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山的活石》十二、大調查----朗江區

 

這次調查的任務是：調查由安普琵琶爾醫院服務的兩個地區的保健設施情況。聽起來很簡單。但是，這絕非普通的調查。首先，必須在山道上步行250多哩；百分之九十九的路程是上坡下坡，而且常是陡上陡下，偶爾平一點的路段很難超過一個足球場的距離。調查時間估計約需三星期——其實這隻是主觀的如意算盤。 　　自然得擬定一個計劃——一個參觀訪問的巡回計劃。這是很好，但你馬上發現你要訪問的人們很少住在主道上。比如，你要去紐班尼村(Neupani)訪問兩個人。而紐班尼村可不像美國羅德島州(Rhode Island)的維柏班斯科得鎮(Whippabonscott)，維鎮的街道是按集攏的房屋段分的，從鎮的這頭走到那一頭，隻要花五分鍾。與此相反，紐村隻是一些分散的茅屋，散布在兩哩長的上上下下的山坡上；你要訪問的兩個人，恰好一個住在村這頭，一個住在村那頭，主道剛通過他們兩家的中間點，因此你可能要上一哩的坡去會見第一家，偏偏這家人已經去三哩外的林子裏砍柴去了，要到晚上才能回家，你於是去兩哩外下降2000英尺的山坡下去訪問第二個人，偏偏這個人在一小時前已去另一村子，要兩天後才回家。而在這時，你急於趕往比爾森村(Birsing)，自然你不能在這裏等兩小時，更不用說等兩天。可能在比爾森村，你還會碰到同樣的命運。這就是在尼泊爾搞調查的情況。 　　辛西亞和我接受了這項任務。我們倆剛好從美國度假歸來開始第四期的傳教工作。領導決定：在我們回醫院工作以前，應該在安普琵琶爾周圍的廣大地區收集一些有用的資料，以便傳教隊開展未來的傳教醫療工作。這次調查也給我們一個機會去會見一些過去的病人，其中有的人曾經接觸過福音，順便可探聽他們現在的情況如何。對這次調查的一個不利情況是：正值六月這個一年中最熱的時節，並且，雨季來得早，更增加了旅行的困難；況且，不久插秧就要開始，我們要訪問的人，可能從清早到天黑都在田裏忙著幹活。可以肯定，這不是一個搞調查的順利時節。 　　要搞調查就需要一幅地圖。對要去的地方如果茫然不知，就沒法做旅行計劃，更何況在尼泊爾這個複雜地區。在加德滿都可以買到非常詳細的最近出版的旅行地圖，隻要美金30分，我們當然買了一張。它是灰藍色印在灰色紙上的，要用強光才能看得清。但是我們要訪問的村子有四分之三在地圖上找不到；在地圖上能找到的村子有四分之三從來沒人聽說過或者沒人到過——甚至可能從來未存在過。也許，這個地圖的製作者用的是梵文。 　　此外，任何地圖都有不實之處，特別是山區，而這張地圖更加令人難以相信。圖中沿河流的小路，更易將人引入迷途。在地圖上，這些河流和沿河的小路老是繪成平緩的波狀線條，簡直像美國穿越內布拉斯卡州(Nebraska)的80號洲際公路。而實際上，在尼泊爾沒有那樣平緩波狀的河流，沿河的小道自然肯定地與河道差不多。這些小道不僅彎彎曲曲，而且還會盤來盤去。在河的一邊可能是一條可供步行的地段，而對岸則為懸崖峭壁。走上一百碼遠，情況就倒過來，平路的這一邊忽然變成峭壁，除非你爬過峭壁頂才能通過。通常你得爬登400到500英尺。有時，山道須從峭壁中間的水平懸崖通過。走過這樣下臨300英尺怒吼急湍的懸崖真夠令人提心吊膽的。更可怕的是走到一段懸崖盡頭，路忽然變成木棍架的“棧道”----以便旅客通過那段沒有突崖的峭壁。實際上，由於這樣的爬上爬下又彎進彎出，你得幹脆把地圖上過山的距離乘以三倍，而圖上沿河的路線乘以四倍。所以明智的辦法是不要太相信尼泊爾的地圖。 　　帶上地圖、破舊的睡袋、幾套衣服、一瓶為飲水消毒的碘粉，以及一箱子書和小冊子，我們到達加德滿都的大長途汽車站，並坐上通向廓爾客區的大客車。這是一部嶄新的客車，不同於我們經常坐的“老爺”舊車，在車前頂上橫寫著“Pashupati超級豪華快車”。窗子玻璃是有色的，為了避免晃眼，因此當你想推上下半截玻璃窗透口氣時，則上下兩截並在一起，就變成看不清外麵的不透明玻璃；如果你想看外麵，則必須彎下腰，但車裏擁擠得坐不下，也彎不了腰。座位之間離得很近，沒法坐直；如果想伸直五分鍾，則膝蓋頂在前麵的椅子背，使你酸疼難受。我們座位上一排坐了三人，必須側著身子才能坐下；座位旁的金屬靠臂擋住我們，否則我們三人有可能被擠到過道上去。假如有誰想換一下側著的膝，三人必須同時起身，似乎國王上了車，得同時起身致敬。經過四小時，我倆好不容易換到靠車門的座位。這裏也好不了多少，因為車子每站都停，上下乘客都得從我們的座位擠過。我們的“超級豪華快車”在去廓爾客的途中停的次數之多，使我記都記不清，平常五小時的車程，而這所謂快車竟走了八小時。 　　有一次，我們的汽車在一個空曠的路邊莫名其妙地停下來，我彎身外看，才知道它正從坡下300尺的河裏將一輛滑下去的客車往上拉。這是上星期滑下河的兩部客車中的一部，死了不少人。此事又可供《改革中的尼泊爾》報紙在提高安全標準方麵，探討該作多大的改進了。有一個穿黑短大衣的小夥子坐在路邊，獨個兒用一條鋼纜，一個曲柄軸、一部由三個生□齒輪組成的“機器”，在拖拉那部滑在河裏的客車。這就是正在操作的“近代技術”。幸運的是：我們這部“快車”的慢吞吞的速度不大可能滑下坡去。 　　我們計劃旅程的第一晚宿在都拉答答，就是那個擁有四百個基督徒的“山上城”的村子。