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山的活石》十三、且在加德滿都換換生活

 

1985年，辛西亞和我開始了新的工作：辛西亞在加德滿都南城一個區的大保健機構中擔任醫務人員，而我也要住在那裏進行兩年聖經新約的銓釋寫作。這兩項工作意味著我倆須遷居加德滿都。 　　加德滿都再不像十五年前我們所見的城市，那時我們第一次來此，在語言學校工作並熟悉一下尼泊爾的風土人情。以前泥磚建築的古樸城市已被鋼筋混凝土樓房、濁煙廢氣、灰塵和噪音所淩駕。大加德滿都已成為亞洲式熙熙攘攘的擁有一百萬人口的大都市。它遙遙地座落在那寂靜的安普琵琶爾的小鄉村之外。 　　我們也注意到加德滿都的其它變化。以英語為媒介的小學校成了中產階級尼泊爾人風糜一時的追求，好幾十所這類學校在全城各處滋長出來，起了誘惑人的校名，例如：“小天使”學校、“寶貝心肝”學校、“吉星前照”學校。有一所學校命名為“小珍寶”，是一所以英語為媒介的美國式小學。不止一次，當我經過這類學校時，曾聽到小學生們用英語唱“Three 　　Blind Mice"(三個盲老鼠)或“Old MacDanald Had a Farm"(老麥克當勞有一所農場)，出乎意料，竟在加德滿都使我重溫童年的回憶。另一使我感動的事是，在加德滿都一條主要街道上居然看到一個聖誕老人(Santa 　　Claus)騎在一頭象上遊行。 　　但是有些事物並沒改變，例如對王室效忠的豪華儀式。馬路上若有養路工人忙著幹活，很可能國王或王後不久要路過此地。王室禦駕快來的進一步跡像是街上到處建立的鮮紅牌坊。這些牌坊老是建了又拆，拆了又建，人們隻要看到牌坊建、拆，就可預測王室要經過或已經過。英國女王伊麗莎白及其丈夫菲力普親王來訪的那一次，牌坊建得更加豐富多彩。每一企業和每一組織都蓋了自己奉獻的牌坊來表示歡迎，從尼泊爾國家銀行，一直到南格羅麵包坊。其中一座最足自豪的紅牌坊，上麵閃爍著金色字母“Rara 　　Noodles Welcomes the Queen of England"(Rara麵條歡迎英國女王)他們的麵條確實很美。 　　我們在加德滿都的第一件事是找一住處。這意味著：我每天騎自行車在辛西亞辦公地點周圍15分鍾自行車距離的街道上到處物色住房。我走遍大街小巷，逢人從院子裏出來，我就向他們打聽是否知道有什麽房子要出租。有一個人作出反應，慢慢地環顧四周，彷佛第一次注意他鄰近的地區，然後說，他一無所知。就在這時，我發現在鄰近的一家掛了一塊“出租”的牌子，這房子的主人現不在家，約一星期後回來。這樣亂碰亂撞，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但也別無良策。經過一星期馬不停蹄地尋找，我隻發現兩處房屋符合我們的“預算”，準備租用。在兩房中，我們挑定了一所。但準備搬進的前夕，才發現房東的女兒已另租別人，所以我們隻好轉向第二座房子。這座房子還未租出，我們就挑定了它。 　　第一座房子未租成，我暗自高興，因為我更喜歡這第二座房子。鄰居比較安靜，這點對我的寫作計劃很重要。圍繞房子是幾塊開闊的田地，富於鄉野氣氛；房子是嶄新建築，這意味著一切設施應該運作正常。唯一不利之處是，房子還需兩個星期才竣工，而我們急需在一星期後就得搬進來。 　　因為這一點，我們才接觸到加德滿都建築業的“奧秘”。我們的女房東住在這座兩層樓房的第一層，她對如何盡可能節省每一個盧比的建築費用一點也不含糊。她雇用最廉價的工人，選用最廉價的材料，建成了“小事精明，大事糊塗”的房子，其後果她大概估計要由她的房客們來承當了。這房子裏沒有任何兩條平行的線條。例如，這座大廳的一頭比另一頭要寬出半尺。木匠們顯然缺乏垂直和水平的感覺，尤其在處理門框和窗框方麵。框架從這個方向開始卻歪到另一個方向結束。門和窗的插銷竟歪過插眼達一寸有餘。更離奇古怪的是，木匠用的是未經處理過的木料(因為便宜)，兩年過後，其幾何尺寸仍在不斷變形，不是拱起就是歪斜。 　　油漆匠一定也有他們自己的視覺問題。辛西亞為了油漆那不調和的顏色而懊惱，但我覺得還可以。