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山的活石》七、磨煉中的基督徒

前些時，我邀請一對教士夫婦和兩位單身女教士來家吃晚飯，他們都是我們安普琵琶爾傳教隊的成員。辛西亞特為準備豐盛的飲食。值此良夜，當衣著整潔保養良好的客人進屋時，在客人身後暗處閃出第五個人影。與教士們相比，他瘦骨伶仃，站在十一月的寒氣中，哆哆嗦嗦，雙臂緊抱胸前以保暖驅寒，唯一蔽體的衣物是一件短袖單衫和一條短褲。 　　這就是十九歲的莫漢(Mohan)，他剛從他的村子走了一個小時來此參加星期五晚上尼泊爾人教會的團契會，團契會在一個醫院職工的家中舉行。當莫漢想跟著客人溜進屋時，我擋住了他。我知道他是想在查經前在這裏混一頓吃的。而且我也知道他再無別處可得一飽。但是我仍決心把他拒之門外——盡管明知我們晚餐肯定很有富餘。 　　莫漢該晚及次晨皆未進食，但他仍留下參加星期六的禮拜，持續三小時，之後才回家，饑腸轆轆，仍興高采烈。星期二晚上還來參加查經班。他就是這樣做的。 　　莫漢顯然是一個慕道友，他熱衷每次福音活動而且提出要受洗。他一貧如洗，一家六個兄弟姐妹，在家中難得溫飽。過去在類似那晚的情況下，我們都會慷慨供食；但後來開始注意到：莫漢跟我們外國傳教士相處的時間多於與本地基督徒相處的時間。 　　我們曾告訴他：“你來這裏應指望得到上帝的道，而不是為了飲食。你必須吃飽了才來，或自己帶飲食來。” 　　他回答：“我不單是為飲食來，更需要找個工作，但也不是隻為這而來。我家和鄰居們問我，來了可得什麽好處？我告訴他們，我來是為了找上帝，接受聖靈，做主的門徒。假如我來此就為衣食和工作，他們怎樣知道我來此的真實目的呢？”不錯，莫漢雖然這樣說，他自己是否真的明白所求的應該是上帝的道呢？有的人對物質的貪求超過我們想像的強烈，它滲透一些窮苦人的意識。我們怎樣才能維護這株新受聖靈澆灌的樹苗免遭荊棘窒息，而同時又能完成給窮人提供生活必需的基本義務呢？ 　　這是個左右為難的問題：在窮國工作的富裕的傳教士需要回避這個難題，而將它交給本國基督教會的基督徒處理，後者比外國教士能更好地了解慕道者的動機。再者，尼泊爾政府對於人民根據任何理由信仰基督教都皺眉頭，更何況為了貪圖物質利益。如不注意這點，我們不僅會冒險產生“掙米飯的基督徒”，而且還會冒被驅逐出境的危險。 　　因此，我們隻好堅拒給予莫漢任何物質資助。每次他來，我們就介紹他經常和尼泊爾本地基督徒接觸，例如蒂卡．拉姆(Tika Ram)。蒂卡是我們醫院的領導人之一，而且在許多場合，顯出他對人的辨別力，例如在處理莫漢這類人的問題上。 　　根據尼泊爾的生活標準，蒂卡．拉姆不算窮，出身於高種姓(階級)家庭，他從另一條途徑認識到做基督徒的代價。他的家庭最初不反對他信基督教，但當人們明白信基督教就意味著不再信仰印度教時，就大為光火。一年前，由於蒂卡．拉姆在印度教主要節日“達賽”不回家參加，使得家庭和村民們對他大為不滿。他們對他淩辱責罵，設法阻止他來醫院工作。又過些時，他父親派人到醫院附近他的住屋內把他的私人財物(包括床鋪)都拿走了，想逼他回家去住，以便更容易勸阻他信這個外國教。但本地的基督徒支援蒂卡，向他提供日常所需，從而挫敗了他父親的逼迫。於是他父親就威脅要剝奪他的繼承權。到現在又過了一年，家庭和村子的逼迫還未停止。 　　再找不到比蒂卡．拉姆更合適的人去教育莫漢：做基督徒的意義是什麽；怎樣實行這句話：“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做我的門徒”(太 10:37)；再找不到比蒂卡．拉姆更合適的人去告訴莫漢：“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 6:33) 　　不久，莫漢就不到我們傳教隊來了。我們感到有些納悶。但是想到這樣更好些，因為他一定和本地的基督徒的關係搞好了，本地教會不會有多少物質利益給他，這樣他對信仰基督教的動機可以純正了。