這對我來說是第一次訪問，因而急於先睹為快。我們從汽車站出發，經過三小時步行爬坡，沿途因與相識的人打招呼談話而有所耽擱，下午六時才到達村子。我們受到比爾．巴哈德的歡迎，他就是這個基督教社區的兩位領導人之一。他邀請我們到他家。晚餐吃的是米飯和香辣魚，我靈巧地將刺進我上顎的一根刺拔出來。餐後，我們圍坐屋外，談談最近的新聞，仰觀暗空中明亮的星星，竟沒有一絲微風稍解黃昏的悶熱。 　　夜十時，主人帶我們至睡處：在牛棚頂樓上鋪上兩床草席。整夜我們吸飽了牛棚裏母牛的尿騷氣。整夜想睡但睡不著。辛西亞感到太熱，而我除了熱還夾雜著癢。我從來沒嚐過這種倒黴的癢味。我尋找蟲子、跳蚤、蚊子和臭蟲，都找不到，我隻好歸咎於“熱”。早上，當我察看抓傷的胳膊和腿腳時，我才想起，當我的病人忍無可忍地抓癢的時候，我曾多次地責備他們說：“你應該努力忍住，別抓癢！”我那時曾不斷喝斥他們，現在才體會：說時容易做時難。 　　在都拉答答，我們有許多事要做。我們看望老友們、以前的病人們，訪問現在的病人，旁聽比爾的兒子開辦的掃盲班。我們參觀村民們蓋的新教堂、新學校。這四百戶人家除了四戶外，每家都有了戶外廁所，在這個地區這是創紀錄的大事，因為別的村莊好不容易才能有一個公共廁所。最後，我們步行四十五分鍾到村子的遠端，訪問蘇克．巴哈德的妻子蘇克瑪雅，她曾是辛西亞的病人，在安普琵琶爾時，曾住過我們家。一星期前我們在加德滿都曾遇見蘇克．巴哈德，他正出發作布道旅行。雖然家裏隻留下蘇克瑪雅，她堅持要留我們過夜。因為我們的行裝留在比爾家，我們婉謝她的盛情，仍以回比爾家過夜比較方便。但瑪雅堅留我們，並且有兩個年輕人自告奮勇去取來我們的行李，我們隻好答應她。況且，隻在一個領導人家過夜，而拒絕另一個領導人家的邀請，在“外交禮節”上，也確是不合適的。 　　蘇克．巴哈德的房子建在狹窄的山粱上，山坡下1500尺是達欒底河(DaraundiRiver)。這山粱上共有十三家住屋，蘇克家最高。山粱子窄得僅夠容納這些房子，山粱兩邊都是陡坡，更顯得山粱上的房子兀然聳立。 　　蘇克瑪雅忙得不亦樂乎：要照顧家畜家禽、鋪設我倆的床席、做飯做菜，簡直沒時間交談。此時，一個年輕男子來到她家，請辛西亞去他家看視害痢病的女孩。他的家隻是一個房間的棚子，用樹葉和木棍蓋的。這男子名叫佘爾．巴哈德，新來都拉答答落戶，他由於拒絕幹他的巫醫父親的行業，而被其父趕出家門。蘇克將他自己房子下麵的一塊地皮給佘爾，這青年就蓋了這個棚子將妻子及女兒安頓下來。辛西亞見他這樣窮，商請他是否願做我們的搬運工人之一，在我們今後幾個星期的旅途中幫忙，每天一元半美金並供給夥食。他自然非常樂意答應這一建議。 　　當我們回到蘇克家的門廊，遙見山穀遠處的天邊正在形成午後的雷暴，雨雲聚攏而厚積起來，雲底發黑，雲頂翻白，湧向偏西的落日，像惡魔的城堡；新的金色和灰色的雲從我們身後橫掃而來，加入這形和影的戲劇；發綠的陽光成團地在大地上快速滑行，時而照亮這裏，時而又照亮那裏。我們腳下那些按等高線修築的紅土梯田或台地一層層地一直鋪降到河邊，台地上這裏或那裏偶爾有一座小屋，四周是新種的玉米；屋子的某一邊，五六棵高高的香蕉樹的身影映在天空，弧形的大葉子優雅地覆蓋著小院子。 　　當我們正在觀賞時，萬花筒般的美景突然褪色，吹起潮乎乎的微風，從右邊飄來大塊大塊的黑雲，翻騰過群山。人們匆忙地跑來跑去，牽拴家畜，關閉百葉窗，在田裏的人匆匆趕回家。蘇克瑪雅從“自來水頭”邊帶回大捆衣物，把它們晾在門廊下的繩子上。然後捉住兩隻山羊羔放進香蕉樹下的羊圈裏。一個在大鍋裏洗腳的年輕姑娘一望天空，就三步並作兩步地匆匆往家裏跑。母親們在呼喚孩子們回家。我新雇的搬運工人佘爾匆匆從我們身邊跑過，提了一大桶水，想在風暴到來之前趕回家。這山坡上人們的生活夠艱苦的了。首先是炎熱，然後是風雨；整天勞動，上坡下坡，一天又一天，沒有喘口氣的空閑。 　　我們坐在蘇克瑪雅的門廊邊，辛西亞觀察他們的生活情況，說：“你不能憑這裏人們的麵孔來看待他們的生活負擔。他們總是喜洋洋的。我可以肯定，他們隻要有機會，就會在一秒鍾之內掃除一切晦氣。” 　　我說：“至少，他們已將泉水用管子引到房子附近。這比大多數本地人強多了。”的確，他們鋪設了半哩遠的塑料管子，從遠方的泉源，將泉水引到離房子幾碼遠的地點。管子鋪在地麵上而沒有埋在地下。要是在其他村子，不埋入地下的水管早就給砸得粉碎了。 　　不久，刮起風來。風聲最初像遠處的呻吟，從我們右邊的山穀中傳來。當風力增強，我們能看見遠處的樹木倒伏，枝杈橫飛。然後，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刺人眼睛，從山粱咆哮而過。一個空籃子吹過院子，吹落到左邊的山穀，瞬息無影無蹤。接著吹落下一個大鐵鍋，鍋子叮哩當啷地狂滾下山。百葉窗砰砰地作響。繩子晾著的衣物被卷走了。茅屋上蓋的草秸吹落在我們麵前。香蕉樹劈啪折斷、倒下、連同整掛整掛的香蕉滾下了山坡。羊圈吹垮了，也滾下了後麵的山坡。屋瓦也從我們的頭頂吹掠過去。在我們站立之處的下邊，我們新雇的搬運工佘爾的小茅棚，在風裏又抖又顫地掙紮。 　　好在不到十分鍾風暴就過去了。咆哮號叫的聲音逐漸變弱，終於鴉雀無聲。佘爾走上來，驚恐地哆嗦著：他曾經攀住茅棚的竹梁，兩足懸空，為了不使茅棚被風全部刮走。 　　後來就下起雨來。從黃昏起下了一整夜。蘇克瑪雅和她的母親在準備晚餐。