有一點我和辛西亞所見略同，就是房租高於應該有的高度，不過女房東說得我們毫無辯駁的餘地，隻好由她。 　　我們被推遲了兩天才搬進來，因為載運我們家什的卡車司機在一個公路關卡被攔阻，由於車尾的尾燈不亮而被扣壓了駕照。最初，我們為加德滿都警察局對交通安全突然這樣認真而感到異乎尋常，後來才明白(從《升騰中的尼泊爾》報紙)這一周正是“國家交通安全周”。報紙上的文章說：交通安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解決 “塞車”(logjam)問題，這是由於公車乘客在每一站拚命擠進擠出所造成。文章苦口婆心地解釋：“公車的前門是用於下車，而上車的乘客卻搶著從前門上車。”住在加德滿都的人都熟知這條規定，這規定一直繼續到現在。 　　在木匠、粉刷工、管子工、油漆匠正忙成一團的時候，我們開始搬入新居。木匠幹的一部分活似乎正在拆除另一部分工人幹的活。木匠重重地在窗子上作業，這樣就震破了剛按裝上的三塊玻璃。女房東拒絕換下震破的玻璃，因為：“它們隻是線性裂紋”。操作規程中既不講計劃也不考慮協調。因而操作混亂。在加德滿都工人們是按日而不是按時付給工資；即使他一天隻幹一小時，仍得付給一天的工資，由於這一理由，工人們來不是僅作一小時的工，而是來做一天的工。因此每一工種的工人必須把所有要幹的活在他來的那一天幹完，否則就一點也不幹。所以，油漆匠一來就忙於油漆，粉刷工一來就忙於粉刷，木匠一來也忙於自己的活——第二天又是一起上場互相踩線衝突，互相拆台，如此惡性循環。 　　兩個油漆匠似乎收入不錯，煙是一根接一根地抽，毫不愛惜地在所有地板上滴灑下許多油漆汙點。那個主要油漆匠的左眼是很厲害的鬥雞眼，這就足以解釋：為什麽在油漆上老發生“邊界”問題，就好像俄羅斯人和中國人一樣在“邊界”方麵老發生“踩線”問題：誰也不能說誰贏了，是“紅”的一邊還是“黃”的一邊。他們也有局部色盲的毛病，可由下麵事實證明：他們被叫回來重新油漆那些已被粉刷工重新粉刷的部分。他們在廚房的黃牆上漆上客廳裏用的粉紅油漆，而在臥室牆上塗上許多綠塊。假如辛西亞覺得最初的底漆不滿意的話，那麽這最後的傑作更使她倒胃口。我安慰辛西亞，提醒她：這新居裏各種不合理的混亂隻是生活中的“注定物”(givens)，就像蚊子和麻瘋病一樣——人們最好以“既來之則安之”的幽默態度來對待。 　　可是，我自己的幽默也常常不能對付這種“注定”(demands)之物。廚房牆上的粉紅油漆苦惱了我好一陣，我找來一些黃油漆，設法把這些粉紅油漆蓋掉。辛西亞配合我的“挑戰”，在廚房的一邊牆上潑了半碗蛋糕糊，你可以想像到：她創造的這一魔術竟覆蓋了一平方碼的麵積。不管我在她潑撒的地方漆上多少遍，總蓋不住那潑撒的痕跡。似乎這種蛋黃配膠水的“油漆”與蛋糕糊中的油質不能混合，所以不管我用油漆塗抹多少遍，“油”又馬上把底下的粉紅漆透現出來。在塗抹的油漆方麵，我們遇到同樣的麻煩。門框和窗框原來漆上了詹森—德累布萊斯登有限公司(Jensen&Dribbleston 　　Limited)出的上好快幹滑亮的白漆。我保存了這種白漆的一個空鐵罐，準備萬一要補漆什麽地方時，可以以此空罐為樣品去買這種漆。這確是一個好主意，因為幾個星期之後，門框和窗框那未經處理的木料就開始變形扭曲，再不能關嚴，甚至開不進去。這就需要用砂紙或銼子磨掉一些才能關上，因而原有的白漆就被磨掉了。因此我就帶著空鐵罐樣品去買回同樣牌號和大小的白漆。我不敢到不同的公司買不同牌號的。 　　但當我在五十餘處磨掉白漆的地方抹上新買的白漆時，發現顏色與原漆不一樣。完全是另一種珍珠黃的顏色。而我再抹上一層，卻變成軍艦上漆的灰白色了。我隻好放棄塗抹，讓木料看起來像塗了木薯粉布丁一樣的顏色。這使我永遠記住詹森—德累布萊斯登牌的白漆的質量。每當我進入巴格馬蒂橋(Bagmati 　　Bridge)進入加德滿都時，我就看見這個公司的大廣告牌，說：“當你想到顏色時，千萬想到我們！”對，我永遠想到你們。 　　我沒有少花時間和管子工打交道。在安普琵琶爾時，我們主要的管道問題簡單明了：化糞池管道經常堵塞，使你最怕遇到的臭水回流進浴室。