然而，不久他停止參加任何宗教活動。一天，我問蒂卡．拉姆，莫漢發生了什麽事。 　　蒂卡．拉姆回答：“莫漢並不真要信主，他是裝假的。”莫漢終於坦白承認，是他父母慫恿他到安普琵琶爾，裝出要信教的樣子，以便在傳教隊謀得一職。這其實是司空見慣的事，不過莫漢稍為與眾不同，他坦白承認他的兩麵性。 　　當然，又有誰懷著完全純正的動機來到神麵前呢？大多數審查人都相信提出信教的人是真誠的；如果由於這些慕道友與基督徒合作而獲得某些暫時的好處，這樣更好！既然這些審查者相信他們是真誠的，我們傳教隊又有誰懷疑他們呢？如果由於我們心腸硬把神所召喚的人趕走了，那就是我們的大錯了。 　　傳教隊如果沒有任何物質利益提供任何人，則傳教工作確實簡單多了。傳教的理論大師們常極言要“空著手”去傳道。好呀，這樣可能適用於好些地方，但在尼泊爾很難行得通。我們傳教隊之所以為他們所歡迎，乃是由於我們除了傳教之外，還可貢獻以下的一些服務：例如醫療、教育、工作機會、獎學金、沼氣廠 (Manure 　　gas plants)等。所以，不管怎樣，在尼泊爾不可能回避像莫漢這類人的問題。 　　我們唯一的信條是公正而謹慎地施與優惠。事實上，我們不得不稍微“歧視”一下對基督教有興趣的人們。例如，假如有兩個年輕人條件相同都合格，其中一人開始參加查經班，另一人未參加查經班，我們隻能讓後者工作，而忍痛將前者割愛。因為如果不這樣，我們必遭攻擊，埋怨我們以工作機會為誘餌引人信教，這種攻擊很難反駁。即使對那些已是基督徒的本地人，我們在進行我們的行政工作中，也特別注意不能對他們稍有偏袒——這使得我們的本地教友對我們的這種苛待很難想得通。這不僅是一個誰獲得工作機會的問題。尼泊爾的基督徒理應質問我們：你們這所醫院到底是不是一所基督教醫院？你們要不要基督徒處於領導職位？一個基督教傳教隊需要對這兩個問題作肯定的回答，而同時不管怎樣不能對基督徒有所偏袒。 　　除了避免偏袒這個理由外，我們還有更重要的理由對給予基督徒福利時要特別嚴格：因為這可能使他容易在屬世的生活中陷於軟弱而遭腐蝕。 　　不止一次，我們曾經看到一個生氣蓬勃的年輕基督徒由於好心的外國人的慷慨施與而偏離了正道；不止一次，這個外國人正是我自己。 　　不管我們在給予工作機會時如何盡量保持公正不偏，我們醫院的基督徒人數隻有不成比例的10%。所以如此的理由很充分。有些人是在醫院工作多年才成為基督徒，另一些人雖在受雇前就是基督徒，但他們的受雇條件遠較一般人優異。極少數的基督徒是由別的單位調轉來的。 　　然而當我們考察一下尼泊爾本地教會的會員時，問題就來了：幾乎所有地方教會的成員或者被傳教隊雇傭，或者與傳教隊有關係。所以人們將責備：我們不僅有 “掙米飯”的基督徒，而且有“掙米飯”的教會！這種責備容易反駁。我們究竟是在尼泊爾，這裏相對而言隻有極少數的“掙米飯”的基督徒。基督徒在這個國家所忍受的苦難是這樣高的代價，足以支付任何一種“米飯”。但是在我們周圍的印度教徒的眼裏，本地教會隻不過是傳教隊的監護所，其本身沒有獨立的生命。尼泊爾本地教會被他們視為機會主義者，或者更壞一點，是像莫漢那樣的騙子。 　　直到這些本地基督徒真為自己的信仰而心甘情願地受苦時，他們才不再被認為是機會主義者或騙子。隻有在那時，印度教徒們才認為本地基督徒的信仰是真誠的。事實證明：那些受苦難而仍能站穩腳跟的基督徒受到印度教社區群眾的尊敬；基督教忽然變得有吸引力有威信了。 　　在初期的傳教隊工作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全是傳教隊雇員的教會。在傳教隊到達前，安普琵琶爾根本沒有教會。不可避免地那些被吸引到基督教的人們必然和傳教隊有關係。在另一方麵，這也是真實的：在一個大的傳教隊無限期的蔭蔽下的本地教會將難以建立其自己的堅強獨立的領導。在安普琵琶爾，我們曾親眼看到一個生機盎然的本地基督徒領導的教會逐漸脫穎而出；這個過程是由傳教隊的決心所促成：傳教隊留在後台，撒手讓本地教會去幹工作。 　　