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愛中華——戴德生傳記》第二十六章 杭州工作的開展

   「在這外國地方，竟然有濃厚的英國風味！」這是福珍妮初到上海所得的印象。但她覺得中國的住屋很家監獄，四麵是高牆，圍著天井和房子。店鋪還好，內裏寬敞，但街道卻狹窄得很。

    童跟福則對中國人的禮貌印象深刻。他說：「他們都很文靜，對我們極有禮貌，態度遠比我們任何一個英國人對他們為佳。」狄樂義姑娘觀察中國人的喪禮，說他們用「爆竹驅逐邪魔惡鬼」，又燒紙錢給死人在冥界使用，而點燈籠則讓他可以照明道路。「當時聲音嘈雜，火光熊熊，情景煞是怕人……我真高興能夠溜開。」她覺得這樣一個情景，正是中國人受著撒但奴役的明顯寫照。

   「蘭茂爾號」的同人帶來了印刷機器和零件，也帶來大批藥物和儀器，準備設立一所醫院和藥房。然而，在還未建立內地的基地前，這些東西如何放置？旅途中，他們不住為這事情祈禱，在他們抵達上海當晚，就看到神應允他們的禱告。

    美國長老會在上海設立的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vterian MissionPress）的負責人薑保（William Gamble）前來接船，並提供美華書館的大貨倉給他們寄存物品，又供給所有人在上海居留期間的食宿。戴德生跟著薑保察看貨倉和宿舍，一切都很理想。

    一個月後，福珍妮在信中這樣寫道：「我真高興我們要離開上海了！這裏的中國人都貪錢……而英國人則很俗氣和愛打扮，每個人都知道大家在幹什麽。我想他們一定常在背地裏議論我們。」當然，福珍妮說的確是實情，尤其令人蝶蝶不休、議論最多的，是他們的衣著。男士把前額的頭發剃掉。後頭則裝上一條假辮子，穿得完全象個中國人。但女士當中隻有瑪莉亞穿著中國式衣裙，其他婦女的衣裝還未齊備。上海報章拿他們作笑柄，說這是個「豬尾布道團」（Pigtail Mission）。

    路惠理後來回憶舊事，說：「初時我不喜歡那些中國式衣服，但我現在喜歡多了！」蔡文才說：「對我們來說，那試煉可不算小呢！尤其是剃發……初時我想不透為何要穿著這些衣服，但現在我明白了」

    他們本想早一點離開上海，不過英領事認為他們不宜到杭州去，所以令他們猶豫不決，加上征求中國官員簽證時，也發生一點困難，以致耽延了一段日子。直到十一月才一切就緒，預備起程。

    美麗的杭州佇立在西子湖畔已有兩千多年了。城牆之外，南門不遠，就是錢塘江與杭州灣的匯合處，流水經過寬約二三哩的江口，再流入杭州灣，景致壯麗。西湖被綠樹群山環抱著，樹叢之中點綴了許多寺廟、寶塔和古墓。湖上躺著許多小島，水麵有成千上萬的水鴨和天鵝，叫得嘎嘎地響。漫山都是木蘭、杜鵑和山茶花，還有密密麻麻的桑林，幾世紀以來靠著它們支撐興盛的絲業。杭州有超過一百萬的人口，包括全國有名的詩人和畫家，以及往在巍峨大院裏的富商巨賈。

    戴德生一行人最初來到杭州城中時，太平天國之亂的殘餘痕跡還到處可見。西門仍然有清兵駐守，巡撫和其它大官住在剛重新修複的官邸中。雖然在他們之前已經有數位傳教士來到這裏，但杭州是個比寧波還要大的城市，當中還有許多工作等著更多的傳道人去承擔。

    戴德生和丘先生很快在杭州城中找到一處地方，用作中國內地會的基址。（丘先生是戴德生早年在寧波傳教時帶領信主的。）那是新技一號，座落在住宅區的邊沿。那兒是一些舊房子，在太平天國之亂時損毀不堪，大官富賈部遷出，很多房子便空置了。新巷一號是一間大屋，外麵圍著粉牆。在此之前，是一位有錢官員的物業。屋內約有三十個房間，都很寬敞，如有必要，每個房間又可間開，一分為二。

    第一次來到新巷的房子，戴德生和丘先生已發覺這個地方可作多種用途，心中不往地盤算。進到大門，便是一幢大樓，最適宜改成教堂；在寬敞的半蔽式天井四周，是一排十數間的房間；接近教堂的房間，可以用作診所及藥房，那麽，病人在候診時可以聽福音。他們更想到用什麽地方作會客室，什麽地方作飯廳、辦公室、印刷房，什麽地方作仆役的居所及儲物室。樓上分作兩個部分，分別認不同的樓梯而上，最宜用作單身男女宿舍。後麵