在加德滿都，管道更為糟糕：有缺陷的管子、漏水的裝置、衝水器失靈，排水管排不出水(因為粉刷工將抹牆泥漿衝進去而堵住了管子)。隻要上述問題一解決，管道就通了。 　　管道意味著必須有水。如果沒有水，管道就形同虛設。這件事，女房東在租房時沒有事先說明。原來每年二月至六月，水道就沒水。女房東在地麵上(而不是在地下)修了一個蓄水池，因為這樣造價比較便宜。因而，每當主要水管的壓力下降時，我們的水管就沒有水了。但是，女房東想出一個臨時補救的辦法，拖出一個曾用來調油漆的圓桶，並雇用一個男孩每天黃昏時為圓桶充滿水。這樣也像拌油漆樣拌和著水，我們用的水也是從桶裏來。但是過了幾天，油漆氣味被衝淡了。這種帶油漆氣味的水比自來水公司加進十倍於正常劑量的消毒劑的自來水，其情況不相上下；約一月之久，自來水中仍有鉀堿的味道。搬進新屋的最後一項工作是，裝聯電燈和牆中的電線插座。為了這項工作，女房東雇來了兩個粗暴的不修邊幅的印度電工，他們不到十八歲，幾乎不會說尼泊爾語。我一瞧見他們就感到不放心。隻要瞧瞧他們吊兒郎當地走來，而且朝著屋前門廊亞洲式地擤鼻涕，就預告要出亂子。兩個電工用一個黃麻袋裝來一些電器裝置，差點沒在路上撒掉三分之一。 　　電工頭名叫比蒙(Bhim)，所以我就把他的夥伴命名為巴蒙(Bham)。他們走進浴室就說，他們將在那裏開始動工。我注意到，他們雙手肮髒，因而建議他們先洗洗手，以免在牆上到處印上手印。他們說沒有必要。比蒙拿著一把大電鑽，鑽頭為3/8英寸，足以鑽一個大洞掛上我們的電冰箱。這把電鑽是一個威脅。比蒙像是把它當作一挺機關槍來使喚。他不屑瞄準，站在凳子上搖搖擺擺地對著牆上大概是電纜的地方猛鑽。“Wh-r-r-r"鑽頭鑽動著，室內飛揚著牆灰和磚屑。比蒙鑽到鑽柄那樣深，就輪到巴蒙在鑽好的洞裏打進電線套管，然後用鑿子和一把鍛工用的大錘把套管敲平。是的，大錘！他們就是這樣幹活。再堅固的牆也經不起他們的敲打。我溫和地建議巴蒙預先鋸斷套管，這樣就不致把牆搞壞。使我吃驚的是：他居然接受我的建議。但是他拿起一把我的新木椅準備作鋸台，我隻好請求他還是用他的老辦法。他的鑿子似乎已有十年未磨，但我遞給他我的鑿子，他卻生氣地拒絕。所以我隻好聽之任之，由他去幹。 　　我平生還未遇見過像這樣的工人，既不顧及財物的破壞，也不關心工作的質量。牆壁被亂鑿亂刮亂抓，並到處印上髒手印。手印由於鑽孔內的牆灰磚屑而擴展到每一處。天花板上的鑽孔更為糟糕，因為鑽屑撒進比蒙仰視的眼睛裏，使他的瞄準更為狂野。但我不得不滿意，他每次總算鑽中了天花板。 　　午後時分，我們總算獲得“喘息”的機會，因為比蒙碰上了火線而“短路”，燒壞了保險絲，全屋子，樓上樓下全斷了電，大大觸怒了女房東。保險絲隻能由市供電局來修複，他們何時才來，誰也不知道。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們才回來，總算完了工，我們也慶幸結束了“折磨”。 　　“磨難”還未全部過去。大約三星期之後，加德滿都刮起一陣春日大風，風從門縫裏直刮進來，因為門板縮水而翹起。風力強得足以把比蒙裝的電燈鏍絲吹鬆。兩晚後，辛西亞的台燈終於開不亮了，雖然那時風停了。再兩個星期，另有五個電燈的線座脫落下來。 　　在加德滿都，甚至一件日常小事也得大動幹戈。在我們遷進新居並開始工作不久，就接到鬆德凡出版公司(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的通知，要求寄去關於我的人事材料和一張照片，作為封麵之用。估計他們大概不願意用八年前我護照上的照片(那是克累西那攝影公司 ‘Krishna 　　Foto Concern'照的)，但又沒有另外的近照可寄。我決定進城找一家正規的照相館照一張像。出版公司應該要一張這樣的照片。我也決定順便找一家正規的理發館整整容。辛西亞在過去十五年一直為我理發。但這次我得找一專業理發師。 　　從我們住處到城中心可不是一件等閑的小事，騎自行車得三十分鍾，我已經從一朋友處以美價買了一部舊自行車，可是這位友人未事先告訴我：在往右邊靠時，車座會夾臀部肌肉。從我家通到柏油路前，有一段四分鍾凹凸不平的土路，至少屁股被車座夾咬了一下。 　　