兩個閘門，接連著天井、花園、岩石、假山和一些規格不一的房屋。每間屋子不大，隻有幾個房間，但對於他們大夥兒來說，卻是相當理想了。主屋有一間客廳通往天井，樓梯的兩邊各有兩個房間，盡頭有一扇門，把上下兩層樓完全分開。戴德生叫來了木匠，為新屋裝修，改裝至適合大夥兒居住，整整忙了一個月。

當戴德生和內地會的傳教士離開海岸，進入外國人罕至的地方時，他們遇到更多的麻煩。人們之所以反對他們，往往是受到村鎮的士紳煽動。

這些士紳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精英，其中多是知識分子。他們真誠地遵行儒家的法則，尋求明白中國曆史文化的精萃。他們也欣賞及愛護中國藝術和雕飾，對於無價的陶瓷、絲、漆和雕刻，極之珍愛。一位真正的儒者往往是有高雅、自律的君子，對人（即使是從荒郊海域遠道而來的蠻夷）總有體恤之心。

    然而這個階級之中有不少高官大吏，以維持中國傳統製度為己任，他們認為儒家思想有維持社會安定的作用。雖然有些人認識並接受西方的知識和文化，但大多數士紳都抱著拒絕和敵對的態度。

    基督教強調個人，跟中國倫理把家庭放在個人之上，顯然有所不同。一個人的信主和改變會否影響整個社會的結構？對中國士紳而言，講道常被視為一種羞辱，因為講道者的地位如同教師；誰有資格為土紳之師呢？此外，基督教的傳道人會否批評中國人拜祭祖先的習俗？會否認為儒、釋、道沒有真理，毫不可信？

    在內地會全不知悉的情況下，揚州城內的土坤和一些軍土將領召開了一次會議。他們決定鼓動民眾，散播有關傳教士的謠言，希望把他們逐出揚州。

    從那時開始，常常有人用石子投擲戴德生屋子的窗戶，又在街道上張貼了許多匿名海報，指控他們許多荒謬的罪名。他們稱傳教士為「耶穌教之匪眾」，借行醫為名把人挖眼取心，以童為食，又音剖開孕婦肚腹，製煉丹藥等等。

    不久之後，就有一大群憤怒的民眾結集在內地會的房子外麵。傳教士和他們理論了一整天，否認那些硬加諸他們身上的罪名。戴德生於是致函當地的知府孫大人，並附上一份攻擊他們的海報，請他製止這種行為。但孫知府的答複隻是含糊其辭，不置可否。

    8月15日星期六，內地會聽到謠言，說民眾要發起暴動，所以他們在房子出入口要搭防禦圍障，以防萬一。不久，即有一二百名群眾聚集屋外。當天晚上，童跟福恰巧由別的地方回來，他好不容易才擠過群眾，得以進人宅門。本來他隻打算停留一會，就趕返自己的工場。但見到這種情況，便決定留下來幫忙。所以，屋內有四名男教土〔戴德生、童跟福。路惠理和李德（Reid）〕、五名婦女、四個孩子和十九名華人。

    戴德生為安全起見，想先把婦孺遣走，但眾婦女都請求留下。星期日，暴民有好幾次想破門而入，可是都沒有成功。他們傳發一張可怕的海報，說要放火燒屋，把屋內眾人燒死。

    星期一，情況稍為平靜下來，教士也分發一些傳單，說其中的指責乃屬無稽之談，又說房子修理完竣後，將會邀請民眾入內參觀，讓他們親自看個究竟。這樣才暫時將事情緩和下來。

    星期三，戴德生再次修函給孫知府，提醒他條約內寫明「英國人民可以在內地買地建屋，而且任其隨處走動，不得拘留、侮辱或攔阻。如有需要，可隨時請求保護和幫助。」

    孫知府回函說：「那些煽動群眾和書寫匿名海報的人都是在暗中行事，既沒有名，也沒有姓，短期內是很難把他們捉拿歸案的。」

8月 22日星期六，一名美國政府派駐浙江的官員辛德士上校（CaptainSands）和另一位外國人剛巧來到揚州，參觀此地的寺院和古刹。他們都穿著洋服，發覺全城寂靜。有人開始在茶館和街道中散布謠言，說有更多的洋人到揚州，拐走了二十四名小童。群眾又結集在內地會的房子外，並且衝破兩度閘門，來到天井和花園中。戴德生把守著通道的進口處，同時叫木匠立即修補那破壞了的閘門。可是，群情洶湧，情勢愈來愈危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