屋外到處是泥流。夜幕降臨，我們被喚進屋進餐。夜裏我們睡在門廊，撐起我們的兩把傘，以擋住從破屋頂上漏下的雨水。 　　早上，雨過天晴，但是到處留下昨晚“浩劫”的痕跡。這天水管沒有水來，因為山上的泉源受到破壞，水管裏塞滿了泥巴。比爾來為我們送行，告訴我們他住在那一邊所受的重大破壞。他損失了一些山羊羔和大部分的小雞。更糟的是，我們曾在棚頂上過夜的那個牛棚全部被風刮走了，許多儲存在棚頂上的糧食被毀壞了。 　　我們剛要離開時，聚攏了一大群病人請我們看病。我們又多雇了一個搬運工。然後，比爾為我們的旅途及病人禱告，懇求主賜福給我們旅途平安和病人早日康複。禱告後，在周圍的笑容和祝願中，我們出發前進。 　　經過兩小時的步行，我們跨進了另一個鄉，在一個茶館裏，我們碰巧遇見了鄉長。我們原希望在調查中能會見盡可能多的這類鄉的領導人，雖然我們原來想，在走進一個鄉就立刻碰見一位鄉長的機會大約隻有五十分之一。但在我們以後的旅途中，這種巧合卻是一次又一次地發生，似乎我們要會見的人們都“安排”在我們行經的路上。 　　稍微前行了一段路，從我們身後跑來一人，喊叫著請我們停下。等他喘過氣來，他說多少年來他都希望能會見我，今天這機會終於來了。當我問他為什麽時，他說十一年前我曾經為他做過輸精管切除手術，自從手術後他的一條腿比另一條短了一些。從來沒聽說過這種手術有這樣的並發症！但這男子堅持說如此。我們最後查出他的一條腿正在害肌肉痙攣症，這自然與輸精管切除手術毫無關係，這種痙攣使他感到那條腿短了一些。雖然是在路邊，我們也量了他的兩條腿，結果兩者一樣長，但是他仍然滿不相信地走開了。 　　不一會，我們又遇見一位老穆斯林病人，好多年前我們曾醫治他的哮喘病，但療效不佳。他病得很厲害，來醫院看病時總是幾乎喘不過氣來，憋得臉冒藍筋像條大西洋的藍魚。今天他氣色很好。我們問他近況如何，他說，兩年前他做了一個夢，夢見兩個穿白衣的天使來告訴他，用某兩種樹的樹皮熬水喝可治此病，他照著辦了，從此就好了。他問我們要不要了解這種偏方。 　　近代醫藥的療效也不可厚非。他接著告訴我們，我們曾在幾年前治好了他的兒子，曾經用吸管從他兒子的胸中吸出了兩升積水。他兒子曾是辛西亞的肺病病人。 　　爬上兩千尺再走下那邊的山坡，那裏設有政府的保健站，是我們的調查計劃要了解的二十多個保健站之一。在走向保健站時，經過一個學校，我們立刻被一百個左右的小學生圍住，要問我們英文單詞。有幾個孩子一直纏住我們不放，我們隻得一邊上山一邊解答。即便在陰涼的地方，溫度都達華氏一百一十度。辛西亞實在累得沒法招架，這任務就落在我的頭上。但是，我們發現，他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改進他們的英文詞匯知識，而是要引我們去看視他們有病的親人。為此目的，他們跑出了學校。而我們這次的調查旅行並不是看病，否則我們就會整天忙於看病，別的什麽也幹不了。但是，我們難以拒絕，即使這意味著我們得離開旅途正路半個小時。 　　我們問：“你們為什麽不去你們的保健站看病？”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那裏沒有藥、沒有醫生、沒有信譽。 　　終於我們到達了那個保健站，果然如人們所說，那裏沒有衛生員負責。有個助理衛生員，目前他已去加德滿都請求另派工作。有個助理助產護士已被調到波克哈拉的政府辦的醫院。然而，我們找到了一個值班的低級人員和一個打掃工人，他們的工作是開門值班，也沒有什麽人來看病，因為沒有藥。此後我們訪問的保健站，其中約半數與上述者相類似。政府的醫藥照顧是免費的，但對多數人來說等於沒有任何照顧。 　　參觀過保健所並看視聚集在那裏的十幾個病人(他們一聽說我們到達就趕來了)後，我們又回到我們原先走來的那條路上，才發現路上已聚集了許多人，他們也是聞訊趕來的，向我們反映有關醫療的問題，或者請我們去他們家看病。因此，我們一直耽擱到天黑，自然沒法到達我們預定的投宿點。在這裏我們欣賞了尼泊爾慣常的飲食：蹲在髒地上乘飯還沒有涼得難以下咽時，用手盡可能快地撥菜吃；濃濃的炊煙熏得兩眼生疼。跟我們蹲在一起的是一個害肺病的小孩，在用餐的過程中，他費勁地咳出了約四兩的痰，吐在地上的痰被一隻公雞啄食精光。老實說，這孩子幾乎連肺都要咳出來了。 　　這夜在茶館裏簡直熱得沒法睡覺，所以我們沿路走了好幾百碼，找到我們白天進鎮時曾看到的一個半蓋著屋頂的平台，在那裏睡下。我們希望不會下雨，因為那半邊屋頂根本無濟於事，不過至少這裏涼快一些。即使有雨來淋濕也比熱得發癢要強。 　　次晨天亮前，一個粗壯的農民重重地踏上我們的平台，使得我們身下的木板像跳板一樣彈上彈下。他身後跟著他的兒子，他特意帶他兒子來看病的。孩子一隻眼發炎，用手揉個不停。 　　我們摸出手電。辛西亞先看了看那隻眼，睡意未消悶聲悶氣地說：“這是過敏，需要用抗過敏的藥。”我說：“不必，隻要他停止用髒手揉那隻眼睛。” 　　辛西亞說：“他因為癢才揉眼睛。”她怕我未注意癢與揉的因果關係。接著說：“隻要他癢，他就繼續揉。”我反駁說：“隻要他不斷揉，他就不斷發癢。” 　　辛西亞不服說：“不要忘了我是小兒科醫生，我比你了解小孩子。”我說：“不錯，但我比你更了解眼睛。而且，沒聽說過敏隻是一隻眼睛。” 　　辛西亞不經意地說：“通常都是這樣。”我剛想再說點什麽，這時注意到，這孩子對兩隻眼睛都揉起來。