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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檢察官世家》作者楊顏桐訪談
時間:2008年04月18日 07時48分 作者: 鄭博超 新聞來源:檢察日報
長篇小說《檢察官世家》講述了武夷山下、台灣海峽西岸一個檢察官世家的幾代人在二十世紀風雲變幻的年代發生的一連串悲歡離合的人生故事，從中折射出中國百年法治和檢察史艱難曲折的進程。本報記者采訪了作者，請他講述了小說背後的真實曆史。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人民檢察製度自這裏發端。
一、曆史人物的真實寫照
長篇小說《檢察官世家》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小說通過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悲歡離合來反映中國檢察製度的變遷。這樣的構思是怎樣形成的？
楊顏桐：八閩大地，人傑地靈。特別是福州的“三坊七巷”，近代以來就出了一大批文化精英、法律界領軍人物和海軍將領。在我工作的崇安縣（現為武夷山市），則是中共福建省委於１９２９年創建的早期革命根據地之一，有過光輝燦爛的人民法治建設和司法實踐的探索，它的檢察實踐為中國檢察史冊增寫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有一段時間，我查閱了大量民國時期和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司法文件，訪問許多老檢察官法官，久而久之就產生了以文學形式反映中國百年檢察史的念頭，因為文學最貼近群眾、最能吸引人。於是有了反映中國百年檢察曆程的長篇小說《檢察官世家》第一部的出版。目前，第二部正在出版運作之中。
練澄江是這部小說的主人公，這個人物確有原型，還是你為了展開小說虛構出來的？
楊顏桐：練澄江是以我的一個姑婆公（姑婆的丈夫）作為生活原型創作的。但我沒有見過他本人。他極其豐富多彩的經曆是我姑婆說給我聽的。有些關於他的故事在他身上無法安排，我把它們分別安在石洪波和高積成這兩個人物身上。寫百年檢察史，故事不能不從清末的福州寫起。那裏有中國第一代檢察官在法治道路上艱難無助的跋涉，有早期司法人員獨特的悲歡離合。
引出這些喜怒哀樂，都源於福州早期的兩所福建法政學院。我的姑婆公曾在這個學院工作，和它的創辦人有很深的交情。早在清末的１９０６年，福州的一批留洋回來的法律專業畢業生就常在一起謀劃創辦法學院。次年，福建省谘議局副議長劉崇佑和林長民（林徽因的父親）就創辦了福建第一所法學院——官立福建法政專門學堂（後更名福建法政學院），三年後他們又辦了一所私立法學院。兩所法學院教職人員和畢業生，後來大多成了國家棟梁、法界中堅。
《檢察官世家》雖然體裁是小說，但寫到了很多早期的革命曆史人物，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一批高級幹部，這些人物與他們的原型都是對應的嗎？
楊顏桐：對，小說由檢察官練澄江一家幾代人悲歡離合的故事為主線，但反映的是清末以後百餘年間的檢察史，特別是中共領導下的人民檢察事業的每一步曆程，這就必然要涉及當時的曆史人物。
對於重要曆史人物，是不可能任意虛構的。比如，書中的福建省委常委陳豪人（又名陳昭禮，福州人），原任中共中央秘書處秘書（秘書處處長為鄧小平），擔任政治局會議記錄工作，參加了中共曆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八七會議”。會後，作為貫徹會議精神的一項工作，接受派遣回閩重建中共福建省委，領導福建各地的武裝鬥爭。
他以會親的名義攜新婚妻子離漢乘船取道九江回閩，第一站就來到崇安。此後幾天，他名正言順地走親訪友，暗中找在福州念書入黨後回來的青年徐履峻、安宇、董涵球等人，指導成立了中共崇安特別支部（後轉為縣委）。離開閩北到福州，他和陳明等成立了中共福建臨時省委，陳豪人任常委、宣傳部長。崇安縣委書記徐履峻和閩西的張鼎丞（解放後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省政府主席，１９５４年調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被選為省委候補委員。
１９２８年底至１９２９年中，福建省委領導閩西、閩北五大農民暴動。崇安上梅第一次暴動中途因徐履峻犧牲而失敗，省委又派福州市委書記、省委候補委員楊峻德任中共閩北特委書記、省委特派員，領導重建了以陳耿為書記的縣委，再次發動暴動而取得勝利。勝利後，成立縣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第５５團，楊峻德回省委任常委、組織部長，不久去廈門開會被捕，受軍法審判後犧牲於南京雨花台。他就是小說中“楊文廣”的生活原形之一。
１９２９年鄧小平受命赴廣西百色領導起義時，向中央要了幾個能力強的人當助手，其中一個就是陳豪人。於是，陳豪人奉命與妻子分別從福州隻身去廣西。他是百色起義七人核心領導班子成員之一。
