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山的活石》六、磨煉中的教會

 

我遲到了。每個星期六的上午(這裏的教會定在每星期六上午做禮拜)，我須在醫院值班，總是忙得不亦樂乎。從醫院出來，爬上山脊，累得滿身大汗，此刻總算趕到這座石砌的小教堂門外，我停下來喘口氣。一如往常，門道上堆滿了各式各樣的涼鞋和呱啦板鞋。門裏，潮濕的泥地上鋪了破舊的草席。我打量著在室內空處找個地方坐下，但靠牆根的“最佳”坐位已經坐滿，在那裏可以舒服地背靠著牆，哪怕襯衫上擦上白牆灰也不在乎。我脫下膠底便鞋塞進鞋堆，偵察到離門口不遠處席上有個空位。跨過門邊一條靜臥的狗，我從坐著的尼泊爾朋友們中間擠過，小心翼翼別讓自己的腳碰上任何一位。因為這是尼泊爾人的忌諱，認為腳最髒，因而我的動作必須很準確。像是故意作弄人，比較早來一點的遲到者，都群集在近門口處，形成了一道阻攔來得更晚的遲到者的障礙。這些堵門的通常是婦女們，因為男人們都比較勇敢地坐進室內靠裏一些。堵在門口的婦女們將頭巾拉下裹著脖子，像耶穌誕生圖中那些一動不動毫無反應的蠟像一樣，她們印度式的莎麗服鋪撒在周圍的地麵上不留一點空隙。 　　室內約有五十人左右，其中約有十二人是基督徒。靠牆坐的那些年輕小夥子，他們來自兩三小時路程遠的農村。有十幾個小孩和他們湊在一起，其中一個在吵鬧，一個在地上爬，還有一個正在媽媽懷裏心滿意足地吃奶。“主日學”的孩子們在擺弄他們的書本，讀一陣，歇一陣，將書本遞來遞去，書頁弄得嘩啦嘩啦地響。幾個村民從靠路邊的窗子窺探室內。在前麵，靠近一張沒上漆的木講台(室中唯一的家俱)，站著牧師亞伯拉罕，枯瘦的肘彎裏攤放著一本尼泊爾文聖經。他正在慢條斯理地以洪亮流暢的聲調吟誦詩篇的一節。每星期六上午的教堂禮拜正在進行中。 　　亞伯拉罕牧師開始祈禱。他的祈禱被一個響聲打斷，原來是一個叫拉琴德拉的小孩從他的媽媽身邊溜走，從地上撿起一本尼泊爾文聖詩，亂撕亂扯，在和大人的一番爭奪中，更多的詩頁被撕掉，還夾雜著尖聲喊叫。母親將孩子抱起往門外走，這可要花點時間通過門邊的人堆。乘此時機，小拉琴德拉向大家“宣泄”了他是如何的不滿。八個擋道的婦女慢慢從門道挪開，等母親抱著孩子一離開又忙著各歸原位。三分鍾後，當母親帶著哄乖了的孩子進屋重新坐下，上述挪位的過程就得重演一次。這類“小插曲”(ritual)在每次禮拜中難免由不同的“表演者”表演幾次。 　　我們唱了一些聖詩，然後收集奉獻。此後，兩個尼泊爾助理護士站起來唱了一首歌，歌詞和曲子都是她們自己創作的，詞曲並茂。又唱了一首聖詩後，牧師準備講道；照曆來的常規，估計大約要講四十五分鍾。人們各在座位坐定，亞伯拉罕的講道開始。 　　亞伯拉罕的講道沒有一次不引我“入勝”。與其說是他的講道，還不如說是他本人。他曾經是一個巡回歌手，即所謂“gaine"，最低種姓(czste) 的歌手組的一個成員。當他在一個印度醫院治療脊髓灰質炎時，改信了基督教。回到尼泊爾後，他開始傳道，上山下坡，跋涉各處，走遍了尼泊爾的各個角落；而現在靠近六十歲，在一年裏他仍要花一部分時間在這些羊腸小道上奔忙。他雖然手足癱瘓而仍能起居正常，已夠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他居然年複一年遠途巡回傳道 ——這隻能歸因於上主時時與他同在。許多雙腿健壯的年輕人竟然不能與他並駕齊驅。 　　