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抄書省事，就繼續再抄書。
（五）
鄭超麟在回憶錄中，有十幾處提及毛澤東。
鄭超麟代表的托派，強調城市革命和工人階級的領導，照理說和毛澤東為代表的農場包圍城市是對立的兩派。可是鄭在1945年的回憶錄裏，並沒有貶低或詆毀毛澤東的意思。相反，鄭對老人家的才能和見識，評價甚高。
首先他說毛澤東所領導的農民起義，是北伐之後的“新革命”。而且這個新革命，超越了中央領導：北伐劃分革命為兩個不同的階段。在相當意義下，我們可以說：五卅爆發的革命已經結束了，北伐後才爆發新的革命。這個新革命則是自發的。我的意思是說：群眾提出比共產黨領導機關所提的更激烈的要求，甚至為這些領導者意想不到的要求，而且走到這些領導者前麵去。嚴格說來，隻有這個新革命才當得起“革命”之稱，以前的革命不過是反帝國主義運動罷了。
新革命爆發於湖南農村。湖南本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源地之一。在長沙的核心，從五四運動走到社會主義，並不比《新青年》更遲些。中國共產黨重要幹部裏，湖南人最多。在地理上說，安源煤礦是在江西境內，可是礦工大多數是湖南人，又有株萍鐵路聯係於湖南株洲，自始即成湖南共產主義者的活動地盤。李立三是醴陵人，他被法國政府驅逐回國，就在安源做工作，鼓動罷工，組織俱樂部和合作社，那裏有中國共產黨一個重要支部，工人同誌朱錦棠且被第四次大會選舉為中央候補委員。李立三走後，工作是劉少奇負責；以後，與我同船回國的汪澤楷奉了中央命令到那裏去做支部書記，他也是醴陵人。安源礦工幾次鬥爭得了勝利，成了很大勢力，可是五卅那一年或次年春天，終於失敗了。礦主，盛宣懷的兒子，勾結了江西軍閥，解散俱樂部，槍斃委員長某同誌，好多礦工離開安源散回自己家鄉去。他們都在安源受過宣傳和訓練，即使在礦山是無所表現的，回到鄉村也能成為農民導師和領袖了，何況其中有許多活動分子。這便是湖南農民運動超過其他各省的原故。北伐軍進湖南，毛澤東在廣州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也跟了來，他們也有助於農民運動的發展。湖南農民被鼓動起來歡迎和響應北伐軍，參加戰爭，繳除潰敗北軍的槍械。可是出於鼓動者意料之外，被鼓動起來的農民竟不以這種軍事行動為限，而提出自己要求了。他們的要求很迅速地升級，不久就提出土地和政權的要求，有幾個縣份甚至奪得了土地和政權。
其次，認為是毛澤東創立了紅軍：關於紅軍的起源，我知道得很少。五次大會前中國共產黨諸領袖中，我僅識麵而不深知的，隻有李大釗和毛澤東兩人。李大釗始終在北京。毛澤東，當我初回國時，還在上海，似乎沒有擔任什麽黨內工作，因為中央開會沒有看見他參加。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他在湖南並不長久，似乎也沒有擔任什麽黨內工作。後來，我從廣東區委報告或來的人知道了毛澤東在廣州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部長汪精衛很看重他；他又在廣州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在武昌大會場上看見他，向他傳遞了他的弟弟毛澤民托帶的信。恰在那時，我看見了他著的一本關於湖南農民運動的報告。他是黨內重要幹部中第一個注意農民運動的。他親自到湖南各縣去實地調查農民運動狀況。這本書出版未曾經過中央宣傳部審查，但當時宣傳部並未實行黨內出版物審查權。五次大會以後，毛澤東奉命去湖南代替李維漢做省委書記，但至“馬日事變”之後才接了事。那時湖南的黨已走入地底下了。唐生智回長沙時，湖南省委布置黨員們張貼“歡迎勞苦功高的唐總司令!”標語，貼標語的同誌竟被唐生智部下兵士拖去痛打。何資深向毛澤東抗議這個標語，毛澤東才收回命令。當時人們還希望拉攏唐生智來抵製許克祥或何鍵哩!
毛澤東要回湖南去時，何資深已經知道他的意向，臨行送他一部亞東圖書館汪原放標點本《水滸傳》和幾幅湖南各縣郵路地圖。毛澤東很重視這兩件禮物，尤其後者，因為這是高潮時郵工同誌送給黨的，本非賣品，也很難得，其中所記村鎮及相互距離當然是比他種地圖可靠得多的。
毛澤東到湖南團結了過去各縣農民協會殘餘的武力，使之脫離了農民群眾，而自己保存起來。這就是後來“紅軍”的一種來源。
第三，鄭超麟認為毛澤東是個有獨立見解的人，不同凡響：五次大會前後，黨內種種陰謀中，毛澤東演了什麽角色，我不知道。他當然不滿意陳獨秀，但與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三人也是不融洽的。他是個獨立的人，他有獨立的見解和主張，與當時共產黨其他領袖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槍杆上出政權”。這是一個輕視工人運動的共產黨領袖；他不僅輕視工人運動，而且輕視一切與“槍杆”無關的運動。一個參加創立共產黨的人，在革命高潮當中鬱鬱不得誌，隻擔負一些不相幹的工作，直至革命已落於退潮時候，才露出頭角來，到了鬥爭改變了方式時候，才一躍而為全黨領袖，直至今日，——這個貌似離奇現象，其實完全可以拿他本人的性格和思想來解釋的。
對老人家保持有最基本的尊敬，大概也是鄭超麟在大陸解放時，不願意出走香港的原因吧。