自行車的第二個問題是：前輪內帶隻能儲氣三天。我有一個打氣筒，但是墊圈壞了，我還找不到一個一樣大小的墊圈來替換。所以每當出門，我得推車十五分鍾到附近的自行車店打氣。 　　照像的這一天，我推車去打好氣，剛好瞧見對門有一家門麵破舊的小照相館。我心血來潮想就近照像而不必騎三十分鍾去市中心。我走過街，瞧了瞧照相館老板展示的一些快照樣品，我懷疑他也許曾經是一所監獄裏的照像師。這照相館備有兩盞電燈、一條木板凳、和一台老式照像機。想到出版公司要求一張好點的像片，決定還是騎車去市中心。而且，我還未理發。 　　當我騎到半路，一邊騎一邊盤算我的心事，這時一輛小貨車從旁擦過，又突然在我前麵轉向左邊。這貨車的後擋板碰上了我的自行車前輪，把我扔到空中。我被拋到十五英尺遠，肩部先著地，弄壞了我的好襯衫，這是專為照像而換上的。許多人聚攏來，司機向我道歉，碰巧來了一位警察，他堅持要司機送我去醫院。我告訴他沒事，而且我是一個醫生，懂得怎樣辦而不必為我耽心。但自行車輪弄彎了。在旁觀者的幫助下，我們扳直了車輪，我又繼續前進，耽擱了不到二十分鍾。 　　經這麽一撞，我發現騎車有困難，我的右臂乏力，十分鍾後，右肩發痛。我知道有點不對頭，但往回走又太遠，而且我已差不多到達了目的地。 　　我花了半小時尋找一家合適的理發鋪，終於找到一家滿意的，隻收費十盧比(合五十美分)。我進去，坐在椅子上，理發師就開始工作。他似乎是內行，但我不禁注意他的古怪的抽搐動作。不久我就找出原因：他患了流鼻涕的毛病，在我從事醫生行業二十四年中，我還沒有遇見這樣一個流鼻涕的病人。他剪幾下，就要用另一隻手抹一把鼻涕，然後將抹鼻涕的手又按在我的頭上，不用任何手帕。我在理發過程中，不禁分心計數：他抹一下平均剪七剪。 　　我騎車逕去達斯(Daas)照像館。當我十五年前在語言學校工作時，達斯是城裏最好的一家。經過這一番折磨，這下我總可以享受一下這家最好的照像館的服務了。這家照像館並非我所記得的那個所在，我轉悠了二十分鍾，隻好問人它搬到哪裏去了，但沒人知道。最後我在一家賣照像材料的店裏問到，原來達斯早在十二年前已經停業。我被指引到城中照像館區的一家近代化的新照像館。 　　館內的人很高興地接待我，但剛好輪到我時，城中這一地區斷了電。我等了一個小時。我問還要等多久才來電，他們打發一個男孩去打聽。十五分鍾後，小孩回來說還得等兩個小時。根據經驗，在尼泊爾估計時間得加倍算，所以我決定不再等了。我的肩膀疼得加劇，我想如果我再等下去，恐怕就疼得騎不回家了。我決定回到出發時看到的那家小照像館去。已經為了這次照像計劃“投資”了六個小時，決定仍在這同一天完成任務。下午四時，回到了這間小照像館。還算幸運，一切都在運作。我們設法遮過襯衫擦破和弄髒的地方，出版公司再過細也看不出來。我估計或者是我的鎖骨脫節，或者鎖骨尖有點裂開，不管是哪一情況，都不需要進醫院治療。果然，過了大約三個星期，好了。當女房東的狗在我窗下叫時，我跑出去居然能向它扔一塊石頭。但我的肩膀仍嘎吱地響，“導彈”飛得遠遠地未中目標。 　　當比蒙、巴蒙和建築公司在屋內亂成一團時，我無暇注意屋外的噪音。但當屋內的擾亂結束，屋外鄰居們的“英雄本色”才顯露原形。例如，女房東的名為“老虎”的狗，在炎熱的白天，乖乖地沉睡，但一到日落西山，它就變成另一條惡狗：非到第二天早晨十點鍾太陽把晨霧烤幹後，它才會睡覺。它是城中這個地區最大的一條狗。在我們搬進以前，它曾高踞我的窗戶以上，從窗戶可以俯窺窗下它所有轄區的財產，防止一切外來的狗、貓、貓頭鷹、甚至蝙蝠侵入轄區。“老虎”的吠聲威震鄰區，而其號叫更為出色。我真想給它一個尊號為“狼”，但尼泊爾沒有狼，因此女房東沒想到狼，而隻好尊之為“老虎”。 　　“老虎”並非這鄰近地區唯一的狗，我們屋後一家也有一隻名為老虎的狗。街對麵，還有名為雅爾帕(Yalper)、耶爾帕(Yelper)、號勤 (Howler)和喔弗(Woofer)的狗們。這整個“合唱團”一到天黑就開始奏起樂來，名為保衛人們的住宅，而實際上是它們的娛樂擾亂人們的安靜。尤其是在發情的季節，更是號叫得熱火朝天，讓人夜夜都像做噩夢。