我們在安普琵琶爾的經驗曾特別注意到：在尼泊爾這樣的國家內建立傳教機構時內在的某些問題，特別是在一些機構中那種阻礙本地教會獨立發展的傾向。某些傳教“戰略家”主張幹脆不要建立任何傳教機構(如傳教隊)，不要以“管理者”(managers)身份而是以“仆人”(servants)身份進入一個國家，同該國本地人一起在他們自己的宗教機構中工作。這種作法具有優點。 　　然而，當美國聯合傳教團(The United Mission)初次被邀請來尼泊爾時，這裏隻有極少數本國基督教機構。再者，傳教團的目的是“針對人民的需要辦事”，為此目的，傳教團建立了相應的機構。自然這些機構理應是“基督教”的機構，由基督徒管理和指導。一個機構僅僅因為裏麵的工作人員為“基督徒”，因而就算作“基督教”的。 　　然而，尼泊爾今天的形勢變化迅速。在保健、教育和經濟發展方麵有政府自己成立的機構和工作。在這方麵對外國人的需要越來越少。因此，外國傳教人員連同尼泊爾本地基督徒開始共同為政府的上述發展計劃服務。進一步，所有在尼泊爾工作的外國傳教人士獲悉：政府將要逐步接管他們原設的一些機構，把這個過程委婉地稱之為“尼泊爾化”。 　　實際上，聯合傳教團積極參與了這個過程，多年來，它一直招雇並培訓適當的尼泊爾人，使其能在上述機構中勝任領導職務。但“尼泊爾化”一旦實施，“基督徒”的機構將不可避免地消失。於是，在尼泊爾的外國人基督徒和本地人基督徒都需要為這一天作準備，其時，他們都同為政府或其他非教會組織工作。這將有一段進一步試驗時期：離開我們原來的“基督教”的“複合機構”而獨立工作總是不容易的事。 　　安普琵琶爾教會的成立應歸功於初期傳教隊所建立的機構。實際上，在安普琵琶爾第一批信基督教的人是在初建的醫務所被治好的病人，遠在醫院正式成立之前。例如，迪爾．庫瑪爾(Dil 　　Kumar)，他初識傳教隊是在他因肺病重得快死而送進醫務所的那一天。當時他兩邊的肺葉都因感染急劇惡化，即使躺在床上也喘個不停。他立即獲得治療，幾個月中徘徊在死亡邊緣。幾次肺衰竭，差點當場死亡；另外幾次，他咳血過多，差點死於失血。幾經搶救，仍繼續惡化。從醫療上講，他已無望。 　　我們醫生們在治療嚴重病人時，對病人常產生一種感覺，感到他很難熬得過去。我們的這種感覺自然並不總是對的，就有極少數的這種重病人，治他的醫生已束手無策，卻終於活了過來。在極稀有的病例中，我們眼看病人越來越瀕臨絕境，死亡隻是幾秒鍾的事，但是找不出明顯理由，他們忽然蘇醒過來而走向康複。 　　迪爾．庫瑪爾就是這樣一個病人。看護他的人，包括海侖醫生，隻有把他的治療交給神來處理。迪爾自己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由於他與死亡擦身而過，得到康複，他信了神，成為一個基督徒。這件事在村子中引起相當大的震動，因為迪爾是社區中有影響受尊敬的人。最初，村民們對此並不在意——他們原以為基督教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東西；後來對迪爾奇跡般的康複感到稀奇；他們甚至同迪爾一起相信他是神力治好的；而且認為迪爾一定要把神稱為“基督”，這也無妨。 　　不久，迪爾的父親亡故，家人要他回去參加印度教式的葬禮，迪爾拒絕了。這可惹怒了家人和社區群眾。從來沒人敢拒絕參加這樣的大禮，特別是父親的葬禮。但迪爾堅持己見，於是，突然之間，他以前的朋友、鄉親、家人才理解迪爾的新宗教信仰可不是鬧著玩的；的確，它是和他們自己最堅定的信仰水火不相容的。 　　憤怒的村民們開始報複迪爾，他成了嘲弄的對像，人人都攻擊他。他喪失了土地、繼承權、朋友和在社區裏的地位。他成了公敵、丟臉的人、甚至罪犯。隻有他的妻子和他站在一起。事實上，她比他更早信主，她在看護他而康複的過程中，和他分享了基督的信仰。 　　