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義幾個問題的真相（2）

二．百色起義數月中紅七軍的戰鬥曆程及以陳豪人為首的前委的作用

1.       百色起義前的準備工作

百色起義前夕，以陳豪人為首的前委做了大量的準備及發動群眾的工作。

《七軍前委報告》有詳細敘述：“準備時主要的工作有以下幾點：1.肅清軍中反動、動搖的軍官……2.在政治上調動廣大群眾參加轉變工作……3.集中軍隊於百色……4.加緊黨的組織工作，教育同誌……5.反動的武裝力量、豪紳資本家的民團、商團槍支的調查。6.各種宣傳品，政綱的擬定，……7.經濟籌措……。”

“發動時情形：到十二月十日各方麵準備都有相當頭緒，雖然仍是不十分充分，但時期已不允許我們再延。

十二月十日全軍士兵代表會議，在百色開幕，……

百色工人代表會議，農民代表會議，亦於當日開幕……

十日晚百色軍隊要肅清貪官汙吏……”。

2.  1929年12月11日為紅七軍成立日期

陳豪人在“七軍前委報告”中寫道：“龔同誌銜中央及粵省委命令來要第四大隊即速轉變，並限定龔同誌到後，不能超過十天，即須動作。前委對於這一問題討論之結果，完全接受中央指示之精神，但限定十天，未免過於機械，而且在工作上準備亦需略費時日”。“及後工作上準備略有頭緒，且因政治環境的迫切需要決定於十二月十一日偉大的廣州暴動紀念日發動整個的轉變計劃”。

“十一日開廣州暴動紀念大會，宣布中國紅軍第七軍成立。在大會中我及雲逸同誌宣布就政治部主任及軍長職，並宣布政綱，到農民、學生、群眾三千餘人。……”

而不是鄧小平在《七軍工作報告》中寫的“一九二九年十月革命節日，以廣西警備第四大隊及東蘭農民武裝為基礎轉變成了第七軍，……”。鄧小平在後來的《我的自述》中也如此堅持：“我們一到百色，準備打紅旗，決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義”。

鄧小平對百色起義建立紅七軍的日期有誤，因百色起義期間，他不在百色。

莫文驊中將【回憶紅七軍的誕生】（起義時莫為參謀）

“在軍部的大門外，集合了一群排級以上軍官和軍直屬隊，共約五百人，一會兒，出來了一位身穿軍衣、短小精悍的、二十六七歲的四川人，值日官喊了聲“立正……”的口令之後，他就向部隊講話了。他，就是黨在右江特別委員會的書記、紅軍第七軍政治委員鄧小平同誌。他的講話很響亮、扼要，他宣布了紅七軍的誕生，號召為完成共產黨所給予的任務而奮鬥……” 摘自《民族團結》1961年  7月（總第三十八期）年p13頁

莫將軍回憶與曆史嚴重不符，起義時，鄧小平還在上海；當時的前委書記是陳豪人；再者，當時還未設立政委。紅七軍成立時是千餘人，而不是莫說的五百人，五百人是在百色山城保衛戰。

曆史的事實是：“陳豪人代表前委在大會上莊嚴宣告：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光榮誕生了!從現在起,我們已經是一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為中國革命事業而戰鬥的中國工農紅軍了!”。（見紅七軍紅八軍英烈傳  陳豪人）。

宣布紅七軍誕生的是陳豪人，年僅22歲。

為此，可以認為莫將軍的“回憶”是他的“政治需要”。

曆史就在人們的回憶中改寫了。尤其是大人物的回憶更是“重量級的”。有的老革命、有的黨史工作者、有的媒體、也有電影製作者就順應形勢，滿足當前政治的需要去發揮了，甚至去捏造了。

3.七軍成立後，前委承擔了繁重的革命工作

①前委深入基層並建立各縣蘇維埃或革命委員會

陳豪人的《七軍前委報告》中寫：

“十二日雲逸同誌到平馬，與士兵訓話，並開工農兵大會……

十三日奉議，恩陽各縣蘇維埃或革命委員會均成立。

現已建立蘇維埃及革命委員會者共有百色、平馬（即恩隆）、奉議、恩陽、思林……等十餘縣。”

②陳豪人領導的前委和政治部日以繼夜的工作，製定及發布”實施政綱”、評論員文章和各種通告

紅七軍成立，就公布了自己的“中國紅軍第七軍目前實施政綱”，確定了紅七軍發展方向。政綱第四條中寫道：“擴大紅軍割據區域,迅速與朱毛會合，實現割據兩廣！”“……取消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沒收一切地主階級土地歸鄉蘇維埃，”。摘自—《七軍前委報告》

