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山的活石》二、兔唇與白內障

麻瘋是尼泊爾山區的主要保健問題，這從來院病人的症狀中可見一斑：白斑、紅腫塊、手足癱瘓、手指脫落、膿瘡（真可怕的膿瘡！）----這不過是部分麻瘋並發症狀。有一個從鄰近西藏邊境來看病的十七歲少女，她走了十天才到達，這個距離對一個健康人來說，隻要五天就夠了。她為何走得這樣慢，隻要看她脫下牛皮靴露出的一雙爛腳就明白了。她雙腳長滿爛瘡，肌肉已被第二度感染爛掉，這是麻瘋初期潰瘍的並發症。肌肉都爛在靴子裏，這十天肯定沒脫過靴子。當她一脫靴子就冒出一股令人不敢吸氣的惡臭。這雙“尊足”居然能創造奇跡，住院一月就幾乎痊愈了。 　　這年輕婦女隻能說西藏話，通過她母親用尼泊爾話翻譯，我們才能和她交談。母親很精明，說一口流利的尼泊爾話。我們問是否村民們害這種病的人很多，她答說有相當多的人如此；但大多數這種病人沒錢來醫院看病。即使能勉強來，也沒錢雇轎夫抬送。母親決定和女兒趕快出院回家。我們勸她們留下，因為腳尚未痊愈，再走8--10天的路，可能使醫治效果付諸東流。但母女堅持出院回家。原因不僅是由於沒有錢，而且也由於暖季即將來到，她倆怕在酷熱的旅途中中暑死掉。 　　醫院同工們也常見骨折病例。大多數是由於從樹上掉下而骨折。有一個中年病人由於爬到高樹上采摘給山羊吃的樹葉，樹枝突然斷裂而掉下地來；當時他感到背部生疼，而腿古怪地刺痛。他勉強走回家，躺了幾天，不見好轉，於是決定來醫院看病。他沒有親友護送，隻是獨自一人來，因為此時正是收割稻子的農忙時間，抽不出閑手陪送，更找不到轎夫。當我剛看見他進來，以為他是喝醉了，一蹦一跳，活像一隻用線牽動的木偶；他雙腳彈跳，似乎鞋子裏裝著彈簧，可是他腳上根本沒穿鞋。當他走向我時，我以為他要從座位上高高地彈射過來。他一脫下內衣，我馬上就看出他的“秘密”所在。他的背脊骨斷了，折成可怕的40度折角。他稀奇古怪的步法是由於腿部不由自主的加速反彈所致。這是一種不祥之兆，預告由於脊骨受到壓力很快就要癱瘓。一天的路程他苦苦地跳了四天才到，自然毫不足奇；一個背脊嚴重折斷的人怎能這樣折騰！  　　 　　我告訴他必須住院治療，但他揮動雙手，說他決不能住院，因為沒有“Seathi”（朋友）陪住做飯（此地習慣）；他還得留了錢作回去的盤纏；而且，他這次來院的原定打算，是打一次針，拿一些“mollish”（一種薄荷氣味的凡士林）回去擦擦背就夠了。但當我指出如果不住院就這樣走回去，不等到家他就會完全癱瘓，這才不太難地說服了他。住院後，他日見虛弱無力，就更相信我的話。因此，他就成了我院許多慈善賑濟病人之一，不僅醫藥免費而且供給食宿。 　　我一直為他擔心，但他很快好轉，十天治療使他的背部不疼，腿不彈跳。但一當他覺得好起來，就堅持要回家。不管我們如何解釋、懇求、嚇唬、繼續給予免費----所有這些都不能說服他留下來。我們隻好給他裹上石膏護身以維護尚未痊愈的背部，不得已送他上路。我們不安地猜想：很可能一到家，他就脫掉石膏護身；而下一次見到他時，可能已完全癱瘓。但他再沒來，這意味著他可能已全部康複，也可能還沒好。不管是哪一種可能，他絕不會長途跋涉來醫院了。 　　當然，在尼泊爾進行矯形外科治療不止限於背脊斷裂的病例。我們曾診治過碎裂的腳趾和頭骨。不久前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倒栽蔥從樹上跌在樹下尖利的岩石上，頭骨遭受複雜的碰裂。他受傷十天之後才送來醫院，人事不省，流出的腦漿在臉上結成硬疙瘩。但後來他竟完全好了。 　　樹不是尼泊爾人骨折的唯一禍因。這裏有數不盡的懸崖峭壁，它們也給我們醫院帶來不少的“照顧”----除了失足栽到穀底一命嗚呼的不再送醫院。