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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代的荷爾是一個漁港,就在荷爾河畔,下遊直接漢笆。戴德生乘火車出發,在1851年5月21日他十九歲生日的那一天正式上斑。赫迪的工作間和住家都在莎樂蒂街(Charlotte Street)13號,那兒是荷爾鎮上醫務所的集中地。赫迪醫生除了有自己的診所,亦是一所醫院和數間工廠的外科醫生,同時也是醫學院的講師。
13號的房子向陽,前門的圍牆長滿攀藤。這位助手抵達時,赫迪醫生親自出來開門。甫一照麵,戴德生就對他產生好感。赫迪醫生長得高大,渾身是勁,而且十分幽默。不久,戴德生便發覺他是荷爾鎮上一位最受歡迎的人物。
赫迪把戴德生引到飯廳,從那裏可以望到花園的一邊及遠處的配藥室。赫迪把戴德生介紹給他的太太,但赫迪夫人卻不象赫迪醫生那般熱情和懇切,她較為冷淡和嚴肅。她並不多言,隻把戴德生帶到早為他安排的臥房裏。之後,一天忙碌的工作便開始了。當晚十一時,戴德生寫信給戴賀美說:「我已看過我的新環境,我想我會十分喜歡這裏。」
戴德生漸漸習慣他的新工作:配藥、記帳、裹傷、跟赫迪醫生來往接生,以及到醫學院上課。赫迪醫生也時加指導他的學習。赫迪是個熱心的循道會教友和主日學教員,兩人很快便成為好朋友,常常在手術室中一起禱告。
禮拜天,戴德生在朱安德(Andrew Jukes)的教會聚會。朱安德的教會和早期普利茅茨兄弟會(Plymoth Brethreh)的組織相近,朱安德本人在英國著名學府哈路(Harrow)畢業,曾經是聖公會的執事;他是位極佳的教師,能深思熟慮,也能引發別人思考。當戴德生開始在荷爾碼頭附近傳道時,教會中許多會友都是戴德生的同工。
在朱安德的教會裏,戴德生的思想和生命深受一位傑出的傳道人——布裏斯托(Bristol)的穆勒(George Muller)所影響。穆勒是在德國的何禮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念書時信主的,之前他是個酗酒、說謊的人。他在布裏斯托當牧師,教會人數增長得很快。他非常關心的一件事,就是很少基督徒(包括他自己教會的會友)相信神垂聽禱告。他一直希望有機會向信徒證明「神的真實」。
在當時的英國,一般人因為讀了查理士·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苦海孤雛》(Oliver Twist),對孤兒不幸的遭遇極表同情。穆勒這樣想:如果他隻靠禱告和信心,成立及管理一所孤兒院,必定能加強基督徒的信心,也會使非基督徒看到神的真實。
穆勒於1836年在布裏斯托創立了第一所孤兒院,房子是租來的。1849年,他又興辦了一所新的孤兒之家——這次設在布裏斯托城郊山上自建的樓宇裏。到了 1851年,在他照顧下的孤兒多達三百名,而工作還在大大地擴展;與此同時,穆勒仍多方接濟在海外傳教的傳道人。他從未公開要求捐助,也從未向個人要求支持,他喜歡倚靠及信賴那位豐富的主。在荷爾的教會中,戴德生時常聽到穆勒在聚會中朗讀一些帶著見證的信。
中國學會〔Chinese Society,前身是中國協會(Chinese Association)〕已經開始刊行其《海外布道雜誌》(The Glean),戴德生在當中常常讀到另外一位德國偉人的嘉言懿行,他就是德國傳教士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他曾經是郭實獵牧師的同工,在中國傳教多年,是中國條約口岸以外有著實際傳教經驗的極少數教士之一。
1851年9月,《海外布道雜誌》宣稱羅存德來到了英國。文章還呼籲基督徒獻身到中國去,尤其是具備醫藥知識的傳教士。
戴德生決定到倫敦拜訪羅存德。那時候,倫敦的海德公園正在籌備一個盛大的博覽會,以簇新的水晶宮為會場,向世界各國展示先進的英國科技產品,同時鐵路公司設有特價的火車票,鼓勵英國各地的人前往倫敦博覽會。
戴賀美的生日就在9月 20日,戴德生又獲得一個禮拜的假期,因此舅父赫治文(Benjamin Hudson)便為這兩個年輕人在倫敦的蘇豪區(Soho)訂下了旅店,使二人有機會到倫敦一行。
當他們從畢卡地利廣場(Piccadilly)走向海德公園時,陽光正照耀在那燦爛輝煌的宮殿上,令人目為之眩。兄妹二人在展覽會場溜達了數小時之久,然後為了慶祝戴讚美的生日,戴德生帶她到一家高貴的餐廳用午膳,大快朵頤,以一度蜜汁菠蘿為尾菜——當時算得上是奢侈享受了!