1929年12月18日《右江日報》發表“目前主要的任務”的評論員文章，貫徹紅七軍政綱。陳豪人主持前委在文章中規定了目前的主要任務：（一）發展蘇維埃的根據地；（二）擴充工農赤衛隊；（三）深入土地革命；（四）工農群眾組織的擴大……。（此件存於廣西檔案館）

這就清楚地表明：陳豪人與前委的其他同誌，一直注意把武裝鬥爭、根據地的建設和土地革命三者緊密結合起來。這些任務的提出，對於右江革命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土地革命的開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12月20日又發出“紅七軍前委通告（第二號）－關於黨的組織工作”，通告中提出“黨能否加強對於紅軍之領導，並在工農群眾中建立鞏固的基礎，則與紅軍的前途及右江各縣群眾工作均有莫大的關係。”通告中確定：“地方黨部與所在當地軍隊中最高黨部發生平行關係，但受前委的指揮。”保證了黨指揮槍。提出建立支部，健全支部生活；堅持集體指導，實行民主集權製，防止極端民主化，嚴格紀律，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特別提出共產黨執政後，對怠工、表現不好、貪汙、破壞黨的信譽者開除黨籍。注意在工人、農民中發展黨員。對黨的幹部要“施以基本理論訓練”。這文告是紅七軍組織建設與思想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和具體工作章程。

還製定和發布了“前委通告”第六號、第七號；“黨員須知”； “土地革命”（1929年12月21日發布）；“國民黨罪狀（一）、（二）”；“我們的主張”；“右江蘇維埃政府口號”；“右江蘇維埃各級政府組織與職責”……（1929年12月發布）……等布告。

(上述布告在 《左右江革命根據地》  上冊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均有記載)

以後陳豪人等開辦了教師集訓班，軍政幹部訓練班，並親自講課。

4. 百色山城保衛戰的勝利

紅色政權的建立並不是一番風順的，就在“百色起義和紅軍建立不到一個星期，12月中旬，百色城內外的地主豪紳、土匪等反動武裝2000多人，趁紅軍主力離開百色之機，突然從西南麵向百色城進攻，並占據了城內部分街道。當時，政委鄧小平已去上海匯報工作，張雲逸軍長隨主力在隆安、果化未歸，駐百色的紅軍隻有500多人。其中相當一部分又是文職人員。當時，軍領導人隻有陳豪人留在百色，陳未直接指揮過戰鬥，情況十分危急，但他在長期的革命戰爭險惡的環境裏，在連續不斷的轉戰征途上，他經受住了考驗，臨危不懼與許卓、葉季壯等人迅速有效地組織反擊。分別給軍部直屬隊、機槍連、教導隊下達戰鬥任務。由於指揮正確，指戰員奮不顧身、英勇作戰，經過4個小時的激戰，將數倍來犯之敵全部擊潰。百色山城保衛戰的勝利，顯示了陳豪人這個文人的軍事指揮才能與膽略。”

（摘自—白先經主編  紅七軍紅八軍英烈傳 p97-98  1991.11 ）

（文中提到“政委鄧小平”有誤，因當時未設政治委員崗位）。

莫文驊將軍更離譜的回憶百色山城保衛戰的情景“在這緊急關頭，在政治委員鄧小平同誌指揮下，各部隊立即出城與敵人展開激戰……”。一鄧仍在上海，不在百色；二當時未有政委的崗位。

5.攻下榕江城，紀念“五一”節

陳豪人在《七軍工作總報告》中記載：“進攻榕江城的勝利及其政治影響”一節中寫道：“……當時得貴州內部有戰事榕江（即古州，為貴州重要城市）兵少的消息，前委乃決定向榕前進，攻敵不意。……榕江之勝利，士氣又恢複，且政治影響甚大。”

紅七軍紅八軍英烈傳中記載：“……1930年2月,紅七軍主力撤出隆安戰鬥,又經過平馬、亭泗等遭遇戰後，於3月初到達盤陽休整。陳豪人在這裏主持召開了前委會議。會議決定：為了擴大紅軍影響，解決補給，決定留下第三縱隊等待紅八軍前來會合外，第一、第二縱隊到桂黔邊遊擊。這兩個縱隊在對外遊擊過程中，在環江遭敵襲擊，一二縱隊分開活動。4月下旬，才在貴州的板寨會合。陳豪人在這裏又召開前委會議，討論攻打榕江戰事，會議認為：榕江城是座古城，城池堅固，但貴州軍閥王家烈正與湖南軍閥何健進行一場撕殺，無暇後顧，紅軍又是出敵不意，進行奇襲，獲勝把握較大。榕城又是王家烈的老巢，物資豐富，打下該城，便於補充自己。因此，會議決定攻打榕城。

