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謎一樣的人生》之補白
朱蓬蓬
自 2000 年寫完 30 章《謎一樣的人生》之後，我已經筋疲力盡，困頓不堪，氣緊、心悸、哮喘、咳嗽、痰濃、低溫發燒…… 這本近60萬字的書稿是無法在國內出版的。由於我以為自己已經到了人生的最後關頭，處於無奈的情況下，就把書稿發到了《榕樹下》、《亦凡公益圖書館》等網站，然後，立即住進了第三人民醫院，經過彩超、CT等檢查，認定肺部已經纖維化，有許多肺大泡，病情已經從氣管炎發展到肺氣腫，現在已經是肺心病三級，到了最後階段了，連呼吸機都不能上了，怕弄破了肺大泡。我的用藥已經用到頭孢比塢，屬於第四代抗生素了。也就是說，醫生隻能做到消除肺部感染，徹底治愈是不可能的了。
對於生死我本來已置之度外，反正遺體也已經捐獻，對革命、對人民，我能做的最後一點貢獻也隻能是如此了。對於所謂的人生的“謎”，也隻有等待後人去揭開了。
在治療中，經過多次一、二個月的進院、出院，2005年5月17日，再一次感冒住院，這一次幾乎就住了一年，現在是2006年的五一勞動節了。在這段時間裏，為了消磨時間，兒子為我買了一部手提電腦，我可以在病床上寫文章發電子郵件，繼續和各方麵聯係。
在這一年中，也的確發生了一些需要記載的事情，因此就有了對《謎一樣的人生》補白的文字，特記錄在此，以備查考。
由於我在家裏上了寬帶網，在瀏覽網頁時，突然見到一個信息說，2001年4月1日《業餘電台中文郵件選編》第73期轉載2001.3.20《民主與法製時報》12版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共無線電事業第一人》。
文章記述的是張沈川。一個大智若愚的人，一個沉著應戰、處變不驚的人。192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正當張沈川沉浸在罷工勝利的欣悅與興奮之中，區委通知他當晚到公共租界三馬路惠中旅館一樓，中央組織部長伍豪（周恩來）約他談話。這是他第一次去見周恩來，他興衝衝地趕到了那裏。
周恩來同誌親切地問：“你是哪個大學念書的？參加過什麽活動？”
“1925年在山東青島大學讀書，曾參加過支援日商紗廠工人罷工的鬥爭。與王倫、胡信之共同組織過青島慘案後援會。”
“你是哪年入黨？是誰介紹入黨？”
“1926年11月，我經朱雅林介紹，在南昌入黨。”
“黨員中有兩個名叫朱雅林的，我不知道你說的是哪一個？”
“朱雅林，是浙江寧海人。1926年在廣州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過。”
“噢！”周恩來同誌對幹部了如指掌，又充滿感情。接下來，周恩來同誌語重心長地說：目前形勢及鬥爭的發展，亟需建立地下無線電通訊。黨現派你去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明天起你歸黎明（顧順章）領導。翌晨，黎明派李強聯係張沈川，連每月的生活供給，也由李強代交。
2001年6月21日，《遼寧日報》發表吳欣峰摘自《傳記文學》中《紅色密碼通訊第一人》的文章說：“全國解放後，張沈川調中國科學院工作，以後因照顧他身體，到中國科學院湖南分院任職。1991年7月25日在長沙病逝，享年90歲。”
拂去曆史的塵埃，穿過時光的隧道，來透視一個已故的風雲人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讀到這樣的文字，我內心的激動是可以想見的。已經是半個多世紀了，我一直在追尋著研究著“兩個朱雅林”是怎麽回事？兩個朱雅林中，其中一個在已經見到的曆史文字資料中有所記載，另一個則未見蹤影。而張沈川所說在黃埔軍校政治部的朱雅林，正是我父親朱其華，不過，他是浙江海寧人，不是寧海人。
這個文字材料證明了我的一個猜想，朱其華是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而周恩來所謂的有兩個朱雅林，實則是迷惑世人，一個是地下的，一個是地上的。這是當時鬥爭的需要。)這是在他的著作中從來就避諱提到的。作為“謎”來講，似乎是揭開了一點點。