經過發情季節，不久之後就有了小雅爾帕和耶爾帕們來加入這個夜間合唱團。 　　然而，狗們隻能算加德滿都市郊嘈雜噪音的一個配角。天還未亮，約清早三、四點之間，公雞們開始高唱。其中之一即棲息我們窗下，乃女房東飼養，直到有一天，女房東把它宰了，為我們佐了餐。然後，離我們三座房子遠的軍營吹起了起床號，然後，一群唱經的聖僧(Holymen)來到我們門外和窗下，吵得你隻好下去給錢請走，或者你膽敢衝出去掐住他們的喉嚨別唱。然後來了托缽化緣的僧人，不停地搖著小鼓，提醒人們他們已經到達，生怕我們充耳不聞，呆在家裏不理他們。最使人難忍的是一個大腹便便的大胖子，每早從街上走過，用單調的聲音禱告達二十餘分鍾，要所有的鄰人們都能聽到。當所有這些過去之後，就是尼泊爾電台開始新聞廣播，十幾個廣播喇叭從四麵八方播放出來，從早晨到半夜，從來不停播一分多鍾的每日節目，有的無線電收音機特別盡職。 　　上午八時左右更達高潮。尼泊爾王家航空公司飛往印度德裏的飛機從我們屋頂擦過，咆哮著向西飛去，接著另二十五次航班在這一天內先後掠過。然後，卡車開過屋邊土路，載著沙磚馳向街西旁和我們屋後空地正在興蓋的新房工地。然後來了小販們，例如賣舊布舊衣的、賣舊瓶舊罐的、賣芒果的、賣白菜的、賣籃子的，他們一邊走，一邊每隔幾步就尖聲吆喝著各人所賣的商品。 　　有些日子更增添上特殊的熱鬧場麵。根據加德滿都的風習，一些印度教虔誠而富裕的人家往往恭請僧侶們來進行時間長短不同的特殊宗教法事，他們在屋頂上裝設擴音器，播揚念經和歌唱，擴音喇叭越大，音量越高，就顯得這家人家積的功德越高。這類法事延續一天、三天、五天、七天或九天不等，端看做法事的人家願付多少錢。因此根據作法事的天數而對該戶人家“表揚”為“一天主”、“三天主”、“五天主”、“七天主”或“九天主”。“法事”進行不斷，隻在下半夜兩點至六點之間暫停五小時，為了讓鄰居們睡覺。人們永遠沒法預測這些法事到底要搞多少天。假如擴音器繼續播揚，你就會測知那最緊張熱鬧的時刻是在第一個二十四小時的末尾。 　　也許你會奇怪，我為什麽不把窗戶緊閉。好，首先，這炎熱的季節，需要開窗透氣，你想頭上是直接接觸陽光的鋼筋混凝土屋頂，又沒有空調；其次，關緊窗戶也無濟於事。我們搬進這房子時，周圍寂靜而空曠，但好景不常。我曾經舒服地投入寫作新約聖經的銓釋工作，就在此時，開來了兩大卡車，裝載著桌子和縫紉機，來到了我們窗對麵的一所大房子。來了四十個不會說一句尼泊爾語的印度裁縫，在這裏開辦一所縫衣工廠。他們生活、用餐、睡眠都在這座大房子裏。不僅是他們的機器產生噪音，他們的收音機和半夜放映的錄象機吵得更加厲害。 　　每天清早三點時分，一部小貨車來收取頭天晚上幹完的成品，每早司機毫無例外地先按好幾分鍾的喇叭，並且大擂前門來喚醒那位睡得像死了一樣的看門人。我懷疑這些裁縫們都是聾子，因為我沒有一次聽出他們是用正常的語聲說話，也許這是他們的習慣：隻有大聲叫喊才能蓋過縫衣機的聲音讓人聽見。這也就難怪他們就用這個理由必須將收音機開到最大音量。因而也徒費口舌去和他們的經理爭辦是否設法降低裁縫們的喧嘩，因為他自己的嗓門比哪一個裁縫工人都高，他整天都在大聲向他們叱喝，或者對著電話機喊叫，彷佛覺得電話線難以傳過他的聲音。 　　謝天謝地，至少裁縫們比木匠們，或鍋爐製造工人們稍為安靜一點，或者，比一個寄宿學校強一點(如果是這樣一個學校，則更糟糕！)不管我怎樣聊以自慰地謝天謝地，經過六個多月，這個縫衣工廠搬走了，這座大房子又恢複了安靜，如此過了約一個月。 　　好些天來，一直謠傳有一所寄宿小學要搬來，這可怕的時刻，終於來到。三十個頑皮吵鬧的六歲左右的孩子們組成了這個大房子裏的寄宿小學。這是一所貴族學校，是王後的一項專門教育計劃，為了培育這些子弟對印度教文化及宗教的素養。每天早晨六點三十分準時開始柔軟體操，操場就是牆外我們窗下那塊15X20英尺的草坪。體操教練是一位真正的積極分子，他大聲吼叫，似乎在訓練一團廓爾客士兵而不是一年級小學生。有一天早上我請問這位教練，是否他的學生都是聽力不佳，所以他才這樣用力吼叫。他聳聳肩，說這是他的教練作風。也好，我們應該感謝他，早上不必再用鬧鍾叫醒我們。 　　我們和這所小學校共同生活了八個月。