他喪失了一切，無一物可以為生，又弱得不能作體力勞動，隻好在傳教隊辦的醫務所裏充任一職。他不識藥物的英文名字，但他能數藥丸包在舊雜誌中發給病人。漸漸地，當其體力複原，被給予更多的工作。不久，幹起收錢的工作。他的英語也有進步。幾年以後，當安普琵琶爾醫院成立時，他成了第一個出納員。 　　過了幾個月，村民們見迪爾並未被他們的責罵所屈服，而是安之若素，他們慢慢地改變了態度，開始把他看作真被神感動的人，一個有勇氣堅持自己信仰的人。一點一點地，他們的怒氣被勉強的尊敬所代替，終於，他的敵人們轉而對他友好而敬重。 　　多少年來，迪爾是安普琵琶爾的基督徒中唯一的男性，處境頗為孤單。他忍受住了。慢慢一個一個地在他的周圍建立起一個尼泊爾信徒的聚會小組。這時傳教隊也對他越來越信任，不僅隻讓他擔任出納員的工作。他的判斷能力和對本地事物的了解，在傳教隊應付的許多危機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當我和辛西亞來到安普琵琶爾時，迪爾不僅是公認的教會領導人，而且是我們傳教隊可信賴的主要顧問。 　　在我的尼泊爾早期生涯中，有一次我差點把一隻母牛(印度教人認為是聖畜)弄死了，幸好迪爾在那裏，就是他比任何人都得力，幫我將憤怒的群眾安定下來，他向群眾再三解釋說：外國傳教士不是一般人，他們常常啞不能言。若不是他的這番幫助，我在安普琵琶爾的生涯早已突然不體麵地結束了。 　　其他本地人，例如名叫魯德拉(Rudra)的，跟傳教隊的關係更加微妙。魯德拉，好獨立思考，他在村子裏常因搞革新而激起群眾的爭議：諸如新莊稼、新肥料、新灌溉法等。一些村民認為他是革新家，其他人則稱他為怪人或瘋子。當他的改革成功時，村民們變得忌妒，並破壞他的努力，將他的新產品偷走，或將他灌渠裏的水分流引到他們自己的田裏；他們讓自己的牲口吃他的白菜和果樹苗，而當有人的山羊因吃了新灑農藥的樹葉而死時，村子裏就認為應該由魯德拉負責，並要他賠償死了的羊。 　　魯德拉不限於農業方麵的獨立思考和改革，在上中學時，他曾從教會中學老師處知道有關基督教的事。他聽到的東西，仍保留在記憶中。他對印度教在村中的所作所為感到失望，覺得它隻是進步的障礙。為了切望多了解一些基督教，他來到安普琵琶爾希望借到一本關於基督教的書，或許能見到一位傳教士。 　　他來時是一個工作日(非星期天)，走進了華爾．柯萊特(Val Collet)的社區保健室。雖然她很忙，仍抽出幾分鍾和他談了談，並借給他一本聖經回家讀。她設想他星期六會來參加禮拜，禮拜後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他交談。 　　魯德拉星期六果然來做禮拜，但是沒人有時間和他談話。傳教隊以為那天我會和他交談，因為按計劃，迪爾和亞伯拉罕不在時，應該由我留下接談。但碰巧那天辛西亞和我都有客人來家，我和魯德拉隻談了幾分鍾，就向他道歉因有事沒空多談，希望下星期同樣時間能高興地和他再談(因為從他的村子到教堂隻不過走兩小時就夠了)。這樣恐很難被人指責我們在“推銷”“宗教”吧！ 　　下星期魯德拉未來教堂。但剛巧在晚飯前，他和他的一位朋友出現在我家門前。這頗為尷尬，因為我們已邀請了一些客人來家聚餐。我最多隻能陪他們坐下談到飯前為止。我說我原來期待他們早來一點，現在抱歉隻能陪談很短時間。他們仍很感謝並說給任何一點時間談談都無妨。雖然他未表示不滿，他們一定很不了解：因為我們的每件事都得事先安排進計劃，他們不得不推遲長談時間。可以肯定，任何一位如果走了兩小時的路到(他們的)村子訪問，絕不會得到像他們在我們這裏所受到的“冷”遇。 　　我們之間進行了一番友好的談話。我對兩位年輕人的印像不錯。他們似乎對基督教興趣真純。魯德拉說他已讀過華爾借給他的聖經，為了表明這點，對某些困難經節，他提出不少問題問我。我不認識他帶來的朋友，但魯德拉的確似乎不是來騙取職位。他家境不錯，為了進行各種農業改革，他有許多工作夠他忙的。他也不是為了要進學校，所以也不需求取獎學金。