由於《謎一樣的人生》在網上流傳，有許多讀者看到了這本東西，國內外也有不少有心人給我發來Email，對我表示同情，表示感慨。其中有一位叫俞臣的人給我的來信說，他看到我在書中提到重慶市委書記張霖之對工會工作的領導，十分感人。經過信件來往，我才知道他就是張霖之同誌的兒子，本名叫張光渝，在深圳工作，隨後，他給我寄來了他自費在香港出版的關於他父親的書——《共和國的部長們》。
張霖之同誌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撤消以後，調中央煤炭工業部任部長，文化大革命起，霖之同誌是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部長級領導幹部。關於文化大革命及曆次運動中被整死的共產黨人，可以說是多得罄竹難書，其中許多內情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夠說得清楚，留下的後遺症也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夠治愈。
在2006年的2月19日，（春節前後）香港鳳凰衛視突然播出了一檔由曹景行主持的“口述曆史”的節目。鳳凰台的節目，我們老百姓在重慶是看不到的，隻有高等院校及涉外賓館能收看到。但是在我們國家的沿海或其他地方大概是能看到的，就在鳳凰台播出節目的同時，深圳的張光渝，北京的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洪岩（後知李洪岩已經調馬列主義學院）等，都給我發來了信息。
為了弄清楚情況，我在重慶大學任教的兒子朱小飛，立即和鳳凰台聯係，並錄下了這台節目，拿到醫院來放給我看。
我一看這台節目，覺得朱汲這個人的口音就像是朱衡義，但容貌是記不太清楚了。我立即發電子郵件給鳳凰台設在北京的總部，請轉曹景行和鳳凰台的領導人劉長樂，作為朱新繁的子女，要求進一步了解情況，但是令人感到遺憾，我沒有得到他們的任何回音。不過，“口述曆史”關於胡宗南的下半部分，以後就似乎沒有再播出。是不是也就此封存了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在泰國的女兒朱笑笑和女婿劉浩，卻從鳳凰台的“博客日誌”中得到地址，直接和朱汲取得了聯係。他們在四月份飛到深圳，由張光渝開車帶領去和朱汲見麵，見麵那一天，在江蘇昆山政協的胡明同誌，也因其祖父（胡抱一？）的被暗殺一事，飛到深圳，一起見到了朱汲。
後來證明，朱汲者，即朱衡義也。
其實，朱汲先生所說的情況，我在《謎一樣的人生》中已經有所敘述，並沒有新的材料，也就是說，“謎”仍然是謎，從某種意義上說，朱汲不過是在“作秀”而已。
但是，這樣一件事，作為殺人凶手的朱汲，卻在鳳凰台洋洋得意地敘述“殺人”，心中實在難忍。於是立即給“人民網”發了一篇《人民不會永遠沉默》的文字，（2006-2-22-13-36-47）承蒙人民網編輯李晶沒有阻攔給發表了。現將全文錄後：
人民不會永遠沉默 1978年，上海工人宗福先寫了懷念周恩來總理的話劇《於無聲處》，最後一句台詞是：“人民不會永遠沉默。” 關於這句台詞，我的理解是：對於一些曆史人物，該紀念的還是要紀念，如果不準紀念，人民不會永遠沉默。 的確是這樣，在我黨的曆史中，有一些人物，由於鬥爭之複雜，情景之奧妙，已經被曆史所封存而快要在記憶裏淡淡地消失了。 由於我一直關注著黨的曆史中諸如朱其華等一些神秘人物的下落，在網上發過一些文字，也許就是這個原因，2006年2月19日，長久被病體折磨而在醫院臥床的我，突然接到廣東深圳張光渝先生的電子郵件，告知香港鳳凰台播出了對原國民黨西北行政長官公署胡宗南侍衛官朱汲的訪談。原函如下： “剛才（2006年2月18日23：00），我收看鳳凰衛視中文台《口述曆史》，由曹景行采訪胡宗南的同鄉部下、特務隊長朱汲，朱汲親口說他奉命殺死了您的父親。他的話如下（非原文）：我收到一份電報，“胡宗南密啟”。我不敢看了，交給胡宗南。蔣介石手令“朱新繁秘密賜死”。要我去殺朱新繁（又叫柳寧）。朱新繁在一個廟裏，把門窗堵死，放火燒死了他。解放後朱新繁的兒子多次到北京找文強，問文強父親是怎麽死的，誰殺死的。文強告訴他你們問朱汲。朱的兒子不相信，說朱汲對我們很照顧，送我們從西安回上海，送我讀書，不相信是我幹的。