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路線錯誤問題
1930年5月鄧小平由東蘭到河池和陳豪人會合。這以後，鄧小平是前委書記兼七軍政委；張雲逸為七軍軍長；陳豪人為政治部主任。
鄧小平在《七軍工作報告》中寫：“七軍黨的組織：……前委在河池代表大會改選名單為：鄧斌、陳豪人、張雲逸（軍長）、李謙（師長）、袁振武（團長）、許卓（團政）許進（師政）、李朝綱（士兵）、黃一平（團政）……”
關於路線錯誤：
陳豪人的“七軍工作總報告”中，關於七軍召開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接受“立三路線”認識到：“鄧拔奇從中央來，正是‘立三路線’全盛時代，他帶中央六月十一＜日＞決議的精神，向七軍黨的代表大會報告。因此，……對於目前政治形勢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見。
中央南方局給七軍的指示，是要七軍在奪取廣州，完成南方革命勝利的總路線之下，迅速向柳州桂林發展，……
大會通過了以上‘立三路線’的指示，乃給予七軍前途以許多危害。”
鄧小平在《七軍工作報告》中，也如實寫道：
“十月二日在平馬開了一個前委會議，拔奇同誌出席，報告六月十一政治局的決議，我們接受了這個路線……”
“河池會議完全在接受立三路線下開的，確定了第七軍的任務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
“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線沒有傳達到七軍，七軍一路仍是會犯不以群眾為中心而以軍事為中心的錯誤，這仍然是走了立三路線……”
鄧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談到立三路線時，承擔了責任：“……那時根本沒有什麽路線問題的認識和覺悟。經過一番爭論，我終於全部接收了立三路線，結果使紅七軍脫離了右江根據地，又錯誤地決定了打武岡，進行梅花戰鬥，使部隊受到很大損失，我作為前委書記，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無可推卸的。”
但毛毛書中卻說：“ 鄧崗和陳豪人，對於在紅七軍中推行‘立三’‘冒險主義’對於紅七軍的一再失利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毛毛不顧事實，將責任全推給鄧崗和陳豪人，有失公正。
鄧毛毛還寫道（會議時間在1930年10月）：“在會上，中共南方局代表鄧崗（拔奇）堅持遵照立三中央的指示，讓紅七軍首先攻打柳州。……政治部主任陳豪人也積極支持這一主張。”毛毛又寫道：“……這時中央代表鄧崗和龔楚、陳豪人等指責鄧小平違反中央命令，堅持要先打柳州的方案。”“紅七軍前委內部，從未消除過分歧，按父親的話說，就是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
但從鄧小平在《七軍工作報告》中寫道：“……不過我們認為執行此路線不是先下柳州，而是先取得桂林，因為下桂林後才能與外麵政治影響聯係起來。同時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難，也必須以桂林為中心向柳州推進才有可能，不過在慶遠、融縣應創造相當基礎，對柳州取一個包圍的形勢。”
就是在毛毛的書中，也有這樣的訴述：“最後，在會上，父親提出，由河池到東南的柳州，隔著一條大江，不好打，可以先打東北麵的桂林，然後再打柳州。這一意見取得了多數代表的同意。”
由上可見，鄧小平領導的前委雖有意見分歧，但仍然執行的是以攻打大城市為中心的立三路線。
順便再說一下，毛毛描寫的領導層的“矛盾尖銳”情況，與事實不符。
盡管黨內意見有分歧，但鄧與陳的工作還是配合得很好的，在右江，鄧小平、陳豪人深入基層，鄧小平在1931年4月29日《七軍工作報告》中，談到有的縣“……黨的中心是在極少數知識分子手，他們的基礎多是破產的地主富農……且逐漸新豪紳化，把持了黨及政權、軍事機關，派人去改造，他們可以阻止你與群眾接觸，派去的人實在太弱，常常把他們沒辦法，後來我和陳豪人自己下去,雖有相當成績，但因幹部缺乏，每縣找不出一個中心，我們也不能常在下麵，故甚困難，……”。
可看出，鄧對陳還是持肯定態度的。
更不存在毛毛書中所說的“紅七軍的指揮權，又重新回到了鄧小平、李明瑞和張雲逸手中。”（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p.261）。
曾有不少論著認為30年11月上旬鄧被撤銷前委書記職務。經考證，認為當時鄧小平並沒有被撤銷前委書記職務。（陳欣德《關於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若幹問題的考證》 中共黨史研究1994.1期）
自1930年5月份鄧小平和陳豪人河池會合之後，鄧小平就一直擔任紅七軍前委書記兼政委的職務。河池會議以後，鄧小平更是兼任了紅七軍戰鬥力最強的十九師的政委，根本就不存在紅七軍的領導權被剝奪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