最難忍受的四小時課堂活動，學生們朗讀字母，高唱國歌和其它歌曲，以及朗誦一些詞語。一天的其他時間則休課。但孩子們的三十副高頻聲帶吵得我們即使戴上耳塞子也無濟於事。 　　後來有一天我們瞧見，孩子們跟在運載課桌、椅子、箱子的車子後麵轉移到設備更好的地點去了。我們對麵的這所大房子安靜了好幾個月，窗下草地的草長高了，唯一的吵鬧聲是風吹得窗戶砰砰地響。我們料想這樣為時不會太長。房東死勁地召租新的房客。終於又招來了一所新的學校，日校兼宿舍。宿舍裏住了四十個年齡大些的學生，他們白天到外邊其他學校上課。其他一百二十五個小學生在上午十點鍾來上課，下午四點三十分放學。但教室不夠容納他們全體上課，隻好分組進行，所以總有學生歇著無課。 　　不知這所學校兼宿舍後來如何發展，因為幾個月後我們就搬走了。辛西亞完成了社區保健機構的工作；我也寫完了新約聖經六千頁尼泊爾文的銓釋，決定不再在加德滿都接受其他寫作任務。 　　在我們快離開加德滿都之前，美國前總統卡特(Carter)和夫人羅莎琳(Rosalyn)來尼泊爾旅遊度假(trekking Holiday)。直到他們停留的最後一個星期，我們才偶然聞知他們的到來。我們與其他一些客人曾被邀請參加我們女房東家的晚餐。其中一位特別肥胖滿臉皺紋的客人，隻吃花生和生蘿卜，他是剛從獄中釋放的政治犯，是反對黨國大黨中的第三號人物。這個黨在這段時期或多或少算為非法黨派。他在談話中提起，他是由於卡特總統的這次來訪而被政府自獄中釋放的。他說，幾個月前，在加德滿都曾發生一係列爆炸事件，這個反對黨的8500個黨員因而被捕，僅在上星期才釋放 7200人。這可見美國前總統對尼泊爾的影響。 　　尼泊爾政府的三分之二的預算收入依靠外援，因而它非常關心它的“形像”(image)。把太多的政治犯關在牢裏可能危及它的外援收入，特別是危及像美國這樣關心人權的贈與者的援助。無疑地尼泊爾政府“高估”了一個下台的美國總統對美國現政府的影響，但是它寧肯不錯過任何良機。這一事實也使辛西亞動了心。她想：既然卡特隻是私人訪問，並不開口，就影響了7200政治犯的釋放，若果卡特能以恰如其分的言辭代表在尼泊爾的被壓迫的基督教的弱小者們說話，那將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呢？ 　　兩夜後，我們與一對傳教士夫婦希洛霍．阿爾和柏格(Al and Peggy Schlorholtz)共餐。阿爾和柏格是卡特迷。他們夫婦倆知道卡特來訪的全部細節。柏格和辛西亞立刻討論如何安排與卡特會麵的計劃，而阿爾和我寧可好心腸地讓夫人們沉醉於她們空幻的美妙“計劃”，而隻注意我們認為較切實際的重要事情。 　　第二天，辛西亞一味樂觀地打電話給她認識的美國大使夫人。大使夫人客氣地告訴了卡特夫婦的活動日程：他們將於下星期一從旅遊中回到加德滿都，而現在是星期五。下星期二晚上，他們將出席一次國家級招待會，然後應邀赴國王及王後的私宴。他們將於星期三離此地回國。看來，將沒有空安排一次與一般美國公民如我們這類人的會晤。然而，美國人俱樂部將舉行一次卡特夫婦的招待會，辛西亞是否需要這招待會的邀請呢？ 　　辛西亞對此沒有興趣。她和柏格一心想安排一次讓卡特能與幾位尼泊爾本地教會領袖的私人會見，讓他們有機會親自向卡特陳訴尼泊爾基督徒所處的情況。假如這次私人會見能安排在星期二白天，則卡特就有機會在當晚與國王晚宴時談及這類問題。還有比這更理想的事嗎？但是怎樣才能接觸到卡特呢？大使夫人建議辛西亞先寫信到卡特下榻的索爾蒂旅社(Soaltee 　　阿爾此時也不再安於做一個無動於衷的袖手旁觀者，而積極參加這次會晤的安排。由於我們傳教團的團長和副團長這時都不在加德滿都，阿爾暫代理團長職務。所以阿爾就代表傳教團寫信給卡特約請會晤。因為阿爾是一個美國人又代表尼泊爾的一個最大的基督教傳教組織，卡特很可能發出邀請。 　　辛西亞、阿爾和柏格親自在星期日將此信送到索爾蒂旅社，估計卡特於第二天早晨就能收閱此信。同時，他們三人又需與尼泊爾本地教會的三位領導人接觸。在加德滿都找人可不容易，特別是很少人有電話或摩托化交通工具。