辛西亞於是說：“你看見了嗎？”邏輯的一致性原則似乎對她毫無妨礙，她可以左右逢源地證明她的觀點。 　　她繼續說：“你們外科醫生的困難是：假如某種病不需要開刀，你就認為它不需要治療。”我說：“胡說。你們內科醫生對什麽病都給藥片吃，一半的病藥片根本不起作用。” 　　我們終於達成妥協：孩子應該用藥，同時也應該不要揉眼睛。辛西亞在一張紙條上開了處方，遞給那父親。父親和兒子被打發走了——我們一天的日程該開始了。 　　在離鎮以前，我們會見了鄉長，他是我們的老相識，也是我們以前的病人。三年前，我曾從他的腎髒裏取出了幾百顆腎結石。 　　他在家，離我們的旅途不遠，如同我們所遇到的大多數鄉長們一樣，他熱衷於在本鄉開展一項保健計劃。的確，鼓動這樣一項保健計劃正是我們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我們在隻有一間房間的小茶館吃早飯，這間茶館位於隻有八戶人家的小村子的邊緣，村子則位於兩條主道的交叉點。照例要等待做飯的時間，我們就利用這段時間與熟人談話並給人看病。這家茶館頗有代表性：擁擠、陰暗、每樣東西都蓋著一層泥土、煙灰和灰塵的混合物；小雞們跑來跑去，踐踏那些剛洗過擺在髒地上的盤子。當小雞第一次踏過我們的盤子時，我們禮貌地請老板娘給我們用開水燙洗一下。這是一項愚蠢的請求。原來，在尼泊爾鄉間，開水可寶貴得要命，怎肯拿來幹燙盤子這類小事。但是老板娘竟勉為其難，在每隻盤子上灑上幾滴開水，用她的髒手抹上一把，就往盤裏“布施”上我們的食物。這早上小雞們比往常更討厭，它們大都是小雛兒，拍打著翅膀像些大蒼蠅，不斷地來襲擊我們的飯食，稍不注意就從盤裏啄去一大口。唯一的解救之法是趕快吃，並希望我們的胃酸足以殺死與飯食一起吞下的細菌。 　　除了小雞的搗亂外，打著赤膊髒態各異的孩子們不斷地闖進闖出；上學的小學生們也要花幾分鍾駐足觀看我們吃飯的樣子，然後才散去；最後是來買東西的顧客們絡繹不絕，一邊談笑，一邊從又窄又暗的貨架上買去香煙、火柴、餅幹或電池等物。早餐本身是慣常的夥食：一堆頭的米飯、一小碗扁豆、一小碟香辣蔬菜。在鄉村裏，無論早晚每天每天都是如此。 　　於是，又開始我們的行程。每天每天從早到晚生活充實：上坡下山、會見鄉裏的官員們、訪問保健所和藥店、看視老幼病人，在艱苦的條件下投宿過夜。然後是茶館，渴望一杯冷飲，但卻不得不在如此悶熱的天氣喝滾燙的甜茶，我們不得不“甘之如飴”。在尼泊爾的山道上，茶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每杯才賣三美分，再沒有別的地方能買到這樣便宜的茶了。 　　旅途的第六天我們停留在一個居然擁有兩個醫生的村子：一個是半土半西醫生(Compounder)，略略會一些現代醫藥；另一個是草藥醫生 (Kabiraj)，隻會用草藥。當我待在第一個醫生的店中時，走進一個害乳腺膿腫的年輕婦女。他一直給這個婦女注射青黴素。但未見好轉；很明顯，這應該將膿腫割開，把膿擠出來。我問他能否這樣做，他說他能。但我未發現他用什麽麻醉藥。他給這婦女又注射了一針青黴素，然後進房內去找刀子。這婦女早走了。 　　於是去看第二個草藥醫生。在那裏我又遇見了那個乳房膿腫的婦女，她在這醫生處接受草藥治療。那婦女的丈夫也在那裏，喝得大醉，正在大發脾氣，大罵這兩個醫生無能，他妻子現在急需的是把膿擠出來。 　　這時第一個醫生走了進來，尋找他的病人，因而和第二個醫生為此大大爭吵起來。他們每個人都隨心所欲地引用我的話為自己辯護，而女人的丈夫由於我在跟前而大大貶責他們兩人。這場爭吵不久就卷進村子裏更多的人來。兩個醫生激烈地為自己的知識、經驗和首尾一貫辯護，聲稱他們早就主張將膿擠出來。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們都提出當場現在就要用刀子為那婦女的乳房開刀擠膿。 　　醉醺醺的丈夫大聲咆哮：“你們這兩個魔鬼！”群眾或點頭或嘟囔，表示讚成或反對，完全取決於他們原來站在哪一邊。兩個醫生有他們的追隨者，那丈夫也有他的擁護人。不到一會兒，全村的人都在尖叫和舉起拳頭。此刻我隻好離開，既然已經大大地捅了這個馬蜂窩。最後，丈夫把妻子領到安普琵琶爾醫院期看病去了。 　　這晚我們投宿的一個名叫乞索盤尼(Chisopani)的市鎮，有五個年輕的基督徒。其中四個人在尼泊爾的不同地點有永久性的工作，每年回家兩三次。他們都是在安普琵琶爾教會聽到福音而皈依基督教的。在他們四人未到別處工作以前，他們每星期準時爬上裏格裏格山，走兩小時的路，來教堂做禮拜。出乎我們的意料，就在我們到達這村子的當天，他們四位也不約而同地回家來。我們的來訪也出乎他們的意料。沒有特別的休假日，我們仍在次日安排了一次兩小時的禮拜聚會，共有村民二十人，聚會很成功。聚會地點在兩層樓的門廊上，沒有欄杆，我們耽心有人打瞌睡而掉到樓下去。居然沒人瞌睡，沒人掉下樓。在禮拜的時候，來了三十個病人，我們一一看視。其中一個病人曾在我們醫院做過剖腹產手術，現在由於害鉤蟲病而貧血，但埋怨是由於我們過去的手術所致。我們告辭離去，由於這次禮拜，精神很受鼓舞，我們迎著半下午的太陽，向西前進。 　　出鎮不遠我們遇見鄉長，他正希望見我們，說要和我們討論在他的鄉裏建一個新的診所。他想知道，我們傳教隊願意支援他們多少錢。