僅在數月前，當他正在往尼泊爾西部一個偏遠地區傳道時，忽然得了霍亂，那裏離最近的居民村落還有相當長的距離，他自忖必將死在路上。但是，如他後來告訴人們的，這次上主又使他的信仰和身體恢複堅固。而今日在此，他又一如既往地傳道，沒有絲毫倦色。 　　我們星期六的禮拜總是“豐富多彩”，令人振奮。牧師剛講道十五分鍾時，那隻睡著的狗忽然醒來，引吭長嗥，聲震全室，原來它是被一把雨傘的鋼尖戳醒的。過了一會兒，突然又是一股臭氣充斥全屋，原來又是這隻狗放了一個臭屁，坐在狗身邊的婦女忍無可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未能把狗趕出室外。上星期六正當牧師講道到重要部分，一隻逃脫的雞鬥膽地吸引了聽眾的注意。原來，海侖醫生的廚師塔塔(Tata)把這隻雞帶進了禮拜中，這雞是為了充作海侖的午餐)，而雞顯然有它自己的“主意”。 　　講道仍穩步前進。不一會，十一個月大的芬蘭的小米嘉在屋子的前方創造了一個大家注意的“焦點”。在他媽媽閉目養神的刹那間，米嘉乘機爬向一個吸引他的目標，這是一麵鈴鼓，用來為唱聖詩時加油助興的。米嘉爬爬停停，每隔會兒就扭轉頭窺探他媽媽的動靜。他有不少的“顧慮”，乘講道時間，終於爬到離目標不遠的地點。整個會堂前麵的人們看到米嘉爬近目標時都屏息注視——啊呀，米嘉突然被媽媽抓住小腳拖了回去，一樁插曲就此中斷！我們也及時收回注意力，聆聽亞伯拉罕牧師的結束禱告。 　　會眾擠向門口，在門道上認取鞋子。經過一刻鍾的互相問好，人們開始分路散去。從遠方來的人被熟人邀請到家中作客，然後參加下午禮拜和晚上的查經。 　　對當時一個過路人來說，這樣一座簡陋的石頭教堂和這樣一群滿身泥汙赤著腳的信徒，真是微不足道，不屑一顧。但在當時，當地，這一小群人是周遭一百多萬人口中唯一的基督徒，這座孤單的小小石頭房是聳立在千山群中的唯一的基督教堂。在整個尼泊爾王國，另外隻有十二個這樣大小的教會，而且都在城市中。在更早的二十年前，全國根本沒有基督教會。 　　1950年以前尼泊爾沒有教會，也沒有一個基督徒。尼泊爾大部分曆史把外國人，尤其是外國基督徒，一律拒之門外。這個國家最早有紀錄的傳教工作開始於 1707年，其時一小群方濟會神父從羅馬經由陸路到達此地。他們的傳教工作繼續到1769年，爾後，尼泊爾的第一個國王下令禁止基督教活動。從那時起一直到1951年，王國采取開放政策，但王國境內仍沒有任何固定的傳教活動。 　　但是，在上述這段時間，上主對尼泊爾人並不是毫無他的見證。當尼泊爾人移民到印度的茶葉種植園打工，以及在全世界的英國軍隊中充當雇傭軍，他們不可避免地接觸基督的福音。再者，對尼泊爾特別關注的外國傳教人員，開始在尼泊爾邊境的主要貿易通道兩旁定居下來，得以接近日益增多的出入尼泊爾的尼泊爾人。許多傳教工作由移民在外的尼泊爾人進行，他們已在印度或其他國家中改信了基督教。在上述同一時期中，多次想滲透進這個國家傳道的企圖都告失敗。其中最著名的一次發生於1914年，一個著名的印度福音宣教士沙督．桑德．辛格(Sahdu Sundar Singh)進入尼泊爾東部，遭到的是拘捕，釘進木枷，覆以水蛭，差一點流血致死才離開。 　　自1920年以來，外國宣教團越來越多地集中注意尼泊爾，這是當時全世界少數幾個仍然閉關保守的國家之一。靠近1950年，有十幾個宣教團在這個國家的周邊工作，伺機進入。很少引起懷疑而成功地突破尼泊爾國界的是：由鳥類學家羅伯特．