他們三人在星期日忙了一整天，隻找到兩個本地教會領導人，另外的那一個不在城裏，要到星期三才回來，那就不能參加計劃與卡特的會晤了。 　　星期一來到了。柏格整天守在電話機旁等待索爾蒂旅社方麵可能來的電話通知。辛西亞和我不抱太大希望，到晚上九點仍未接到電話，心想大概會晤不成了。辛西亞開始責備自己不該取消原定的實地考察計劃：不僅影響自己，也使其他幾十個村民不得不改變原有的打算，弄得大家不方便。但在九點三十分時，阿爾和柏格來告訴我們，他們得到卡特的特工人員通知，將在第二天即星期二兩點半鍾為我們安排一次半小時的會晤。我們大為高興。同時，阿爾和柏格獲知那不在城裏的宗教領袖已經回城，比預定回來的時間早。餘下的事情是和三位本地教會領袖聯係，希望他們準備好向卡特總統匯報的材料。 　　並不是所有的尼泊爾基督徒都為這次會晤感到興奮。多少年來，本地的和外國駐此地的基督徒對尼泊爾的宗教自由問題都懷著矛盾的心情：一方麵，我們承認在迫害下教會變得一天一天強大起來，它們確實正在發展中；另一方麵，政府對福音的傳播肯定會因而采取包大的限製。有一些基督徒(不管是本地的還是外國的)不願再搖動這艘“船”，而使形勢變得更壞。但是大多數尼泊爾的信徒們開始感到：現在應是反對政府的宗教態度的時候了，政府違反了日內瓦會議關於宗教自由的精神，而尼泊爾則是簽字國之一。我本人覺得：現在應采取包積極的行動以結束在尼泊爾對宗教的迫害。況且，正在此時有一百多尼泊爾本地基督徒由於他們的信仰在法庭受審，他們大多數人可能被判入獄服刑。 　　我們隻有很有限的時間作準備工作。這晚上阿爾和柏格開車去通知三個教會領袖中的二人關於會晤的時間。第二天早晨我騎自行車去尋找第三位：他是尼泊爾基督團契會的領導人，住在城內最密集的貧民區的陋室——恰與五星級索爾蒂旅社形成鮮明的對照。他沒有禮服和領帶，隻好就穿著他的這身舊衣服去見總統。我於是偕同這三位教會領袖審閱他們準備在會晤之初麵交卡特的書麵材料。 　　仍然有許多事要準備。這封信需要打字。有兩個教會領導人需要回去穿整潔的衣服來。第三個領導人和我出去買點禮物送卡特夫婦：一本尼泊爾文聖經和一些手工做的布娃娃。他和我回到我家快餐一頓，辛西亞則趕著包裹那些布娃娃。我想我自己的外表還打扮得不錯，不過我那雙已有十八年之久的皮鞋已有好些月沒穿，有三個破洞，看起來頗不美觀。我們沒有皮鞋油，即使有油也無濟於事，對那三個破洞更無能為力。其實，這雙鞋絲毫無關痛癢：因為當我們會晤卡特時，他本人就穿一雙走路用的便鞋。 　　經過多方努力，我們全體總算在兩點鍾到達索爾蒂旅社。三位尼泊爾教會領導人都在信上簽了字，大家都坐在旅社的接待廳(lobby)定定神，並決定由誰將大家介紹給卡特。 　　索爾蒂旅社用尼泊爾標準來衡量確是一個令人敬畏的所在。它最近增建了一翼，與原來的建築一樣大。原來的接待廳已重新裝修，現在由於新裝的枝形吊燈、靠牆的一些與人身等長的大鏡、加以裝飾的柱子、大紅皮靠椅等等，而顯得輝煌華麗。靠一邊牆是兩部舊電梯，還未加更新，顯得與其他裝飾不大般配。一次隻能裝載四個人。 　　兩點二十五分，我們一行十二人，現在包括了新增的幾個美國傳教士，走向電梯，我們深怕有任何遲延。老實說，我們每個人都有點激動。一部電梯下來了，空著。我們難以決定誰先乘這部電梯上去。我們大家都客氣地互相謙讓，男人、女人、老人、年輕人、尼泊爾人、美國人，都願意讓其他人先上。花了兩分鍾才選出第一批的四個人進入電梯。當電梯剛要關門時，其中一人問道：“是第幾層？” 　　我忙答到：“五樓”。幸好我想到先問了服務員是第幾樓。這兩部電梯一定是阿蒂斯電梯公司發送到亞洲的第一批貨物的兩部。兩扇門老是不停地開和閉，好像必須等待紐約總公司的信號來動作。第一部電梯嘰哩嘎啦地升上去了，不久第二部電梯到達。這時是兩點二十九分了。 　　我們花了較少的時間挑選出第二批的四人，於是進入電梯。當門關上時，我提醒：“五樓”。 　　第一部電梯由於一路上載了些乘客，花了很長時間才下來。我們剩下的四個人開始進入電梯。這時，一個服務員忽然問我們：“順便問一句，你們打算會見誰？”因為他一直站在我們的身旁，一定聽到我們興高采烈的交談。 　　我們回答：“吉米．卡特總統。” 　　