一天午餐時，我親眼看到兩個坐在裏格裏格山懸崖邊的年輕婦人，由於岩石突然塌方，從三十尺高處摔落下來。我聽到她們尖聲叫喊，立刻派擔架把她們救起來。一個隻摔斷了一條腿，經過包紮治療送出醫院；另一個麵部嚴重破損、下巴裂開，我們不得不用金屬絲給她縫合。這懸崖峭壁夠我們受的了！ 　　在尼泊爾造成骨折的另一獨特原因是一種經過改造的阜氏轉輪（Ferris wheel），尼泊爾人稱之為“Ping”（頻轉）。轉輪的軸由兩個木樁支撐著，轉輪上安放四個木製座位。在秋天節日的那個月內，幾乎每個村莊都裝設一個這樣的“頻轉”。有一個小夥子被旋下來雙手張開插地，兩腕骨折；一個女孩傷得更重，頭發絞進轉軸，將整塊頭皮連頭發拔掉。這樣，在這裏就用不著汽車車禍來給我們醫院的傷亡部門增添“熱鬧”了。 　　更頭痛的病例是婦女的產後並發症，這在不發達地區是常見的。每年有幾十個產婦，在家中苦熬幾天，嚴重到不得已才送來醫院。我記得有個十八歲的產婦，由於難產，在家中已熬不下去，才由家人送來。嬰兒已露出頭來，窒息發黑，已壞疽死掉。我將嬰兒取出，發現婦女整個盆腔嚴重感染，擴及膀胱、陰道、直腸，大小便不斷失禁。 　　在院幾個星期內幾次瀕危，這是頭產。丈夫也是十八歲，對她異常愛護體貼，為本地丈夫中所罕見。她被遲遲送醫並非丈夫的錯。丈夫原本打算早送醫，但在尼泊爾做媳婦的一切由婆婆作主，做兒子的隻得服從母親的處理。婆婆在做媳婦時受夠了苦，現在輪到她在自己的媳婦頭上行使權威，她得享受“人生”，媳婦得“勞累、服從”。婆婆認為送醫院太費錢而且不方便，一直從中作梗，丈夫對此一籌莫展。一直到了熬不下去時，婆婆才發慈悲答應送醫院，但又因一時找不到轎夫而再度耽誤幾天。婦女生產被認為“不潔淨”，按風俗得進行“淨化”的費錢的儀式。即使找到轎夫，抬產婦也需付雙倍的腳費。產婦病人為何過晚才送醫院也就不必奇怪了。 　　這個年輕產婦住院的頭幾天，親友細心陪護，但一當知道她以後將不能生育，就再無心情來院看顧她。年輕丈夫顯然深為醫院醫護人員對她妻子的熱心看顧所感動，並不像一般本地丈夫，把這種不能生育的妻子視為廢人而予以離棄。他仍然單獨一星期一星期地伺候著她，錢用光了，就去變賣財物來償付醫藥費。此後，醫院給予免費，教會也補助其飲食。考慮到這個婦女的淒涼前途，還要再做幾次手術和再住幾個月醫院，我們醫護人員經常捉摸應該如何積極（甚至很破費）地治療她。 　　然而，隨著時間的拖延，丈夫顯得越來越沮喪，他覺得妻子的苦難似乎沒有盡頭。六個星期後他終於把她接回家，雖然她仍然虛弱而十分疼痛。不管怎樣，她一直顯得微微地在好轉，我們甚至開始希望她會熬過去。但是，事與願違：她在家苦熬了幾個月後，終於逝世。這個悲慘結局不過是經常發生的悲劇之一。 　　尼泊爾人認為外科手術是最特別最可怕的治療方式。他們樂於吃藥丸，多少年來一直如此。他們也願意注射，相信有特別療效，這是從他們挨紮針的疼痛中獲得的體驗。有人走一天路來醫院就為了一次維他命注射，許多病人都要求紮一針，生怕我們忘了這一針的處方。用柳葉刀挑破癤子他們也願意忍痛，因為根據他們的日常經驗，惡膿去掉，熱痛自消，傷創就好了。 　　但是，外科手術卻是另一回事。我們曾設法讓人願意接受外科手術，為此必須與幾種普遍的偏見較量。一種偏見認為“巫婆”會通過手術刀口進入病人體內把他“迷”住。另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病人經過手術，以後再不能背負重物、不能生育、不能吃肉、也不能再從事其他許多重要的事和娛樂活動。但逐漸地上述迷信得到克服，因為越來越多經過手術的人，並無上述迷信所預言的惡果。尚存的主要障礙是手術費用較昂貴。大多數尼泊爾人認為外科手術費用太貴而裹足不前，哪怕一次大手術隻收十二美元也感到付不起。