我們反問他，鄉裏自己願意募集多少錢。他支支吾吾了好一會。我們向他告辭離去，對他說：既然你說鄉裏已經答應讓你籌辦這個新的診所，你應該先設法募集一些錢來。此後，我們了解到，鄉裏並沒有答應他去建一個診所。在尼泊爾募集錢有點像在澡盆裏淘金；淘來淘去到頭來隻是將澡盆弄髒了事。 　　我們走著走著，還差半小時就要天黑了，這時我們發現有一個似乎麵熟的人向我們走來。走近仔細一看，原來是鎮上我們這次來未見著的第五個基督徒。他是離這裏兩天路程的一個小學的校長，這天趁周末回家幫助母親張羅插秧的農活。我們隻有慶幸這樣的巧遇，隻可惜不能多談談，分手時悲喜參半。 　　我們在這個首府的日子可過得相當緊張。我們會見了好幾百人——包括政府官員、鄉長們、過去的病人們和他們的親屬。我們見到了幾乎所有要見的和未曾料到要見的人們。我們見到這個區的行政首長，他是一個粗暴的、愚鈍的、胡子拉碴不修邊幅的家夥，新來這個區，對於他被任命到這樣一個“死氣沉沉”的朗江區表示明顯的不滿。我們一個接一個地會見那些鄉長們，經常是在街當中。這樣很快就圍上其他對我們也感興趣的人們。一些鄉的代表團來找我們，請求給予醫藥支援。幾天前我們在路上遇見過的那位自吹正在募款建診所的鄉長，硬扭住我，把我帶到朗江區的主席那裏，這位主席與那位區行政首長不同，看起來是一位正在往上升的年輕人，他還正在為新加坡航空公司舉辦廣告商務班。這樣一談話，足足花了十個鍾頭。 　　人們不斷地在他們的家或店鋪外麵招呼我們，請去為這個或那個病人看病，更增添這種像過節似的氣氛：跛子們要我們檢查他們的病腿，詢問能否治好；過去去安普琵琶爾看過病的病人跑來招呼我們；有的是治過肺病或腦膜炎的；有的是動過兔唇、白內障、熊傷和膀胱結石手術的。一個小孩跑來說“哈羅”和我打招呼，他遇到麻煩，小雞雞的的頂端塞進了一塊小石子，堵住尿道撒不出尿來，膀胱憋得鼓鼓的。我讓他入睡，然後將卡住的石子挑出來，再把他弄醒。小孩暢快地撒了把大尿，像放鬆的橡皮管一樣，射到門上、窗子上和不小心看熱鬧的人身上，這些人是我叫他們進來參觀這項手術的。假如所有的病都像這小孩一樣簡單而利索地治好 ——那該多有趣呀！ 　　在百忙當中，我抽出時間訪問了區的監獄。有一位熟人由於被控告謀殺了懷孕的女友而被關在這裏。無論誰犯了這種罪都是卑鄙可惡的。這位女子的頭部被用大石頭砸碎而死。但這個收押的年輕人堅決否認犯了這項罪。他有愉快的婚姻，再者，案子發生的夜裏他和一個德國遊客在一起，這位遊客很願意為他作證。但是據說，尼泊爾法庭認為外國人的證詞無效。這位年輕的“嫌疑犯”預計兩個月後受審。 　　訪問這座監獄，自問頗為孟浪。我走進監獄長的辦公室，很客氣地問：“我想見蒂爾塔．巴塔(Tistha Bhatta)。”也許他以為我是聯合國派來的監獄視察員，他提高警惕，問：“你要見他有什麽事呢？” 　　我說：“我有話要對他說。”他說：“有話可以跟我說。”我說：“如可以的話，我最好親自對他說。”監獄長懷疑地盯了盯我。在他在這裏任職的兩年內，我也許是第一個來訪的外國人。後來，他對我說：“可以，但你不能單獨會見他，我得陪著你。” 　　我原打算給蒂爾塔一本約翰福音，但一想，最好先解釋清楚為妙。就冒險對他說：“我想送給蒂爾塔一本小冊子。”監獄長伸出手說：“把它給我看看。”我從提包裏拿出這本小冊子遞給他。當他讀第一章時，我靜坐著等了五分鍾之久。他讀得很用心，但不露聲色和情緒，然後他點頭對我的提包示意：“你還有多的這種書嗎？” 　　我帶有好幾本題名為“他是誰？”的小冊子，就揀了一本遞給他。這本顯然更容易理解，因為他讀著讀著，麵部表情放鬆下來，眼睛也亮起來。 　　他說：“這很好。我想留下幾本。” 　　我建議先把它們給蒂爾塔，然後，監獄長如喜歡它們，可從他那裏拿來讀。我納悶：他是否真能讓我進獄中散發基督教的文獻，這是違法的。 　　但是，他樂意接受我的建議，從座位起來，陪送我經過院子，通過高高的鐵門，走過插刺刀的警衛們，最後到達囚犯的牢房院子。我在鐵柵外等候。警衛叫來犯人。 　　蒂爾塔精神出奇地好，很高興見到我。在左右兩邊的刺刀下，監獄長傾身聽取交談的每一句話。我問蒂爾塔是否有話帶給他母親。他說，沒有什麽話帶給她。 　　開始下起雨來，監獄長和兵士們稍往後退躲雨。我輕輕問蒂爾塔：“你有罪嗎？”我等待他的反應多於他的回答。 　　他大聲說：“不，我沒罪，上帝知道，我是無辜的，縱使他們判決我有罪；這沒有關係，隻要他明白真情。”他指著下雨的天。 　　犯人和我都被雨淋濕，由於我估計很難在此作有意義的交談，我隻說：“你最好向上帝呼求，因為隻有他的審判是最公正的，你一生的所作所為將逃不過他的審判。但是，他也會赦免你，如果你能符合他所要求的條件，你可從小冊子中讀到他的條件和上帝準備為你做的事情。”我於是從柵欄縫遞給他這些小冊子。 　　在首府中唯一沒會見的人是區裏的醫院官員，他到加德滿都去了，為了爭取資金建立擁有十五個床位的醫院，這筆資金已經有關方麵同意，但還未到手。這座區醫院有屋頂，結構良好，是一些外國組織贈送的禮物，但運營的任務則有待政府負責執行。有不少事需著手進行。沒有職工，沒有設備。值班的保健助理員漫不經心地保證說：“明年可以開始工作。”我們說，我們衷心希望如此。這座醫院如果開辦也可以減輕安普琵琶爾的負擔。 　　第二天，經過四小時逆流而上的岔道旅程去訪問了另一個保健所。然後我們離開了朗江區首府，東行回向安普琵琶爾。