福來明(Rebert 也就在上述這段時期，許多原本住在印度的尼泊爾基督徒回到尼泊爾，在不同地點分別建立幾個聚會點；就在這批人的領導下，一個地道土生土長的尼泊爾教會終於誕生了。這個教會主要為一些獨立聚會和零散信徒的鬆弛團契組織，在不受外國人控製下發展起來。外國教牧人員從未正式建立教堂、施洗新的信徒、或在尼泊爾聚會中取得教職領導地位。這個教會是自給自傳。它廣布全國，信徒越來越多，發展到幾十個小的獨立組織，但聚在一起崇拜同一上主，這個上主在四十年前還全然不為尼泊爾人所知。 　　外國傳教組織與本地尼泊爾教會不曾有任何正式行政聯係，但在當地工作的外國宣教人員可以普通成員的身份參加尼泊爾教會的事奉。尼泊爾對宗教活動不加限製，隻要這個人不改變他原來的宗教(印度教)信仰，或他不促使其他人改變其原來的宗教(印度教)信仰。 　　一直到最近，任何尼泊爾公民信基督教都是非法的，他極可能被處以一年徒刑。任何人如果被控促使別人改信基督教可能被判處長達六年的監禁。這條法律的目的是防止外國人(代表富強國家和組織)誘騙或慫恿尼泊爾人背離其宗教傳統，並同時阻嚇尼泊爾人不要上當受騙。但是，這條法律未考慮一個主要的事實：信基督教的男女不是憑藉人力，而是憑藉聖靈，他不能沉默，而且更難把他關進監牢。 　　一個傳統的外國傳教組織在尼泊爾很難受到歡迎。這個國家不給予牧師及福音傳教士以簽證。所有在尼泊爾工作的教牧人員必須具有全職的世俗職業。然而，隻要我們在家裏用業餘時間“工作”，可不受政府的限製；因此，我們許多人有充分時間與我們的朋友們在家中私下分享我們的信仰。的確，對私人見證的限製多非由於該國法律的限製，而多是由於我們自己的軟弱和信心不足，以及我們的疲累和缺少時間。 　　我們在安普琵琶爾的最大快樂之一是在當地教會教書。這裏教會大部分時間沒有專職牧師，而由教會成員輪流在星期六的崇拜時間講道和帶領星期六晚上的查經。教會一般由一個長老委員會管理，長老會由尼泊爾人和一個西方傳教士的代表組成。而我們的小教會卻得天獨厚多年來由一群年輕的領導人管理。其中不少年輕領導者後來從事更大更出色的工作。事實上，全國基督教領導人不成比例地大部分由我們這個地區培養出來，這要溯自安普琵琶爾的早期培養計劃。 　　在醫院裏，談及屬靈的事物的機會很有限，主要由於缺乏時間，在門診部門尤其是這樣。然而，每天上午十點鍾，我們在醫院禱告室舉行一次禱告會，經常有十多個門診病人溜達進來瞧瞧裏麵在幹什麽。如果有人要閱讀材料，我們可以供給，但要收一定費用，因而可以不致從外表上顯示我們是靠贈送禮物來推廣我們的宗教信仰的。在病房中，與病人談話的機會自然比在門診室多，但是在病房中，我們必須更加謹慎，以免被人指責在對“俘虜聽眾布道”。這樣，政府會懷疑我們利用醫院占其公民的便宜來推廣宗教信仰。 　　然而，我們這所醫院是一所遠近聞名的基督教醫院。的確，這是為何有這樣多的病人來此看病的理由之一。這醫院能治療比身體病痛更多的東西。雖然大多數人是為治療身體的病痛而來，但是那些想除此以外能治療更多的東西的人們，可以在安普琵琶爾醫院得到滿足。例如，不止一個病人這樣說：“魔鬼在這個醫院裏沒有權利”。甚至在醫院開辦之前，創辦人海侖醫生就預言過：“這所醫院將是一所體會‘活的道’的醫院。”以後的事實證明確是如此。 　　這並不是說，所有的尼泊爾人，對於我們的醫院是一所基督教醫院這一事實，都感到高興。幾年前，當地的中學生打進我們的禱告室，拿走所有的詩歌本和宗教材料，在醫院門口點起篝火付之一炬。