對那些生產能力低的社會成員，如老人，則更是如此。一個普通的家庭付不起一個無勞動能力的成員的手術費，尤其是對那些他們自己認為不動手術也會好的創傷。 　　又一種常見的不幸是：許多老年人由於白內障失明，孤寂地坐在暗屋角裏終其晚年。有個六十歲的老人不僅由於白內障多年失明，而且耳聾。世間事物大多對他封了門，隻除了還有兩個兒子的孝順和關愛。兒子們聽說我們能治白內障，特別陪他走了兩天路來醫院就醫。但老人一來就聲稱絕不接受任何外科手術。我們對這病人感到很棘手，因為隻有通過他兩個兒子，才能和他溝通；兒子們隻有緊對著他的耳朵尖聲喊話以便他會意。老人既固執又易發脾氣，更有甚者，為了彌補他又瞎又聾的損失，為了對周圍環境作出反應----而且，也許僅僅為了自娛，對任何意識得到的主題，武斷地大光其火，自然也包括對即將被交在“醫院裏這班人”的手中受苦的事。 　　最後他總算勉強同意動手術，但一到手術室就翻了案，聲稱上了當。兒子們竭力使他鎮靜下來，反複說服他接受手術。這次手術對病人本人和對不斷跟他“討價還價”的外科醫生來說都是件毛發豎立的可怕經曆。割除白內障是件“細活”，在安普琵琶爾醫院一向用局部麻醉；怕全身麻醉對老人可能引起危險。因此，有必要讓他的一個兒子坐在他身旁，以便在耳邊可隨時尖聲傳達醫生指示，阻止他坐起、扭動、搖頭而妨礙手術的進行。起初手術還進行得令人滿意，但剛到關鍵時刻，忽聽見“砰”的沉重的墜地聲，原來是坐在他身旁的兒子緊張過度昏倒在地。隻好請他的另一個兒子來接班，可這位看見他的兄弟被抬出手術室，竟嚇得不敢進門來。 　　老人一見自己被單獨留在醫院的“行刑者”手中，愈加拚命掙紮。首先他說渴了，要喝水；接著又宣稱窒息得出不了氣，隻好請另一個助手掀開蓋住他鼻子的布；接著他又嚷著要回家，要我們趕快將捆他在手術台上的繩子鬆開。當我們拒不理他，他就用盡力氣，又罵又叫，雜以威脅和“最後通牒”，反複責罵兩個兒子無恥地把父親離棄在這裏。不管他如何又扭又動，我總算把他一隻眼睛的白內障剝除掉了。（自然，我真不敢再割除他另一隻眼的白內障了）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終手術取得圓滿成功。當老人睜開那隻眼，八年來第一次看見他的兩個兒子和周圍的事物，心情大變，竟像換了一個人一樣，和醫生合作得很好。 　　我們醫院還診治了許多先天畸形病症，從畸形腳到畸形膀胱，五花八門。有些成年人的畸形腳很厲害，竟用踝骨代替腳後跟走路。一個三十二歲的婦人天生膀胱外翻，膀胱開在肚皮，象一個發光的木莓懸掛在恥骨上。多少年來由於害羞，她隻好女扮男裝。當我們初見她時，她淒慘、孤獨、抑鬱，衣服散發出惡臭。我們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出奇的整形外科手術，更大的成功是我們恢複了她在社會上的婦女原形。 　　另一種滿意的外科手術是治愈“兔唇”。這也是與生俱來的先天醜陋畸形，如不及早矯正，鼻子和口形將逐漸歪扭，當小孩發育成人，其上唇和鼻孔必擴大成奇形怪狀。由於尼泊爾這地區過去沒有治兔唇的外科醫生，所以來院的兔唇病人，都是成年人或大齡兒童，已發育成醜陋的麵形。 　　我在安普琵琶爾醫院的第一個兔唇病人是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因為她這副“尊容”，父母難以把她嫁出。根據一對傳教士夫婦（格雷及芭芭拉．謝伯特）的意見，她父母把她帶來醫院。她父母原來不願走這麽遠的路到這座從未來過的醫院，女孩本人也對手術擔驚受怕。最後，經傳教士夫婦答應陪伴他們來才決定來此就醫。   　　女孩的兔唇已在裏外留下疤痕。