文強說，殺你父親是為公，照顧你是私情，兩碼事。但他兒子不信，到現在不信。旁白：2006年1月5日，朱汲在廣東中山和我們談了八個多小時，殺死朱新繁是他壓在心底半個多世紀的秘密。至今朱新繁的兒子還不知道是朱汲殺死了他的父親。” 與此同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洪岩同誌也給我發來電子郵件，告知同樣的信息。令我感動的是，由於信息科技的快速功能，包括張光渝、李洪岩等總共有國內外八位素未平生的不相識者，大概已經知道我是朱其華（即朱新繁）的長子，都用最快速度給我電子郵件，除了流下感激的淚水之外，我還能說些什麽呢？在重慶，除了大學、涉外賓館，我們是看不到鳳凰電視的。 曆史對許多後人的回憶來說，雖然是意味深長的，但也是幸運的，因為到二十世紀末，大多在黨的冤假錯案都已經理清了頭緒，做出了結論，隻有少數如我父親那樣的特例，其後人不但在建國前吃盡了苦頭，就是在建國後竟然不被認為是好人，仍無法報告伸冤，在黨史研究領域無人過問，甚至還是十分敏感的禁區，這是為什麽？ 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了，在減少了許多顧慮之後，我的一位一起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老戰友，天津大學研究了一輩子馬列主義和黨史的教授李晨棼，曾對我講過，她知道朱其華，但是黨史上是沒有他的名字的，為什麽？她說不清楚。重慶文聯的老作家張驚秋（殷白）也是海寧人，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到過延安，他對我說他知道朱其華，但也說不清楚。作為個人，顯然是說不清楚的，但作為黨的組織呢？我到過中共中央組織部，但組織部也說不清楚。作為一個參加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周恩來領導下參加過南昌起義的人，而且是被蔣介石下令暗殺的，黨組織應該是不會忘記的。 我參加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教育下已經度過了57年，但知道自己一直是一個被認為是有爭議的人。正如有爭議的江蘇省副省長仇和，以及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呂日周所言，當右派分子還可以摘帽，有爭議的人就麻煩了。最近，我又讀到香港《亞洲周刊》2月26日發表的一封信，是楊虎城將軍的孫子楊瀚給台灣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公開信，要求馬為其祖父楊虎城被蔣介石暗殺一事平反。這似乎讓我有一點感歎，現在血債累累的殺人凶手如朱汲者，可以在電視上洋洋得意地侃侃而談如何暗殺，難道我也要為父親被蔣介石“賜死”而要求馬英九來平反嗎？這曆史到底是在開什麽玩笑？ 我已經是在世時間不多的人了，我相信，還曆史本來麵目是黨組織的責任，該紀念的人還是應該紀念的。正像那句台詞：“人民不會永遠沉默。” 2006年2月22日星期三
這篇文字發表後，被一些網站轉載，造成的影響似乎是觸及到了禁區。在檔案未曾進一步解密的條件下，研究工作也無法進一步深入。
四月，春暖花開，氣候轉好，我的氣喘也好了一點。就在這個時候，我的親家劉開元從重慶市僑辦主任的位子上退下來後，組織上要他編寫“僑誌”，他們一直在重慶市圖書館查資料。借此機會，我女兒女婿竟然在圖書館查到了朱其華的七八部著作。過去我也曾去查過，但隻查到一本《中國農村經濟的透視》，這本書還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我捐給西南圖書館的。為什麽孩子們能查到呢？原來我當年隻查朱其華，沒有查其他名字，這次，孩子們查朱新繁、柳寧、李昂等許多名字。（也就是說，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並不知道這許多名字，都是一個人而已。）其中有一本《西北散記》，是1941年在重慶寫的，用李昂的筆名在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在各地的大圖書館似乎未曾見到。