他花了兩小時走路來我家，卻隻談了三十分鍾基督教，準備當晚走回去，可能天黑以前才能到家。假如有人不抱任何別有用心的動機來詢問基督教，肯定就是魯德拉。他偕來的朋友可能也和他一樣。魯德拉說：“我願意你能教我們聖經，你能給我們開課嗎？” 　　我邀請他們參加星期二晚上的查經班，並告訴他們，如有需要可幫助解決住宿問題。我不想把飲食也包括在內，以免有“引誘”之嫌。他們表示願意參加，高興地告別而去。果然，兩天後，他們來了，在附近的茶館吃了飯後就來參加查經班。那晚查經班有十一個年輕人，一齊談到深夜，這是一段生動活潑而富有啟發性的時間。我高興地看到這兩個新來者對此感到興趣受到啟發，他們在查經班的啟發下穩步前進，以便趕上我們。在查經結束前已是半夜了。我還得為魯德拉和他的朋友安排住處。海侖醫生一樓的招待室還空著，因而就把他們安頓在那裏。海侖住在二樓，有另一進口。 　　我對兩位年輕人道晚安後，將鎖掛在門扣上鎖了，而將鑰匙放在我兜裏帶走。我說：“明早我來鎖門，你們出去時，記得把門帶上。”我知道他們一天亮就得動身離去，這樣就不必擔心把鑰匙送至何處。 　　誰知魯德拉和他朋友並不立刻上床安寢，而是先去病房看望碰巧在這裏住院的一個親戚。由於該親戚正睡著，他們就在護士室坐了一會兒，和這位新認識的護士小姐聊上了天。也是事有湊巧，海侖醫生由於記起有關一個病人的事要過問一下，剛好此刻進來。她發現兩位年輕男士待在護士室聊天，敏感地怕弄出什麽醜事來。不知這兩個年輕人是誰，而隻往壞處想，不管青紅皂白，她叫他倆立刻出去，沒事不能在半夜三更在這裏和年輕婦女私談什麽。魯德拉兩人畏怯地退到他那睡著的親戚床邊。 　　與此同時，海侖回房上床睡覺。剛入睡，就被樓下招待室的門在風中砰砰的撞擊聲弄醒；她想可能有小偷企圖撬門。但發現門是開著的，門扣鎖了一把鎖，她就回房裏拿來另一把鎖把門鎖上，才回房睡去了。 　　等魯德拉二人再回到招待室睡覺時，天下雨了，但奇怪門為何鎖了，兩人納悶議論一番，決定回我家拿回鑰匙。我不免有點光火，麵露慍色；但聽到他倆囁嚅窘態，又聽見雨打著錫箔屋頂，我想可能是風大碰鎖上門了，也不怪他們，將鑰匙給了他們，我掉頭去睡了。這把鑰匙開不開鎖，原來海侖已換上了另一把鎖。他們不好意思再來打擾我，不得已回到醫院，在禱告室外水泥地上混了下半夜。 　　這就是我們對這兩位客人的過夜“招待”。第二天，當我弄清楚昨夜發生的事，我擔心今後這二位一定氣得不來查經班或任何聚會了。那晚我們可慢待了這兩位貴客。 　　其實，不必杞人憂天。下星期六他們來參加了禮拜，接著又參加了星期二的查經，一直繼續下去，使他們感到這新的宗教正中下懷，不斷前進，而終於成了教會的正式成員。在以後的一些年，我們和魯德拉的朋友失掉聯係，但是魯德拉則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始終一貫的基督徒，一個他們村子中的新型的革新者。他雖未遭到像迪爾．庫瑪爾所受的逼迫，但也不得不忍受妒忌的鄰人們的日常打擾。更糟的是，他們仍然偷竊他的莊稼，恬不知恥地認為收獲別人的勞動果實比自己勞動省勁得多。 　　這些土生土長的教會一個接一個地發展起來。我們的團契很少“平常”(ordinary)的人。例如，有這樣的人，他那害過麻瘋的腳使他不能從事日常勞動和走遠路，但他可以充當守夜人守望醫院外的場地，在當值的夜裏，我們可聽到他對自己朗讀聖經，或高唱尼泊爾文聖詩。有這樣的人，過去的酗酒者，現在成了教會最有力的發言人，就在他受洗兩日以後，在醫院的一次聚會上，暢談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見證，力勸每個人戒酒。這是一次震撼人心的開端。 　　還有類似上述二人的許多例子，他們用親身見證現身說法；通過各色各樣人物的見證，神在尼泊爾群山中建立起自己的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