在走了一小時後，突然下起瓢潑大雨來，所以就進了一個茶館躲雨。這茶館八尺見寬十二尺長，是一座用樹葉做屋頂，木棍夾樹葉做牆的典型茅屋。前門開著，幸而風從屋後吹來。茶館裏一時容納了我們四個人，我們的行李、一些小雞、另幾個跑進來躲雨的人、一個病人(在我們半小時的同行中，還未聽完他的病曆)——這樣就把這個小茶館擠得嚴絲合縫。在茶館的一頭蹲著女老板，枯瘦、鷹鉤鼻、小眼珠、八十歲左右，好像從“滿赤坑”地方來的人(the land of the Munchkins)。她駝著背蹲在一個隻架著一把小壺的泥爐子前麵，仔細打量我們，捉摸到底先給誰喝茶。我們都叫了茶，我們共八人，卻隻有四個玻璃杯，就得輪流供茶。這四個玻璃杯倒是供一次洗一次，她用手指先擦拭一下，然後用屋簷滴下的水涮一下。這倒也不壞，但願未下雨前，雞們未在屋頂上棲息過。人們也注意到她對髒的泥地高度關心，因為她把她的泥地看作塑膠板櫃台。在泥地上放置杯、匙、茶壺蓋、濾茶的漏勺。她揉擦發癢的腳；又揉擦一下茶匙。她攪拌茶葉，將浮在茶水麵上的雜物很利索地撇出去，但讓那些重的浮遊物和茶葉一塊沉到杯底。這樣就算把茶泡好了。 　　在第一輪和第二輪茶之間，老婦人從雨中牽進兩頭山羊，後麵還跟著兩個淋濕了的行人，這樣茅屋中又增加了擁擠。茶館的外麵，人們仍在山路上走著，有的披上塑料布，有的打雨傘。搬運工背負重荷，通常無遮無蓋，隻顧趕路；若為雨而歇，就意味著喪失搬運費；若背的是水泥或穀物，他們很少注意，隻說“稍微打濕了點”。即使背的是一部黑色的大打字機，既無塑料布包，也無雨傘遮蓋，甚至也沒有機盒，就讓它在雨中搖擺前進，去用來裝飾某個政府辦公室。當發現打字機打不動，人們就聳聳肩，把它撇在一邊，認為莫名其妙，或在意料之中；而不考慮是否有什麽別的原因。這就是要使一個毫無機器的社會搞現代化的困難。 　　由於雨還毫無停止的意思，辛西亞就拿出聖經來。每當休息或等待風雨過去的時間經常如此，我們讀給搬運工人聽。如同往常，旁邊的人也聽得有趣，包括那位 “滿赤坑”的老小姐。當雨停止，茶館裏的人都請求給他們小冊子帶回家去。即使他們自己不會讀，他們會叫家中的小孩們讀給他們聽。的確，這裏的人們渴望讀物，而隻要有，不管什麽都想搶過來。如果我們設法避免刺激政府當局的“偵察神經”，最好以漫不經心的偶然的形式，散布基督教書籍，而福音書則應是優先散發的讀物。 　　當我們再回到山路時，這條路通到一條正在修築的汽車路。這修築中的路變成了一條泥漿河，使我們幾乎難以前行。在陡峭山麓的一段路上，我們看到一百多修路工人用十字鎬和鐵棍，在摳土挖土。毛澤東說得對，兩千個人一年可搬掉一座山。尼泊爾正是依照這條原則在搞他們的公路建設。然而，修路的合同商可不死守這條原則，而敢於稍稍在這兒或那兒采用炸藥爆破，例如在我們的前方就來了一下大的爆炸，這就是足夠的證明。爆炸後，在我們的通道上衝下來大批大大小小的石頭。拿鐵鏟的人們向石堆進攻，我們才理解“勞動力密集”(labor 　　intensive)這個經濟名詞的含義。兩人合一把鏟子，一人推一人拉。石頭堆外，有一彎道引我們陡直地登上一段滑溜而曲折的羊腸小道，快到坡頂時，人們催我們快跑，否則，爆炸又得進行了。這個下午，又是雨、又是泥濘、又是彎道，急急趕路，過得很快，但走的哩數並不多。天黑時，隻好歇在河邊的悶熱的小旅店裏。迄今，我們已比原定旅程延後了整整五天。 　　我們第二天的計劃很簡單：一小時的岔道訪問去一個保健所。然後折回正道，有富餘的時間到達順河走十哩的一個朋友家。這將是最輕鬆容易的一天。這天早晨我們六時出發，但是那預計一小時的路足足走了三小時，因為天氣又熱、又潮濕，加上爬山，三哩路長但坡高1500尺，辛西亞第一次走路掉隊了。我們九時到達村子，在附近的旅店裏吃早飯。這是一個比較愜意的所在。他們用掃地的笤帚掃桌子，這在一個不仔細劃分桌子和地板的地方不足為奇。不久，我們就得知老板飼養鴿子；鴿子窩就在我飯桌上方的壁架上。它們飛進飛出，就得掠過我們的飯桌，在桌子上灑上草秸和羽毛。它們居然還向桌子投下三枚“炸彈”，幸而命中率很差，全部未命中飯桌。 　　在我們吃飯時，鄉長走了進來，所以邀請他喝茶。當我們聊天時，旅店裏擠滿了要去上學的孩子們。消息立刻傳出：兩位醫生來到村裏。村民們生怕失掉良機都趕來旅店，匆忙抖出他們過去的和現在的病症請求診視。這樣簡直沒法舉起飯碗用飯。鄉長把他們都趕走，告訴小學生快去上學，而其他的人去保健所，醫生們將樂意診視他們。我們連忙說“不”；告訴他們，在有保健所的村子裏，我們隻給由保健所指派的人看病。自然，這個區分完全失去意義，因為保健所隻有一個年輕的助產士，她把每一個去看病的人都指派給我們。 　　等我們吃完飯去保健所時，已有五十人在排著隊。屋裏擠滿了人。我們推開一條路到診室，這房間六尺寬十尺長，門對麵的那一頭有一扇窗。靠一邊牆是診床，對麵牆是一個櫃櫥、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我們明白我們不能漏下一個不看，所以不浪費時間，立刻動手。辛西亞看小孩，我看成人。我們安排一個把門的人，控製著挨個兒進來。並請鄉長叫名以維持秩序。但把門的工人太窩囊，連一個孩子都轟不走；而鄉長則是一個八麵玲瓏的老好人，對誰都不說“不”；所以就亂起來，診室裏每幾分鍾就擠滿了人，沒法看病。我隻好自己來趕他們出去。 　　