他們走過人群摩肩接踵的倫敦市,來到市區另一邊的英國銀行,拜會皮爾士。他是中國學會的秘書長,同時也是股票市場的負責人之一。皮爾士為他們安排在星期日到托頓威(Tottenham)布魯街(Brook Street)的弟兄會參加聚會,在那兒他們終於見到羅存德牧師。
這位德國教士定睛望著這個來自班士尼的藍眼金發的小個子說:
「你看我的頭發比你的深色得多,但他們還是叫我紅毛鬼。相信他們見到你,必是嚇得逃之夭夭!你一定無法叫他們留下來聽你說話。」
然而戴德生平靜地回答說:
「是神呼召我的,他一早就知道我的頭發和眼睛是什麽顏色。」
不久之後,羅存德對戴德生改觀了,不再認為他不適合到中國去傳道。
赫迪醫生的家添了一名成員,所以戴德生把房間讓出來,搬到住在肯士頓廣場(Kingston Square)的哈拿姨母家中。那幾離開赫迪醫生的手術室和戴德生上課的醫學院都很近,姨丈理察(Richard)是位攝影師,姨母哈拿是個擅繪人象的畫家;他們並不富有,但都很熱心和慷慨,而且由於沒有兒女,所以很樂意替姊姊賀美亞照顧她的兒子。在荷爾,他們有很多朋友,家中時常高朋滿座。戴德生在那裏生活得很愉快,尤其是妹妹由巴頓前來和他共度周日的時候,更令他雀躍不已。
但有一件事令他不安。當他讀到幾段有關的聖經經文後,他決定把至少十分之一的收人拿出來用在神的事工上。可是,他的薪金需用來每月支付在姨母哈拿家住宿的房租和生活費。他應否把這些算在什一奉獻上?如果他從總收入中扣取什一奉獻,他就所餘無幾,生活拮據了。
經過禱告之後,他決定搬到一個較省錢的地方居住,這樣他可以奉獻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餘錢尚夠應付每月的生活費。
城郊不遠有一排工人房舍,他在那兒租了一個樓下的房間。那排房子建在河岸上,那道河稱為格定漢河(Cottingham Drain),戴德生住的房子,是格定漢台三十號,房東是一個名叫芬治(Finch)的船長,時常不在家裏。房東太太是個基督徒,她把一個房間租給戴德生,每月租銀三個先令。房間不足一百五十方聽,裏麵有一張桌子、椅子和床,對著窗戶還有一個壁爐,抹得很幹淨,顯然定時得到芬治太太細心的拭抹。
從他的窗戶向外望,戴德生可以看到正在捕魚的漁夫,以及棲身在蘆葦中的水鳥。鄰居們時常把一罐罐攪拌過的牛奶(製乳酪用)放在河水中,讓它們冷凍。在冬天的傍晚,他可以享受到芬治家的溫暖,又或者(如果經濟許可的話)在壁爐中添一些柴,點一把暖烘烘的火。
1852年3月22日,戴德生寫信告訴他的母親,他和朱安德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清楚知道,神的呼召是要他盡早到中國去。
為了準備麵對這個大使命,戴德生現在的生活隻有兩個目標:忍受困苦和節省開支。他發現他可以用很少的錢就能維持生活。他也發現一種粗麥餅,價錢和麵包一樣廉宜,但好吃得多。所以,每天早上他吃麥餅及青魚(比牛油便宜)作早餐,和著咖啡吞下去。午餐是煨馬鈴薯和牛腳,還有梅子蘋果批,或者米糕布丁。有時以青豆代替馬鈴薯,偶然還有魚。他找到一間小店,那兒的幹乳酪每磅隻賣四至六個便土,有時味道比家裏常買八便士一磅的乳酪更佳。他又用一便士買些紅葉,放在三便士半的醋中,這樣就有好一大瓶的醃菜了。
節儉但變化多姿的生活,使戴德生有能力奉獻十分之六的收入,而他奉獻愈多,愈感快樂。他記述說:「整天都充滿了難以言喻的歡愉,每天都是我快樂的經驗。神,甚至我的神,是光明活生生而真實的!我一切能做的,
隻是喜樂地事奉他。」
然而,他仍覺得他「屬靈的肌肉」需要更多的鍛煉。他想:「我到了中國後,我將不再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我唯一的依靠隻有神。所以,在我離開英國之前,我一定要學會單靠祈禱,借著神感動人的心。」於是,他與神開始一連串的屬靈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