她表情不快、畏縮、不安，對生疏的東西都感到害怕，稍受刺激就陣陣尖叫。母親自己也擔驚受怕，因而談不上去穩定女兒的情緒。他們來前應早知道必動手術，但事到臨頭，仍感惶惑不安，經再三說服才算接受，條件是：傳教士謝伯特夫婦必須在醫院陪伴到底。 　　我自己對兔唇手術也是初次嚐試，心存疑慮，但沒在病人麵前露這個底。不過，我有一本書指示這項手術的做法。實際上，我已不止一次診治過我從未見過的病例，兔唇也不會是最後一次類似的情況。我早幾年在安普琵琶爾醫院動過的半數手術皆為頭一次看到的病。這可謂在實踐中進行學習。對一個外科醫生來說這是個實習的好機會，但對病人來說卻並非愜意的事。 　　主要問題倒不在於我缺乏經驗。縫合嘴唇很簡單，甚至你可教會一個猴子去幹。問題是“麻醉”。我的書本指出，兔唇必須使用全身麻醉，必須使用乙醚（ether）。然而，在本醫院能進行全身麻醉的醫務人員僅有一個人----化驗室的印度化驗員，而且是他的“副業”。不管是否“副業”，這次算是他為兔唇病人進行的最後一次乙醚全身麻醉。“麻醉”被形容為既“膩味”又時有“恐怖”的延續好些小時的過程。留在你記憶裏的常是“恐怖”。而這次手術的麻醉，使我們的這個實驗員太吃不消，令他談虎色變。  　　 　　手術起初進行得夠順利。經過四位助手短時間的“奮鬥”，把女孩控製安定，讓她麻醉睡去。但是幾分鍾後，她的喉嚨突然痙攣起來，就象被泡泡糖（bubble  gum）的膠塊堵住了氣管。她極力呼吸但吸不進空氣，臉色憋青，心髒跳慢。化驗員急得發毛，把我從鄰室中叫出來；我正在查閱我的兔唇書本的有關章節。聽到告警，我急忙為病人插入插管，幫助呼吸，才算度過這一危機。  　　 　　縫合進行得順利。當我縫最後幾針時，正在慶幸手術成功，隻要一抽出插管，手術應該說完成了。乙醚的勁已過去一些時，女孩開始醒來。我想在她醒後咳嗽和作嘔以前抽出呼吸插管，以免她把我花了兩小時才縫合的傷口繃開。然而當我一抽出插管，她的喉嚨就抽起筋來。有些人對乙醚過敏，這女孩就是一例。對她這種情況，我們把插管抽得太早了一點。早知如此，即使她咳嗽和作嘔也算不了什麽，寧可慢點再抽插管也不遲。到現在要再插入插管，勢必把剛縫好的嘴唇使勁撬開，難免把傷口繃裂。即使我們敢再次使用乙醚麻醉，但作第二次縫合，簡直是一次災難。  　　 　　我無暇多思考。女孩又臉色憋青，越來越青。我心中閃出一句俗話：“手術成功，病人氣絕。”一念及此，我立刻脫掉手套，撬開她的嘴巴，重新插入插管，此時甚至化驗員說已感覺不到脈搏了。然而當我將呼吸袋撳了幾下，女孩的心髒就迅速恢複跳動。當我和病人剛吸上一口氣，我就趕快查看她的嘴唇。一切無恙！一針也未脫。 　　我們第二次取出插管時，病人已完全清醒，沒發生任何問題。當我走回住所時，想到謝伯特夫婦和辛西亞一直在等待著我的消息，立刻三步並作兩步地往前趕，要盡快地告訴他們這次的兔唇縫合得有多棒。  　　 　　一邊走著，一邊回想我這次多麽幸運。在第二次匆忙將插管插入收縮的喉嚨時，竟沒有碰斷剛縫合的線，而保持嘴唇完好。當我到家時，辛西亞和謝伯特夫婦剛做完禱告；他們在手術過程中一直在禱告。這極不平常，雖然我們經常為病人虔誠而重複地禱告，但從未在手術的整個過程都禱告。是否在開頭，他們就已覺察出我缺少把握的疑慮？或者這對年輕的傳教士夫婦在危急中參加禱告對這次手術成功起了很好的作用？不管是哪條理由，我的內心知道我的幸運來自何方！ 　　病人也很高興。如同那老年人的白內障剝除成功一樣，這次整形對少女社會人格方麵的影響比手術本身的成功更值得慶幸而喜樂。我將不會忘記，當女孩回到家中第一次看到自己麵貌變化所感到的喜悅。這種心靈的喜樂比嘴唇的康複更寶貴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