1930年4月30日中午，紅七軍似神兵天降，直樸榕江城，守城之敵，毫無戒備，紛紛退出城中，據城死守，因紅七軍連日來冒雨行軍，身體疲乏，第一次攻城沒有奏效。下午3時，李明瑞、陳豪人、張雲逸等召開緊急會議，分析情況研究對策，對攻城作了新部署和動員。陳豪人在簡短的戰地動員中指出：明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攻下榕江城，用實際行動紀念‘五一’節，是非常有意義的。於是‘攻下榕江城，紀念五一節’成為響亮的戰鬥口號，傳遍了每一個指戰員。這一口號，極大地激勵著戰士們的鬥誌。

在李明瑞、陳豪人、張雲逸等人正確軍事部署和指揮下，在強有力的政治宣傳的激勵下，指戰員們士氣高昂，奮勇衝殺。特務連連長李天佑不顧腳部負傷流血，冒著敵人密集的火力，第一個翻身躍上城牆，迅速用手榴彈把敵人機槍炸啞；其他戰士也紛紛縱身登城，與敵人開展肉搏戰。幾經衝殺，至下午6時半，戰鬥勝利結束。這次戰鬥，殲敵600多人，繳獲大批物資。這次勝利，是紅七軍創建以來獲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

5月1日晨,陽光燦爛,軍政治部在榕江城召開了萬人大會，陳豪人在大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帶有明顯福建口音的普通話,生動地宣傳紀念五一節和榕江戰鬥勝利的意義,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和紅軍的性質、任務、宣傳我黨我軍對各階層群眾的各方麵政策。會後把大批繳獲和沒收來的財物，分發給貧苦群眾，群眾伸著大拇指讚揚說：‘紅軍真是乾人（窮人）的隊伍呀’”……（摘自—白先經主編  紅七軍紅八軍英烈傳 p97-98  ）

１９３１年時鄧小平對榕江大捷也評價很高，“攻下古州消滅了敵軍之大部（四五百），對敵軍俘虜的官兵均非常之優待，對貴州軍隊有不少的影響，甚至不少中下級官長，對進攻紅軍問題表示動搖，這是我們從各方麵得到的消息來證明的，後來王家烈之始終不願意與我們接觸，也是原因之一”（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９日）。

6.關於攻打南寧的問題

陳豪人在“七軍工作總報告”中有交代：“當七軍在右江工作有了相當進展之後，七軍本身軍事、政治訓練也有了相當成效……當時前委估量廣西統治階級，在南寧極薄弱……以我們力量（七八兩軍）進攻南寧敵人頗有把握。……二月八日在南寧附近與八軍會合實行進攻後，因政局之變動，敵已先我們而來，南寧遊擊策略未得實現而失敗，此次策略之錯誤，主要的在於前委未在政治上有深刻的估計南寧是政治中心的地方，反革命無論如何必竭其全力以保守之，絕不致易於放棄。前委忽略了這一點，乃有此錯誤策略之決定。”

隆安之戰，其實最初是李明瑞的主張，他先偵知南寧敵情空虛，認為有機可乘，就到右江找張雲逸商量聯合夾擊南寧的行動計劃，被由陳豪人負責的紅七軍前委有保留的接受了，因而隻派了第一縱隊的一個營，先東移進占鄰近南寧的隆安縣城，再看形勢發展（見陸仰淵１９８９年著《百色起義與龍州起義》ｐ７８－７９）。

但是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陳豪人勇於承擔責任，認真總結失敗的教訓，體現一位共產黨領導者的崇高品德。

對於這次失敗，１９３１年鄧小平代表紅七軍給中央匯報工作時實事求是地指出：“轉變後興奮了右江的群眾，百色平馬的群眾大會到的群眾非常之多爾熱烈，紅軍本身情緒非常之好，戰鬥力亦極強，在隆安作戰中充分表現出來”。

“當時前委的估量是打南寧極有把握，桂係主力在前線沒有開兵回來的可能，輕視了攻堅和敵人的力量，結果到隆安即於敵人接觸，經過三天最激烈的作戰，敵人的損失雖比我們為大，我們的損失亦不少．．．，結果是我們失敗了”。接下來鄧小平指出：“如果當時作戰不在隆安而在赤化的果化，很有消滅敵人三團的可能。我們更指出這次幸好在隆安失敗，如果有一小的勝利，直追南寧，有全部或大部被敵人消滅的可能”。

但毛毛在書中，對前委領導百色起義，建立了紅七軍；對前委領導百色山城保衛戰的勝利；對前委領導30年4月攻打榕江大勝利等功績，隻字不提，而借30年2月攻打南寧失敗，而全麵否定前委，對前委橫加指責：“1929年12月百色起義後，右江形勢一片大好。前委沒有將工作中心放在深入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而是決定攻打南寧，結果在途中隆安即吃了敗仗，部隊傷亡很大……”。這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惡劣作法，實在是不敢讓人恭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