是個幽靜的蘇州庭園，充滿平靜安詳的感覺。

    當然，這所大宅還需要裝修和清理，當白安美第一次進到這房子，她高興地說：「這裏地方極之寬敞，使門窗看來顯得不足。」

    戴德生用合理的價錢把房子租下，整隊人便搬進去，開始修理和各樣改裝的工作。他們買了木條、鐵釘和大量的粗草紙後，木匠和泥水匠便打木造牆，又用草紙張貼內牆和天花板。戴德生的房間裏，有一個九尺高六尺寬大洞，他用一塊布把它蓋往。他們把帶來的相架掛在牆上作裝飾，地上則鋪上草席；有些家具是買來的，也有些是自己動手製造。他們一邊工作，一邊燒著火發取暖，幸好那年的冬天還不算大冷。

    過年的時候，他門才找到木板和灰泥，用來取代牆上的草紙和遮蓋破洞的布。

    杭州城這一區的居民，這一批外國人已見怪不怪了。路惠理記述說：「我們之所以能夠平安無事，大部分原因是由於我們的中國裝扮，我們常到外麵去，但很少引人注意。」

    1866年底，當寧波的宓道生和甘比治前來杭州的時候，他們路經蕭山。那是離開杭州十哩的一個重要城鎮，距紹興約五十哩。紹興城也有兩位內地會的傳教士在那兒工作，他們是範約翰大婦。宓道生和甘比治兩人爭論是否應在蕭山設立據點，因此戴德生便陪同他們往蕭山察看。在街頭布道之後，他們終於找到一所合適的小房子作布道所。房東答應把屋租給他們，條件是這些外國人要穿著中國服裝。他們決定蕭山的開荒工作由倪義來夫婦負責。

    其時已經在杭州傳教的有慕稼裂牧師（George Moule）。他是英行教會（CMS）的傳教士，1858年來華，先在寧波工作，1864年才來到杭州。慕氏一家在教會史上頗負盛名。在倫敦時，戴德生曾經和慕稼裂的父親慕亨利牧師（Rev Henry Moule）有書信往來，討論羅馬拚音版之寧波話新約聖經的翻譯及出版事宜。慕亨利的三個兒子都畢業於劍僑大學，而且三人都追隨父親成為聖公會的牧師。除了大兒子慕稼裂外，二兒子慕雅德（Arrhur Moule）也在華傳教。（譯者按：慕雅德於1861年來華，在寧波傳教，1876年調杭州。）幼兒慕僅理（Handley Moule）是位聖詩作者，後來成為杜林區（Durham）主教。在戴德生一行人眾初抵杭州時，慕稼裂很熱情歡迎他們，但現在他們的關係卻鬧得很不愉快。

    主要原因是慕稼裂和戴德生兩人傳教的風格和方法都迥然不同。寧波的英行教會有歐洲歌德式建築的教堂，衣著和生活都和其他洋人一樣；到了杭州之後，慕稼裂夫婦還是維持其西方的生活方式，對於內地會的年輕傳教士穿著中國衣服招搖過市，很是不滿。

    慕氏夫婦時常邀請一些內地會教士到他們家中用膳，倪義來便是其中的一個常客。他常發怨言，認為新巷一號裏有許多不當之事。他不滿戴德生處事的辦法，甚至有時歪曲事實，隨意捏造，慕稼裂夫婦則在旁傾聽。當倪義來、史洪道及蔡文才一起到訪，慕稼裂向他們發表意見，反對洋人穿著華服。他還表示兩種顧慮：第一這樣多的未婚男女同住在新巷，是相當危險的事；其次，戴德生和那些年輕婦女表現得大過熟識和親蜜。他覺得有責任去維護傳教士的形象，避免受到非議和損害。

    1月2日，倪義來和巴克敵從杭州前往蕭山辦妥租房子的手續。不久，倪義來師母（Eliza Nicol）和一位中國同伴也離開杭州到蕭山去。得到衛養生的幫忙，倪義來把蕭山房子的樓下改裝成禮拜堂及會賓廳。1月25日，倪義來趕回杭州，請求丘先生同往蕭山，並為新堂揭幕。

    倪義來返抵杭州時，大家都很驚異，因為他沒有穿看中國服裝。他改穿西裝已經有一個星期了！雖然內地會曾經答應蕭山房子的業主，房客都會穿著中式服裝，但倪義來卻不肯依從；他這樣做，也違反當初在倫敦時和戴德生的協議。然而戴德生沒有立刻采取行動，他不願被情緒左右，而可能作出錯誤的決定。第二天，倪義來和丘先生就離開杭州，前在蕭山去了。