我閱讀了《西北散記》以後，才知道父親是如何的難受，感情折磨著他離開心愛的三個“小寶貝”。這是我從父親的文字中第一次看到他對孩子的懷念。1937年上海淪陷前夕的最後一班火車，他去了西安。遺憾的是，要他去西安的人的名字，以及一些相關人的名字，都用xxxx代替，隱藏了其中的政治關係而無法考察。
《西北散記》的前半部分，沒有什麽太多的內容，隻是敘述了在西安王曲的那個貪汙腐敗的聯保主任。不過，從書的後半部分中提到的事件可以看出，他確實和中國共產黨高層有特殊的關係，例如，他說到1925年黃埔軍校時期，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朱其華曾和沈雁冰一起在毛澤東處吃飯，毛澤東給朱其華寫一幅字：“不被人忌是雄才”，朱其華想，不被人忌諱應該是“庸才”，怎麽會是“雄才”呢？經過解釋，原來毛澤東是個善於不露聲色的人，所以不被人“忌”，而朱其華是個要“言滿天下，謗滿天下”的人；毛澤東是個具有領導才能的角色，而朱其華不是。（原來，從中共建黨開始，沈雁冰就參與了黨的高層的活動，怪不得他死後，中共要追認他為共產黨員，黨齡從1921年算起。不過，聰明的沈一直在幕後，而朱其華盡管沒有身份卻處在台前。）寫《西北散記》的時候，他自稱已經脫離中共，並對中國共產黨持批評態度，認為中共已腐敗，隻為了擴大自己，並不積極抗戰。他還說到，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還是朱其華的上司等等。
從表象看，朱其華在西安已經是一個反共的人物，既然如此，國民黨的蔣介石為什麽還要“賜死”呢？看來這仍然是一個謎。
軍統特務的卑鄙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如果柳寧、李昂就是朱其華、朱新繁，那麽，他從早年的“在黨”到“脫黨”，再從“脫黨”到“反黨”，其中到底有個什麽樣的因果關係呢？使我感到震驚的是，朱其華自稱是一個堅決的革命者，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卻在言論中又明確地反對共產黨的作為。這其中是否有隱情呢？作為一個特殊身份的隱蔽的共產黨人，即使他在西北到處演講，到處寫文章，也不會對中共有所損害，其目的也隻是為了保存自己，繼續鬥爭，並尋機脫離魔窟，因為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那個所謂“十三太保”的葛武綮(黃埔二期畢業，蘭州戰幹四團教育長)，對中共了如指掌，已經不止一次向胡宗南和蔣介石告密，要除掉共黨朱其華。很顯然，毛澤東和周恩來都知道，朱其華這個“棋子”是特別重要的。不僅僅他是一個產業工人出身，既有黨初創時期的見識和經曆，更有黃埔軍校政治部的資格，另外，在蔣介石的總統府侍從室，還有一個少將軍銜的文職官員朱少先，是朱其華的親兄弟，這顆埋在蔣介石身邊的定時炸彈，對於中共掌握國民黨高層動態是有特別意義的。其作用也絕不是潘漢年等人所能及的。
但遺憾的是，不管是在重慶，還是在西安，朱其華已經被緊緊地盯住了，要脫身談何容易。1941年，再從重慶到西安王曲，就不再有自由了。到延安的路已經封刹。寧可錯殺百人，不能放過一個。蔣介石的“賜死”是理所當然的了。
身陷險惡和卑鄙的政治旋渦的人，其命運並非由自己所掌握。在幾何學裏，A=B，B=C，則A=C。但是，這一定律不一定永遠成立。著名數學家哥德爾（1906-1978）證明：“人類語言所作的任何定義，都是不完備的。”在任一公理係統裏，總能找出一些判斷，根據這一係統的公理和推導細則，既不能證明其對，也不能證明其錯。古希臘人曾討論過一個語言的悖謬：“我說的是謊話。”這句話是對還是錯？如對，即，我總是說謊，這一次卻沒有說謊；如錯，我一向不說謊話，但這一次卻偏偏是謊話。悖謬之產生，是由於單向陳述的性質，它頭咬尾巴，形成互相限製的怪圈，在這個怪圈裏，單向邏輯推導就無法論定真假。
朱其華這個充滿神秘色彩的人物，其一生仍然是謎！謎！謎！ 2006-05-01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