他告訴我們：“哦，你們走錯了樓。他是住在旅社的新樓。這兩部電梯不能通到那座樓。”而現在已經是兩點三十三分！ 　　我估計用這兩部每次乘四人的電梯追上追下把走錯的人找齊就得花半小時，已來不及了。立刻采取措施：隻派兩人乘這部電梯上去追人，阿爾和我就留在接待廳等著。終於在兩點三十七分，將我們全部十二人等齊，一起走向旅社新加的那一段樓。那裏裝設了新的電梯，一次可乘十二人。電梯滑溜地上升，使得我們中的一位在這裏工作了二十五年的老傳教士讚歎地說：“乘這部電梯簡直像沒有動一樣。” 　　的確如此，隻一會兒我們就到了第五樓。我們從走廊通過三位特工人員的身邊，進入卡特的客廳，隻遲到了十分鍾，受到卡特夫人的歡迎。這位前總統走進來，友好而愉快，以他的不拘形式的親切態度立刻使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到心情放鬆。他閱讀了三位尼泊爾教會領導人寫的信，並立刻詳細詢問尼泊爾基督徒受迫害的情況，將其回答用小型磁帶錄音機收錄。卡特夫婦對尼泊爾基督徒弟兄姊妹表示真誠的關懷和同情，深為他們所提供的情況所感動。 　　於是卡特說：這天晚上將去王宮晚宴，他答應與國王討論宗教自由的問題。自然，他不會施以壓力與威脅，隻是打算告訴國王，對處於少數派的基督徒的迫害對於他來說是很重要的事。他告訴這幾位尼泊爾人說不要對他的影響抱過高的希望，但他一定竭力幫助。 　　於是，尼泊爾人贈送了禮物，並照了像，卡特在倒著讀那本新的尼泊爾文新約聖經。一位特工人員差不多將背仰翻出窗外，將我們全體十二人都照入像片中。之後，我們魚貫走出房間，沿過道走進電梯。卡特共給了我們四十分鍾。時間過得飛快。 　　當我們一進入電梯，我們就暢談起來，興高采烈。這次會晤真再好不過。三位尼泊爾人對答如流。信也寫得特別中肯。我們回憶在會晤中的主要細節：預測卡特會晤國王後可能產生的結果。我們甚至幻想尼泊爾政府會放寬宗教信仰的自由並修改憲法。我們向三位尼泊爾人道賀，他們也感謝我們邀請他們來參加這次會晤。我們講述上帝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如何格外開恩來促成這次會晤的實現。我們又重述了上帝施恩的許多細節，我們在初期所遭逢的沮喪、失望和最後的歡欣鼓舞。談到這裏，電梯門開了。 　　當我們擠出梯門時，有人叫：“嗨，這不是接待廳。”另一位說：“這又是第五樓。” 　　那位剛才讚歎新電梯的老傳教士忙說：“我們早下到接待廳，但未出去，又不知不覺地被送回第五樓了。” 　　我們一直站在電梯裏，長達五分鍾，而不想去按那個下樓的電鈕，還在暢談著。 　　卡特的一個特工人員一直站在大廳內想為卡特準備電梯下樓。卡特已晚點二十分鍾去赴下一個約會。如果不是這個特工人員來打開我們的電梯，誰知道我們會呆在裏麵談多久哩？他指點我們按“L"電鈕，一按就靈，我們很快就降落到接待廳。 　　第二天，《升騰的尼泊爾》報滿載國王招待卡特的報導和照片。第三天報上刊登卡特離開前舉行記者會的長篇報導。報導的大部分是卡特讚揚尼泊爾政府的言詞，特別是人權方麵(他顯然指釋放7200政治犯之舉)。尼泊爾電台及其他期刊也肯定此舉。但都未提到宗教自由和被迫害的基督徒。我們感到失望。我們似乎被出賣了。但，三天之後，有人給我們看一篇加爾各答《政治家》報(印度的主要報紙之一)的文章。文章的最後的四分之一詳細報導了卡特在記者會上對尼泊爾基督徒少數派受迫害的談話。他希望這種迫害即予停止。卡特表達了對限製宗教自由的任何政府政策的反對。卡特畢竟當眾支持了我們！但是由於新聞檢查，在尼泊爾沒有人能知道。 　　在卡特訪問後的許多月後，我們看不到尼泊爾政府對基督徒態度的任何可覺察的改變。而且，好幾年過去，尼泊爾基督徒的困境更加惡化。教會所遭受的迫害變本加厲。但是，盡管有這些危險，教會仍快速增長。這些尼泊爾的信徒們從基督裏發現某種東西：他們的老宗教和現代的唯物主義是不能提供的；這就是新生命，為了新的生命他們心甘情願受苦受難去爭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