    禮拜日，有很多人前來蕭山的禮拜堂聽道。星期一，倪義來和丘先生又到街頭布道。倪義來一直穿著英國服裝。當天傍晚八時三十分，倪氏夫婦和衛養生則在樓上寫作，而丘先生和一個中國仆人正在樓下。丘先生突然看見外麵燈火通紅，來了很多的人，還有縣官大老爺的轎子。丘先生立即上樓通知倪義來。當倪義來來到樓梯，縣大老爺已在樓下了，另有五十多名官差侍立在禮拜堂中。倪氏向縣官鞠躬，但這位官員卻執著他的雙肩，很粗魯地對待他。

    過了一會，他似乎氣平了，態度較為有禮。他坐下來，也示意倪義來坐下。倪氏聽到有人細聲說縣官的古怪行徑是因為喝醉了酒，倪義來於是吩咐仆人倒茶。

   「我不要喝」，縣官說：「你以為我會喝洋鬼子的茶麽？把另外那個英國人抓來！」

    衛養生把他和倪義來的英國護照拿出來，但縣官看也不看，眼睛卻不懷好意在倪太太伊莉莎的身上瞟來瞟去，口中說著風言風語。然後他要親自檢查屋內每一個房間，走動時還得靠人兩邊扶攙。到了樓上，他又坐下來問了一連串關於英國的問題，又大聲說基督教是邪教，為官方所禁止。

    這時，房東慌張地來到，並把一張字條是給縣官，可是縣官擺出不屑一顧的樣子。

    最後，縣官下到樓下，指著丘先生，不由分說便吩咐衙卒：「給我打！」

    兩名官差把丘先生按著，一個抓著他的辮子，另一個則抓著他的雙腳。其他兩個人則拿著藤鞭，猛力向丘先生的雙腿抽打。倪義來夫婦和衛養生在旁看著，驚惶無措。官差打了六百藤，把丘先生雙腿打得皮開肉綻，血肉模糊，跟著在他兩邊臉上再打一百藤。

    然後，縣官對倪義來和衛養生說：「你們是否明天便搬出這房子？」

    倪義來點頭答應。戴德生曾經指示他：遇到麻煩時，千萬不可跟官府爭論，應呈遞當地英國領事處理。

    縣官臨走時，對倪義來夫婦、衛養生、丘先生等人說：「如果你們明天還留在這裏，一概斬頭。」

    黎明之前，丘先生與仆人匆匆離開蕭山，先行返回杭州。他結結巴巴，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經過向戴德生說個明白。然後倪義來抵達，留下衛養生和伊莉莎在碼頭船中看守行李。

    倪義來複述時，氣氛有點緊張。倪氏的語氣，好象這件事與別人無關，應由他自行處理。但他最後還是問：「我應否到寧波去把事情報告領事？」

    戴德生說：「當然應該立刻通知領事，但報告書由我來寫，因為我是內地會的監督。不過，在我還未以中國內地會的領袖身分參與這事之前，我得問你幾句話：你是否承認我是你的領袖和主管？你是否是內地會的一員？內地會的其中一個基本原則，是否在不違背良心的情況下，一切由我作主？你為什麽未跟我商量，便丟掉中國服裝？為什麽不遵守租約上的規定？

   「這宗事件對於本會實在有很重大的影響，雖然我此刻應該向你表示同情，但我必須得到你的答複，才報告領事。誰是這宗事件的受害者——個人或是整個差會？」

   「我承認你有權領導本會，。倪義來回答說：「但我想到很多事情，並在這事件中運用我的判斷力。如果我的中國話講得流利，我會改穿中國服裝。但此刻我覺得穿著這些衣服很不舒服，而且全無安全感，外國服裝卻使我得到保護和尊敬。」

    蕭山事件清楚地顯示出：外國服裝並無保護作用。

    他們去到碼頭，把伊莉莎及行李帶回新巷大宅。戴德生也不催迫倪義來，隻等著他那「舒服感覺」引導他改換裝束。

    當戴德生感到倪義來已經完全明白過來後，他就寫信給寧波的英國領事，把這事件作一個詳細的報告。他在信上說：「為了恢複我們國家的聲譽，為了保障天津條約給予我們的權利，我極希望鈞座發出公報，使我們的國人及護照受到尊重，令那些提供我們合理服務的本地人也回複信心。」

戴德生在信裏提到挽救國家聲譽等等。但在一些通情達理的領事官員與中國官吏斡旋之後，他的經驗告訴他，為了傳教的好處，還是少用那種盛氣淩人的態度為佳。因此，他以後再沒有重提挽救國家聲譽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