一小時後我已看了四十個病人，但外麵的隊伍還是和開始時一樣長。顯然，整個鄉的人都來看醫生了。那些不得其門而入的人，就夾塞，幹脆從窗子跳進來。教師們都來看病，完了又來了學子們。保健所圍滿了群眾，似乎全校七百多學生都放出來了。即使一分鍾看一個病人，也要到天黑才能幸運地看完。 　　這種看病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第一，保健所一點藥也沒有；街上藥店的存藥，在我開出第十二個病人的處方時已賣完了。第二，除了一些有寄生蟲病的人外，大多數人根本沒什麽病。其中少數人是在安普琵琶爾看過的老病人，我們樂意檢查一下，但大批群眾都是隨大流來的。 　　最後，在經過兩個小時看完一百個病人後，我走出門外，宣布結束這次“臨時診療”，除非是嚴重病人。立刻有二十幾個人擠到我身前來，可憐兮兮地指著眼、耳、肚子，或者大聲喘氣或咳嗽。那些我看出確實有病的就推進屋去，將房門拴上。由於辛西亞要將診室改為專看婦科病人，我隻好將病人轉到候診室裏人眾擁擠的地方。要看一個肛門有病的人，隻好請其他的人都把臉轉對牆，這樣隻有窗子邊有光可以檢查臀部。唯一的打擾是，好奇的屋外“觀眾”從外邊窺視，咯咯發笑。 　　看完室內病人後，我去藥店考察，而讓辛西亞去看完她的婦科病人。病人還是源源不斷而來，不過是從鄰近的村子來的——由於聽到了消息。有些人是背來的，所以，我不得不又看病。這次“診室”改在保健所外的菩提樹下。當我看完最後一個病人時，我瞧見辛西亞“非專業性地”從診室的窗子跳了出來。當她從屋邊跑時，在屋前聚集的三十幾個婦女，跑去想截住她。我們在此緊要關頭總算逃向大道而去。 　　當我們跑得見不到村子時，我問她：“你到底為什麽這樣幹呢？”辛西亞說：“她們不讓我出去，都吵吵嚷嚷要我檢查。這樣我整天都得纏在那裏。” 　　我回頭一看正見一人追向我們。他的表情似乎有什麽事要我們停下。他是旅店老板。原來倉皇“逃走”時忘了付早飯錢。 　　這時已是下午兩點，我們還得趕十二哩路。盡管作了幾次必要的家訪，我們在一小時後終於沿河趕上了旅程的主道。不久，我們在路上遇見一對夫婦背著一個瀕危的嬰兒走來，他倆是從一個藥店來，已走了幾小時。這小孩在藥房買的某種藥水，根本不對症；小孩是由於痢疾而脫水昏迷。這時天又下雨了。辛西亞把嬰兒領到附近茶館，請帶著懷疑眼光的老板娘拿點糖、鹽和水來，然後和成“藥水”。辛西亞用湯匙將這“藥水”喂給嬰兒。我們雖然隻在茶館待不多時，已眼看這孩兒起死回生。在這次旅程中，有好幾個小孩由於在恰好的時間、恰好的地點和恰好遇見辛西亞，而恢複生命，當然還得歸功於糖、鹽和水。 　　我們到達朋友的市鎮是下午六時。他堅持要我們住在他家，說隻要走短短一段路，在鎮上的山坡上。他的所謂“短短一段路”，足足走了兩小時，在雨中爬上 1800尺，而且大部分時間天已黑了。他的家有三座大房子，足可供給中世紀一個男爵的需要，古怪地高踞於一片廣袤森林的山麓，俯瞰遠遠的山穀，可現在隱沒在山下的雲霧中。朋友的妻子和母親彬彬有禮地招呼我們，然後就退入廚下做晚餐去了。這頓飯得做兩小時。由於家人都吃過了，是專為客人準備的，他們沒料到我們的到來。 　　早上，我們才看清為此一宿我們昨夜曾爬上了多遠。我們也不禁要估計為了走回旅程路線，我們得走回原地再爬上對麵山坡，向北前進。在等早餐的時候，我們參觀了朋友的五百株果樹，大部分是上好的橘子樹，其果實為遠至加德滿都的商人們所采購。然而今年枝上一個橘子也沒掛，因為就在兩星期前，一場大冰雹把整片莊稼都一掃而光。 　　在回程前，辛西亞和我檢查了他們全家，都害寄生蟲病。原因不難找，一個小孩剛在院子裏拉完屎，母親就在用來涮洗碗碟的盆裏為他洗屁股。我們禁不住勸告我們的朋友改變這種不衛生的習慣：“你既然會經營果樹，應該是一個有現代思想的進步分子，但是看來你沒注意管理好糞便的衛生問題。”他感謝我們勸告的好意，但回答道：“我們農村婦女們喜歡在‘goo'裏玩耍，很難改變她們的習慣。”(意指“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譯者注。) 　　我們離開這位朋友的家比預定計劃晚兩小時，又重新下坡到河邊，再爬到山的另一邊；進到我們從來未見過的高原地帶。我正在埋怨我們晚了，而辛西亞叫我靜下來：“噓，別羅嗦，也許上帝另有安排，要我們會見某人。”我不否認這是可能的，這類事情已經發生了許多次。 　　我們在下降到一條長山脊上的地點，停在一個茶館裏喝茶，山路向北延伸進入積雪處。我們問人這地點叫什麽名字，但地名表示不出我們走向的意義。附近學校的一些教師們也來喝茶。和他們聊了一會天，我們起身上路，但一走出門，站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我們多年未見到的老朋友。 　　他也是這個學校的教師；這是他的家鄉。他曾經是一個教會小學的校長；在我們下鄉出診時，經常和他在一起。後來，他離開那裏到朗江區的某個地方，以後就斷了聯係，一直到今日才又重逢。 　　他仍然保有他的聖經、聖詩和信仰。但他長久以來就獨個兒在這裏，那“火焰”有點閃爍欲滅。 　　辛西亞在我們聚談了一個半小時後，對他說：“隻要你和我們一起堅持信仰，信仰就會越來越堅強；上帝就會啟發更多的人和你在一起，你就再不會感到孤單。” 　　