然而，大多數人認為這是一種不尊重別人的野蠻行為，這些行凶者為社區群眾所鄙薄，到頭來，反而使我們的事業逢凶化吉，經常按照上主的旨意順利進行。 　　這並不是在安普琵琶爾所發生的第一次焚書事件，也許不是最後一次。社區群眾對這一插曲感到義憤的部分理由無疑地是認為我們是外國來的客人，理應受到尊重。然而，一般尼泊爾人並不那樣擔心他們自己的人民去信仰“外國宗教”，當他們看到有人被“基督教引誘者”“勾引”去信基督教時，旁觀者並不氣憤而報之以鼓掌讚助。 　　幾年前，在一次不大平常的星期六上午崇拜時，教會意外地遭到兩百掄大棒的學生暴徒的攻擊。尼泊爾信徒們被趕到教堂外，並受了警告：如果再敢來此聚會就要挨打並報告警察處理。人們不得不對此擔心——認為學生們顯然會說到做到。因而，教堂不得不關起門來。星期六上午的崇拜隻好暫時搬到我們醫院的麻醉醫生普拉卡錫(Prakash)家進行。在那天的暴徒攻擊中，隻有兩個尼泊爾基督徒和海侖醫生敢於站出來抵擋中學生們。這兩個尼泊爾信徒，一個是普拉卡錫，另一個是名叫摩蒂瑪雅(MotiMaya)的年輕婦女。不管怎樣，從那天以來，充分顯示：基督徒沒有受到保護和合法的賠償，他們可能受到不受法律懲罰的掠奪和追逼，而且還會被投進監牢。 　　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個尼泊爾人在信教時最好三思而行。在反複考慮而決誌時，牢獄之災也許是主要的威脅。雖然隻有很小的百分數的信徒實際上坐牢，但是這種可能性總是懸在每個新信徒的頭頂。直到最近，你可能發現在十幾個被捕入獄的人當中，有一個僅僅是由於信基督教。 　　雖然隻有少數基督徒坐牢，但全部基督徒都受到“黑名單”(Ostracism)的威脅。在一個如此重視家族及社區生活的社會中，一個人若因信教而被驅逐出村，被父母取消子女名義及繼承權利，或被朋友擯棄，將是對他(她)最沉重的打擊。然而，這是一次又一次地臨到年輕尼泊爾信徒頭上的厄運，而目前仍然如此。 　　逼迫采取很多形式。一個中學男生隻差三個月就畢業，當他承認受洗就被開除學籍。有些基督徒的私人財物遭到沒收和破壞。另一些基督徒被在村中當眾侮辱甚至毆打。許多基督徒被迫離開出生地而到別處謀生。在當前一個普通人都難找到工作的時候，請想像一個被歧視的基督徒的慘境。總之，新教徒處處感到孤立，常常缺乏精神和物質的支持。在這樣的環境下信教，非常像十七世紀海盜讓蒙著眼睛的受害者在突出舷外的木板上行走的酷刑(Walking the plank)。這就是為什麽在尼泊爾的洗禮對一個基督徒是如此地意義非凡：這簡直是一個會遭到社會和家族譴責的公開的行動。所以毫不稀奇的是：有些新教徒曾經跨越邊界到印度去受洗，而另一些人隻好秘密信主而不敢公開承認他們的信仰。 　　這是容易理解的：任何一個信教的尼泊爾人都像在從事企業的冒險，他要認真計算“成本”，而且正在支付。如同曆史多次昭示的：逆境和苦難隻會使教會越來越快地發展。 　　一旦人們采取步驟信教，他們還會麵對另一種更微妙的壓力，來自基督教自己內部的壓力：教會規定了每個基督徒必須符合的行為標準。如果一個信徒滑落一“跤”，他們立刻感到自己受到教友的審查，其嚴厲程度不亞於初信教時所受到的社會審查。 　　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個福音尚未被大多數人知曉的國家，當一個初期的基督教會的成員行為不檢時，教會是極易受到損害的。