二、在小說中閱讀曆史
很多人讀曆史小說，喜歡從細節中回想當年的景況。小說中的大量曆史細節也是來源有據的嗎？
楊顏桐：是的。有些人物雖然是虛構的，但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卻是真實的。比如，１９３５年１月，兩級人民檢察機關和其他各部門一起撤出城鎮，開始了３年遊擊戰爭，曆時５年的閩北分區和崇安縣蘇區檢察工作停止。當蘇區黨政軍各機關撤退時，原閩北蘇維埃政治保衛局局長則找機會溜之大吉了，後來有群眾看見他帶敵人去搜山，不知是投敵還是被逼帶路，解放後重新當幹部的他因此事被揭發而撤職。書中胡南雄上山時溜號就是他的經曆。
而“中央代表”老易則是真實的人物，他叫曾洪易。此人在閩北期間獨斷專行，排斥黨委和司法機關搞肅反，錯殺了不少蘇區幹部和紅軍指戰員。蘇區廣大幹部和紅軍指戰員對這樣濫殺極為痛恨，張鼎丞冒險去中央請求糾正，沒有得到左傾領導的接受，他又去找已被排斥在領導核心外的毛澤東。毛澤東聽了他的匯報氣憤地說：“這樣搞，不要敵人打，我們自己就會搞垮自己！”他指示張回去一定要糾正這個錯誤。張回閩西後，閩西錯殺風得到了糾正。這段曆史在《閩西革命根據地史》、《張鼎丞傳》等書都有記載。蘇區退上山時，最“革命”的曾洪易投敵叛變了。
小說以虛構的形式重構曆史，讓我們產生勾陳曆史真相的興趣和欲望，特別是那些年代久遠的曆史。比如上個世紀３０年代初，各地紛紛成立蘇維埃政權，那個時期的檢察工作又是一種什麽情況呢？
楊顏桐：以崇安為中心的閩北革命根據地早在１９２９年初就建立了獨具特色的革命法治。在第二次起義之前，楊峻德就領導起草通過了兩份《條例》，書中的《捕辦反動派條例》和《處罰條例》原件現存閩北革命曆史紀念館。
１９３１年７月，閩北分區（地區一級政府組織）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選舉產生了閩北分區蘇維埃政府、工農檢察部、裁判部、財政部、政治保衛局等領導人。至１９３３年２月，共召開四屆分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第四次代表會上，裁判部改稱法院），四屆工農檢察部部長都是選舉溫卿紹擔任。根據福建省委的指示，１９３０年５月１日，崇安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成立崇安縣蘇維埃政府（此前的政權名稱是縣革命委員會）。前期，崇安縣蘇維埃政府的檢察、裁判機關隻設一人，稱裁判委員會主席。到１９３４年底，崇安縣工農兵代表大會前後共舉行七次。１９３１年７月起，縣蘇維埃政府設專門的工農檢察部，部長先後為林濟全、陳金生、占國豪、江國銓等。我看到過當時法院的《判決書》，看到過工農檢察部為個別地方發生的國家工作人員貪汙、浪費行使檢察權的史料，看到過縣工農檢察部翻印的蘇維埃共和國《工農檢察部文件匯編》小冊子。
三、用細節回到曆史的現場中
除了曆史文件和材料，對於小說作者來說，能夠回到當時的曆史現場也很重要。這樣才能保證寫出的細節更符合曆史的真實。
楊顏桐：對。我訪問過當年曾任崇安縣蘇維埃主席和任工農檢察部部長的老同誌，聽他們回憶當年指導和從事人民檢察工作的經曆。我書中所寫的蘇維埃檢察工作故事，如遊福安處理村民老太婆糾紛案，民主政府給商人發《白區守法商人通行證》等都是他們講給我聽的。
我還要感謝書中寫到的省委秘書柏樺，她的丈夫時任省委常委，不辭辛勞多次跋山涉水深入武夷山中視察，把崇安縣蘇維埃政權、組織、軍事、經濟、司法各方麵的情況寫成多份詳盡的報告留下來；還要感謝崇安縣公館村的一個農民，他當年任鄉蘇區政府的秘書，在後來的白色恐怖中冒險藏起來的閩北以及縣蘇維埃各機關下發的各種文件、通知、訓令，為我們提供了珍貴的曆史記錄。
柏樺對我說過她在省委當秘書時的故事。一次幾個起義縣的總指揮來開會，幾個年輕人見左詩讚兩手戴滿金戒指，就起哄打他的“土豪”，他脫下一隻金戒指換錢，大家高高興興地去酒樓聚餐。柏樺後因丈夫犧牲，她要撫養幾個幼小的兒女，去當了一名中學教師直至解放。
我還采訪到了一些當年的老戰士。抗日戰爭初期，新四軍初創時隻有三個支隊六個團隊，堅持崇安當地鬥爭的遊擊隊就組成了其中一個團隊：第三支隊第五團隊。該團隊連以下幹部都是崇安人組成。當時長江一線已被日寇攻破，五團剛組建即於１９３８年春節開拔。在皖南的抗日前線，五團與日寇進行過幾十次大戰鬥。副指導員遊炳年輕輕就犧牲了。我訪問他母親時，老人拿出兒子犧牲前寄回家的信給我看。後來發生的“皖南事變”，五團被捕和討飯回來的人中，崇安人就有幾十人。而被捕的崇安籍指戰員直到抗戰勝利、上饒集中營解散才獲自由，回家當農民直至去世。高積成和胡南雄的故事就是我訪問他們中的一些人得到的。
曆史的真實和文學的生動是每一個曆史小說的作者都要考慮的問題，你怎麽看？
楊顏桐：首先，人物和故事可以虛構，曆史不能虛構，隻有忠於曆史真實才具有生命力。其次，追求生動自然是文學的使命。有一句名言叫生活永遠比文學更生動。這就需要我們盡可能地通過各種材料回到曆史現場中去，並通過文學的描述把它再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