我們希望能在一起多待些時間，但還需要到別的地方去會見別的人們，而且我們的旅程隻剩下兩天時間。我們分手，期望盡可能早日重逢。 　　向前走了四小時，我們止宿在一個保健所，位於一個山岬，向北向東視野廣闊。我們可看到離此兩天路程的捷仆河(Chepe River)那邊的裏格裏格山。如果有望遠鏡，我們就可看到我們的醫院。擺在我們麵前有兩處地方我們都想訪問，分向兩條山脊，下坡到河邊。但旅程時間不夠了，隻好選擇通向北邊山脊的一處，那裏有我們過去治療過熊傷的病人們住著。 　　在路上走了一小時後，當我們回頭看時，看到有兩個年輕人跑向我們。當他們追上我們時，上氣不接下氣，坐下歇了口氣，才能向我們說出話來。他們也是從這個我們路過的鄉來的教師們。多年前，我曾經為他們中的一位做了切除扁桃線的手術。另一個，辛西亞曾為他治過傷寒。他們來是為了請求我們支援他們在村裏開展的一個保健計劃。因為我們現在離他們已很近，可否在回安普琵琶爾的歸途中也把訪問他們的村子包括在內。但我們現在到我們選擇的目的地北邊那個鄉已走了一半路，若改道再去他們村就得下坡2000尺去一非我們路線的山峽，然後爬過山那邊。我們可以看到山下我們要走的路線；沒人敢說那隻是一段“短途步行”。經過盤算我們剩下的時間和精力，我們決定去他們村一趟。然後分手，約定那天夜裏在他們村裏見麵。 　　不久，我們開始感到選擇北路回安普琵琶爾是錯誤的。這個鄉荒涼而人口稀少，道路狹窄而且滿是水蛭。所經過的幾家除了狗叫似乎無人在家；一年的這個時節，人們都去田裏幹活，通常好些小時才回家。辛西亞問我：“你怎麽以為你要訪問的病人是在家？根本沒人在家。找個人問都找不見。”總算找到幾個人打聽；最後決定走向房子多的地方，據說我們要找的病人在那裏。 　　這裏也是人煙稀少，我似乎在心裏聽見辛西亞在責問：“你瞧，又錯了？”當我們找到最後一家，仍然如此。我放棄了希望；這簡直是“趕鵝”(goose 　　chase)，而我自己就是一隻鵝。這時，我看到有一條小道通向一個山包邊的小屋。瞧，如同旅途中的其他巧遇一樣，我們要找的人已在那裏等待著我們。 　　久別重逢，不亦樂乎，對我來說也許比對這過去的病人更加愉快。不幾分鍾，全家人都來了，不知是從哪裏冒出來的；而且二十幾分鍾後，村子的半數人都來了。一如以往，我們走到哪裏就立刻吸引了群眾。 　　自從上次遇見以來，好多家的人都病了，有的人甚至病得很嚴重。我請搬運工希爾．巴拉德為病人禱告；十分鍾後，他不僅為病人，也為全村的靈性啟發禱告，並加進一小段上帝拯救人類計劃的概述。當我聆聽這個未受過教育的鄉下基督徒的禱告，不禁想起了雅各的話：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雅 2:5)我要把這位弟兄的禱告，作為對任何受過教育的人進行治療的禱告。 　　全家堅請我們在這裏過夜。最後還是諒解我們沒時間停留；但是堅持我們每人喝下兩碗酸奶。我們答應以後還會來看他們。我們將剩下的所有小冊子留給他們，雖然村中隻有一兩個學生可以讀給他們聽。 　　於是，趕快下山爬坡去那兩個教師的村子；天黑前終於趕到了。晚飯後，辛西亞坐在主人的門廊裏，對二十幾個一排排坐在院子裏的村中長者們談論有關保健問題，為時約三小時。門廊邊放著一盞煤油燈將微弱搖曳的燈光灑在他們的身上。辛西亞最擅長掌握這樣的會議，不久就使得這些長老們積極投入對本村保健問題及解決方案的熱烈討論。最後，他們同意整個討論的結論，這時我已開始打盹，那已快半夜了。辛西亞堅持到底，到下半夜一點，這些新被鼓動起來的保健積極分子們散入深夜的歸途中。我倆也得安睡了。 　　清早四點我們就被舂米的“的刻”(diki)聲驚醒：家中的媳婦已在為一日的米糧開始忙碌。我們時時刻刻耽心，生怕多睡一會兒，我們就會被大批病人包圍，不知要拖延到什麽時候才能脫身。所以，一等天蒙蒙亮，我們就悄悄通過村子上路；即使如此，已經有六七個病人在路上等著看病。 　　在前一天，我們幾乎每五分鍾就得會見熟人或需要會見的人。在這天路上的茶館裏稍息時，我們又遇見鄉長和四個鄉議員。我們在路上又擦身遇見對麵來的另一個鄉長。在兩條路的交叉點，又遇見第三個鄉長；隻要兩方誰稍早或稍晚通過這個十字路口，我們就要失之交臂。一路上我們又為幾十人看了病。在一個村子裏喝茶的時候，發現其中大約一半人曾先後由我動過手術；其中十幾個人走來給我看他們好了的疤痕。一個老婦人搖搖擺擺走來張嘴要我看她八年前由於癌症而開過刀的舌部。已卷縮得像一節短香腸。 　　當我們在傍晚走近安普琵琶爾時，我們驚異地回想：在整個旅程中，我們實際上已會見所有要會見的人，其中有許多完全出乎意料。在出發前，我們禱告上帝引導我們；安普琵琶爾也為我們禱告。但是我們沒有想像到，我們竟被這樣精確無誤地引導著。要說未會見的人，就隻有區首府的一位醫生。不，還有一位，一位基督徒弟兄，我們在首府的第四天，他出門去了。隻要我們曾經也遇見他，那就一切完美了。 　　帶著這個念頭，我們到達了安普琵琶爾醫院。在黑暗中，突然聽見一個聲音叫我：“哈羅，醫生”——我們認出，這就是那位我們剛才還遺憾未曾會見的弟兄。他們是這一天才到達安普琵琶爾想來會見我們的；原來他是在我們離開後的第二天早上趕到這裏來的。這真是我們希望的一個再好不過的圓滿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