對於這些少數擔驚受怕慘遭孤立的剛剛信主的尼泊爾基督徒來說，他們中許多人最初還不大理解為何要這樣嚴格地自律：因為主要通過他們為人們所目睹的行為，才能使周圍的人們認識我主基督耶穌；這對他們來說是多麽難跨越的一大步。因此，如果一個教會成員，不管是尼泊爾人還是一個外國人，一旦陷入不名譽的事件中，對一個小小的地方教會的名譽來說，真是一個壓倒性的打擊，簡直全盤否定了其餘信徒的見證。回顧安普琵琶爾教會短短的曆史，不得不承認：我們中一個接一個曾經絆倒和失誤，因此，如果上主除了我們這些信徒不順利的運作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來維護他的榮耀，他就會在安普琵琶爾處於困境。 　　對基督教社會的最大挑戰是信徒們要活得像基督徒。在傳布福音方麵的最大危機是：許多承認是基督徒的人都活得不像基督徒。我們所能提供給非基督徒的鄰人們的最大見證是顯明：基督使我們的生活變了個樣，而我們可以肯定：鄰人們正在隨時密切注視我們，要看看是否真是如此——尤其是在像尼泊爾這樣的地方。 　　尼泊爾新信徒的主要難處之一是棄絕他們印度教的風習。印度教是一種綜合性宗教。許多印度教徒“接受”基督，往往把他列入他們所崇拜的神隻中的一位。他們看不出有什麽矛盾。基督教關於神的“排他”的概念對他們是生疏的。可是，尼泊爾基督教會要求信徒隻能承認一個上主，而且要求新教徒與印度教徹底決裂。 　　問題是：印度教已經“親密無間地”滲透進尼泊爾人生活的各方麵，差不多每一活動和關係都被印度教風習所規範。對父母的尊崇就要求遵循許多印度教的儀式 ——尤其在其死時。婚禮、節期、疾病、甚至兄弟姐妹間的友愛都明顯地籠罩著印度教的禮儀。基督教企圖去掉這些儀式，但在新教徒生活中還有某種舊儀式殘存，這可從“文化”(cultural)上辨認出來。 　　在今日尼泊爾，信徒們尚麵對著如同新約時期初信徒所麵臨的情況。在從周圍社會忍受嘲笑和逼迫，在印度教的國土中努力堅持一個基督教“少數派”的完整實體等方麵，尼泊爾基督徒正在提供勇敢和信仰的榜樣，值得我們西方人學習仿效。 　　他們提供了“團結”的範例。苦痛的分裂曾經影響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基督教會，可是在尼泊爾教會沒留下裂痕。尼泊爾教會在所有的重大問題上基本上保持一致。這些新的、不老練的基督徒們認為唯一指針是聖經和聖靈的見證，他們難以相信地注視著一個分裂的基督教。我們蹩腳地企圖向他們解釋：在承認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們中存在裂痕，互相不信任對方的信仰。當我們這樣解釋時，他們直截了當地提醒我們說：基督耶穌已經接納所有承認他為救主的人，他就要對每個信徒執行天父的旨意。他們研究了聖經，發現在每一經節指示他們“分別成聖”、“從屬世中走出來”時，必在另十幾處命令他們“不要論斷”、“要團結”。在敵視他們的社會環境中，作為一個宗教的“少數派”，他們學會了：如果他們不用“同一”聲音說話，就沒有人聽他們的話。他們比大多數糊塗人都敏銳地懂得：那種在外表事物方麵追求教條式“純潔”是多麽危險，這樣會使人們迷失，看不清教會是受一個“唯一整體”的主要光束的照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